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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术之路：读书、写书、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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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录于《如何认识当代中国：谈国情研究与智库建设》一书，胡鞍钢著，中信出版社；
读书如同“寻宝”，即获得信息、知识、理论和智慧，所谓“学海无涯”；写书如同是“制宝”，即产生信息、提供知识、探索理论和贡献智慧，所谓“知识创新无止境”；教书如同“传宝”，既传递知识与信息，又培育后来者，所谓“学术自有后来人”。
不同的人生有不同的道路，也就有了不同的人生体会和感悟。我的人生道路是一个学者快速成长、不断走向成熟的学术创新之路。自然就以书为终身之伴，总结起来是“三书”：读书、写书、教书。
列宁曾说：“书籍是巨大力量。”[1]我过去几十年与书籍为伴的生涯中，就深刻地体会到：书籍承载知识，知识就是力量。我是从读书中获取知识、汲取力量，从写书中创新知识、传承力量，从教书中传播知识、释放正能量。因读书而吸收知识，因写书而创新知识，因教书而共享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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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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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2]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书，读不同的书也会有不同的感受。任何人都不可能读完所有的书，因此读书是人的一种选择。首先，选好书是读书的第一要务，因为选书如同择友[3]，臧克家先生就曾说，读过一本好书，就像交了一个益友。如果我们每天读书，就如同每天结交良友；如果读了成百上千过万本好书，就如同结交了成百上千过万个老师或益友。这里，我特别强调要多读伟人之书，如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等，与他们进行跨越时空的交流，获取理论、思想和智慧。读好书就是要与作者主动交朋友，成为知己者，虽未谋面，便成神交。
其次是把书“读活”，读好“活书”。不仅要读学术之书，而且还要读社会之书；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前者是集中、系统的信息和知识，但也是“死书”，后者是分散的零碎的信息和知识，但却是“活书”。中国就是一部最大的活书，这样的社会，天天在发生变化，只有读好这部无字之书，才有可能更加深刻地理解那些“有字之书”。这两类书是互补的、相辅相成的，需要翻来覆去地读，又要不断交替地读。我的作法就是每日坚持做《胡鞍钢记录》，记录中国、记录世界。开始记录并不多，但坚持至今已经积少成多，如同一部部“活书”“活字典”，为我写自己的书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素材。
再次是用自己的大脑去读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们读书是在与作者交流，是向他们学习，需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不做书的奴隶，而要做书的主人。也要学会从书中总结知识，提炼知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得其要领，得其精华，为我所用。
最后是“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4]”。什么是“使用”呢？对我来讲，就是把读的书，学到的知识，尽可能用到自己的书上。也就是说，读书是为了写书，因为要写书就格外用心去读书。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书是学习，写书是更重要的学习，并且是创造性的学习。
总之，读书就是学生，向书的作者学习，这是“先当学生，再当先生”的过程，也是“先读他人之书，再写自己之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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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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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知识“货物”运送给一代又一代。[5]我通过写书，把我从学术之书、社会之书中汲取的知识进行再生产、再集成、再创新，不断打造自己的学术之船、思想之船。只读书，不写书，如同有投入，无产出，有索取，无贡献。也就是说，只能从读书中分享别人的知识，却不能创造新知识为他人所共享。正因为这样，我把写书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也视为最有价值的事情。
对中国这部天书，我是天天写，月月写，年年写，数十年来不停地写，写不完，写不尽。我的作法就是滴水穿石，不断积累，“字字成文”、“文文成书”、“书书成册”。[6]不仅要写学术之书，还要写社会之书。前者主要是写给学者、专家以及学生，后者写给政治家以及社会大众。面对如此众多的读者，需要兼顾深刻与通俗，做到雅俗共赏。那么，我又是如何写书的呢？
首先，我的写书方式是开放式的写作，“中外汇通”。不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与中国对话，与世界对话。写作的命题都来自于真实的中国，从经济到政治，从社会到生态，涉及各个方面，中国的人民和政治家关心什么？世界如何认识中国？未来中国需要做什么？这些问题都成为我自己关切的问题，也是我努力给予回答的问题，写书就是自问自答。
其次，我的写书方式是“行万里路”，走出宝塔尖，行走在中国大地，书写中国创新。我的写作都是基于实地调查研究和国情、省情考察，是基于第一手访谈、第一手资料、第一手数据而形成的直接知识。写书就是将直接知识与间接知识有机地结合，才能真正认识中国、深刻理解中国、科学发展中国。
最后，我的写作始终与教书育人相结合。带领我的学生走向学术前沿，以小班制、课题组、研讨班、写作组的组织形式，学习阅读重要文献，查阅各种资料，计算大量数据，边讨论，边修改，反复讨论，反复修改，各有分工，综合研究，充分交流，分享知识、信息和资料，既可以集成知识，又可以再认识、再创新，再写作。这种学中干、干中学是教书育人、培养高端人才的一个有效办法，效率高而且水平高，产出高而且质量高。最重要的是通过真刀真枪的“实战”，使他们晓得如何选题、如何构思、如何研究、如何写作、如何修改，为他们获取独立研究与写作能力进行密集性、强化性的训练与锻炼，培养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使他们成为潜质优异的学术后生，成为能力极强的政策分析者，成为专业化强、富有文采的秀才型专家。
总之，写书远比读书要困难得多，却也愉悦得多。读书是欣赏他人的艺术品，写书是创作自己的艺术品。[7]读书是我们走进他人的大脑（精神世界），写书是让他人走入我们的大脑。只有把直接的与间接的、分散的与系统的知识写出来，整理出来，变成可阅读的文字，知识才能从隐性变为显性，才能获得交流与分享。时间过去了，什么东西能够留下来？只有“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8]对中国学者而言，只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的知识、文化、科学、思想与智慧，才能够不断流传下来。我的体会是：因读书而终身受益，因写书而人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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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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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也，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除了读书、作者之外，我还是一个教书者。我不是教他人之书的“教书匠”，而是始终在教自己的书。这与我先在中国科学院当研究员、后在清华大学当教授有关。我从1996年开始在清华大学开设面向全校本科生的“国情与发展”课程以来，就是讲授我原创性的国情研究成果。而后在公共管理学院开设面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的各种课程，都是教自己的书。从老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含量看，如果说是“一杯水”与“一桶水”的关系的话，[9]那么，我是“一堂课”与“一本书”或“几本书”的关系。每堂课的讲授，都是基于我及合作者的一本书或几本书的原创性的知识。在某种意义上，授课如同导读，就是让学生们能够读这些书。在教书中教学相长，在教书中授业育人。
从国家的大政方针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10]从我的教学实践宗旨和体会看，“教师大计，学生为本；学生大计，能力为本”。这是我的教学实践宗旨和重要体会。
“教师大计，学生为本”，是指教师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客户，以学生为中心，无论是传授知识还是创新知识，都是服务于学生，提供知识价值，使他们“学有所值”、“学有所获”。举一个例子，2002年秋季，我给公共管理学院第一届公共管理硕士（MPA）生授课，其中一位学生原是总装备部的学员，现任某基地政治委员，最近我们见面时，他拿出当时的一本课堂笔记给我看，内容详细，条理清晰。时至今日，他认为，上我的课“物有所值”。
“学生大计，能力为本”，是指学生以提高能力为本，而能力又以创新能力为核心。这就反映在他们产出的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上，也反映在与我合作的优秀著作中，特别是反映在他们本人的专著上，为此我编辑了《胡鞍钢书评》的内部文集，其中一部分书评就是给我的学生正式出版的专著作序言或评论。我作为导师，参与了他们写作的全过程，可以详细地介绍他们学术成果的背景过程，还可以客观地评价他们的学术创新之处。我一直认为“使学生成功，既是老师的愿望，也是老师的天职。”看到他们的成功，我引为自豪，也深感欣慰和高兴。
与世界最好的学术大学教授相比，我们还有一个极为不同的角色，即“社会大学”教授。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学习型政党，中国政府是学习型政府，中国社会是学习型社会，所以就形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终身学习的“社会大学”。我不仅教学术之课、专业大学课程，还要教社会之课，即面向领导干部的培训课程、社会公众的公开讲座。事实上，我一直在教两种课，即学术之课与社会之课。前者更具有系统的知识传授，后者更具有针对性的知识传授。
我以学者、师者（清华大学教授）作为终身职业，写书为了教书，教书为了育人。不仅是我本人为了“知识为民、知识报国”而写书，我也希望将这一理念传授给学生，为国家的事业、为民族的未来、为当代中国学的学科发展、开拓新领域，播下学术种子，在中国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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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读书、写书、教书的知识生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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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地讲，读书如同“寻宝”，即获得信息、知识、理论和智慧，所谓“学海无涯”；[11]写书如同是“制宝”，即产生信息、提供知识、探索理论和贡献智慧，所谓“知识创新无止境”；教书如同“传宝”，既传递知识与信息，又培育后来者，所谓“学术自有后来人”。通过读书来学习知识，与作者交流；通过写书来创造知识，与读者交流；通过教书来传播知识，与学生交流。这就是我的知识获取、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的理念和做法，与书终伴一生：读书与作者结缘，写书与读者结缘，教书与学生结缘。
由此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知识生产循环：读书是为了写书；写书是为了教书；教书又需要再读书。又由此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学者角色循环：从读书者到写书者；从写书者到教书者；从教书者再到读书者。
知识总是先学习，后消化，再创新，再传播；知识者总是先学习他人知识，后消化并创新出自己的知识，还要传播自己创新的知识，才能具有生命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这就围绕着“书”（即知识）这个主题，形成了一个大学教授的时间链、周期链、知识链和价值链，不断地获取知识，不断地创新知识，不断地传播知识，不断地实现人生价值。我是用极其有限又极其宝贵的时间来履行并实现“知识为民、知识报国”的宗旨，以更加专业化、知识化、职业化（人力资本的“三化”）来创造并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
书可载道。无论是他人之书，还是自己之书，书都是唯一能够保存在图书馆中的历史记录。[12]
胡鞍钢
2014年4月23日
注：原文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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