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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胡鞍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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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开放时代》，2018 年特刊
张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一次全面总结、全面引领，在我们党的发展历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本文深入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总依据的理论内涵以及实践意义，指出总依据“一个变、两个没有变”重大变化深刻揭示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在从量变到部分质变的重要发展阶段。这是我们党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坚持社会主义发展前进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对党情、国情、世情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实践跨越，将对党和国家的工作产生全局性、决定性影响，全面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生产力，指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胜利。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理论内涵；新发展；新布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首要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史上又一个重大里程碑，更为世界瞩目。这次大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1世纪的中国将如何走向未来？将如何抵达现代化的胜利彼岸？面对这一“时代之问”，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对此做出了坚定而全面的回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从党的十八大“三个没有变”到党的十九大提出“一个变、两个没有变”，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具有的新特征。这里的“变”与“没有变”，是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科学论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依据，集中体现了党中央牢牢把握国情特征、妥善应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大局观，展现出我们党始终带有强烈责任担当，又始终保持头脑冷静、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全面认识这一重大论断的理论内涵？
又应当怎样把握新时代“变与不变”的规律性特征？
“变与不变”对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重大意义？
本文以习近平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总依据为主题，第一部分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依据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出发，总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情、国情和世情出现了从量变到部分质变的重要发展新特征；第二部分根据总依据“变与不变”的规律性特征，指出我国已经进入“发展更全面的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阶段；第三部分提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已经形成统筹“五位一体”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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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依据：牢牢把握“一个变、两个没有变”的时代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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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客观依据出发，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 33 44811 33 14939 0 0 2960 0 0:00:15 0:00:05 0:00:10 2960主义的基本要求，更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和形成科学治国思想的哲学要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社会性质和国际关系三者构成。其中，“社会主要矛盾”决定初级阶段的发展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现实的社会性质和国际地位，前者是内因或动力，后者是本质与外因。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依据“两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将“两个没有变”的根本认识上升到“三个没有变”，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党中央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总依据“一个变、两个没有变”两个重要判断，首次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同时提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客观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阶段性，深刻把握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
▌ （一）总依据的“一个变”：主要矛盾发生转变
从变的方面来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该论断科学地表明，当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当代中国的发展阶段、发展特征与发展动力已产生显著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已经从量变发展到部分质变。
具体来看，按照国际通行的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十大指标衡量（表1），中国发展的轨迹已经从极贫时代（1949-1978）经过温饱时代（1978-1990），跨越小康水平时代（1991-2000），再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代（2001-2020）。特别是在核心的四大指标上，仅在21世纪前二十年，中国的人均GDP将增长5倍多、恩格尔系数平均下降18个百分点、HDI指数上升0.2，贫困人口比例将彻底降为零，特别是随着社会事业的巨大发展，社会政策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2009年39%上升到2016年的48%，①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覆盖人数到2016年已达8.87亿人和7.44亿人，分别占应覆盖总人口的90.5%和75.9%，②正向全方位、全周期、全覆盖的目标稳步迈进。
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的科学把握表明，当今社会发展的全面进步必然意味着，人民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将从单一的物质需求转为更多地追求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从经济需求扩展到对科技、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样化需求，从个体的生存发展需求扩大到对集体、社会发展的公共化需要，这就构成了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动力等内容的重大变化。
▌ （二）总依据的“两个没有变”：基本国情与国际地位“不变中有变”
从不变的方面来讲，党中央做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的重大判断，意味着中国的基本国情与国际地位仍处于逐步量变积累的重要阶段。
一方面，“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科学地说明，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代化因素不断增加，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还没有带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质变的飞跃，即“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产品极大丰富”。当前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尚未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本质任务，仍然是要继续坚持解放并不断发展生产力，但生产力发展的内容需要进一步全面拓展。
例如，从人均收入水平来说，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561美元，就已经跨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2015年超过8000美元，③到2020年将接近或达到高收入水平；从科技发展水平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科技强国第二阵营，已经是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研发投资国，一大批原创性、前沿性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技术创新的资本流量（指发明专利申请数）与存量（指有效发明专利数）“并增”，科学创新的资本数量（指科学论文数）与质量（指科学论文引用数）“齐涨”（见表2）。但与此同时，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存在诸多方面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区域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等，而造成这些领域发展困境的关键正在于相对较低、发展不充分的生产力水平。
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的科学把握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当前所面临的，不是该不该发展生产力的本质问题，而是生产力发展该往哪里去？该发展怎样的生产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发展以14亿全体中国人民为中心的生产力，以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不仅要继续发展经济生产力，更要发展包括科技生产力、社会生产力、文化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在内的五大生产力，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朝着全面现代化的方向稳步前进。
“两个没有变”的另一方面是，“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该论断科学地说明，虽然中国的国际经济实力不断提高、发展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没有变，坚持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一起的立场没有变。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基础的逐步夯实，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极大提升，正在经历从区域性大国向世界大国的转变，正从不同领域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五年来，我国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积极推动地区与国际经济合作，全面参与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对世界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外部性影响。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从2003年只有美国五分之一，2010年上升至三分之一，2015年上升至五分之二以上。以经济、科技、政治、文化和军事方面指标进行的国际影响力比较研究表明，2012年到2016年期间，中国国际影响力相对美国的追赶系数从37.78%提高至44.32%，提高了6.54个百分点（见表3），平均每年提高1.64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国际影响力加快了对美国的追赶，居世界第二的地位更加稳固。④
由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地位没有变，但应有更大的责任和能力在应对气候变化、反对恐怖主义、保障网络安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防止重大疫情、防灾减灾等全球性挑战方面作出表率，主动给予发展中国家大力帮助，在世界规则的决策中层层构建中国话语权，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完善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引领人类社会发展从殖民主义（Colonialism）、帝国主义（Imperialism）和霸权主义（Hegemonism）走向“共赢主义”（Win-winism）时代，这是中国把握历史发展大趋势，遵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发展理念，对推动和践行人类共同发展规律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总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总依据产生“一个变、两个没有变”的重大调整，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新时代的重大认识与判断，是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出发，科学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从量变到部分质变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创新。其中，“变”，是指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集中体现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变”，一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生产力的本质要求没有变，二是指我国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使命没有变；但“不变中又有变”，是指我国生产力已经进入生态、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全面发展阶段，国家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等也已空前提升，中国迈入世界经济舞台中心，进入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复兴时期，中国的基本国情与国际地位正处于量变积累，并向部分质变跃升的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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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依据指导新发展：拓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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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之前，落后的社会生产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依据做出“一个变、两个没有变”的新时代重大判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突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快速富裕起来转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从世界大国转向世界强国，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依据从量变发展到部分质变，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 （一）新时代产生新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
今天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还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正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飞速发展，更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收入差距拉大、经济结构失衡、资源环境恶化、需求供给不匹配等一系列问题。
更进一步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科技创新能力、文化生产能力、生态生产能力等不平衡不充分，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没能与经济增长同步，结构性调整没有跟上生产力发展的步伐。因此，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13亿多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成为制约新时代发展的关键因素，成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是社会不断进步和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属于社会主要矛盾中的次要方面。解决这一矛盾，必须着力破除制约需求的生产力因素，即矛盾的主要方面，推动社会的进步。
▌ （二）新理论解决新矛盾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早已深刻指出，社会需求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驱动力。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⑤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进一步明确地阐述了社会需求对发展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服务于社会需要这一根本目的。这种需要，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需求；既有个体需求，也有集体需求；既有经济需求，又有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需求，发展生产力的核心就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坚持了社会主义发展前进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总依据“变与不变”的时代特征就意味着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具体内容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求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拓展生产力发展的丰富内容，从“发展生产力”到“发展更全面的生产力”，进一步摆脱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发达因素，进而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三）新理论指导新发展：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生产力
新时代产生新要求，新发展才能解决新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转化，是全局性的变化，也是历史性的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并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破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各种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和基本方略。主要来说：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习近平同志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发展的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也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目标。
始终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根本上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一方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解决个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另一方面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解决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两者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没有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则缺乏微观基础；没有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则缺乏社会环境。
2. 坚持新发展理念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通过创新为发展注入新动能，解决各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通过协调解决地区、产业、城乡、企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通过绿色解决人与自然发展不平衡，生态发展不充分的问题。通过开放解决对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平衡，解决外需不充分及全球治理的问题。通过共享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着力解决民生福祉、公平正义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3. 坚持解放和发展五大生产力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力是多维度的，马克思曾提出“社会生产力”⑦、“物质生产力”⑧、“劳动生产力”⑨、“自然生产力”⑩、“资本的生产力”11等概念，认识并明确了生产力的多维性，但没有论及在一个国家内多维度生产力的具体构成，也没有解决如何发展不同维度生产力的现实命题。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对生产力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创新，逐步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生产力综合框架。即经济生产力是物质基础，科技生产力是智力支撑，社会生产力是民生保障，文化生产力是精神引领，生态生产力12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这五大生产力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同向发展、同行发展、共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是全面发展生产力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核心点。
进一步地，就需要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原理出发，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促进各种生产力：以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生产力，以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生产力，以社会体制改革完善社会生产力，以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生产力，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保护生态生产力。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生产力，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为到2050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重要支撑。
总之，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意味着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要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定位没有变，但生产力的内涵更加丰富、层次更加多样、领域更加全面，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具体地说，就是要从人的多种需求出发，发展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在内的更加全面的生产力，而其最终目的，在于发展人本身的生产力，即不断激励和释放人本身的创造力、创新力和创业力，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两个总任务提供巨大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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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布局推动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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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中国国情，特别是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认清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根本依据。认清主要矛盾，是确定不同时代发展和战略任务的理论基础。主要矛盾的发展和变化，在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中均处于矛盾体系的支配地位，对指导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战略和具体任务有着全局性、决定性意义。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求全党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内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新发展。
客观认识当代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发展地位，妥善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与外因，是顺利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保障，这就不仅要保持全球稳定形势、抓住发展机遇，更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创造发展机遇。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要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多次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反映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逐步从注重国内向兼顾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转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更加深度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总体来看：
1. 经济建设方面，开启创新发展时代，这是总布局的核心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论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经济发展始终是推进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在新时代我们党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将经济发展的重心从量的积累适时转向质的追求，从供给侧出发调整国民经济运行，重点推进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战略也成为“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经济发展持续有力的关键动因。经过五年来的努力，依靠创新驱动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呈现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良好局面。
2. 政治建设方面，开启强党强国时代，这是总布局的关键保障。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是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民主法治、党风廉政、行政体制改革等重要事业的根本路径。五年来，中国共产党从自身出发，狠抓党建工作，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来要求自己，并以此为突破口坚定地整肃党纪、军纪、政纪，依靠建设强大政党来最终实现建设强大国家。
3. 文化建设方面，开启文化复兴时代，这是总布局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实力提升，我国的文化事业也到了质变的关头，这个质变就是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并传播正能量，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并不断提升话语权，重新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4. 社会建设方面，开启和谐共富时代，这是总布局的重大任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半场”，中国社会发展领域的矛盾已经转化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更加要求高度关注社会公平，让社会主义的建设成果更加惠及全体人民。五年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会建设的公平性，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开启了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
5.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开启美丽中国时代，这是总布局的重要特色。正如习近平同志强调，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有利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是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相互协调的重要决断，也正由此，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进入以人民为中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新时代。
6. 全球治理方面，开启全面开放时代，这是总布局的国际拓展。中国的国际政策协调通道正在逐渐多元化，国际政策合作伙伴不断扩大，国际政策协调机制正在逐步成熟，这意味着，中国的全球治理行动框架逐步形成，中国开始全面参与世界经济治理、全面走向世界经济舞台中心，也进一步开启了全面开放、经略全球、引导人类发展的新时代。未来中国将会在世界舞台的中心更多发挥引领者的作用，突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引领世界人民实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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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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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依据决定总任务，总任务统领总方略，总方略指挥总布局。其中，总依据在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体系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既有量变，也包括部分质变和全面质变。认识并把握总依据及其变化状态，是认识中国国情，特别是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进而认清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根本依据，更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出社会主义新时代与总依据“一个变、两个没有变”两个重大判断，是我们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坚持社会主义发展前进性与阶段性辩证统一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我们党在党情、国情、世情上，从认识论到方法论的重大实践跨越。其中，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依据，科学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已处在从量变到部分质变、正向全面质变跨越的关键时期，标志着当代中国的发展轨迹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成为新时代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新航标。
总之，总依据“一个变、两个没有变”是中国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转变的国情基础。正因为中国社会得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中国的发展才更需要向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促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转变；正因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发展才需要继续坚持并不断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生产力，持续提升综合国力；也正因为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要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全球公平发展、共享发展，为世界发展提供巨大机遇。
参考文献：
胡鞍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下半场与五个阶段》，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5-13页。
胡鞍钢、鲁钰锋：《中国与世界：开启“共赢主义”时代》，载《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14页。
胡鞍钢、杨竺松：《创新集体领导体制》，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65—171页。
张新、胡鞍钢、周绍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全球治理行动框架》，载《学术前沿》，2017年第10期，第3—12页。
注释：
①计算数据来源：财政部，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003/t20100316_276816.htm，http://gks.mof.gov.cn/zhengfuxinxi/tongjishuju/201701/t20170123_2526014.html。
②数据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6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③计算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CN。
④这与美国皮尤中心访谈结果基本一致：2015年6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全球的调查数据显示，4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即将或已经取代美国，55%的受访者对中国有好感。见美国皮尤中心网址：http://www.pewglobal.org/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1页。
⑦［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66页、370页、372页、400页、649页、666页、830页、834页。
⑧［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页、52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18页。
⑨［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页、96页、120页、350-353页、355—357页、376页、381页、395页、398页、403页、408页、428页、446页、449页、450页、507页、552页、558-559页、563页、5685—572页、574页。
⑩［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26页、840页。
1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90页、418页；420页；422—424页。
12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生态生产力的新理念，即“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见习近平：《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