川普当选总统的那个晚上，我准备第一次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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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木子立风

全文共 4858 字，阅读大约需要13分钟

编者按：不仅仅是“华二代”，许多亚裔移民二代都在面临着对自我认知的困惑。我们来看看这位印度裔男生，是如何脱离了众人眼中的“好专业”，转而发现自己，通过帮助亚裔社区中的其他人，完成了自己与精神疾病的抗争。

2019年，我在康奈尔大学的亚裔美国人社团认识了Nathan Reddy，他主修美国研究，辅修亚洲研究和公共政策。Nathan也是校报《康奈尔日报》（Cornell daily sun）的编辑之一，在校时期，他多次在校报上以二代移民视角分享事实评论，呼吁亚裔美国人自我关怀，拥抱有色人种同性恋的性取向、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等等。

写作平台#StopAsianHate 停止亚裔仇恨专栏，最近也将他的一篇删减版自述选入了首页必读，我在2019年读到这篇自述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开始了解“亚裔美国人”和“对亚裔种族歧视”，并引发了我强烈的共鸣，他还和我分享了自己勇敢与精神疾病斗争的过程。下面内容由他和我的聊天内容以及他的自述整理而成。

今年8月份，我将在弗吉尼亚大学读教育学硕士。我准备以后做一位小学老师，我确定这次一定能够成功。之前我曾在一家非营利组织做线上老师和社工，专门帮助患有自闭症的儿童。

这些年，我与慢性精神病斗争，这段历程也改变我的人生。几年前，我在康奈尔大学公共服务中心帮助亚洲难民和孩子，和他们一起合作画了一副壁画。在我帮助这些青年治愈的时候，才真正实现了身份认同。

合作的壁画

从“别人家的孩子”，

到无法正常上学工作

2013年，我高中毕业。我以优异成绩考入康奈尔学习医学预科（Pre-med），算是一个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我的爸妈是美国一代移民，并在美国多年打拼后实现了“美国梦”，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我很感激他们。2013年，当我进入世界瞩目的一流常青藤医学院成为预科生，我非常清楚，自己的职业道路除了“自我实现”似乎不会出现其他事情。

高中时期和家人的合影（我是右一）           

但是自从大学开始，难以言表的痛苦成了我第一个朋友，我的脑海中开始出现无休无止的奇怪声音，强迫症（OCD）开始纠缠我。不久之后，我和医学的关系“突飞猛进”，没错，我去看心理医生了。

美国的心理治疗很大程度上来自主流，也就是白人的价值观，我的治疗团队把我作为“亚裔美国人”诊断，在当时临床定义里，美国著名多元文化心理学家阿特金森（Donald Ray Atkinson）对于亚裔美国大学生有最新最广泛研究，在他的定义里，对“文化适应”（acculturated）能力最强少数族裔学生需要满足下面三点：

（a）最认可专业心理帮助对个人的重要意义

（b）最能容忍心理疾病患者污名化现象

（c）最愿意与心理学家讨论他们的问题

因此，在阿特金森的定义里我是一个“文化适应”失败，精神有缺陷的亚裔美国人。但实际上，我的个体认知在“第三世界”（third world child，形容是在欧美国家长大的少数族裔孩子），而我们群体产生的心理问题，在心理学临床上是个空白。

我（中间）和我的大学同学，都是医学预科专业

当年我对心理学还是一无所知，学校治疗专家告诉我，严格服药和咨询治疗会有不错效果。于是，我还没成为医生，就已经亲身朝着临床治疗迈进了一步，但是抗抑郁药物左洛复（Zoloft）和安非他酮（Wellbutrin）对我没有作用，我只能把药停了。同时，我还会在心理治疗师面前整整一个小时地呆坐，沉默地盯着我的治疗师，但我依然无法从那种沉闷感挣脱出来。

2016年，在我大三时，我打电话给警察，告诉他们我想自杀。然后，巧合的是，在川普当选总统的那个晚上，我直接被护送到急诊室。虽然我的经历与川普无关，但是我想死，因为我感觉自己灵魂已经死了。

我的痛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沉重，以至于不得不休学。直到大约一年后，当我回到康奈尔大学时，我感到最茫然，但是我觉得不能再逃避现实。

重新进入校园，

我开始学习社会活动

在我从康奈尔休学之前，我曾与一个学校社区服务项目主管Amy会面，她鼓励我参与公共服务中心学者计划。Amy鼓励我继续探索出现在我心中身份识别问题的苦恼根源，并在学校选修亚裔美国人研究课程 -- AAS2100：南亚流散侨民。该课程由研究计划主任Viranjini Munasinghe教授，他是一位亚裔美国人，同时也是斯里兰卡美国人。

在这堂课上，南亚侨民的许多研究告重新帮我找到了定义。我们不同于其他亚裔，我才知道自己“被客观”定义为美国“棕色人种”（brown people），而“棕色人种”被视为美国重要组成部分。

印度人在美国标准刻板印象是IT程序员    

我在课堂上读过的最重要的作品是维杰·普拉萨德（Vijay Prasad）的《棕色人种的诅咒》（The Karma of Brown Folk）。他用民族志描述出我了我的成长经历：“年轻亚洲孩子像宠物一样，要表现出他或她的才华……许多印度裔美国人的父母担心，他们孩子不会继承自己的价值观……”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仿佛被人窥探了整个童年，原来我的经历并不是无声的呐喊！

我为这门课写的期末论文是一份宣言，呼吁所有亚裔美国人现在就认清自己的种族身份（racialize themselves）。我作为一个印度裔美国人，在美国土地上，我失去了“主体身份（subject postion）”，经过通过痛苦深刻的自我反省，解放升华了个人归属感。我明白了，我们每个亚裔美国人，都在经历着民族身份和美国人身份的“分裂” （splited），但这不是我们的错。

为了这门课，我也读了《亚裔美国的状况：1990年代的活动和抵抗》（The State of Asian America: Activism and Resistance）这本书由美国越南裔学者-活动家卡琳-阿吉拉尔-圣胡安（Karin Aguilar-San Juan）编辑。这本文集由亚裔美国人活动家撰写的文章组成；在这些文章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反抗往往是跨国性的，亚裔的斗争和祖国人民的斗争是联系在一起的。

同时，我还读到了美国如何阴险孕育出“被神化的模范少数族裔”的理念，书中把矛头指向社会和经济机构，模范少数族裔 “贬低了我们面临歧视受到的伤害，掩盖了我们人生的复杂和多样，并使我们对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的贡献变得不可见。”

在这个学期，我还选了一门AMST（美国研究）4130，民主公民服务研究：美国社会行动运动文学。这节课由奈特写作研究所主任达琳-埃文斯（Darlene Evans）教授，也是帮助青少年项目参与者必修课。我学习社会活动家的故事和知识，比如马丁路德金以及很多社会人士，他们可以为了信仰献出生命，我终于深度理解了，什么是勇气。

后来，Amy问我是否有兴趣成为“城市外联项目”参与者，帮助一些伊萨卡的克伦族（Karen）难民儿童，我就答应了，我已经迫不及待把自己所学的政治知识传递给他们。

孩子们教育了我，

我讲出了自己的故事

当年我是个激进分子时，在每个星期五和孩子们见面。孩子们和家人本来生活在缅甸（Burmese），但随后他们为了逃避种族屠杀，先是逃难生活在泰国难民营，但是他们后来不得不继续逃难，一部分被安置在美国纽约州伊萨卡，我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与这些孩子一起从事工作。

起初，孩子们并不急于了解“亚裔美国人”到底是什么，他们主要谈论作为克伦族人在生活中的斗争，甚至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变成了“亚裔美国人”。我甚至觉得和他们展开政治讨论太难了，假如我把“美国亚裔”宣传册发给他们，绝对是一种无比冒犯对方的行为。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工作一度停滞无法前进。

活动宣传海报

到了下学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我们和孩子们在伊萨卡中心举办了一个活动，公开展示我们的“数字故事”，它被称为 "社区之声"，无论种族、族裔和故乡的区别，孩子们用PPT等形式讲述生活故事，并在一系列照片配上声音描述。我也做了自己的“数字故事”，难以置信的是，当我开始展现脆弱一面的时候，我和孩子们之间第一次感到真正的联系。

我小时候从未觉得印度和我有什么关系，反而每次飞机飞回美国我才感觉回到家，我当时只是一个几乎不了解自己身份的孩子。我的父母都是说泰卢固语，但担心我英语学习，并没有教我母语。后来我开始学习印度教，以前我家人相信印度教的时候我根本不在乎，并向父亲询问家庭精神历史。我爸爸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一个美丽的故事，说在他的村子里，有一座供奉他曾曾祖母的寺庙，她守护着村里的居民。

克伦族难民，来自网络（由于美国保护青少年肖像权，这里无法放原图）

当我和孩子们的“数字故事”展出时，一位非裔活动家评论：“亚洲人来到这个国家并在这里取得成功，多好啊，但我们非裔美国人在这里奋斗了几百年，却没有任何进展，真不公平。” 我同她解释亚裔美国人面临的压迫并不少，只是形式不同，亚裔美国人的成功被美国以偏概全扩大，“被神化的模范少数族裔”只是一个美好的假象。

对于亚裔美国人来说，自由女神像所象征的美国梦，如今却变成了一种合理化对边缘化人群压迫的“造神”。但是，对于亚裔孩子们来说，这种诺言和信仰真实存在，也很重要。我们把“数字故事”融汇后，这些故事画出了一副壁画，该壁画将代表伊萨卡岛的克伦族人社区，事情都变得更好了。

我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我在努力回到社会

在另外一节大学课程上我意识到亚裔美国人的“永久外国人”，活在“第三世界”和美国主流里也不是二元对立的，现实往往更复杂，普拉萨德（Prasad）让我知道：我是“少数族裔模范”的亚裔，我的存在被用来维持对非裔的歧视，并延续白人至上。

普拉萨德书中还描述道：移民的利益无论多么遥远，都在占主导地位的全球资本中，这种看不见的痛苦在第一世界国家算是“隐形的痛”。是的，自从我出生以来，家人们为了在美国维护一席之地，就意味着要提升社会阶级，而这就是对种族主义的“抵抗”。另一种反抗形式，则是印度社区鼓吹着印度人“民族主义”，充满了不稳定和粗俗。

这时，教授盘问起我：

“我们怎么寻找出路？亚裔经常受制于美国社会，成为反对非裔的工具。”

好吧，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做！于是我觉得被自己绊住了，我们亚裔在种族系统中，总被放在开明不惹事情的“他者”位子上，但如果行动就代表着承认社区深处的种族主义。并且，我要用普拉萨德的话治愈我的“本族”。

我和姐姐小时候的照片

在这些摇摆中，我仿佛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人。但如果现在被问起的时候，我会说“印度裔美国人”。对我而言，印度人在美国的威胁论让我更努力，打破一些无形的传统。我最大的恐惧曾是被迫在自己的生活中扮演那个“辅助角色”，大部分亚裔美国人经历过，但不一定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公正现象。

我通过发表激进言论来反抗它。我在medium和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的深度剖析和经历，引发大家的共鸣。因为我带来的“文化”独一无二的，特殊身份不应该影响我在美国社会占有一席之地。

我的母亲，父亲和姐姐可能永远不会像我这样大声讲出自己的故事，我父母也不认为这是他们该做的事情。这看似疯狂，但实际上会将我们的身份的多个层面带入一个公众，重新定义。并且应该注入主流讨论，让社会发生新的变化。

我选择面对“分裂”。亚裔美国人不应忽视或缓解这种紧张关系，而应该拥抱它。在美国，我看到少数民族一直努力把自己打造成“非刻板印象”个体，但这更令人窒息，无异于创造新的刻板印象，而人类个体的复杂性并不能真的被看到。

我们不能放弃一切，只是为了变成另一个人。我们不能用压迫来定义自己，在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应要求社会接受不同个体，朝着建立一个真正的，受到欢迎的亚裔美国人社区迈出的第一步。

过去的两年家人在帮我康复，我的生活比较平淡，我现在在尽全力掌握生活，并积极主动去社交。在大学时期我太依赖导师了，现在我想独立生活下去。我曾经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硕士，在没有导师帮助的情况下我很难面对生活，然后不得不二次休学。

但是，我很期待目前能再次走进社会，再次回到校园。

自杀曾经是我抵抗世界的方式之一，我告诉自己，生活本如此，但是现在我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理解，虽然我依然在和精神疾病作斗争，但是最深的伤痕已经治愈，我最感激认识大学辅导员Amy，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些孩子，我不会回印度，我会继续讲我的故事，坚持和各种斗争抵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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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Reddy, Nathan () "A Story of Stories:一个亚裔美国人的参与哲学，"国际大学生服务学习、领导力和社会变革杂志。Vol. 9: Iss.2, p. 1-12.

见：https://opus.govst.edu/iujsl/vol9/iss2/3

Aguilar-San Juan, Karin."将问题联系起来。从身份认同到行动主义"。The state of Asian America:The state of Asian America: Activism and resistance in the 1990s.Ed.Karin Aguilar-San Juan.South End Press, 1994.

Atkinson, Donald R., and Ruth H. Gim."亚裔美国人的文化认同和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态度"。咨询心理学杂志》36.2（1989）：209。

Ong, Aihwa."制造生物政治主体。高棉移民、难民医学和加利福尼亚的文化公民身份"。文化指南针：亚裔美国的民族学探索。Ed.Martin F. Manalansan IV.Vol. 174.天普大学

Press, 2000.

Prashad, Vijay.The karma of brown folk.U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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