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翻译自Vox的文章“Affirmative action is facing its most difficult test”，原文作者Fabiola Cineas 和 Ian Millhiser。
最高法院将听取两起平权法案相关案件的辩论，这两起案件可能会彻底改变招生人员在大学申请中考虑种族因素的方式，甚至可能完全禁止考虑种族因素。近50年来，最高法院一直支持在招生中考虑种族因素，但现在不同的是，保守派占超级多数。在九位大法官中，现在有六位是保守派，随着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承认他倾向于种族中立的录取政策，全面禁止平权法案可能即将发生。最高法院目前正在审理的两起诉讼案--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诉哈佛学院院长及研究员案和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诉北卡罗来纳大学案--的直接问题是，最高法院是否应该推翻2003年的格拉特诉布林杰案（Grutter v.Bollinger），该案认定种族在大学录取中可以发挥有限的作用。在实践中，当大学在众多同等优秀的学生中做出决定时，种族往往起打破平局的作用。图源：thecrimson
然而，这些案件的总体利害关系要广泛得多。目前两起案件的原告主张宪法的"色盲"（无视肤色）理论，禁止政府在几乎任何情况下考虑种族问题，包括试图自愿整合种族隔离的小学和其他机构。诸如格拉特（Grutter）这类案件的裁决赋予政府有限权力以促进种族多样性。尽管两案的裁决可能要等到2023年春季法院休庭前才会公布，但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案件很可能会完全取消这一权力。针对私立大学的哈佛大学的案件认为，哈佛考虑种族因素的选拔程序歧视亚裔美国人的申请者，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因此亚裔被录取的可能性低于具有类似资格的非裔、西班牙裔或白人候选人。针对北卡罗来纳州名牌公立大学的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案件声称，在其他录取标准中不公平地使用种族，对某些代表性不足的群体的申请人给予过度的优先考虑，在这个录取过程中歧视亚裔和白人学生。该案的原告认为，这种做法既违反了《民权法案》第六章，也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保障的平等保护。这两起案件都认为高校忽视了种族中立的替代方案，这种方案也可能有助于他们实现多样性目标。由保守派法律策略师和前股票经纪人爱德华·布鲁姆（Edward Blum）牵头的"学生公平录取"（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组织在2014年提起了这两起诉讼。布鲁姆实际上并不是学生，他从保守派捐赠者那获得数百万美元的资助，以招募原告来挑战他认为不公平的基于种族的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布鲁姆已经对平权法案的做法和投票权立法提起了20多起诉讼。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学院和大学一直在使用平权法案，最初是为了鼓励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入学，减轻大学系统几十年来种族隔离的影响。自1978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加州大学董事会诉巴克案（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以来，最高法院多次认为，这类计划可以作为促进大学学生群体多样性的工具，当申请人资质相似时，申请人的种族或民族背景可以被视为一个加分项。法院认定，来自代表性不足的种族背景的学生可以"促进有益的教育多元化"，使所有学生受益--这一目标对大法官来说足够有说服力，因此他们继续使用这一说法。自巴克（Bakke）案以来，尽管有多个挑战，法院仍然支持招生中采取的平权法案，包括最近在2016年裁决的费舍尔诉德克萨斯大学案（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其中白人女性阿布盖尔·费舍尔（Abigail N. Fisher）声称，她被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拒绝，因为该校优先考虑有色人种的申请人。尽管几十年的研究支持更多样化的校园对所有学生都有利的结论，但"色盲"理论的前提是，有种族意识的政策本质上是错误的，以至于无论有多好，都无法持续。这种理论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如第17任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总统是一位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任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阻挠重建，他否决了寻求提升已被解放的奴隶的地位的法律，因为他声称这些法律将"为有色人种的安全建立的保障措施远远超出了政府为白人所提供的任何保障"。包括罗纳德·里根总统在内的保守派人士也对平权法案进行了类似的攻击，通常将此类计划描述为"反向歧视"。现在，这种论调得到了哈佛和北卡罗莱纳案件背后的白人活动家布鲁姆的响应（值得注意的是，他也参与了费舍尔案）。布鲁姆在1月份的一份声明中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多种族、多族裔的国家，大学录取不能提高某些种族和族裔群体的入学门槛，而降低其他种族和族裔群体的入学门槛。我们的国家不能用新的歧视和不同的种族偏好来弥补过去的歧视和种族偏好。"图源：harvardmagazine
然而，校园仍在努力促进多样性，倡导者说，即使美国在迅速多样化，平权法案仍然是必要的。例如，2020年，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57%的本科生是白人，12%被认定为亚裔，9%是西班牙裔或拉美裔，8%是非裔，4%来自国际地区。"考虑种族因素的录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深入到美国社会认为谁应该得到机会，"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T Austin）的教育和法律教授莉莉安娜·加尔塞斯（Liliana Garces）说，她曾代表德克萨斯大学、哈佛大学和北卡罗莱纳大学撰写非诉讼辩护状。"我们说的‘应得的’究竟是什么。应得就是个人努力工作的结果吗？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标准化考试本身是带偏见的，衡量的是某些家庭拥有的财富？[平权法案]从根本上触及了我们社会中的种族和种族主义问题，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实现这样的理想，即种族或族裔不会以我们认为不应该的方式影响我们的生活。"那么，考虑种族因素的录取是如何以及何时变得普遍的，至少在精英大学是如此，它们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如果最高法院终止平权法案，又会发生什么？平权法案是指在分配资源或机会时考虑身份的某些方面--如种族、民族、性别、残疾状况，甚至退伍军人身份等的方案和政策。在教育机构的录取过程中，在工作场所的雇用和晋升中，以及在合同签订等领域都可以看到平权法案，为了鼓励代表性不足的群体的参与。平权法案的例子包括要求联邦办公室与种族代表性不足的群体签订合同，以获得联邦资金，或者学校将种族作为评估申请人的众多因素之一（通常称为"种族意识录取"）。当一个组织设定目标，要雇用或提拔更多的女性，或招募退伍军人，这也被认为是平权法案。审查招聘政策以更好地适应代表性不足的群体或制定培训计划来支持这些群体的公司，也可以说它们参与了平权法案。平权法案的支持者历来拥两个理由来解释平权法案为什么应该存在。首先，美国社会有义务纠正过去的不公正现象，这意味着要提升历史上被边缘化或不公对待的种族和其他群体。但在巴克案中，多数大法官否决了这一论点，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法官写道，提升弱势种族群体的学生地位，并不能作为学院或大学对白人申请人施加不利条件的分类的理由。不过鲍威尔接受了平权法案的另一个道德理由，即多元化的校园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论点。鲍威尔在巴克案中写道："国家的未来在于培养出的领导人能广泛接触多元的思想和风俗，就像这个国家是由许多民族组成的一样"。这种想法认为，与不同种族的人一起求学的学生将从同学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并因此获得更好的教育。当他们毕业后为那些希望吸引来自不同背景的客户和顾客的公司工作时，他们也会成为更有价值的员工。换句话说，最高法院的平权法案案件一直以白人的利益为中心。鲍威尔在巴克案中的意见排除了平权法案的存在仅仅因为它有利于有色人种的可能性。鲍威尔的结论是，一些大学的平权法案方案是可被允许的，但它们之所以被允许，是因为它们最终惠及了美国白人，而不仅仅是有色人种学生。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最高法院对格拉特案和费舍尔案的裁决甚至比巴克案更怀疑考虑种族因素的录取方案。这两项裁决都指出，通常情况下，不分肤色应该是规则，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允许偏离这一规则。然而，这些决定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高校在决定录取都可能在学校获得发展的申请人时，可以对种族给予有限的关注。在这样的裁定中，最高法院再次以有权势的行为者的利益为中心，而不是以其他有色人种少数群体的利益为中心。"美国主要企业已经明确表示，只有通过接触广泛多样的人、文化、思想和观点，才能培养当今日益全球化的市场所需的技能，"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 'Connor)大法官在格拉特案中写道。由于最高法院历来对平权法案持矛盾态度，它对平权法案方案施加了一些重大限制。例如，一些大学过去实行配额制度，即为特定群体的学生留出一定数量的席位，但这种做法在巴克案中被视为非法。其他学校曾使用积分制，根据成绩和考试分数等因素，以及种族、民族、地理、运动员身份或校友子女等因素，对申请人进行"积分"。在格拉特案中，法院认为学校不能采取这种数学的精准方式来权衡种族。根据现行法律，种族可以作为整体过程的一部分来考虑，用格拉特案的话说，就是考虑了"多样性的所有相关因素"，有时会"选择那些比代表不足的少数民族申请人更有潜力提高学生群体多样性的非少数族裔申请人"。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很少有学生会因为他们的种族而被录取或被拒绝。例如，北卡罗莱纳大学说，学校在决定录取哪些学生时考虑了"40多项标准"，包括学习成绩、体育或艺术才能、还有服兵役。如果非裔或西裔申请者的种族背景会增加新生班级的多样性，那么他们可能会有轻微优势。学校还优先录取退伍军人或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因为它认为这些学生有宝贵的经验，他们的同学可以从中学习。事实上，一家联邦法院发现，"种族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决定中只占很小一部分"——"本州学生为1.2%，外州学生为5.1%"。平权法案并非始于大学体系，而是始于劳工政策。根据历史学家休·戴维斯·格雷厄姆（Hugh Davis Graham）的说法，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35年的《国家劳动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中，这是罗斯福新政一项关键立法，赋予雇员组建工会的权利，并要求雇主与他们进行集体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平权法案被用作一个术语，迫使从事不公平劳动行为的雇主对受害者进行赔偿。Hugh Davis Graham
在教育方面，平权法案在民权运动期间开始在活动家中渗透，社会学家安东尼·S·陈（Anthony S. Chen）和丽莎·M·斯图尔伯格（Lisa M. Stulberg）说，平权法案在两个关键阶段成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第一阶段是从1963年到1965年，包括惠特尼·杨（Whitney Young）、肯尼斯·B·克拉克（Kenneth B. Clark）和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内的活动人士支持形成招生政策的理念。他们认为，平等对待美国非裔并不足以解决长期存在的种族不平等。在金博士1964年出版的《我们为什么不能等待》一书中，他解释说，由于美国种族主义的性质，非裔在工作场所和教育方面应该得到"特殊的、补偿性的措施"。在1965年的一次采访中，金博士解释说，他认为"要求为非裔或任何其他少数群体提供数十亿美元的优惠待遇的计划是公平的"。同年，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在霍华德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阐述了平权法案背后的补偿性理由：“简单几句话无法抹去几个世纪以来的伤痕。你不能只是说，‘现在你可以自由地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想做的事，并选择你喜欢的领导人’。你不能把一个多年来一直被锁链束缚的人解放出来，把他带到比赛的起跑线上，然后说，‘你可以自由地与所有其他人竞争’，同时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完全公平的。因此，仅仅打开机会之门是不够的。我们所有的公民都必须有能力穿过机会之门。这是争取公民权利斗争的下一个、也是更为深刻的阶段。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自由，还有机会。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公平，还有人的能力，不仅仅是作为权利和理论的平等，还有作为事实和结果的平等。”同时，大学领导人也在考虑他们如何在自己的学府中开放入学通道。陈告诉Vox说："民权运动的大规模动员使南方以外的教育机构中开明的领导人意识到，尽管他们自己的学校实行了一段时间的‘门户开放’政策，但他们的学校几乎和阿拉巴马州或密西西比大学一样的种族隔离"。陈说，种族多样性成为一种独特的受重视的多样性类型。最初几年，管理者为"弱势"青年推出了一些项目，与非裔大学建立交流项目，让非裔教师参与白人大学的暑期研讨班，反之亦然。该项目侧重于从以前被忽视的高中招收更多的非裔学生，以及招募愿意在全白人机构工作的非裔教员。历史学家埃迪·R·科尔（Eddie R. Cole）在《校园颜色线：大学校长和非裔自由斗争》一书中说，早期的平权法案还试图通过向全美的非裔院校注入更多的资源，促进非裔院校的教师与白人院校之间的互动来加强这些学院。但这些项目的动机和结果不一，导致许多项目在短时间内就崩溃了。例如，白人大学校长宣传其录取非裔学生，并利用此做法获得晋升。当涉及到向非裔大学提供资源时，管理者最终放弃了这一做法，因为他们中一些人认为非裔院校是低劣的。图源：princeton.edu
第二波平权法案始于1965年，以1978年的巴克案裁决告终，其特点是全美的动荡，大学校园成为动荡的中心。学生们抗议歧视，大学领导人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陈说，非裔学生在推动政策制定过程中占据了中心位置，他们推动学校制定正式的平等权利行动方案，并将种族作为追求多样性的一种形式给予更大的重视。巴克案标志着平权法案试验阶段的结束，因为法院裁定，高校只能利用平权法案来实现校园多元化的目标。并非所有高校在招生时都会考虑种族因素，包括加州和华盛顿州在内的九个州已经直接禁止考虑种族因素。那些考虑种族因素的院校通常认为，这是对候选人申请的整体审查或"全人"审查的一部分，包括评估学术能力、领导素质、推荐信、体育或艺术成就、社区服务和其他等因素。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录取率约为60%，该校的招生网站称，学校的整体申请程序旨在帮助识别"杰出的学生"和"个人背景和经历的多样性"，不使用"公式或图表"。马里兰大学的录取率为51%，该校考虑超过26个具体因素，包括种族、社会经济背景和族裔，但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因素是如何与其他因素相权衡的。该校的网站上说，"我们负责录取和招收最有才华、最多样化和最有趣的班级"。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录取率为35%，该校说它的目标是"组建一个代表各种才能、观点和成就的新生班级"，其整体审查过程意味着申请人的申请中"没有任何一项"可以保证他们会或不会被录取。哈佛大学经常被认为创造了平权法案的领先模式，它用加分项可能使申请人进入哈佛大学录取学生群体。绝大多数申请哈佛的学生都被拒绝了，该校的录取率为5%，每年平均收到4万份申请。但诸如"杰出和不寻常的智力能力、异常吸引人的个人品质、杰出的领导能力、创新能力、运动能力、校友地位以及地理、种族或经济因素"等加分项可以帮助原本可能被拒绝的学生被录取。然而，原告认为，哈佛大学在"个人评级"中惩罚了亚裔学生，该评级衡量的是正直、勇气和同情心等品质。原告写道："尽管这些个性与种族无关，但亚裔美国人迄今得到的分数最差。"他们还认为，哈佛做了"种族平衡"，他们说这种做法是寻求某一特定种族的某些特定比例。他们还声称，哈佛不仅把种族视为一个加分项，而且"哈佛对种族很痴迷"，因为种族在申请中"比其他所有多样性因素都重要"。根据原告的说法，对于至少45%的被录取的非裔和西班牙裔学生来说，种族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或者说在四年期间有近1000名学生因此录取。尽管媒体历来把美国非裔作为唯一受益于招生中的平权法案的群体，但平权法案已经支持了广泛的社区，包括美国原住民、阿拉伯裔、拉美裔、亚裔和美国非裔。从1976年到2008年，非裔和美国原住民的大学入学率分别增加了39%和46%，而西班牙裔和亚裔/太平洋岛民的入学率在这段时间内增加了一倍多。女性的大学入学率也出现了增长。在1967年至2009年期间，女性大学入学率增加了一倍多，25至35岁的白人妇女拥有大学学位的比例从不到15%增加到40%以上，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增长有多少可以归因于平权法案。批评者把平权法案描绘成非裔问题，因为这种策略使他们能够利用负面的种族刻板印象来辩称这些平权法案为不合格或不值得的群体服务。媒体的描述，比如2003年《新闻周刊》（Newsweek）的封面故事，题为"我们还需要平权法案吗？现在思考它的10种方式"，展示的是一位戴眼镜、穿卡其色裤子、打领带的非裔男模特的形象，法律学者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当时写道，平权法案"不是关于有色人种的，它是为了将优势扩大到精英非裔，而不是贫困的非裔美国人"。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这简直是对严重歪曲事实，特别是考虑到平权法案的主要受益者是欧美女性。(当涉及到就业时，克伦肖并没有错：早期报告发现，平权法案有时会导致白人女性在管理岗位上的比例过高）。其他人也注意到，校友子女的录取方式就是类似平权法案的方式。《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的一项研究回顾了30所精英大学的录取过程，发现作为校友血缘关系的申请人比没有关系的申请人多出23.3个百分点的优势。作为校友子女的申请者平均有45.5个百分点的优势。由于大学学生群体历来是白人，白人学生更有可能因是校友子女在录取中得到优待。已故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威廉·G·鲍恩（William G. Bowen）和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的开创性著作《河流的形状》（The Shape of the River）考察了平权法案在前30年对可能受益的学生的影响，发现这些学生有更好的生活成果，即他们比起那些进入竞争不激烈的大学、可能没有从平权法案中受益的同龄人更有可能从大学毕业，获得专业学位，并拥有更高的收入。对于更广泛的学生群体，特别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白人学生，平权法案已被证明可以促进对边缘化群体的积极种族态度，帮助他们发展更强的领导技能，并使他们在毕业后更容易参与公民活动。平权法案的支持者认为，这些平权法案的项目鼓励多样性和持续融合，而且由于某些群体的代表性仍然严重不足--今天非裔和拉美裔学生在名校的代表性比35年前更低--平权法案仍然是必要的。支持者还认为，这有助于纠正过去的不公正现象，如吉姆·克罗和种族隔离。反对者声称，平权法案破坏了宪法关于机会平等的承诺。他们还声称，为一个种族的申请者提供名额必然要求大学拒绝不同的申请者。但需要注意的是，格拉特案之后的平权法案主要影响的是谁能从合格的申请人中被录取，但他们不会把不合格的申请人放到被录取的学生中。例如，如果你把所有哈佛大学本科生申请者分成十等分，哈佛大学拒绝了排名在前百分之十中超过85%的申请人。然而，在这个精英群体中，它录取了超过一半的非裔申请者，以及略低于三分之一的成绩最好的西班牙裔学生。这确实表明，一个出色的非裔或西裔申请者比一个同样合格的白人或亚裔学生更有可能被哈佛录取。但这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哈佛大学考虑录取的任何人都是出类拔萃的。图源：havard.edu
此外，虽然布鲁姆和他的法律团队声称他们是为了亚裔学生的利益而行动，但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亚裔支持平权法案。高等教育学者认为，哈佛大学和北卡罗莱纳大学案的前提是延续了对亚裔美国人有害的"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无视亚裔内部明显的社会经济差异。数据显示，平权法案有助于减少亚裔美国人中严重的种族内差异。"我不认为[学生公平录取组织]选择亚裔美国人是偶然的，但我很好奇，为什么他们显然没能找到一个亚裔的'费舍尔'作为原告，"陈说。"亚裔美国人有时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少数种族。我们是'模范少数族裔'。人们说我们努力工作，按规则行事，我们的社会经济成就被用来验证美国梦。对于那些想质疑平权法案合法性的人来说，我们是合适人选，他们说平权法案不仅伤害了白人，也伤害了应得的少数族裔。"（译者注：费舍尔是前面提到的2016年诉讼案的原告）。加尔塞斯教授在接受Vox采访时表示，虽然哈佛大学案的初审法院和上诉法院都认为该校在考虑种族的招生政策中没有歧视亚裔学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说法不受欢迎。"它利用了这种想法，如果你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完美的成绩，为什么你不应该被这所顶尖大学录取？"她指出，这种想法已经在公众叙事中站稳脚跟。然而，只要不把种族作为决定性因素，高校有权决定他们认为谁才是值得录取的。当学校不再被允许使用基于种族的考虑因素时，它们的多样性就会出现明显的下滑。例如，加州在1998年禁止了平权法案，到2017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非裔学生比例只有3%，明显低于1980年的6%。另一项研究发现，在平权法案禁令生效后，有色人种学生进入名牌公立大学的可能性下降了23个百分点。研究链接：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3102/0162373713508810尽管如此，平权法案在实施了40多年后，并未对代表性不足的学生带来巨大成效。《纽约时报》的一项分析发现，即使有平权法案，2015年，非裔学生仅占名牌精英高校新生的6%，尽管他们占美国高校同年龄段学生的15%。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都希望在每年筛选数以万计的申请时，继续将种族因素作为众多考量因素之一。如果最高法院裁定这种做法是非法的，那么高校将需要找到新的方法来培养多样化的学生群体，并从代表性不足的群体中吸取人才。研究表明，平权法案的替代方案是有限的，在促进多样性方面远不如考虑种族因素的政策有效。例如， 德克萨斯大学在1997年实施的"百分比计划"，给予毕业于高中班级前10%的德州学生自动进入所有州立大学的机会，结果发现是不成功的。拉美裔比例的增长并非该计划的结果，而是该州拉美裔高中毕业生人数增加的结果。该计划在增加校园非裔学生人数方面并不成功，尽管在德州白人青年人数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德州非裔青年的入学比例却保持不变。研究人员还研究了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平权法案是否是实现种族多样性的可行方式，因为非裔、拉美裔和美国原住民家庭的收入历来低于白人和亚裔家庭。但对社会经济平权法案的复杂模拟发现，"在任何收入水平下，白人学生上名牌大学的可能性仍是非裔学生的两倍。"研究人员最终认为，无视肤色的框架似乎不可能产生基于种族的平权法案政策下的那种种族多样性。支持者最终担心，学生公平录取组织所主张的将种族从学生的申请中删除，会抹去申请人身份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最高法院的立场是结束对种族的考虑。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在法院2007年的父母参与案 (Parents Involved)裁决中写道："停止基于种族的歧视的方法就是停止基于种族的歧视。"这句话给平权法案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图源：thehill
"高等教育中的平权法案的意义不在于阻止基于种族的歧视。而是通过帮助学生群体的多样化，提高所有学生的教育质量，"陈说。"可能更恰当的说法是：组成一个种族多样化班级的方法是考虑种族因素，直到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这样考量"。
原文链接：
https://www.vox.com/policy-and-politics/23405267/affirmative-action-supreme-court-race-harvard-unc-chapel-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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