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永平、罗祎楠：多重传承与创新——治理研究中质性方法的对话与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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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社会科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恢复以来，关于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优劣之争日趋激烈，歧见渐深。但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既不充分，也不平衡。为了丰富这一讨论，《公共管理评论》自2017年第3期起连续三期为读者呈现一组讨论治理研究中的质性研究方法的笔谈。这组笔谈源于2017年6月18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召开的“走向社会科学方法的自由王国：重读‘KKV’学术讨论会”中的部分参会者，体现了他们关于质性研究方法的最新思考(和原文略有出入)。

巫永平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罗祎楠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我们组织这次讨论的目的在于重新反思以推断（inference）为目的的质性研究方法逻辑。这一逻辑将随机抽样、随机化干预、变量控制、力图获取更多的观察值等作为追求实现描述性或因果推断的根本路径。而将这一方法逻辑全面推广于质性研究的努力，集中体现在由Gary King 、 Robert O. Keohane 和Sidney Verba （简称KKV）所著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质性研究中的科学推断》（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一书中。此书自出版后，在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多个学科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书提出的多项研究方法原则—如避免依据因变量的变化选择案例、研究者需要尽量多的增加观察值等，已经成为普遍流行的方法准则。

学术研究的动力在于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看到自身视角的局限，进而发现理解世界新的可能。笔谈的作者们揭示出KKV的逻辑只是众多方法论逻辑传承中的一种。研究者的方法素养并非只是体现于掌握了多少研究技术。更为根本的是，他们需要跳出某一种逻辑的窠臼，理解不同方法论逻辑的本质特点，看到它们各自在解释世界上的优势和劣势。只有这样，研究者才可以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在洞悉不同技术背后的方法论逻辑的基础上，扬长避短，自觉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从而由方法的“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正如著名政治学者萨托利（Giovanni Satori）所说：“没有任何研究方法论（methodology）不是具有自我逻辑与自我反思的。我们需要严格的区分‘方法论‘与‘研究技术’的差别，而且后者绝不能代替前者。一个学者，就算可以成为出色的研究者和数据的操控者，也依然可能是没有自觉意识的。”

笔谈的作者们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提出了不同于“KKV”路径的多重方法论传承。这些传承包括：将因果解释理解为发现“充分性”或“必要性”条件的比较研究；以主、客观世界的互动过程来勾勒微观因果机制的研究；以及以探索概念世界的多元建构过程为目标的解析性研究等。笔谈的作者甚至结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统计的差异，来说明KKV路径的局限。通过对经典和最新学术成果的分析，作者们展现了这些方法论逻辑如何通过具体的方法落实于实际研究中。

无论是何种方法论传承，其所关心的问题是共同的：那就是如何解释人类社会中的现象，以及如何将这样的解释提升为理论知识。不同的传承基于各自逻辑，对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答。比如，他们对什么是“因果”、什么是“解释”、什么是“理论”都给予了不同的定义。基于这样的定义，他们推演出一整套方法论逻辑，自洽性的说明为什么本传承足以实现对人类社会的解释并产生理论知识。由于方法论逻辑的根本差异，被某一种传承视为“真理”的认识，在另外的传承中则被视为“谬误”。而在某种传承看来无法解决的“黑洞”，恰恰是另一种传承的“亮点”。比如，避免根据因变量变化选取案例这一在KKV传承中被力图避免的做法，却在其他传承中得到了充分承认。

我们勾勒出不同传承的范畴与差异，目的并非在于站在某种传承的立场上批评其他传承。我们相信，任何研究方法都只是人类探索世界的一种路径。只有当我们可以拥有更加宽广的方法论视野，我们才能不断扩展对中国国家治理问题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正如笔谈的作者们注意到的，如果研究者将解释世界的路径聚焦于对“人”的主体世界与客观世界互动关系的探讨，那么他们将会将田野工作视为研究的根本，他们在田野工作中努力的去体会被研究对象的自我世界，将他们作为“人”的意义体现出来。这种“顿悟”与“想象力”将使研究者在解释世界和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获得无尽的灵感。

当今中国的国家治理正在经历着实践与理论的复杂深刻变化。新的时代为研究者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需要进入中国治理丰富实践的田野，以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理论的双重学养为拉动，创造既立足于中国实际又可以被溶于人类共同知识体系的理论语言。新的时代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可能：中国丰富的治理实践就是无尽的研究资料宝库。方法论的逻辑指导下的方法操作，正是打开这一宝库的大门。当研究者打开更多扇大门，他们将不再只是坐在电脑软件前的“键盘侠”，而是植根于田野世界的观察者和沉浸于理论世界的分析者。最终，他们将为人类不同政治文明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供来自中国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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