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为｜民 · 知｜识｜报｜国
其他
杨竺松、程文银、胡鞍钢：中国带给世界的全新选择
点击上方“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关注我们 ↑
原文载：《开放时代》，2018 年特刊
杨竺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情研究院博士后；程文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从至少五个方面带给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以全新的选择：一是发展“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二是坚持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标准，建设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政府与市场各就其位的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机制；三是坚持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守护底线、补足短板、营造环境，致力于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四是坚持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外交理念，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五是走一条与国情相适应的军事发展之路。从方法论来看，归根结底还要从本国国情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关键词】中国，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新选择
中国带给世界的全新选择
文/杨竺松 程文银 胡鞍钢
习近平总书记在代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十九大所作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球外溢性这一重大命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全世界全人类重大意义的深刻认识和高度概括，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空前坚实的“四个自信”。
那么，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提供了哪些选择？
为什么说这些选择是“全新”的？
为什么强调提供的对象是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
本文从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和军事五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全新选择加以总结梳理，从比较视角和需求导向，深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并在自觉中增长自信，在自信中更加自强。
///
一、旧时代、旧强国、旧选择
///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有两大取法先进的对象：
一者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西方世界挟数次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巨大先发优势，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生产力大发展，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时至今日，信奉自由主义的西方经济制度、以多党制和普选制为重要特征的西方政治制度、以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为内核的价值观，被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奉为正统、视为榜样，心向往之、行效仿之；以美国为代表，更是始终不遗余力地对外兜售西方政治经济体制。
另一者是一度引领全球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20世纪30年代，以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政权和指令性计划经济为特征的苏联模式开始崛起，并一度表现出很强的竞争力，创造了追赶西方的发展奇迹，也为许多伴随二战胜利而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所继承。
但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借鉴”，很难说是摆脱欠发达状态的“良方”；那些跟在美苏模式后面当“好学生”的发展中国家当中，几乎找不到在较长时间内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例子。从实践来看，到苏联后期，其经济社会发展已几近停滞，政治腐败，人心涣散；直至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彻底宣告了苏联模式的崩溃。而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制定的转轨方案，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际即开始尝试“休克疗法”，结果造成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幅下降，民生极度凋敝，整个国家陷入人类发展灾难之中；部分拉美国家试图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却长期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非洲、中亚部分发展中国家试图将美式民主之“花”移植到本国的政治土壤中，但结出的却是政治混乱、无所作为之“果”。
▲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实行“休克疗法”，借此来刺激俄罗斯经济和他梦想的100天实现资本主义的目标。（图：网易军事）
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一旦被美苏纳入其全球战略版图，往往就只有“选边站队”的份，只有“听话”与“不听话”的区别，很难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冷战时期的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搞大国沙文主义，对坚持自身独立性的兄弟党和国家，轻则强硬压制（譬如与中国交恶），重则直接武装入侵（譬如在捷克制造“布拉格之春”事件）。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大搞霸权主义，不仅一贯奉行单边主义外交原则，还先后对伊拉克、阿富汗等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在中亚、西亚、北非、东欧的多个国家催化颜色革命、策动政权更迭，一手制造了欧洲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阴云，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动荡之源、灾难之源。
显然，在先“两超争霸”、后“一超独霸”的旧时代，对那些在现代化道路上希望获得帮助的国家来说，要么并不能从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那里获得实质性的帮助和方法路径上的启示，无法通过学习美苏发展道路解决本国发展问题；要么以自身独立性为代价，沦为政治上附庸、经济上依附、外交上仆从、军事上依赖的跟随国家，被绑上超级大国利益的“战车”。这是旧强国在其传统世界观之下难以自我突破、自我完善的重大局限，也为中国作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国际秩序带来公平正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全新选择提供了历史契机。
///
二、新时代、新强国、新选择
///
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正式宣告中国开启强国时代，也意味着世界即将告别二战以来持续七十余年的“美国时代”，进入一个崭新的“中国时代”。对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共同展望21世纪人类命运时就明确表示“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并且他还满怀热忱地提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①美国金融学家吉姆·罗杰斯近年来也多次强调，“中国将会成为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不管别人喜不喜欢，它一定会发生”。②
在为世界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作为新时代的新兴强国，中国至少能够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和国防五大方面，带给世界关于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和发展策略的崭新选择。这些选择全部来自中国自身的现代化探索实践，也大大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中关于现代化模式和理论的总结。
▌ （一）政治发展
在政治上，不搞空有民主“外壳”、“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多党轮替和“一美元一票”的“金钱民主”，而是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状况，不是看其形式，而是看其质量。优质民主至少应符合三条标准：一是能真正代表人民、有效回应人民需求；二是能够可持续地将杰出人选推上政治领导人的岗位；三是能够通过比较完善的民主程序，在决策过程中广泛吸纳各方意见。由此三条标准来看，中国的政治民主质量比美国高得多；西方两党制、多党制、分权制衡对实现优质民主而言，既不是充分条件，更不是必要条件。在政治建设方面，中国带给世界的与西方民主特别是美式民主截然不同的借鉴之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形成一支以维护和发展本国人民根本利益为使命担当的、独立自主的、强有力的政治主导力量。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创造一切奇迹、取得一切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中国共产党超越了地理区隔、诉求差异、发展条件差异，代表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才实现了全民族一条心、全国一盘棋，进而使中国形成了对西方国家的制度优势。
中国经验与大量其他国家的教训表明：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只有形成了这样一支真正代表人民的政治主导力量，才可能坚持独立自主，将国家和人民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才可能改变落后状态下人民一盘散沙的局面，振奋民族精神，生成主流意识形态；才可能形成政治合力、社会合力，共同攻坚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才更有可能跳脱利益集团的绑架和外部势力的干扰，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度制定重大政策，推进国家治理。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因为缺少这样一支政治力量，致使本国政治舞台上充斥各路势力代言人，操弄着看似先进的民主程式，实则决策目光短视、决策效率低下、利益关照狭隘，在政治折腾中坐失宝贵发展机遇，牺牲了人民的福祉。
其次是要广泛团结，不要分裂对立。从政治代表性来看，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之一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提出，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共执政以来，立足“两个先锋队”根本属性，注重扩大和巩固执政社会基础，团结全民，③将私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也认定为社会主义建设者，从而更好地承担起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使命，团结一切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爱国力量。这从根本上不同于代表特定利益集团、在政治舞台上为本集团代言争利的西方政党，既避免了政治过度竞争，极大降低了整个国家的政治成本，同时也避免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所出现的不同社会群体严重对立、社会被撕裂的局面。
从政党格局来看，当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既有中国共产党，也有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地位。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就已在最大限度地团结党外爱国力量，与一切爱国人士结成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之后，又创立了政治协商会议这一独特的政治团结形式，最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的基本政党制度固定下来。在这一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是积极团结的而不是互相掣肘的。从西方民主理论的视角来看，政治舞台上没有反对党，这是多么不“民主”的状态；但在实践中，没有反对党的中国却找到了“协商民主”这条“蹊径”，大事小事都好商量，党内党外之间经常商量，在商量中实现了团结，办成了事情，推动了发展。随着西方政党极化趋势的增强，中西方政党制度运行实际效果的比较一再表明，政党间“商量”比政党间“打架”好，政治团结比政治分裂好，政治协作比政治对峙好。
再次，遵循正确的发展进路，完成不同时期应当完成的历史任务。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④一个政治实体的作为是否正确，取决于其所处时代设定的历史使命；对政治领导人而言，明智的选择是既不落后于时代的步伐，也不超越现实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发展，也十分有必要形成对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尤其是关于发展的起点以及经济增长与制度建设之间关系的认识。中国的经验，就是在较低初始条件的发展起点上，不问姓“社”姓“资”，首先解决如何使发展的车轮转动起来的问题，也就是邓小平所概括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争论”；之后通过稳健协同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使制度体系与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相适应。
对此，有研究者将中国经验表述为跳出“好与坏、强与弱、现代与落后的条条框框”，超越意识形态或所谓先进模式的束缚，充分发掘和发挥本国现有制度条件的优势；⑤曾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已经代表了“历史终结”的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近年也承认，中国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较强的国家／政府能力，实现了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有效供给，为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还承认“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能够一跃而踏进现代的政治体制”。⑥王绍光、胡鞍钢早在1993年关于国家能力的讨论中也提出，强化国家能力也就是强化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动员和汲取能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起步越晚，越需要在工业化进程中强化国家能力。⑦反观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抓住自身面临的主要矛盾，而且试图抛开本国原有制度基础，盲目向往、全面移植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状态下的政治体制或民主形式，结果跌入经济上长期没有起色、政治上长期混乱无序的“民主陷阱”。
▌ （二）经济建设
在经济上，不搞全面私有化、放任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而是坚持以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为标准，建设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政府与市场各就其位的、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机制。具体来看，中国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截然不同的借鉴之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发挥国有经济在经济技术绝对落后条件下快速追赶并实现现代化的优势。工业化为现代化提供物质技术基础，重工业发展则为工业化提供基本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支撑。重工业的发展需要集聚大规模资本，单靠私人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历史上，英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暴力掠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将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实现了机器化大生产。这个过程既充斥着血腥与不人道，也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作埋下伏笔。中国通过国有经济的形式集聚生产资料，实行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集全社会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内就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与国防密切相关的重化工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和国民经济体系。
同等重要的是，中国并没有像苏联那样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后，中国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工业化的质量和效益大大提升；国有企业在已有资本和技术基础上朝着做大做强的方向继续演进，中小及低效国企逐渐退出市场，大型国企走向世界，参与全球竞争，继续引领现代化的方向。2017年世界企业500强中，中国有115 家企业入围，其中国有企业就占了70%。从中国经验来看，对现代后发国家而言，国有经济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对其经济起飞发挥重要作用：一是集聚大规模资本发展重工业；二是有助于大力推进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为其他国民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必要条件，也通过巨大的“乘数效应”创造数倍于投资额的总需求和国民收入——即使在一些跨越了工业化阶段而直接通过发展高端服务业形成较高级经济结构的中小国家案例中，国有经济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十分显著的。
其次是在经济发展中正确发挥政府作用。中国是大国，中国共产党又有着强烈的为人民谋利益的使命担当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感，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超越保守主义的“小政府”，建设发展功能与服务功能兼备的“大政府”；必然超越苏联指令式计划经济模式，探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治理的更加科学有效的路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较短时间里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快速起动和快速追赶。
在此后的探索过程中，“规划”逐渐成为我国党和政府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以各级党组织自上而下的动员力和行动力为基础，各级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编制的五年规划和中长期专项规划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引导市场行为和增长要素流动以国家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最大化为方向。借助规划，政府得以明确发展的优先领域和限制领域，得以通过约束性指标弥补环境治理、民生发展等方面的市场失灵；中央与各级政府之间五年规划的全面衔接和专项规划的对口衔接，也为发展政策的有效执行提供了一套良性可预期的机制。而对于西方，从深层次来看，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都充分暴露了自由主义的局限，表明即便是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下，政府作用的过度收缩也是不可行的。
▲ 1937年，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穷人排队领取马铃薯和洋白菜等救济品。
再次是妥善处理政治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孙中山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初就提出了“节制资本”理念，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体系，使资本长期处于政治上被统治、经济上受限制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解的深化和对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正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随之发端。到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又从对发展阶段的深刻认识和科学判断出发，将新兴阶层纳入到党的执政基础当中，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腐败的蔓延与资本对政治权力的侵蚀有着密切联系，在某些个案中，资本对政治权力的绑架甚至触及执政根基，十分触目惊心。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党的建设中不仅强调保持党的先进性，还特别强调保持党的纯洁性，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还专门提出建设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本质上就是要保持各级党和政府在政治上的自主性。但是，对于当今中小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国家政权往往不仅要面临跨国资本和本土资本力量的争夺，而且还要面对霸权国家的施压。如何尽可能保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使决策真正符合本国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是领导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对其审时度势、纵横捭阖的执政艺术提出了较高要求。
▌ （三）社会建设
在社会建设上，既不走两极分化之路，也不盲目追求全民高福利，而是坚持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出发，守护底线、补足短板、营造环境，致力于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结果，全民高福利是社会发展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表现，二者都是不可持续的；经济的持续增长、民生的持续改善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容纳经济发展，同时也受惠于经济发展。正是由于成功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三者协同发展，中国模式才表现出对中国国情的适应性以及在全球国家治理比较中的竞争力。具体来看，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坚持惠及全体人民的发展，持续投资于人民，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果。20 世纪50 年代，在极低物质条件下，中国政府就成功地建立了广泛覆盖的基本教育服务体系，重在基层、预防为主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和基于城乡二元结构、以针对城镇职工和职员的《劳动保险条例》，以及针对农村人口的合作医疗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继续从减贫、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聚力推进民生发展。制定了彼此衔接、时间跨度近三十年的扶贫攻坚计划和两期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推进集中连片扶贫、精准扶贫，党的十八大后更是“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加速教育现代化，先后提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三大战略，不断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经费总投入占GDP比重，2016年已增至5.2%；先后推动多轮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不断增加医疗卫生事业公共开支，强化政府责任、凸显公平正义，基本实现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至2015 年的76.34岁；坚持社会保障着眼于保障基本生活需要的内在属性，实现了社会保障基本普惠与人员全覆盖的战略目标，不断增加社会保障总体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至2016年已增至11.69%。⑧
▲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大国，不同时期的中国都能够从经济发展实际水平出发，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民生领域中突出矛盾的解决和短板的弥补，还适时推动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将民生指标列为五年规划约束性指标，同时有效引导社会福利预期，从而使民生发展在覆盖面与绝对水平、改善速度与可持续性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避免落入盲目追赶少数发达国家全民福利制度的“福利国家”陷阱。
另一方面是营造有利于发展的社会舆论场，使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提供良好外部环境。健康的社会舆论场，对于巩固主流意识形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全球范围内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也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社会舆论治理带来了空前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的选择是尽可能释放现代传媒途径的技术红利，同时对互联网发展带来的风险进行有力管控，在行动上表现为“两手硬”。一手抓“攻坚”。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互联网服务供给水平；推进传统主流媒体转型，使其加速适应互联网时代乃至移动互联网时代宣传工作的形势需要；加快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加快提升中国对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另一手抓“防御”。保持定力、顶住压力，继续实行互联网防火墙机制；着力提高网络管理水平特别是网络风险监测和应对能力，增强网络空间安全保障能力；制定实施网络安全法，维护网络空间风清气正。诚如习近平在2016年4月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
必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互联网进行必要管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利大于弊且符合现实需要的。发展中国家对互联网进行必要管制带来的所谓“危害”，要比互联网完全放开所潜藏的社会治理风险小得多；即便是美国，其国内互联网管理也绝非其在国际上所鼓吹的“言论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对国民的互联网言论设定了十分严格的法律约束。在强势的西方特别是美国互联网霸权面前，经济尚处在起飞阶段、国民政治参与能力尚未充分发育的发展中国家，如果盲目地、不加区别地搞互联网开放并简单地将其视为民主发展、社会进步的标志，那就等于“守土失责”，自动放弃了国家互联网主权，将本国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拱手交到了网络霸权国家手中。实际上，过去十余年间多国发生的“颜色革命”，就与境外势力通过互联网对国内有关人群进行策动和组织密不可分。⑨
▌ （四）国际交往
在外交上，不走霸权主义、单边主义、零和博弈的老路，而是坚持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外交理念，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以国情国力为基础，服从国家战略，服务国家利益。在全球性大国当中，中国的外交理念截然不同于美国和苏联，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同时也追求“和”、弘扬“义”。中国始终将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视为最重要的全球公益性产品，从未主动挑起对外战争，即便在面对别国挑衅时也保持极大克制、努力避免冲突升级，这不仅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有力维护了战略机遇期，而且牢牢占据道义制高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使中国“朋友圈”不断拓展，在国际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不断增强。就具体借鉴来看：
首先，理念上主张和而不同，实践中坚持求同存异。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存续与中华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精髓密不可分。在当今世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发展、世界不稳定不安全难题的破解也将从中国和合思想中受益。
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坚持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充分尊重别国政权，充分尊重别国人民的政治选择，坚持不附带政治条件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提供发展援助，体现了中国对外交往原则与自身坚持独立自主的内在统一性。中国始终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不同国家间在发展条件和各方面理念上的差异，倡导包容的文明观和发展观，愿意理解和关照别国利益诉求，反对滥用武力，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际问题，积极推动“和谐地区”和“和谐世界”建设。在国际合作中，中国还一贯坚持求同存异，在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致力于增加国家间利益交汇点、创造合作新机遇，积极管控分歧、不扩大争论，做地区和全球安全稳定与发展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
其次，坚持正确义利观，做负责任、有担当的国家。讲道义、重情谊，是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新中国用了近七十年时间，在全球上百个发展中国家中走到了前列，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在国际交往中从不搞“嫌贫爱富”“双重标准”，更没有以邻为壑，坚持长期致力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共同推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加公平、公道、公义的方向转变，积极构建更加友善和谐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等方面为其他南方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⑩充分展示了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作出贡献的巨大诚意和善意，反映了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改变落后面貌之渴望的宝贵同理心。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在2013 年出访非洲期间首次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这是中国数十年外交实践的集成与创新。此后习近平又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坚持正确义利观“要义利并举、以义为先”，“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要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这些论述不仅明确了“正确义利观”的内涵，而且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的风范。它蕴含着中华文化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取利有道的传统智慧，大大超越了西方传统发达国家长期奉行的“利益至上”“有利无义”“见利忘义”信条，为维护世界与地区和平带来了正能量。
▌ （五）国防和军队建设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走一条与国情相适应的军事发展之路。从战略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要确保国家安全、维护发展环境、服从发展大局，这就要求军队在政治思想上绝对纯洁可靠，成为一国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从经济视角看，军事发展投入对国民经济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如果国防开支特别是非研发类的一般消耗性开支占GDP比重过高，将会对其他部门投资形成“挤出”效应，妨碍国民经济较快增长；而另一方面，当研发投入积累到相当规模时，军事领域有可能取得重大技术突破，进而催生新兴民用产业，对国民经济形成带动效应，在军民深度融合中实现良性发展。对此，中国为发展中国家至少提供了三个方面的借鉴：
首先是坚持政治建军，打造一支有坚定政治立场和坚强政治领导的国防力量，确保军队成为稳定之基而非动荡之源。中国始终坚持政治建军的立军之本，强调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将听党指挥树立为人民军队之魂，确保军队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将军队建设成为“维护以政治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的关键力量，坚决抵制军队国家化、军队非党化错误观点。十分重要的是，党的领袖同时兼任中央军委和国家军委主席，实行军委主席负责制；党的十八大后，这一体制又进一步巩固完善，明确了“全国武装力量由军委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切重大问题由军委主席决策和决定，中央军委全面工作由军委主席主持和负责”的具体内容，使党的领袖和人民军队统帅两者的统一得到进一步强化，确保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稳如泰山。
而从全球范围来看，许多发展中国家局势动荡，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各色宗教（教派）、资本、本土政治派别乃至国际势力对军队施加影响，扰乱军心、破坏军队稳定，致使一些国家军事政变、军人干政乱象频生，少数国家甚至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与中国军队在政治上忠诚可靠、为维护发展环境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形成强烈反差。
其次是为国防与军队建设设定合理优先级，特别是在物质基础相对薄弱的经济起飞阶段。军事领域技术创新要对民用领域产生带动作用，有赖于对前者进行大量人力、财力的前期投入。在总体技术水平较落后、各类要素总量较匮乏的外部约束条件下，应当如何平衡国防事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对此，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给出的答案是“军队要忍耐”。他指出：
“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当然，国防现代化的“忍耐”绝不意味着国防能力的缺位。早在中国经济还十分困难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就作出了“要饭也要有根打狗棍”的重大决策，把握住了美苏冷战的战略机遇窗口，在较短时间内举全国之力完成了“两弹一星”工程，使中国具备了与世界大国地位相匹配的战略性军事能力。正是在这一能力的庇护下，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才得以将常规军费开支进而军费总支出控制在相对较低水平。从1990年以来，中国军费支出占全球各国军费支出总量的比重始终低于中国GDP（汇率法现价美元）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保持了军费与经济实力的协同可持续增长。
最后是坚持武以止戈，奉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做和平的捍卫者而非破坏者。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长期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坚持战略上防御与战役战斗上进攻的统一，坚持防御、自卫、后发制人的原则”，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典型例证就是中国在向世界宣告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也明确表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强军梦”、启动力度空前的军队改革，仍强调毫不动摇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思想，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内涵，实行新形势下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作为该方针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强调要整体运筹军事力量运用，注重深远经略，塑造有利态势，综合管控危机，坚决遏制和打赢战争。
当代人类历史表明，无论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一旦走上进攻导向的军备发展之路甚至对外开启战端，其长期结果必定是损害性的。以美国为例，1990年以来美国军费开支长期占全球军费总开支的三分之一以上，高点甚至达到45%；同期美国GDP（汇率法现价美元口径）占全球比重却还不到三分之一，与美国军费占全球比重的差距最大时几乎达到20个百分点（如2010年）。在对绝对安全的偏执追求和军工集团利益诉求的驱动下，长期畸高的军费开支不仅损害了美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的潜力，而且也影响了美国国内的民生建设。从具体案例来看，美国入侵越南、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入侵伊朗、科威特，以及多次上演的中东战争等都证明，即便对实力占优的一方而言，战争带来的影响也是透支国力而非积蓄国力、损失民意而非赢得民意、危害民生而非造福民生。
///
三、结语：从国情实际出发选择道路
///
从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就始终将为人类作出贡献视为中国发展历史进程中理应担当的重要使命。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仅有中国资金、中国技术、中国市场，还有中国对策、中国方案、中国经验，更有中国思想、中国智慧、中国愿景。
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全新选择归结到一点，就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本身已经不是新鲜概念，但随着中国走进世界舞台中心，人类世界继苏联和美国之后已经迎来又一个超级大国，中国模式作为一种成功的、具有示范意义的发展模式，继苏联模式、美国模式之后，已经受到世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并且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所认同。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宣告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将进一步加深，中国模式带给全人类关于发展规律的启示也将更加深刻、更加丰富。
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新选择是全面的——不仅是体制机制层面的，也是根本道路层面的。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最具生命力、最具竞争力的实现形式。中国发展兴旺，则科学社会主义兴旺；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中国的发展活力越强，社会主义在各国道路选择中成为一个选项的可能性就越大。中国的成功不仅重塑了世界经济地理，在下一个三十年可能还将改写世界政治版图，从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引领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的借鉴一定是选择性的。早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曾对中国模式的可复制性和可持续性表示关注。就可复制性而言，更有必要加以明确的问题或许是中国模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其他国家所借鉴。中国模式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它既是一个内涵博大的国家治理“思想库”，又是一揽子公共政策和宏观调控手段所组成的“工具包”；既包括以“党领导一切”为代表的上层建筑架构，又包括诸如干部绩效考核这样的微观运行机制；既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经受了实践检验；既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的政治智慧和中国人民卓越的民族特质，又与中国的巨国体量、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构成以及现代世界格局变迁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密不可分。而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看，彼此国情之间又存在极大差异。在纳入世界银行人口统计的2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去世界公认的40余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他160余个国家和地区中总人口规模在1亿人以上的只有11个国家，大部分是人口规模在3000万以下的中小国家，这就大大不同于中国13亿多人口的基本国情。一方面，一些建立在大国基础之上的中国经验是中小发展中国家所难以借鉴的；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大国所必须面对的若干约束乃至困境，中小发展中国家可以不必受其影响，从而轻装上阵，推进具有自身独特性的探索和创新。
国情不同，适宜的发展道路也不同；但选择发展道路的正确方式是唯一的，那就是从本国国情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模式带给世界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注：原文注释略。图片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