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现有理论为何难以解释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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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发表在：《人民论坛》

2008年第04期

中国发展的历史记录、经验不同于西方国家, 鉴于此, 现有西方经济学理论就不能完整地解释中国发展。改革开放30 年造就的中国经济“奇迹”需要解释, 更需要将这项巨大的财富上升为理论, 再进一步的指导“中国之路”的实践。

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是人口高增长、经济高增长,且经济增长明显快于人口增长, 出现人均产出或收入水平的明显增长。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产出或收入增长率持续超过1%时, 我们就视为现代经济增长; 当这一增长率持续超过3%时, 我们就视为出现了高增长, 即出现了经济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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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特点促成独特的“中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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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经济学理论, 包括经济增长理论, 都是基于西方经济发展过程、基于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而形成的。中国发展的历史记录、经验不同于西方国家, 鉴于此, 现有西方经济学理论就不能完整地解释中国发展,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现有西方经济学中不断学习。

中国的发展情况不同在于五个方面:

第一个不同为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发展道路的独特性。直到20 世纪50 年代初, 中国才开始正式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阶段, 开始时间比西方国家滞后了一两百年。一般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的启动阶段,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GNP) 大致在200—250 美元之间( 1965 年美元价格) , 而中国1949 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50 美元, 也低于日本明治维新时的75 美元; 一般西方国家在进入工业化阶段时, 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35%—45%, 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在35%—65%之间, 而中国1949 年现代产业产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左右, 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在85%以上。

第二个不同点在于中国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经济起飞时期的人口规模效应大不同。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大约在1870 年—1913 年。1870 年时的美国人口只有4024 万人, 1913年结束追赶西欧和英国的时候是9761 万。日本自1950 年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8381 万, 1973 年结束高增长期时, 人口还不到1.1 亿( 约10871 万人) 。1978 年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候已经是9.6 亿人, 到现在人口超过了13 亿。

经济学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人口规模基数这个问题探讨的不够。无论是国内市场、科技创新的大国规模效应,还是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的大国规模效应, 涉及到像中国、印度这样超大规模国家, 不仅对本国十分重要, 而且对世界影响也愈来愈重要。中国的现代化远比美国、日本的要复杂得多, 最重要的是如何创新“中国之路”, 不仅要符合中国国情, 还要符合世界世情。

第三个不同点在于中国内部的经济增长差异性、不平衡性。西方国家的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国内差异性和发展的不平衡,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内部的差异那么大、不平衡那么显著。从31 个省、市、自治区之间来看, 人均GDP 相差十几倍, 如果仅从它们内部来看, 差距都在一二十倍甚至四五十倍。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研究这个现象了。我们在1995年《中国地区差距报告》中就提出中国如何“承认差距, 利用差距, 缩小差距”, 特别是实现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建立统一市场体系, 促进生产要素向中西部流动。

第四个不同之点或最大的特征就是中国把全世界发达国家一两百年的现代化、工业化发展过程压缩为几十年。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 )指出, 中国突然之间把一个西方国家长期发展( 二百年的时间) 的过程突然之间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

第五个方面是中国的“新四化”,这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 也是现代化的挑战的来源。1964 年12 月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 到2000 年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但没有对现代化做出严格定义, 只是说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当时并不清楚现代化的含义, 有哪些主要的发展指标, 这反映出当时了解现代化知识的有限性。1979年3 月, 邓小平又提出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 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笔者在评估“十五”计划的执行情况时, 发现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特征是“新四化”, 我们界定为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国际化。现在, 作为现发展阶段新特征的“五化”, 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 已经正式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目前我们还真没有办法找到现成的理论来解释, 或者说还没有找到现有的理论给我们的“新四化”建设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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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因素为中国最重要也是最难得的成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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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发生的历史现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 不只是一个经济现象, 也是一个政治现象, 仅用经济学理论还解释不了, 这是经济学对中国解释的学科局限性, 必须用政治经济学, 或者从政治学和经济学两个视角、两个维度来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原因。

从1949 年到1957 年中国就已经出现过一次经济起飞, 但是西方人没有关注这个特点; 从1952 年到1957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9.2%,已经高于同期的日本的经济增长率( 7.3%) , 但是十分可惜后来很快结束了, 这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历史记忆和历史经验。这一时期的增长,实际是中国特有的政治资源在推动。中国共产党以其特有的政治资源, 使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 或者是最不发达国家, 在其成立初期, 或者是工业化初期, 实现了强有力的经济起飞, 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可以做到这一点。

中国的改革模式确实不同于一般国家, 无法用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较好地解释。中国的改革是“基于思想解放、观念创新的经济改革”,即思想解放模型。这可能是中国最大的特点, 也是最大的贡献。我认为政治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 实际上在经济学上的解释是相当有限的, 当然在实际上, 政治原因已经作为假定和暗含放在经济学理论中了。所以我把政治因素界定为中国最重要也是最难得的成功经验。

思想解放与观念变革做法类似于Ideas( 观念、主意、知识、经验、创新等等) 增长模型。由于Ideas 是一个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特性的投入, 我们暂且把它称之为“无形要素投入”或“软投入”, 以区分于资本、劳动、资源等“有形要素投入”或“硬投入”。即使是在没有增加“硬投入”的情况下,“软投入”仍然可以有效的促进经济地增长。

毛泽东在1963 年就已经谈到,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 一旦被群众所掌握, 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这就是毛泽东的重要观点: 精神财富可以转变为物质财富。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外界或外部强加的, 而是内部改革型, 领导人自身根据内外部挑战主动提出、主动发动、主动推动, 因而这种改革是自我改革、自我完善, 也是自我发展的。这种情况大大不同于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经济改革之初, 中国是通过思想解放“换思想”, 而不是采取“大换血”的做法。此外, 全党学习的政治传统促使突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 去研究当时中国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中国的这套话语, 不是经济学的话语, 但是对中国来讲却是最适合的。

总的说来,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来自三个方面的稳定: 首先是宏观经济的稳定。通过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效地避免了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几大目标, 这从过去50 多年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系数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来。

其次是社会的稳定。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 实际上是协调整个社会之间不同利益人群或阶层的矛盾。这在经济学上基本上是不讨论的, 只是就像收入分配等具体问题进行研究, 但是它没有提出像和谐社会这样的理念。实际上, 和谐社会是保证经济高增长、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的社会环境。

第三就是政治稳定。这是最重要的。政治稳定问题, 经济学基本上是不讨论的, 实际上它是假定社会已经是稳定的。但是我们发现, 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和最大的悖论就是政治始终不能稳定。什么时候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了, 这个国家就可能实现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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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新教条主义, 将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上升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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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视角来看, 我们发现中国的领导人是在不断地学习历史, 不断地记忆历史, 然后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 将两者都转化为现实的财富, 去指导中国的改革和发展, 这本身也解释了中国创造的这些奇迹的原因。只要避免了我们自己的错误, 也避免了其他国家的重大失误和错误的话,我认为中国就成功了。中国奇迹不仅需要经济学的解释, 也需要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各种学科理论的解释,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因此我们将对中国成功的道路和经验, 视为我们集体的财富。

改革开放30 周年, 我们要把这个财富挖掘出来, 表达出来, 总结出来,最重要的还要上升到一定的理论层次, 使经验成为理论, 再进一步地指导我们的实践。中国改革开放这项伟大的实践, 这样的一个“中国之路”走到今天, 已经越来越清晰了, 既不是苏联的东方道路, 也不是美国的西方道路。并不是预先设计好的, 它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实践论的逻辑, 就是边实践、边学习、边探索、边调整、边创新, 我把这称之为“五边”。

总的来讲, 我认为中国要不断破除教条主义。以前的教条主义我称之为莫斯科共识( 指1957 年的“莫斯科宣言”) , 现在我们又面临许多新的教条主义, 我把它称之为“增长至上论”,“GDP 挂帅”。中央提出来科学发展观就是因为“增长至上论”教条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也是世界上过时的教条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30 年后再来一次大规模的解放思想运动的原因。真理越过雷池一步就可能变成谬论。所以我们不仅要破除西方经济学的教条主义, 也要破除我们给自己设定的新教条主义。

我们现在反思这30 年,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理论滞后于实践, 为此, 必须与时俱进地进行观念创新、理论创新。在中国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由十几亿人口进行了长达30 年的社会实践, 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提出了和谐社会构想, 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这都是中国特色的, 都不是根据经济学理论所提出来的, 是中国的创新。毛泽东说过“实践出真知”。中国的学术界到了不断地走出象牙塔、走向人民、走向社会的时候了,只有从人民的社会实践中才能出真知, 理论才能更好地贡献于社会, 服务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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