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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一龙：新时代社会主义如何驾驭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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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作者2018年1月19日参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新时代的中国战略研讨会」发言，授权观察者网首发。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
我讲的内容主要来源于我的一部新著《中国道路辩证法：社会主义探索四个30年》。
我们理解新时代，要放到历史中去理解。中国道路经历了四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革命时期，第二个30年是建设期的30年，这两个是毛泽东时代。之后是改革30年，在本世纪第一、二个10年之交，进入新的30年，这是个“长的30年”，要延续到本世纪中叶。从四个30年视角理解新时代，有两个不能相互否定：一是革命的历史跟执政的历史不能相互否定，二是建设的30年和改革的30年不能相互否定。
《中国道路辩证法》一书主要针对中国道路六个悖论，从辩证法的视角提出了六个解答。其中一个悖论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的关系。
我们看到建设时期和改革时期对此理解很不同，建设时期，总体上是消除资本逻辑，在城市推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推行合作社，到“一五”末期已经建立公有经济占据绝对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并没有认为消除私人资本的任务终结，进一步在上层建筑中消除“资产阶级法权”。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开始承认私人资本的力量。
市场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一命题会导出一个关联命题，就是私人资本也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实行市场经济，意味着不但要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手段，还要承认私有产权。因此，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既保护资本又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逻辑。
这也出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中国与西方国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是西方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区分二者界限？有不同的界定，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体制就是社会主义，以资本为中心的体制就是资本主义。更通俗一点说，要看这个体制是人民为王，还是金钱为王。新时代对于中国巨轮航向的一个重要纠偏，就是将中国体制进一步校准到人民为中心上来。
从这个逻辑来说，首先要承认和保护私人资本，同时给资本套上社会主义笼头，将私人资本的力量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也就是引导到人民利益最大化的方向，让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动机跟全社会追求人民福祉最大化的动机统一起来。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对于资本的有效驾驭。
▲ 资料图（图/东方IC）
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需要既保护资本权利（right）,又节制资本权力（power）。十九大报告在两个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可以总结出两个坚定不移。第一个坚定不移是走市场经济道路、保护私人产权的决心坚定不移。进一步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明确要求要推进完善产权制度的改革，是要完善“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 的现代产权制度，核心是产权保护。[1]第二个坚定不移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特征写入党章。
资本的权力就是马克思说的“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它是总体性权力，它能对其它类型权力构成支配性作用。政治权力、媒体权力、社会组织的权力，资本的力量都可以操控。资本权力可以转化为各种表象，可以表现为颜值、权威、关爱等等人间各种美好事物。资本权力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只要有商品交易就能发挥作用。资本权力还随着资本规模不断积累而不断增长。
新时代社会主义如何有效驾驭资本？
第一，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权也是总体性权力，它是上层建筑的总体性权力，只有总体性权力才能驾驭总体性权力。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在于党的领导权与资本权力这两种总体性权力博弈。
第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始条理者，智之事；终条理者，圣之事”。我们看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14条，以党的领导开始又以全面从严治党结束。我理解这一安排是有深意的，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我们应对各种挑战的总钥匙，反过来，“打铁还需自身硬”，党承担这么大的责任，有这么大的权力，要以自身够格、自身过硬为前提，必须以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为前提。
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有各方面含义，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不被资本所同化，而是有能力去同化资本、驾驭资本。因为存在一种可能，虽然党的力量很强，但是如果忘记初心、丧失理想，成为实用主义政党，就有可能蜕变为和资本结盟，由代表人民的利益转变为代表资本的利益。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初心是为人民谋福利，为民族谋复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求这个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例如房地产，从资本的利益出发就是放任房价飞涨，而政府也在其中分一杯羹，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就要真正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根本定位。
▲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图/东方IC）
其三，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对于资本的进一步驾驭，需要在经济基础上不断加大公有制的成分，逐步形成公有经济占据主体地位的混合经济体制。
新的国民经济成分不是按照企业所有制性质划分，而是按照资本所有性质划分，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合作资本、社会资本、小微资本、私人资本和外商资本七种经济成分。前两种是公有资本，中间三种是兼具公私性质的资本，后两种是纯私有的资本，积极提高公有资本比重，鼓励兼具公私两种性质资本的发展，保护私有资本的利益，积极推进不同性质资本相互交叉与深度融合，实现公私两利、公私共赢，放大公有资本的功能。
另外，展望未来，科技的发展可能对经济基础也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未来，人类经济发展会逐步进入一个充裕的阶段，这就会造成非竞争性产权与非排他性消费的公共品比重越来越大，因为只有稀缺的条件下竞争性产权与排他性消费才有意义，例如没有人将获得的那份阳光、空气私有化，并非没有使用价值，而是因为充分供给。
其四，在社会，需要保留不按照资本逻辑运作的领域，让资本的逻辑嵌入社会的逻辑，而不是让社会的逻辑嵌入资本的逻辑，建设人民体制。例如土地、劳动不能完全市场化，关系老百姓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问题不能完全市场化，民生品是极低价格弹性的必需品，民生领域不能作为一个产业来做，而是要坚持民生领域改革的公益性方向，事实上，在这些领域需要推进的改革是去市场化，回归公益性的改革。
▲ 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最后，在上层建筑中，加强“劳动阶级法权”建设，来限制和制衡“资产阶级法权”，避免当代资产阶级由自在的资产阶级转变为自为的资产阶级。
在市场化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是再明显不过的现实，资本有力量、也有意愿去推动完成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建构。通过控制媒体，寻找政治代言人，影响政权运作与塑造意识形态。党中央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决不能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搬到党内政治生活和工作中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需要通过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来掌握劳动阶级法权，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是劳动者，都是通过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获得报酬，都属于劳动阶级。建设劳动阶级法权，就是维护劳动者利益、劳动者权益、劳动者价值观。
由此，我们可以期待，新时代是一个更有效驾驭资本的社会主义。当然，并不是说驾驭资本的任务已经完成。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已经进入超级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处于全球化、平台化、虚拟化、智能化的升级过程中，社会主义力量和资本力量新一轮的博弈正在展开，而这将决定人类是进入一个大黑暗时代，还是进入一个更加光明的新阶段。[2]
参考资料：
[1]穆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参见《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230-235页，人民出版社，2017年。
[2]具体讨论参见作者与其他学者合著《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