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胡鞍钢 张巍：我国新时代面临的重大挑战与主动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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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进入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时期,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这些挑战包括老龄化与少子化、资源环境、能源安全、恐怖主义、债务危机、网络安全等七大内部挑战和国际金融危机、地缘政治、核事件等三大外部挑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任何重大的国内挑战都可能演变成国际性的危机,而在任何重大国际危机中,中国都不可能独善其身。面对前所未有、内外交织的"可预见"、"不可预见"的挑战和风险,中国同时具备了前所未有应对国内外重大挑战的国家治理能力。无论未来这些重大挑战是否出现、多大程度能被提前准确预见,以及出现后又会产生多大规模和多大影响,均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们既要全面研判和及时应对重大挑战或危机,更要将重大危机转变为难得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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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可以认为,中国进入了极其难得的黄金发展时代,不过,同时也面临极其复杂的重大挑战,新时代挑战与机遇并存,中国需要“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② 。

纵观当今世界变局,习近平明确作出了“三大趋势”、“三个前所未有”、“三个重大危险”等关键性战略判断,科学回答了我们处于什么环境、站在什么方位、面临什么挑战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本文基于“挑战—应战”思路,主要聚焦于对“三个重大危险”中可能给我国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挑战方面的分析。挑战分为外部挑战与内部挑战,对挑战的响应分为主动响应和被动响应,应战的结果分为创造机遇和失去机遇。本文认为中国属于主动响应者、创造机遇者[2]。诚如习近平所言,“我们要把责任扛在肩上,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以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勇气,以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锐气,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推向前进。”[3]

对进入新时代的中国而言,未来会遇到什么重大挑战? 它们具有哪些特点? 我们又该如何识别、预防和应对,并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将压力转变为动力,这需要我们站在新的高度,以全球视野,做深入分析和全面准备,“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③

所谓重大挑战,是指能够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破坏和严重困难的重大事件和突出矛盾,这些重大挑战既可能是根源于国内的深层次矛盾,也可能是来自国际或全球的重大危机及外部冲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引进来”、“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融入世界,一方面任何重大的国内挑战都有可能演变成国际性挑战,如能源短缺、碳排放、重大污染事件等,另一方面在任何重大国际危机爆发时(如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既不可能独善其身,又不能推脱国际责任。此外,按照重大挑战能否被预见的特征,还可将其分为“可预见”和“不可预见”两类。所谓“可预见”事件,如大概率发生的“灰犀牛”事件,即指该重大挑战能够被人们根据其发展特点、规律、趋势进行预判,从而在事前进行主动性防御,降低或化解其负面影响的事件,如“台独”、“港独”等。所谓“不可预见”的、“突如其来”的事件,即出乎人们意料的“黑天鹅”事件,指该重大挑战的发展规律尚未被人们充分掌握,无法就其发展趋势和可能性进行准确预判,因而只能在事中或事后进行被动性调整,如发生影响全局的特大自然灾害(九八特大洪水、汶川特大地震)、全国性传染性疾病(非典疫情)、特大核事故。这些事件或挑战也常常交织在一起,“黑天鹅”事件可能会引发出“灰犀牛”事件,而“灰犀牛”事件也会导致“黑天鹅”事件,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各种派生的危机就是最好的说明。这都反映了日益经济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的世界,始终面临突出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以及各种事件的突发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前所未有地进入了世界舞台中心,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4]虽然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中国面临的挑战并不是以往任何国家或本国历史的重复和再现。与早期发达国家崛起时面临的局部、单一、线性挑战不同的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挑战具有复合型和全局型特点。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的不断增强,所遇到的内部和外部矛盾会越来越多,而这些矛盾会构成阻碍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长的“压力边界”,有些会转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挑战甚至是重大挑战。

无论未来这些重大挑战是否出现、多大程度能被提前准确预见,以及出现后又会产生多大规模和重大影响,均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既要全面研判和及时应对重大挑战或危机,更要将重大危机转变为难得的发展机遇。从进入21世纪的十几年历史经验看,中国所遇到的各种危机和挑战,无论是突发性特大自然灾害、全球性金融危机等外部风险冲击,还是在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导致的十分突出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内部挑战,党中央都能够积极有效应对,妥善处置,化危为机,经受住各种重大挑战与突发性事件的严峻考验,并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力、国际话语权,始终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5]

一、来自内部的重大挑战及应对

▌  (一)老龄化与少子化问题

人口问题已经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它不仅会加重环境资源问题,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2015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6.34岁,2030年将达到79岁①,接近OECD(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呈现“未富先寿”特征,其中80岁以上高龄人口日益增多,我国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老龄人口规模大且老龄化速度加快,给我国养老、医疗、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其次是“少子化”问题,根据联合国人口数据库,1995—2000年期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2.1,仅为1.56,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少子化”:2000—2010年期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又降为1.77[6],少儿人口比重从22.9%降至16.6%②,2016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人[7],但少儿人口比重仅比上年增加了0.2个百分点③,未来时期“少子化”将成为极其突出的问题,这将导致劳动人口比重持续下降。

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是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的重要机遇期。因此,必须要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进一步完善全面二孩政策,实行鼓励生育政策试点工作,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随着人均2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数据预期寿命特别是女性预期寿命不断提高①,逐步实行男女退休年龄并轨制;逐步提高各类专业人员、公务员退休年龄,进而带动提高全社会就业人员退休年龄;对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创业者或法人实行更积极、更灵活的退休制度;对老年人可适当地分为低龄(70岁以下)、中龄(70-79岁)、高龄(80岁及以上),实施分段养老等服务施策,使之更加精细化精准化,提高服务质量和效果,发挥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积极性;实施健康老龄化工程,积极发展老龄服务业,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机构,提供各种治疗住院、康复护理、生活照料等健康养老服务;建设宜居宜老环境,创造敬老爱老扶老的社会气氛。

▌  (二)资源环境问题

水资源、能源资源严重短缺和生态瓶颈制约加剧,仍是我国长期与短期、全局与局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既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明显短板,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长期短板。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水资源等生产生活必须的重要资源在区域间的分布差异巨大,庞大的人口基数又进一步放大了资源紧缺的问题。同时中国又是一个生态脆弱的国家,延绵千年的华夏文明对这片土地的开发在数千年间就未曾中止过。部分地区地面沉降、土地沙化和草原退化、生物资源流失和外来物种入侵等问题日益严重。在改革开放近40年时间里中国走完了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道路,同样也集中出现了发达国家一两百年间的生态环境问题。

经过巨大的努力,中国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有力遏制,开始进入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阶段,但从生态赤字缩小到生态盈余扩大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努力。这为中国创新绿色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提供了重大的机遇。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总要求、总目标,将引领中国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也将承担越来越大的全球生态安全责任。

▌  (三)能源安全问题

能源安全包括能源的供给安全、价格安全、运输安全和能源消费的环境安全等。我国能源自给率呈下降趋势,按能源生产和消费万吨标准煤统计,从2010年的86.5%下降至2016年的79.4%[8],下降了7.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18个百分点,其中石油自给率从46.3%下降至35.6%,未来时期自给率还会不同程度地持续下降。我国能源结构仍属于高碳化类型,尽管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大幅度下降,由2011年的70.2%下降至2016年的62.0%,下降了8.2个百分点[8]。但实际碳排放规模仍然是世界最大的,2016年中国碳排放总量91.23亿吨碳当量,占世界总量比重的27.3%,比美国比重(16.0%)、欧盟比重(10.4%)总和(26.4%)还高②,仍然是实现全球减排的最大责任者。

这为中国创新和发展绿色能源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中国将进入绿色能源时代,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成为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生产国、消费国;中国已进入“后煤炭时代”,煤炭消费比重已从70%降至62%,未来时期还将降至50%以下③,随着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能源结构低碳化、能源系统联网化和智能化,中国将会提前达到碳排放高峰,进入绝对减排时代,为全球绝对减排做出中国贡献。

▌  (四)极端突发性重大灾害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频繁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品种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严重。由于气候变化又加剧了这一自然国情的冲击和影响。不时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类似于唐山大地震、“98大洪水”、汶川大地震等突发性巨灾,还有突如其来的SARS和H1N1等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疫情均很难在事前精准预测。在网络和自媒体时代,极端突发灾害的冲击易被舆论放大和扭曲,甚至谣言满天飞,容易诱发各类影响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和社会事件。

对此,国家应不断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平安中国。建立安全生产综合治理体系,全面提高安全生产水平,有效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将单位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下降指标列入五年规划;健全防灾、减灾、救灾体制,完善灾害监测预警、调查评价、防治应急机制,建立避难所,健全救灾物资储备体系,更需要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强化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增强预警发布和应急响应能力,加强应急资源协同保障能力建设,及时有效控制各种突发事件。

▌  (五)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也成为21世纪威胁人类安全的大敌。继中东之后非洲也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高发区,欧美国家本土恐怖主义威胁上升,一些新兴国家也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目标。随着全球经济陷入疲软和旧的国际秩序逐步瓦解,国际恐怖主义正加速向全球化、长期化和高技术化方向发展,并长期与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增加了其复杂性。境内外“三股势力”妄图通过恐怖主义来达到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止,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化,一方面,中国游客、学生、务工人员、企业家和投资人更加频繁出境,如何在国外保护我国人员和资产安全是一个新的考验;另一方面,“走出去”、“一带一路”等设施联通和建设也为境外恐怖主义入境增加了客观便利。

为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应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地区联合工作机制,依法严厉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活动、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活动。加强反恐怖专业力量建设,加强反恐国际合作。加强边界技术防御体系建设[9],充分使用如无人机、人脸识别等最新技术,提升安全防御体系的科技水平。构建群防群治、联防联治的社会治安防控网,加强推进网上综合防控体系建设。实施社会治安重点部位、重点领域、重点地区联动管控和排查整治[9]。践行“外交为民”宗旨,打造海外民生工程,构建海外利益安全保障体系,时刻向海外中国公民提供安全保障,坚决维护海外同胞安全利益,中国公民走到哪里,中国保护就跟到哪里①[10]。

▌  (六)债务危机

次贷危机后全球的负债急剧增长,按照美国财政部的统计,美国负债总额已达到22万亿美元[11],是历史以来最高的,占GDP的110%,其中国债总额攀升至20.162万亿美元[12]。日本的负债已经达到占GDP的240%[13],欧盟国家平均负债已经占到了95%[14]。中国社科院学者研究表明,2015年中国总负债率达到249%[15]。可以说世界负债水平达到历史以来的最高峰。此外,中国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和历届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平台累积的地方债都给中国的央地两级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到2016年末,全国政府债务余额为27.33万亿元,政府债务的负债率是36.7%[16]。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在计入各种预算外借款以后,到2017年年底,地方政府债务将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51%[17]。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要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1]。严格落实预算法,切实硬化预算约束;构建管理规范、风险可控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明确各级政府对本级债务负责;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和限额管理;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加大问责追责和查处力度[18]。尽快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②,及时对外发布,有效控制全国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增长。

▌  (七)信息和网络安全

信息作为一种具备普遍性、共享性、可处理性和可增值性的资源,对现代社会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网络技术和物联网的发展,现代社会关于信息的处理、传递和储存已经和网络交织在一起,导致了经济社会生活军事等国计民生各领域对网络的依赖日益加深。因此,信息和网络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家稳定。在该领域,既有针对个体和企业层面的黑客攻击、病毒攻击和信息窃取,也有以“斯诺登事件”为典型代表,针对主权国家的信息监控。既有民间领域的个人隐私信息泄露和各种系统漏洞,也有诸如“震网病毒”等基于军事目的网军和信息战,两者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除了病毒、漏洞、泄密、加密与反加密等传统领域的信息和网络安全问题,还有类似比特币等去中心化的“互联网货币”对各国主权(货币权)形成挑战和侵蚀的新生事物。

因此,应全面保证网络安全。加强数据资源安全保护,实行数据资源分类分级管理,加强各类公共数据资源在公开共享环节的评估与保护,加强个人数据保护;完善网络空间治理,完善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完善网络信息有效登记和网络实名认证,建立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和标准体系,依法惩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健全网络与信息突发安全事件应急机制;积极参与国际网络空间安全规则制定;实施国家安全保障重大工程[9];加强网上主权空间对敌斗争和网络舆情管控,遏制敌对势力和恐怖势力,利用网络空间进行渗透破坏活动[9]。

二、来自外部的危险及应对

▌  (一)国际金融危机

在资本流动自由化和金融市场进一步整合之后,金融工具过度创新、信用评级机构利益扭曲、货币政策监管放松等因素相互交织,使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危害越来越大,几乎每十年左右就会爆发一次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北欧银行业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发达国家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和急功近利的投机型公司治理模式,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排除未来还会再次出现类似的国际金融危机。除了国际金融风险外,国内有三大金融风险尤其值得警惕:宏观层面的金融高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微观金融机构信用风险、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的影子银行和违法犯罪风险[19]。

对我国而言,坚决防范国内金融危机是底线,主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是常态。这就需要全面深刻总结之前应对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未雨绸缪,一方面在国内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并不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另一方面加强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合作和对地区性全球性金融系统的动态监测,利用并创新诸如中国与世界银行等的“1+6”圆桌对话机制、G20峰会机制等国际合作平台,为保持全球宏观经济稳定、金融稳定提供公共产品和中国方案。

▌  (二)地缘政治及冲突

中国面临来自周边的不稳定、不安全挑战。我国陆上邻国有14个,海洋周围国家有10个,始终存在许多潜在地缘政治热点,如东海、台海和南海的“三海”。这些地缘政治热点不仅会受到不可预见的当地政治气候的影响,还遭受美国等国的直接插手影响。比如购岛论直接导致了中日关系的急剧恶化,双方围绕钓鱼岛展开的多次巡航以及在主权问题上的多次摩擦和冲突。如原本愈演愈烈的南海仲裁案闹剧随着杜特尔特总统上台逐渐平息,但未来仍然具有极大不确定性。越南仍然是南海地区搅局者,各方势力均得到美国方面的公开支持,形成对我海上主权威胁。中国是能源进口大国,马六甲海峡对我国石油能源的“咽喉效应”依旧非常明显。

为此,我国必须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维护我国海洋权益。要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精神[1],制定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中长期规划,拓展我国蓝色经济空间,壮大海洋经济,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发展海洋科学技术,在深水、绿色、安全的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加强海洋资源环境保护,优化近岸海域空间布局;有效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妥善应对海上侵权行为,维护好我管辖海域的海上航行自由和海洋通道安全;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海洋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完善与周边国家涉海对话合作机制,开展各种海上务实合作,共同开发海上资源。

中国伟大复兴最突出的挑战仍然是台湾问题,这既是内部问题,也是外部问题。一方面是台独势力和倾向越来越明显,尽管两岸之间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已呈现越来越大的非对称性,但是台独民意越来越高,拖的时间越长,越不利两岸统一。另一方面,美国干预仍是两岸统一的外部决定性因素。随着中美综合国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因素不是在增加,而是在持续降低。从历史的经验看,二次大战之后,通常是前一任美国总统发动战争,后一任总统寻求和谈,最后不得不放弃战争。这可能为我们创造越来越有利的历史机遇。

绝不允许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既是底线更是红线。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1]只要台湾方面挑战这一底线,就是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契机,即便是美国直接军事干预,中国也绝不会放弃这一基本原则,既可以采用经济手段、贸易手段,也可以采取军事手段,多策并举,实现祖国统一。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强军目标,[1]我国要加快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形成强大的现代作战体系,充分运筹备战与止战、威慑与实战的军事力量运用,坚决打击一切来犯之敌,担当起党和国家赋予的新时代使命。

▌  (三)核事件和核扩散问题

该挑战既包括传统安全领域的核战争威胁与军备控制问题,也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核安全”与“核扩散”问题。总体看,核武器向全球扩散趋势难以遏制,加之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加剧,消除核武器的威胁并没有绝对可靠的保障。核技术、核材料、核武器、弹道导弹及技术向北朝鲜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可能加速。特别是,朝鲜半岛越来越严重的核武化对东亚地区形成重大挑战,这不仅引发了萨德入韩、日本右翼政党修改和平宪法等事件,还会导致整个东北亚核武“军备竞赛”,不排除再次爆发战争,甚至核事件。这直接严重影响东北振兴战略,也会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

因此,首先确保国内核安全是底线。要坚决执行《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十三五”规划及2025年远景目标》,保证我国核安保和应急能力得到增强,核安全监管水平大幅提升,核安全、环境安全和公众健康得到有效保障。其次,应对国际核安全是常态。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极端后果,不仅要划出“中国底线”,更要做好“中国防御”,及时提出各种预案并做好多手准备,有备无患。同时对国际发生的核安全事件,也及时给予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并主动提供技术支持。

三、我国前所未有的国家治理能力

中国进入新时代,正如习近平所言,“我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个能力就是前所未有地应对国内外重大挑战的国家治理能力,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中国的国家安全观是不断与时俱进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国内外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和挑战,因而形成不同的国家安全观,实现了近现代史上时间最长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也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在总结建国以来国家安全观和社会实践基础上,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1]。

第二,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经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于2013年11月成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任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若干名。该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建立了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对国家安全的领导[20](P169-170)。

第三,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始终保持全党的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①,“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21],学会“下先手棋”[22],提高对重大挑战的判断力,有针对性地提出处理危机的预案,主动作为,防患于未然,“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20](179)最重要的是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将压力转化为动力。

第四,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潮流,主动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共建共享国际发展新空间。如针对互联网发展对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提出的新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方案:即“通过积极有效的国际合作,共同建立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20](P175-176)在更大的范围内创造“天时地利”。

结 语

从现在起,到2050年,正是中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黄金时代。为此,党的十九大明确,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安而不忘危。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强调重视形势分析,对形势做出科学判断,是为制定方针、描绘蓝图提供依据,也是为了使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图安。”[23]

综观国内外全局,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大有前途、大有希望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最大的机遇就是中国自身不断发展强大起来。新中国的历史已经表明,中国越强大就越安全,越能够应对各种风险和重大挑战,越能够化危为机,转危为安,越能够逆势而上、乘势而行。

* 注：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略，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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