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从“贵州现象”到“新时代贵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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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当代贵州》，记者:袁燕 汪枭枭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2017年，贵州省经济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0.2%，增速连续7年、28个季度居全国前3位，总量达到1.35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53万亿元。当代贵州全媒体记者就此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解读贵州省经济增速为何连续7年居全国前3位，专访全文将刊载在即将出版的《当代贵州》2018年第4期。现摘取部分精彩对话，以飨读者。

▲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在贵州调研

《当代贵州》：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经历了从极端贫困到摆脱绝对贫困、迈向全面小康的发展历程，近年来又在探索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之前您接受本刊采访时将这个现象称为“贫困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样板”，跨越主要体现在哪里？

胡鞍钢：1980年贵州人均GDP不足100美元，比世界最穷的尼泊尔（人均GDP为130美元）还低，属于极低收入水平。

2017年，贵州省GDP总量达到1.3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2%。

从2003年开始，贵州经济已经持续15年实现两位数增长，特别是在2011年以来，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大背景下，贵州经济增速连续7年、28个季度居全国前3位，可以说是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　旅游与民族文化的结合，提升了多彩贵州的魅力。韦永红　摄

2017年贵州人均GDP达到3.60万元人民币，按汇率法计算为5374现价美元，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为9720国际美元，相当于尼泊尔人均GDP（2298国际美元）4.2倍。

作为中国甚至世界曾经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贵州仅花了近40年的时间，成为全球极为罕见的从极低收入水平迈入上中等收入水平的地区，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民生建设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跨越式发展，成功跨越了“低收入陷阱”“贫困陷阱”“生态恶性陷阱”，为中国乃至全球欠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后来者居上树立了榜样。

贵州的跨越式发展，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由“先富论”转向“共富论”的大背景下，对2020年如期实现全国脱贫奔小康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中国共享发展和社会主义独特优势的重要体现，对全球的欠发达地区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是中国和世界贫困地区跨越发展的样板。

▲　贵阳至黔西高速公路上的鸭池河大桥。贵州省交通运输厅供图

《当代贵州》：2017年贵州省经济增速继续位居全国前列，根据您多年对贵州的观察，您认为贵州为何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胡鞍钢：2017年贵州能继续取得经济增速全国前列，既让人惊叹，又在情理之中。“十二五”以来，贵州经济增速连续7年位居全国前3位，这样的成绩令人瞩目，值得祝福！

贵州能实现如此跨越式发展，原因在于有效破除了“投资贫困陷阱”“人力资本贫困陷阱”“创新贫困陷阱”和“生态贫困陷阱”这四大陷阱。

▲　贵广高铁。贵州图片库供图

贵州在中国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速”，为资本、货物和人力要素流动打造了快速畅通大动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积蓄了充足的人才红利，为经济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充足动力；大数据产业的率先布局形成先发优势，为贵州下一步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突破了创新乏力的困境；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代表，通过发展现代旅游业，农民直接从农业经过“蛙跳式”跨越到现代服务业，绿水青山真正变为金山银山，成功破解了“生态贫困陷阱”。

▲　贵阳市经开区小孟工业园内的贵阳海信电子有限公司工人正在生产平板电视。

《当代贵州》：20多年前，针对“贵州现象”，您提出探索中国欠发达地区的滞后症结以及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均衡过分悬殊的地区差距。从西部大开发到2012年国发2号文件，再到新时代贵州后发赶超的重大历史机遇。您认为贵州跨越发展有哪些值得去总结的经验？

胡鞍钢：诚哉斯言！贵州跨越式发展，得益于强大的缩小地区差距的国家意愿和实施地区援助的国家能力。从1995年开始，国家开始实施“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重大方针，进一步加大了对贫困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力度，推动贵州在发展理念方面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断缩小，实现了理念跨越式的变化。

同时，随着我国中央政府财政能力不断增强，对以贵州为代表的贫困地区的国家援助不断增加，推动了贵州经济快速发展，贵州因此形成了由“输血”向“造血”转变的良性循环。

中国一体多元的国家制度环境能够有效推动发达地区的发展理念、技术和人才向贵州流动，在发展的道路上极大降低了理念创新、技术引进和人才交流的成本。

▲　开阳龙岗镇30万羽蛋鸡养殖场全景。

《当代贵州》：贫困地区想要克服“贫困陷阱”，实现跨越式发展，除了强大的国家意愿和国家能力外，内生动力的提升和发展理念的科学明晰也很重要。贵州在这方面有何可圈可点之处？

胡鞍钢：“新时代贵州现象”的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贵州对发展路径和发展要素科学明晰的判断。特别是产业结构调整方面，贵州结合现实环境和产业基础，实现“一产”到“三产”的跨越式发展，避免了第二产业发展中对社会家庭结构和生态环境的冲击，又充分利用了贵州既有的优势产业。

在发展要素上，贵州抓住交通这一要素，实现了贵州交通的跨越式发展，从而带动了贵州其他发展要素革命性的变化，也证明了“要想富，先修路”“要想快，修高速”的简单真理。也正是在“路通”的基础之上，以往喀斯特地貌等限制性要素则也转变成为独特的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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