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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胡鞍钢：优化国民经济核算，与世界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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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中国国情国力》2016年8月总第283期，特约记者 鄢来雄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2016年7月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研发（R&D）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后修订的GDP核算数据，新的核算方法将研发支出由传统的作为中间消耗，修订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这项改革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的意义何在？
将对我国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核算制度改革？
为此，《中国国情国力》特约记者鄢来雄专访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进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符合世界潮流
胡鞍钢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许多经济政策制定者、经济研究学者和经济统计从业人员，都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原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不合理之处，提出了改进建议。与此同时，联合国也在2008年正式发布了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是基于多年来全球各方对于原有核算体系不足之处的一次重大修正。在联合国正式采用《国民账户体系2008》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都相应地根据其核算范围、核算原则和核算方法，修订了各自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2012-2013年，美国开始对可产生商业收益的研发支出核算进行调整，导致当年美国的GDP上调2.5%，引起了极大反响。此后一段时间内，英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也先后将一些新的核算内容，比如非正规部门产生的价值，不断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也是近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于如何接轨全新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所作出的有益尝试。
本次修订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我国经济统计体系向最新国际标准迈进的重要一步，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此次我国修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建立在政府统计部门对2013年经济普查等各项基本数据准备、口径修正、数据调整和质量控制的基础之上，是一次重大的体系更新。本次调整基本上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核算改革发展同步，体现了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经济数据质量的更高要求和把握国民经济运行态势的重大进步。借助此次调整修正，我国将在未来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提供更加可比、可用和可靠的经济数据，为提升我国经济运行的科学性、有效性和透明度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为创新发展提供基础性的统计方法和数据保障
胡鞍钢
此次将研发支出从中间消耗修订为固定资本形成，其理论基础就是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强调知识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但是怎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我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亚华在2005年计算我国知识资本时，曾使用了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技术市场交易额占GDP比重等指标，但是还无法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之中。这次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订使得研发支出有了充分地体现。总体上来说，此次修订能够更好地反映知识资本、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等活动，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影响。它的最重大意义在于使人们对于知识创新、知识投资的本质的认识产生深刻变化，从仅作为成本支出的所谓的“白白花钱”，变成切切实实的知识资本形成。就此而言，从微观的企业核算表到宏观的经济统计体系，此次修订将为我国未来的创新发展提供一个基本性的统计方法和数据保障，对坚持创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都将发挥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从经济发展“指挥棒”意义上看，研发支出计算方法的改革，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一环。但是对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各方面创新活动情况的把握，还需要有关部门做大量工作。与之相对应，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首次采用科技进步贡献率指标，按照有关部门的定义：
科技进步贡献率＝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科技进步速度）/GDP增速，2015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5.3%，到2020年提高到60%。为了配合这一核心目标，此次修正具有重要价值，该指标与全要素增长率（TFP），既有区别，又有衔接，对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具有导向作用和激励作用。因此我们应逐步探索从局部修正到全面变革，为创新发展提供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和数据测度方法，使得创新驱动真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指挥棒”。
引领地区经济核算方法和体系改革
胡鞍钢
研发支出改革对于各地方正确认识资本积累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等，都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但是这里面的深刻含义并不仅仅在于鼓励加大研发投入，而是倡导各地方将研发支出投入摆到更为正确和更为核心的位置，成为推动创新发展的核心手段和重要政策。当然，对于各级政府来说，不仅要在宏观上认识到研发支出本身是经济产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要制定具体的管理措施和保障手段。如在税收政策上，之前对于形成无形资产的研发支出作为成本允许税前抵扣，而新的核算方法将企业研发支出计入增加值。在这个意义下如何通过合理的税收设计保证企业研发支出的积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次研发支出核算方法的改革，直接推动了整个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实施，对于未来建立一个和全国核算体系相协调的各地区经济核算方法和体系，起到了引领性、根本性和框架性的作用。从第一次经济普查以来，我国的各地区经济总量超过全国总量的情况一直持续存在，这一现象也受到国内外政界、学界的高度关注，我们可以借助这次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对这一情况予以修正。与此同时，在“互联网+”的新形势下，网络经济、数字产业等新兴业态快速发展，甚至爆发性增长，跨地区甚至跨境的交易行为、经济活动变得更为频繁，这也为更加清晰地核算各地区经济产出的实际程度，控制经济数据质量，认清未来创新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可以说，此次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为我们更精准地测量各地区的新经济规模及其形态，提供了基本的保障。
促进创新驱动发展激励研发投入
胡鞍钢
过去十几年来，我国是世界上研发支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从2000年的896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14220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20.2%，也超过名义GDP增速（13.6%），增长弹性为1.48，即名义GDP增长一个百分点，研发支出增长1.48个百分点。
这的确与从“十五”计划以来，我国将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作为预期性指标有关，但是都没有实现超过五年规划的目标。这也是为什么修订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要先从研发支出开始的重要原因。
准确地说，本次调整的研发支出，指的是能够产生收益的研发支出，将从中间消耗变为固定资本形成。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所投入的接近公共性的研发支出，特别是作为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和基础工程研究等方面的研发支出，具有更强的基础性和外溢性，由于回报周期较长，类似于公共产品，更应当由政府来投入。这些支出实际上保障了整个国民经济，特别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完整性，应予以高度重视和大力鼓励。
目前我国的研发投入强度，已经占到了GDP的2.10%，在发展中国家里属于较高水平，但还是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如2012年韩国为4.36%，芬兰为3.55%，日本为3.35%，美国为2.79%。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的2020年达到2.5%的目标，至少现在还有0.4个百分点的差距，即每年至少要提高0.08个百分点，才能如期实现。从这个角度看，此次修订不止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指挥棒”，更是增加研发投入强度的“促进器”、“加油器”。其中对创新主体企业将给予极大地激励作用，因为他们的研发投入已经占全国研发投入总量的近八成。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严重不足，占全国研发投入总量的比重不足5%，与市场性、开发性的企业投入不成比例。研发可分为研究和开发两部分，目前我国的支出大部分还属于开发层面，也就是在原创性技术之外，对产品的开发、技术的发展等方面进行投资，而针对基础性理论、基础性工程的研究投入仍显不足，这也是我国研发支出结构严重失衡的重要表现。未来如果可以将产生收益的研发支出纳入增加值中，就可以更好地区分政府投资的接近公益性的研发支出的所占比例，从而为划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研发支出投入的界限，起到良好的数据支撑作用。
继续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
胡鞍钢
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2008》相比，还有以下两个方面亟待改革：
一是我国消费被严重低估的问题。如对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核算，我国目前采用的是成本法，而非国际标准的市场租金法。因此，应该对居民消费环节的核算体系进行重塑，以便更为准确地反映我国经济结构及动态变化，这对纠正当前对于我国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的错误认识将起到重要作用。
二是关注环境经济综合核算的问题。联合国在2008年推出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后，还于2012年通过了《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这一核算体系对于各个国家不可再生资源消费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成本，利用卫星账户的方法进行了测算，这一点对于我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处于工业化发展的高峰阶段，资源消耗、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成本，需要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合理扣除，与此同时，各方对环境保护的各类投资和运营费用，也需要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合理加入，尤其是在发展环保产业方面具有“指挥棒”作用。这一点不仅在国家层面，在各个地区层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世界主要经济体还没有大规模采用联合国2012年《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的情况下，我国与此同步甚至率先采用这一新的核算体系，对于我国未来创新绿色发展，发展绿色产业，具有重要意义，即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前进一小步，国家前进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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