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之后，美国几乎什么都错了
编者按：今天是911事件发生的20周年。当我们回顾过去，不难发现911对美国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在事件发生后，美国在许多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上都发生了巨变。但是这些改变到底是好是坏？未来又会如何？不妨读读本文获得一些新的看法。
本文原文标题为“The U.S. Got Almost Everything Wrong After 9/11” ，原文作者Garrett M. Graff。
铲除世界上的“恐怖”和“邪恶”的使命将美国引向悲剧性的方向。
作者加勒特·M·格拉夫是一名记者、历史学家，也是《天空中唯一的飞机：9-11的口述史》的作者。
在9-11事件发生后的星期五，乔治•W•布什总统参观了纽约市的世贸遗址，世界将其称为“归零地（Ground Zero）”。当救援人员喊着，听不到布什总统扩音器讲话时，他转向他们，来场即兴发言：“我能听到你们，”他喊道， “整个世界都能听到你们，当我们找到那些撞倒大楼的人时，他们很快就会听到我们所有人的声音。”每个人都在哮叫。在当天晚些时候的祈祷仪式上，布什概述了未来的明确目标：“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已经很明确：应对这些袭击，消除世界上的邪恶。”
两天后，当时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会见新闻界》（Meet the Press）节目中做出他自己的报复性承诺。他对主持人蒂姆·拉塞特（Tim Russert）说：“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得在暗处工作，”他补充说，“我们必须在情报界的暗处花时间。如果我们要成功，这里需要做的很多事情将不得不悄悄进行，使用我们的情报机构可得的资源和方法，不需任何讨论。这就是那些人的运作的环境，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可用手段，这将是至关重要的。”
回顾往事，切尼那天的评论定义了美国未来20年里对9-11恐怖袭击的反应，当时的美国接受用“黑暗面”来对抗很快被称为“全球反恐战争”（用政府的话说就是“GWOT”），即一场全方位、不遗余力、全社会和全政府对抗人类历史上的大罪恶的战争。
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判。
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成为美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改写了全球联盟，重组了美国政府，甚至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感觉，许多大楼加设安全检查站和磁强计，防护柱像野草一样在美国街道上发芽。
我是《9-11口述史》的作者。我的另外两本书记录了9-11如何改变联邦调查局（FBI）的反恐努力和政府的末日计划。今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制作一个关于袭击事件遗留问题的播客。一路走来，我采访了在9-11袭击前追捕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和基地组织又在当时不被听信的FBI特工；纽约市、首都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急救人员和袭击幸存者；在袭击发生时躲在白宫地下掩体和弗吉尼亚乡村的政府官员；9-11时与总统一起乘坐空军一号的乘客；以及十年后杀死本·拉登的海豹突击队。我采访了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情报局的局长；中情局黑牢里的审讯员；以及在伊拉克的蜘蛛洞里发现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人。
当我们迎来9-11事件20周年之际，我无法逃避这个悲哀的结论。美国作为一个政府和一个国家，几乎所有做出的回应都是错误的，无论是在大问题还是在小问题上。全球反恐战争取得了两项关键性的胜利：基地组织的核心组织再也没有袭击过美国本土，其领导人本·拉登在袭击发生十年后的一次极其成功的秘密行动中被追捕并击毙。但是，美国定义的目标更为宽泛，从几乎任何其他方面来看，反恐战争都削弱了美国，让美国人愈加恐惧，愈加不自由，道德上愈加受损，在世界上愈加孤独。9-11这个最初在美国人中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团结感的日子，如今却已成为不断扩大的政治分化的背景。
美国的失败始于袭击发生的最初几个小时，一直持续到今天。事后容易发现我们如何出错，何时出错。但更难理解的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怎样才能把事情做对。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屈服于恐惧。
2001年9月11日最有说服力的部分是，第一架飞机于上午8点46分在世贸中心坠毁，第二架飞机于9点03分坠毁。在这间隔的17分钟里，显示出这个国家的全然天真。
图源：britannica.com
第一场空难在上午8点49分全国电视上直播。虽然感到惊恐，但许多看到画面的美国人仍然继续他们的早晨。在纽约，通勤轮渡的船长彼得·约翰森（Peter Johansen）回忆说，事后，他在华尔街码头停靠，他的每一位乘客都下船走向曼哈顿下城，即使报纸和碎片从炸毁的北塔上纷纷落下。
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给当时在佛罗里达州的布什总统打电话。他们讨论了坠机事件，一致认为这很奇怪。但赖斯仍按照原定计划，在上午9点召开员工会议，而布什则走进艾玛·E·布克小学的一间教室，宣传他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计划。在联邦调查局，新上任的局长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正在听取关于基地组织和2000年美国军舰科尔号（USS Cole）爆炸案的简报，一名助手打断了他，告诉他关于第一起坠机事件的消息；他看着窗外明亮的蓝天，想知道一架飞机怎么会在如此晴朗的日子撞上世贸中心。
这些平静的反应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对于那个9月早晨的美国来说，却是完全合适的。十年前冷战的结束理应结束了战争历史。今天，参观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小石城的总统图书馆，你会感叹1990年代的一切，似乎都是如此低风险。
但在第二次坠机后，以及随后在五角大楼和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Shanksville）郊外发生的坠机事件之后，政府陷入了恐慌。真的没有别的说法能来形容了。恐惧在指挥系统中蔓延开来。副总统切尼在第二次坠机后的几分钟内被紧急送往安全地带，他后来反思说：“在此后的几年里，我听到有人说，我在9-11之后变成了另一个人。我不这么看。但我坦率地承认，从白宫的地下掩体看到一场对我们国家的协调一致、毁灭性的攻击，会影响你对自己责任的看法。”
最初的恐惧似乎是有根据的。专家们警告说，可能会有第二波攻击，全国各地都有基地组织的潜伏小组。几周内，神秘的炭疽粉末信封开始在佛罗里达州、纽约州和华盛顿州造成人们生病和死亡。整个国会办公大楼被穿着防护服的政府工作人员封锁。
对普通公民来说，这个世界突然变得非常可怕。而在情报简报的闭门会议上，情况甚至更糟。美国的国家领导人赖以作出决定的情报筛选工作变得分崩离析。在联邦执法部门和间谍机构“未能将各种证据联系起来”的批评声中，每个人分享所有事情，每一条线索似乎都被当作事实。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在9-11的后慌乱时代担任副总检察长。2009年，他告诉我，他对每天落在总统办公桌前的未经核实的情报感到震惊。科米说：“当我开始工作时，我相信，美国政府底层的情报像是一条巨大的信息消防水龙管，随着水龙管一层接着一层上升，信息也被削减，直到最顶层的总统接收到是清凉的小喷泉。我震惊地发现，在9-11事件之后，信息消防水管直接一层层向上传递。每天早上，消防水管都会直接打到FBI局长、司法部长，然后是总统身上。”
James Comey，图源：Time
根据9-11事件后不久的一份报告，恐怖分子设法偷运一枚核弹到美国，藏在匹兹堡和费城之间的某辆火车上。这条线索原来是来自一个线人，他误听了两名男子在乌克兰的一个厕所里的谈话。换句话说，线索来源于一个可怕的全球电话网络。此后数周，布什会在简报会上问：“这是另一起乌克兰小便池事件吗？”
即使是被推翻的阴谋，也让人觉得美国正受到一个阴暗、无情和广泛的敌人的持续攻击。布什政府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具有明确成员身份和独特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团体，他们利用美国安全系统中可修复的缺陷实施了9/11袭击。相反，布什政府在全国发动了一场模糊的、最终是灾难性的努力，以消除世界上的“恐怖”和“邪恶”。
当时，一些评论家礼貌地指出，向这些模糊的概念倾斜是危险的，但惊愕的美国公众似乎渴望一个充满更高目标的大胆回应。正如记者罗伯特·德雷珀(Robert Draper)在《发动战争》(To Start a War)中写的，他记录了布什政府从阿富汗到伊拉克的谎言、混淆和自欺欺人的新历史，“在9-11事件的余震中，摇摇欲坠的美国发现自己被直言不讳的男性领袖们稳住了，他们镇定自若、眼神故作坚定的态度似乎是全国范围恐慌的唯一解药。”
第二架飞机在9点03分坠毁，在全国数百万台电视机上直播，暴露了美国人对我们世界的理解存在差距。这些差距包含了谨慎和偏执，自由国际主义和复仇军国主义，中东民主化的使命和在军事僵局中越来越无意义的运动，所有的这一切都可能以共同的国家目标的名义倾巢而出。美国领导人的深度恐慌和敌人的无定形性导致了一系列悲惨的抉择。
我们选择了错误的方式来寻求正义。
在9-11之前，美国有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符合宪法且行之有效的针对恐怖分子的行动手册。恐怖分子在世界任何可能被抓获的地方被捕，在普通联邦法院受审，如果被定罪，将被送入联邦监狱。1993年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的主谋？在巴基斯坦被逮捕。1998年的大使馆爆炸案？在肯尼亚、南非和其他地方被抓获。就在9-11事件发生的当天早上，FBI特工在瑞典逮捕了一名与袭击美国军舰科尔号有关的基地组织策划者。对新的袭击事件的策划者和帮凶的追捕本可以在民事法庭上进行类似处理，民事法庭对公民自由的保护将向世界展示，即使是最恶劣的邪恶，也会在法律面前得到合理的公正。
相反，2001年11月13日，布什总统在一项行政命令中宣布，那些在反恐战争中被围捕的人将不会被当作罪犯，甚至不会被当作战俘，而是被列入一个称为“敌方战斗人员”的模糊类别。
虽然公民自由主义者警告前面是一条黑暗的道路，但美国人似乎不仅对这种新方法不屑一顾，也接受了这种不受任何限制的政府回应。用好莱坞模仿地缘政治生活的离奇案件，基弗·萨瑟兰（Kiefer Sutherland）的反恐幻想片《24小时》在布什制定反恐战争新路线时首播。该剧的时钟滴答作响和越界的主角告诉美国人，阻止邪恶意味着作恶，拷打嫌疑人可以得到成果并拯救生命。这部福克斯电视剧大受欢迎，里面生动的暴力和酷刑也是吸引观众的关键卖点。
中情局实际上在《24小时》首播的几周内就采用了萨瑟兰的做法。中情局在世界各地设立“黑牢”，关押恐怖嫌疑人，迫使他们开口。当时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创建并公开庆祝关塔那摩（Guantánamo）监狱，认为古巴的关塔那摩是美国法院、人身保护令和正当法律程序都无法触及之地。政府将有经验的FBI审讯员从人员中剔除，取而代之的是年轻、未经训练的军人和中情局审讯员。间谍机构聘请了外部心理学家，他们设计了残酷及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的技术，包括殴打、强迫裸体、操纵饮食、感官剥夺、将囚犯以受压姿势铐住数小时、将囚犯关在模拟棺材里、剥夺他们的睡眠、将他们扔到墙上、以及对他们实施水刑，美国称之为“强化审讯”。其他所有人都会称之为酷刑。所有这些都不是在《24小时》滴答声场景下进行的；大多数审讯在囚犯第一次被拘留后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才开始。
9-11事件发生20年后，尚不清楚是否有一条有意义的情报来自于酷刑计划。后来美国参议院的一项调查确定，酷刑计划是针对中情局关押的几十名囚犯部署的。我们对中情局在关塔那摩囚犯和“敌方战斗人员”施以酷刑，无论它们是否有效。类似的虐待事件也发生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那里的看守对囚犯进行性虐待和羞辱。这个时代的道德污点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伊拉克的基地组织，也就是随后演变成残暴的伊斯兰国（ISIS）的组织，后来利用这些形象来对付我们——把自己的囚犯穿上关塔那摩的橙色连体服到处游行。然而，美国领导人还是继续接受这种做法。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竞选总统时承诺将“双倍关塔那摩”。而无论是军队还是中情局的高级官员，都从未对以美国的名义造成的死亡、堕落和虐待负责。恰恰相反：唐纳德·川普总统甚至将曾监管泰国黑牢的吉娜·哈斯佩尔（Gina Haspel）提升为中情局局长。
与此同时，将恐怖案件从传统的联邦法院移至军事法庭，对9-11事件受害者的家属来说，还是没有任何结果。到目前为止，关押在关塔那摩的被指控为9-11事件策划者中没有一人面临审判。军事委员会称袭击策划者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和四名共同被告的诉讼仍处于预审阶段。审判可能会在明年，或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开始。与此同时，美国军方每年要支付数百万美元来维持古巴的这所监狱，关押中老年恐怖嫌疑人。军方意识到正义不会很快到来，计划在未来几年引入养老院和临终关怀服务。相比之下，传统的联邦法院在9-11后的几年里多次成功审判了恐怖主义嫌疑人，包括扎卡里亚斯·穆萨维（Zacarias Moussaoui ），他是9-11阴谋中唯一被定罪的帮凶。
在国内，我们以错误的方式重组了政府。
在9-11袭击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政府的严重失误开始成为焦点。中情局、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都忽略了阴谋的一部分；官僚主义的惰性和机构间的嫉妒阻碍了可能破坏迫在眉睫的袭击的情报共享；中情局甚至知道其中的两名劫持者，即基地组织特工，当时就在美国境内。次年3月，移民归化局通知佛罗里达州的一所飞行学校，它已经批准了9-11袭击中两名劫机者的签证，包括头目穆罕默德·阿塔（Mohamed Atta）。显然，美国的情报、反恐和执法系统需要全面改革。在最初的一些不情愿之后，布什政府围绕 “国土安全”对联邦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重组，在袭击发生之前，“国土安全”这个词在美国的生活中几乎不存在。
重组的某些方面被证明是成功的。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国家反恐中心和司法部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司的结构在政府内部都是积极的。最大的变化是成立了国土安全部，这是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政府重组，但事实始终证明，这是一个错误。
在无可争议的应急管理计划部门中，国会强行将政治色彩浓厚的移民和边境安全机构塞了进去，这种设置使应急管理被忽视了。除了有缺陷的官僚结构和组织结构外，国土安全部还带有错误的“基因”。与司法部不同，它没有植根于尊重法治的机构文化。新部门不受美国自由和开放传统的影响，它的成立是为了从“它会伤害我们吗？”的视角看待一切。这种腐蚀性思维在移民和边境管制问题上尤为明显。欢迎新公民和新家庭的文化，转变为质疑和怀疑，尤其当碰巧遇到皮肤黝黑的移民。
国土安全部帮助建立了几十个所谓的州融合中心，这些机构几乎不受审查。它们表面上促进了各级政府间的情报共享，但实际上，目标是那些根本不具备恐怖分子资格的人，比如反战组织成员。国土安全部还加快了地方和州警察部门的军事化进程，这些部门将自己重新定位为应对美国本土恐怖袭击的潜在前线人员。国土安全部的数十亿美元涌入美国的城市和小镇，再加上五角大楼的计划，为警察提供了重型装甲军车、步枪、手榴弹发射器和其他战术装备等战争武器。不难得出结论，我们国家的警察从地方守护者转变为全球反恐大战的战士，这在警察和他们巡逻的社区之间造成了更大的隔阂，并加剧了紧张局势，导致了“黑人命也是命”的运动。（同样，移民和海关机构在9-11事件后采取的激进、政治化的执法行动，也引发人们类似“废除ICE ”的反抗。）
只有20年前周二上午9:03那一刻的震惊，才能解释为什么美国要拼凑出一个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式的内阁部门来抵御恐怖分子。国土安全部的一个部门，即新成立的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经历了雇员激增，但由于执行不力，以至于该机构成为靠近墨西哥边境地区的主要腐败威胁。新的执法人员和官员在没有完成背景调查之前就被派往工作现场。(一位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在2015年告诉我，“我们犯了一些错误。我们后来发现，我们确实雇用了毒品卡特尔组织成员。”)
即使在今天，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将其任务称为“将恐怖分子及其武器拒于美国之外，同时促进合法的国际旅行和贸易”。但部门执法人员发现，随着移民逃离中美洲的暴力，他们主要在南部边境执行人道主义任务。这种资源、培训和人员的不匹配能解释为什么国土安全部员工的士气远低于整个联邦政府。
去年夏天，在围绕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谋杀案的抗议活动之后，国土安全部的执法人员和官员在全国范围内乱作一团。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联邦官员从街上掳走公民，并把他们推进没有标记的出租货车。这些事件都清楚揭示了在国家焦虑的时刻建立一个新的执法官僚机构的危险，这实际上是将恐惧永远载入了法律。
图源：skysports.com
在国外，我们挥霍了全世界的善意。
在9-11事件刚发生时，一个罕见的亮点是世界各地的人们视我们所受的袭击，如同他们也受到袭击。但从那时起，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所采取的几乎每一步都让我们失去了朋友。
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犯下的军事和外交错误在事后看来如此明显，并且其他人已经对这些错误进行详尽记录，因此不需要在此重述。一开始，阿富汗似乎注定是一场非凡的胜利。2001年秋天，在我们入侵几周内，美国赢得了一场有限、有重点的战争，但布什政府却转而入侵伊拉克，发动了一场选择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理由与政府其他许多决定依据的不良情报和散步恐惧的做法大致相同。伊拉克的溃败也导致了在阿富汗的失败，尽管两国花费了数万亿美元，发生了太多的流血事件。
在犬儒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怀抱中，我们依靠盟友，尤其是埃及、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这让我们的战争更血腥，代价更高。这些国家自己的官员资助甚至窝藏了美国正在打击的恐怖网络，他们残暴和腐败的政府是如此的道德沦丧，以至于成为未来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招募海报。
在阿富汗，我们与一些可怕的军阀和腐败的政客建立共同事业，这些人掠夺社区、偷窃美国纳税人钱财和洗钱、贩运毒品，还与我们本应与之战斗的人进行幕后交易。2011年阿富汗总统的兄弟被暗杀后，《卫报》称这位阿富汗南部的“黑手党老大”是“一个腐败、奸诈、无法无天、自相矛盾、卑躬屈膝和迷人”，但他还不是那位美国检察官在积极调查涉嫌腐败的总统兄弟。我们宽恕了强奸儿童的行为。我们扶持了一个从未反映人民意愿的政府，这个政府在其本国公民看来是如此不合法，以至于在今年夏天美军撤离时，它在几天内就垮台了。它的领导人还是最先逃离的人。
我们选错了敌人。
值得一提的是，布什总统一开始努力确保美国与基地组织的斗争不被视为对伊斯兰教的战争。2001年9月20日，他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全国讲话中说：“美国的敌人不是我们的许多穆斯林朋友”。“这不是我们众多的阿拉伯朋友。我们的敌人是一个激进的恐怖分子网络和每一个支持他们的政府。”但他也扩大了斗争范围，包括击败“每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恐怖组织”，并将此变为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在对美国人民的讲话中，他宣称：“美国人在问，‘他们为什么恨我们？’他们恨他们在这个会议厅里看到的：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他们的领导人是自我任命的。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的投票和集会的自由。他们也互不认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教福音派领袖和保守派政客的激烈言辞，美国不与伊斯兰教开战的信息变得模糊不清，特别是当美国在打击基地组织的成功演变为一场针对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分支机构的长期战斗时。
仇外心理很快战胜了领导人的美好愿望，特别是右翼领导人。这场始于一个被全世界其他人谴责的意识形态团体，其成员可能只有约100名铁杆追随者的战争，演变成更大规模的打击 “恐怖”的斗争，额外的猜疑将落在数万人身上，然后是数十万人身上。
即使反恐战争迅速削弱了任何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实施像9-11那样的重大袭击的能力，但它所造成的心态毒害了美国和它的政治。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猛增，针对锡克教徒的仇恨犯罪也是如此，因为人们太过懒惰或充满敌意，懒得去了解两者的区别。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仇视伊斯兰教的培训在FBI和军队内部蔓延，至少在媒体曝光之前是如此。2008年，共和党的发言人错误暗示巴拉克·奥巴马是个不折不扣的穆斯林，仿佛有这个全球有十亿人信奉的这种信仰就足以让候选人失去资格。
这种对穆斯林的妖魔化导致了唐纳德·川普所接受的“出生论”，使他在共和党基本盘中深入人心，赢得共和党总统提名，并利用一个煽动对移民、ISIS和恐怖分子的恐惧的平台，赢得白宫。
图源：CNBC
同时，尽管最初谈论的是将邪恶从世界上驱逐出去，但全球反恐战争似乎只专注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却忽视其他杀害美国人的威胁。在9-11事件后的20年里，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死于大规模杀戮者之手，只不过这些杀手不是我们在2001年发动战争的那些人。受害者包括在教堂、犹太教堂和寺庙做礼拜的人；在商场、电影院和沃尔玛的人；大学和社区学院的师生；护理学校的教授；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孩子；阿米什人学校和明尼苏达州原住民保留地的孩子；在拉斯维加斯被机枪从酒店窗户射死的近60名音乐会观众。但这些屠杀都不是由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和金钱来打击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所为。自9-11以来，被国内恐怖分子杀害的美国人比被外国恐怖分子杀害的更多。政治压力使国家安全官员无法将注意力和资源重新集中在白人民族主义者、武装民兵和其他因反恐战争中的反移民、反穆斯林情绪激发出来的团体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威胁上。
两起飞机坠机时间相隔17分钟。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通勤者抬头看着从北楼升起的浓烟，仍在继续他们的工作，这是一个今天完全无法辨认的纽约和美国的缩影。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19年夏天，时代广场上一辆摩托车发生回火的视频。人群纷纷逃离；仅一声巨响，就有数千人逃命。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做出的选择腐蚀了我们的国家心理和政治之后，我们是一个充满恐惧和分裂的国家。恐惧加剧了分裂。枪支销售随着飙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发现自己又在与一个阴暗多变的敌人作斗争。在过去的18个月里，新冠病毒每三天造成的死亡人数相当于9-11事件的死亡人数。总死亡人数超过了怀俄明州的全部人口。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中至少有一部分堪称楷模：创新和有效的抗病疫苗已被开发、批准，并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免费提供给大多数美国成年人。然而，新冠危机非但没有将我们团结到一起，反而将美国人推得更远。历史学家们总有一天会研究这一时刻，并想知道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如此支离破碎，以至于在这场危机中摸不着头脑，即便从技术上，我们是有能力处理好的。
不幸的是，答案也很简单：我们在面对当前的危机时，几乎没有9-11事件最初创造的希望、善意和团结，而这一现实与恐惧和怀疑是分不开的，这种恐惧和怀疑主导了美国对2001年袭击事件的反应，并产生了一连串的悲惨后果、自私自利的选择和有毒的政治。20年后，回首往事，我无法回避这样的结论：9-11之后，我们最终与之斗争的敌人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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