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杰：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情讲坛

Original 周绍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2024-09-17

【编者按】11月2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十一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长聘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周绍杰就“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主持。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高宇宁作点评。

本文根据周绍杰副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周绍杰副教授本人审定。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研究主题，首先需要从中国按照世界银行收入组划分的视角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发展历程。这里涉及到进入21世纪，中国先后完成两次收入组的跨越。第一次跨越在进入21世纪之初，中国完成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低收入国家的跨越，这是2000年的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中给出的结论；第二次跨越，2012年的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给出了中国从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国家的发展跨越。这两次两个跨越是在进入21世纪后短短十几年内实现的。那么，中国能否继续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成为我们现在理解中国经济未来展望的一个重要视角。特别是，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在全世界流行起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保持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那么中国对于发达国家的追赶能否持续下去，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专家学者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做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为后2020年中国的发展前景，做出了一个战略构想，我们可以把这个战略构想称之为“两阶段”战略构想，即2020-2035年期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目标的实现是比1987年十三大报告提出的“三步走”的第三步目标的实现整整提前了15年。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国完全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第二阶段是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实际上是对应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五个发展领域。实现“两阶段”战略构想不可逾越的一个发展阶段就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对“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的主题经历了长达10年左右的跟踪研究。2007年，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发表了题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的报告，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需要指出的是，该报告并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深入阐释，更没有明确给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收入区间。世界银行的这个报告也指出东亚经济可能在将来面临一些可持续增长的问题。这个报告一经发出，胡鞍钢教授很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2008年，爆发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这对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地区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冲击。2008年12月，胡鞍钢教授到广东省进行调研，并应邀在广东省委中心组学习会“广东学习论坛”授课。该次授课的主题是“广东发展模式转型与金融危机应对”。胡鞍钢教授在这次讲座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改革发展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但同时也形成了特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可能出现“路径依赖”、“路径锁定”现象；如果不能及时地、主动地转型，就可能对未来的改革和发展造成阻碍，陷入所谓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个讲座中，胡鞍钢教授特别强调创新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至今的十年，我们可以看到，广东经济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了“腾笼换鸟”，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与此同时着力加强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支撑，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创新驱动对广东经济发展的支撑。应该说，经过十年的发展，广东经济基本上纳入了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以深圳为例，创新成为这座城市的标签，已经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创新城市，2017年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4.13%，与世界上研发投入强度领先的国家（例如以色列和韩国）相当。按照汇率法计算，深圳2017年的人均GDP水平与韩国相当。

2011年和2018年，由胡鞍钢教授领衔的国情研究院团队先后完成了《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和《2050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两本书。前者是在“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对未来20年的发展展望；后者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进行的展望性研究。应当说，这些研究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主题的研究，一个重要的背景是2015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情研究院的研究团队在胡鞍钢教授的带领下，先后撰写了多篇相关论文，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这两篇论文一经发表还是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引用。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这篇文章获得大量引用，迄今已经被引用了将近600次。这篇论文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实行的“里根经济学”。基于这些研究积累，2018年年初胡鞍钢教授和我共同完成的《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书正式出版。

本次讲座的内容也是基于这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围绕以下六个问题：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为什么会成功跨越“贫困陷阱”？
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前景展望。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首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世界银行提出的，我们的研究也是借鉴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这涉及到如何定义中等收入国家，包括绝对收入标准和相对收入标准。绝对收入标准是世界银行按照汇率加权法（Atlas法）把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转换为美元值，基于各国GDP的美元值大小划分为四类国家：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以及高收入国家。国家收入组的划分是基于收入组间的门槛值的设定，门槛值的设定会根据主要货币相对美元的汇率和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但是，收入门槛值可以认为是固定的。根据这种划分方法，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可以被划分到一个收入组中。基于这种方法，按照1987年的数据，世界上有154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分类，高收入的经济体只有4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74个。到了2015年，217个国家参加分类，高经济体的数量为79个，中等收入国家是107个。从收入组的人口分布比例来看，1995年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总数占16.6%，2015年达到18.9%。这表明，1995-2015年期间的20年，高收入国家人口比重仅仅增长了2.3个百分点。这说明什么呢？尽管高收入组的国家数在增加，但是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很多都是人口规模不大的国家或地区，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总数并没有明显的提高。这可以算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例证。

第二个标准是相对收入标准。相对收入标准是按照每个国家或地区以购买力评价为标准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百分比。借鉴世界银行的研究方法，我们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水平相对于美国低于5%的就视为是低收入经济体，超过40%就视为高收入经济体，而处于中间区间的就是中等收入国家。世界银行2012年的一个非常有影响的研究，根据1960年和2008年各国或地区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百分比的对数，把世界各个经济体进行了收入组划分。其中，1960年有101个经济体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这些经济体只有13个经济体在2008年迈向了高收入国家，包括日本、亚洲四小龙、以色列、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等欧洲国家，还有2个国家是非洲国家（赤道几内亚和毛里求斯）。此外，这些1960年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中有更多的经济体在2008年落入了低收入国家。这个统计表明，1960-2008年期间，在长达近50年的发展中，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例证。我们按照相对收入标准对高收入国家进一步进行了统计。2015年，世界上有53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的水平超过了美国40%，其中33个是OECD国家，非OECD国家只有20个，非OECD国家中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家其实只有4个。

基于以上的统计事实，我们会提出以下问题，即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现象？针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统计事实，尚未在理论上达成一致。但是，作为一种基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象，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存在经济增长长期停滞。如果按照相对收入标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是因为相对于美国这样的发达经济体的追赶能力的弱化。

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一个基本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停滞或下降，这反映了经济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的低下，这是从经济增长核算的角度来理解的。其背后存在诸多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在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经济发展战略。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拉美国家。拉美国家在193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到工业化，相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是较早进入工业化的。但是，拉美国家的工业化长期奉行进口替代政策。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这一政策使得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并不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导致这些国家的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能有效提高，最终陷入了债务陷阱。第二是宏观经济管理能力。这个也有鲜明例证，比如东南亚经济危机前的东南亚国家。很多东南亚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做的不好，特别是在国内资本市场发展不健全的条件下，贸然开放了资本账户，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第三就是创新能力。可以说，创新能力是中等收入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最关键的驱动因素。第四是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平最终会引发低收入阶层的不满，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缺乏社会发展的支持。最后就是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利比亚。利比亚曾经依靠丰富的石油资源成为非洲最富有的国家，然而，这个国家长期以来政党纷争不断、司法体制不健全，政治和安全局势不断恶化，最终导致经济发展急剧恶化。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从2010年的12000多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5000多美元。

从国际比较来看，东亚经济体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按照相对标准，日本和韩国都先后实现了迈向高收入国家。从人均GDP的追赶来看，日本相对于美国的水平1962年达到了40%，可以认为按照相对标准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韩国人均GDP在1991年超过美国的40%以上，也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迈进。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实现了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我们引用国际同行关于东亚经济体的一个研究，包括韩国、香港、台湾地区、新加坡、印度和中国。从增长核算来看，人均GDP的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四部分：劳动贡献、人力资本贡献、资本贡献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我们可以看到，从1970-2009年差不多30年的时间内，亚洲四小龙、中国和印度能够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

图. 日本与韩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追赶

图. 六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增长核算（1970-2009）

再看一下拉美国家，包括巴西、阿根廷、秘鲁和墨西哥。其中，阿根廷在上世纪30年代时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人均GDP相对于美国水平的持续走低，这种现象在90年代在有些国家在继续存在。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上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是负的，也对应了这些国家在这一时期纷纷爆发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其背后的原因是，这些国家不能够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积极提高本国的经济发展优势，并且过度依赖国际资本，最终导致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

图. 拉美四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水平（1950-2010）

图. 四个拉美国家增长核算（1970-1990）

中国为什么能够顺利跨越“贫困陷阱”？

回答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中国为什么能够顺利跨越“贫困陷阱”。只有我们理解了中国为什么能够跨越贫困陷阱，我们才有可能更好的理解中国是否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发展状况可以简单的称之为一穷二白。1950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1岁，1982年提高到67岁；195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年，1982年提高到4.6年。以上数据表明，中国在计划经济年代实现了一次伟大的发展，这就是社会领域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健康和教育方面。因此，改革开放前30年的社会发展成就为改革开放后40年的经济发展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国际比较来看，1977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墨西哥还要高，但是那个时候的墨西哥人均收入水平是中国的4倍。这个例子也足以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社会发展在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经济奇迹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从人均收入水平来讲，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仍然是一个非常典型贫穷国家。按照国际贫困线标准来看，1981年中国有8.8亿贫困人口，相当于总人口的88.3%。在发展研究领域，贫困问题一直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时至今日，虽然人类的科技成就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贫困仍然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2015年，随着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到期，全世界仍然有10%左右的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人口规模差不多7亿人。对于贫困问题有一个著名的研究，印度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和法国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对世界五大洲1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长达15年的研究，针对贫困人口在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二人的合作著作——《贫穷的本质》中总结了导致贫困的四个主要方面原因，包括动荡的社会局势、恶劣的自然环境、落后的教育水平以及社会救助机制的缺位。针对贫困问题，胡鞍钢教授从多维视角提出了分析框架。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把贫困的表象和贫困的原因进行了划分。贫困的表象是收入水平的低下，但是导致收入水平低下的原因则是复杂的。这些原因可能包括知识贫困、生态贫困、人类贫困，也可能是市场机制问题。例如，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往往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导致这些地区被隔离与市场之外，从而导致收入水平低下。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贫困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即政府可以从导致贫困的原因入手，为贫困人口赋予能力。

图. 贫困的多维度分析框架

中国的贫困发生率能够大幅度出现下降，主要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第一就是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化。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首先进行了农村改革，解决了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激发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释放了农业发展的潜力。进入80年代，随着乡镇企业、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推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兴起，这些发展为人民创造了经济机会，提高了人民的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城镇化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78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是1.72亿，城镇化率仅为18%。到了2017年，中国的城镇人口规模为8.13亿，城镇化率超过了58%。这一期间，城镇人口规模增加了6.4亿，同期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减少了7.4亿。这也表明，没有中国的城镇化快速发展就不可能大规模降低农村贫困人口。

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发展是城镇化快速推进的直接原因。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可以对世界各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和贫困发生率进行对比分析。一个基本发现是，按照2011年的购买力评价衡量的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基本上都进入到低贫困发生率的国家。但是，从低于1万美元的国家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贫困发生率则差异巨大。这也表明，经济发展是降低贫困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是也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比较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可以发现，中国的减贫成就是非常突出的。相对于人均收入水平，中国的贫困发生率显著低于同等收入国家的贫困发生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是一个具有近14亿人口规模的大国，能够实现较低的贫困发生率，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发展奇迹。

图. 人均GDP与贫困发生率对比（1.9美元标准）

除了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以外，中国能够实现大规模减贫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家扶贫政策和扶贫行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开始推进国家减贫行动。1980年，中央财政开始设立了一系列的扶贫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扶贫工作。1983年，中国开始实行“三西”农业建设计划，实际上就是对“三西”地区展开扶贫工作。“三西”地区由于生态环境比较恶劣，导致这个地区的老百姓的收入低下，是典型的生态贫困。因此，中国最早的扶贫战略是从生态扶贫开始。1986年，中国成立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这实际上是一个推进国家减贫行动的协调机构。1994年以后，中国开始以国家战略、国家规划的形式系统地推进国家扶贫行动，其中包括1994年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即用7年时间消除8000万贫困人口。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贫困线水平没有现在这么高。进入21世纪，分别制订了两个跨度10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到了2013年年底，习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2012-2017年期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6853万人，涉及的人口规模超过英国人口规模。2020年，中国全部人口实现脱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不仅有扶贫开发，还有社会保障的兜底。

总结起来，中国之所以可以大规模降低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是因为中国实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政策，这包括教育和卫生领域的社会政策、为人民创造经济机会的经济发展政策、不断完善的社会保障政策以及旨在帮助贫困人口发展的扶贫政策。

关于中国的减贫成就，我们可以利用世界银行数据进行国际比较。我们引用世界银行的数据，可以看到1981年中国的贫困深度是最深的，全国有84%的人口是贫困人口，到了2010年贫困发生率下降为12%，贫困发生率下降了72%。再看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这些国家1981年的贫困发生率为51%，显著低于中国当时的贫困发生率，但是到了2010年，这些国家的贫困发生率仍然高达48%。这表明，这些国家在1981-2010年期间的近三十年间，减贫成就非常有限。再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1981年，印度的贫困发生率为60%，明显低于当时中国的贫困发生率；到了2010年下降到33%，明显高于当时中国的贫困发生率。因此，虽然印度也在减贫事业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减贫成就明显低于中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先后设定了三个农村贫困人口贫困标准，包括1978年标准、2008年标准和2010年标准。1978-2017年期间，农村贫困人口规模降低了7亿多人，突出地显示了中国的扶贫成就。在国家贫困线标准的设定上，2010年的标准比2008年的标准提高了近一倍。这也表明中国政府以高标准消除贫困的坚强决心。按照2008年的标准，2010年农村贫困发生率为2.8%；但是按照2010年标准，2010年农村贫困发生率则为17.2%。两个标准差异甚大。到了2017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1%，与2010年相比，下降了14.1个百分点，体现了中国扶贫事业持续取得了突破。2017年，中国还有3100万农村贫困人口，这也是扶贫攻坚最艰难的一部分。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9美元的标准，2015年中国的贫困发生率已经下降到0.7%，基本上可以认为中国已经完成按照世界银行标准的减贫事业。

图. 按照不同贫困线标准的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

针对中国的减贫成就，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2015年给出这样的评价：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在消除极端贫困方面发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作用；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是世界上最有经验的国家。

中国在健康、教育和扶贫领域的发展，也不断提高了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比较金砖四国国家的人类发展水平，中国现在已经接近巴西，大大缩小了与巴西在人类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在全世界的人类发展排名中，2017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进入世界前45%左右的水平，预计将来还会有更高的体现。最近的数据表明，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要领先于人均GDP的排名。这也隐含着，未来中国人类发展指数要获得进一步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因为我们在教育和健康这方面已经是比一般的中高收入国家要好。值得一提的是，我们2010年的人类发展指数超过0.7，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0.8以上是极高人类发展水平，中国正处于从高人类发展水平向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迈进的过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处于低人类发展水平组的47个国家，只有中国进入了高发展水平国家。这也充分地说明了，中国在促进人类发展方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

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理解了中国是如何跨越“贫困陷阱”，有助于理解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近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的转变。近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低于7%了，相对于金融危机之前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当前的增长速度显著下调。现在，很多人也在思考中国会不会从中高速增长直接落到中速、甚至是中低速增长，这也决定了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说中国能够以多快的速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我们认为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的理由是这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已经确立并不断走向成熟。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明确了要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任务。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实践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确定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为推进国家全面发展的顶层思维，也必将推动我国各个方面的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第二，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日趋成熟。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后，宏观调控体制不断完善、不断成熟，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从新增就业、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以及国际收支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表现来看，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宏观经济的表现无疑是世界上宏观经济表现非常突出的国家，这也表明了中国宏观经济管理能力不断成熟。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党中央提出了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培育增长动力的经济发展思路，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框架，着力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基础设施现代化与完整的工业体系。基础设施现代化体现在交通、通讯、能源等主要基础设施领域。20多年前，基础设施还是经济发展的瓶颈部门。目前，中国整体的基础设施覆盖水平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支撑。以高铁为例，2008年发展之初，高铁营业里程从600多公里发展到2017年年底的2.5万公里。中国的高铁营运里程世界第一，占世界高铁里程数的60%以上。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高铁建设仍旧还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未来，中国的高铁将覆盖所有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可以说，高铁的发展将成为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从工业体系来看，有研究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工业生产的国家，这也表明中国工业体系的完整度是最高的，具有很强的集成能力，这也是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目前，中国是公认的世界工厂、制造业大国。中国未来制造业发展的方向是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特别是在尖端科技领域，要不断提高竞争力，不断提高制造业的科技含量。

图. 交通基础设施（1980-2015年，万公里）

第四，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新中国建立之初，毛主席对当时的国情有一个经典描述，那就是“一穷二白”。“穷”是指经济发展落后，人均收入水平低；“白”就是指教育发展落后，人口受教育水平低。新中国建国以后，中国的教育事业经历了若干个跨越式发展阶段。其中，高等教育在上世纪末就经历了一个跨越式发展，2000年以后高等教育毕业生呈现爆发式的增长。2017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45%左右。近两年，中国每年有700多万的高等教育毕业生，研究生毕业生的数量也接近60万，这些人都是高素质的劳动者，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从规模上来讲，每年的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相当于香港的人口规模；每三年高等教育毕业生的累积规模相当于北京市的人口规模。从更长期影响来看，我国将逐步实现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跨越。而且，这些毕业生有一部分将成为科研开发人员，成为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人才支撑。此外，从出国留学和学生归国的人员的规模来看，2000年以后也呈现爆发式增长。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出国留学人员出去的多、回来的少。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出国留学和学成归国的人员数量基本实现了同步发展，而且是大多数都学成回国发展。这也表明，中国国内的发展更有前景，使这些留学生学成之后选择回国发展。

图. 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1980-2015年）

第五，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关于中国创新能力的国际比较，我们可以引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的数据进行说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世界各国的创新水平编制了全球创新指数。从世界各国人均GDP水平（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和各国创新指数的对比来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把世界各国分为三类国家。第一类是创新能力表现不佳的国家，这类国家的创新指数相对于人均收入水平而言表现较差；第二类是创新的学习者，这类国家的创新指数相对于人均收入水平而言表现较好；第三类是创新的领导者，这类国家是人均收入水平和创新制度都高的国家。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中国在2012年的创新指数排名为第34位，被归类为创新的学习者；到了2018年，中国的创新指数排名为第17位，排名在6年的时间内提升了17位，已经进入了创新的领导者的行列。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当然，和其它的创新领导者相比，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还相对较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创新能力是在不断提升的，已经成为全球创新领域中有影响的国家。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出现“中兴芯片事件”就把中国的创新能力就彻底否定了。我们应当全面地看到中国的创新能力，既要看到发展，也要看到在某些领域与创新领先国家的差距，更要对未来中国的创新能力前景充满信心。毕竟，从2012年到2018年期间中国创新指数排名的显著提高就是中国创新潜能不断释放的一个例证。随着中国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创新能力可以在现有的水平上更进一步。从2018年的报告来看，在世界创新指数排名前30位国家中除了中国以外都是高收入国家，只有中国是中高收入国家。此外，从全球创新指数的两个子指数来看，一个是创新投入指数，中国排在27位，也是唯一一个进入前30名的中高收入国家；一个是创新产出指数，中国排名第10，还是唯一一个进入前30名的中高收入国家。中国的创新产出指数比投入指数排名更靠前，说明了中国的创新效率非常高。

创新的地理分布，我们可以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研究看到世界各地区每100平方公里国际专利的密度。总体来看，世界专利密度高主要体现在三个地区，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东亚。其中，美国和欧洲是发达经济体。东亚地区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创新的密集地区，主要集中于三个地区，包括以北京为中心的地区、珠三角以及长三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珠三角已经成为全球创新的一个非常耀眼的明星。例如，深圳的研发投入占深圳GDP的比重已经超过4%，和以色列、韩国水平差不多，而以色列和韩国是世界上创新投入强度最高的国家。我们也可以预计，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不断升级，以香港和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将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创新的竞争力。

关于创新，我们还可以介绍我们最近做的一个研究。在这个研究中，我们把世界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美国的水平）和全球创新指数（2018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我们发现，一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能力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关系。从各个国家表现相对于两者拟合线的分布来看，中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显著高于全要素生产率所对应的拟合值。这表明，中国的创新能力对推动中国全要素生产力增长具有巨大的潜力。创新能力会驱动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力持续提高，这也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关键支撑因素。

第六，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制订了336项改革举措。从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的实践来看，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着眼点，国务院破除了大量行政审批事项，国务院及各部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618项，全面深化改革在实践中得以落实。特别是，党中央设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先后召开由总书记主持的40次会议。党的十九大以后，深改组又调整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现在已经召开了5次会议。从深改组到深改委，中央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一共举办了45次会议，这些会议对重大领域的深化改革发挥了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的功能。十九届三中全会，又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因此，可以说，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三中全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大推进，这也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从根本上来讲，取决于能不能真正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实现高质量发展。当前，党中央高度重视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强调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质量变革是要使得产品和服务更加符合人民不断增长的对于高质量产品的需求。质量变革对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质量变革最终是要通过市场竞争检验的。效率变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市场的效率，也就是有效地把高储蓄转化为高质量的投资，这是当前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点。动力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新能力。总体而言，落实新发展理念就是要避免中等收入阶段可能遭遇的各种“陷阱”。

首先，坚持创新发展，避免全要素生产率的陷阱。如上所述，中国的创新发展总体态势还是很好的。从“十三五”规划来看，创新发展被放在一个非常突出地位。其中，“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要达到2.5%。这是一个什么水平呢？目前，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是2.3%左右。这就是说，中国到2020年的时候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会超过目前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从创新产出来看，“十三五”规划提出每万人口专利拥有量在2020年达到2015年的2倍左右。这个目标完全有可能实现。2010年，中国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为1.7件，2015年达到了6.3件，表明中国科技事业进步速度非常快。到2020年，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完全可能。“十三五”规划在科技创新指标方面，还提出到2020年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达到85%。这是总人口的85%。如果我们把年幼和高龄人口排除的话，可以认为到2020年基本实现全民普及移动互联网。可以预期，互联网的全面普及以及基于互联网的各种新业态不仅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也将深刻地影响社会、文化等其他发展领域。

第二，坚持协调发展，避免城镇化陷阱。协调发展包括城乡协调和区域协调，也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协调发展。1956年，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就是在讲协调发展的问题。1995年，江泽民提出的十二大关系也是在讲协调发展。当前，我国协调发展的一个最突出的领域就是城乡协调发展，即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拉美国家的城镇化率都是80%以上，但是城镇化质量很低，较高的城市化率伴随着贫民窟的广泛分布，社会安全也成问题。这种城镇化模式是因为城市发展没有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同时公共服务供给短缺。这种低质量的城市化模式也限制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模式，陷入了城镇化陷阱。总体来讲，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还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基本上形成了良性互动模式。但是，也存在制约城镇化优化发展的现象。例如，中国的城镇化体系不够合理，部分大城市已经出现“城市病”，户籍制度也制约了城镇流动人口公平享受公共服务。这些问题也是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转变城市发展模式、提高城市治理水平的重点内容。总体来看，中国城乡协调发展在近年来有所提升。城乡收入差距已经呈现缩小态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得到稳步推进，国家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体系日趋完备。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召开了多次关于城镇化发展以及城市发展的会议。2014年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5年举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这是事隔37年后再次召开的一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解决了中国如何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8.52%，我们预计2020年要达到62%的水平。随着这些规划相关的政策落实，城乡协调发展将进一步提升。

第三，坚持绿色发展，避免生态环境陷阱。绿色发展就是要走资源节约型、生态友好型的发展道路。中国从“十一五”规划以后，特别是“十二五”规划，资源环境方面的指标占五年规划总体的指标比重不断提高，而且资源环境类指标大多都被列为约束性指标。总体来看，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遏制，并不断改善，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立法日趋完善，成为基本国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也成为世界上积极推进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重要国家，为推动达成《巴黎协定》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关于绿色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很多经典论述，比如“两山论”，提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国当前的发展基本上纳入绿色发展的轨道，绿色发展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部分，体制机制也不断完善，这为中国推进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中国的能源消费来看，煤炭消费在2014年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峰值，近几年已经出现下降态势。与此同时，以风能和太阳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在发电中的比例出现显著提升。这表明，在能源消费领域，中国的绿色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当然，中国当前的生态环境建设还存在诸多让老百姓不满意的地方，也是各项发展事业的短板，持续推进绿色发展是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不能放松的领域，也是能够提高人民获得感的重要领域。

第四，坚持开放发展，避免依附型陷阱。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适应或者脱离了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必然陷入发展停滞。然而，也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是双刃剑。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正确处理国内经济发展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也就很难应付世界经济波动造成的外部冲击。或者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其他国家，也极有可能陷入“依附性陷阱”，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实施对外开放战略。以东南亚国家为例，在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前，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曾经历过长达10年的高速增长期。然而，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国际资本，特别是在国内资本市场体系不健全的条件下，贸然开放资本账户，最终产生由于国内经济发展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短期国际资本大规模撤离，爆发了东南亚经济危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增长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正确地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成为推动中国国内改革的外部压力和动力。对比1978年、2000年、2016年三个时点的中国对外开放，到2016年中国成为了第一大货物出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以及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在不断加深。

根据相关的研究，中国在世界贸易领域已经取得了中心地位。比较中国和美国，世界上有124个国家把中国作为了第一大贸易伙伴，有56个国家把美国作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这表明了中国对于整个世界贸易体系的影响在日益增长。从全球供应链角度来看，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分工中，在劳动密集型和高科技领域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十八大以后，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成为了国际发展的新机制，对外开放迈上一个新台阶。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逐步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赞誉。从对外贸易、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等领域来看，中国已经走近了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然而，也必须看到，中国对外经济仍然存在局部的依附性领域。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芯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避免依附性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键领域的创新能力。

第五，坚持共享发展，避免不平等陷阱。共享发展就是不断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十八大以后，推进共享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精准扶贫。这几年，精准扶贫工作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到2017年的3.1%，累计减贫人口规模超过6800万，超过英国的人口规模。此外，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社会建设。例如，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特别强调社会建设要以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很多社区重新形成。此外，党中央、国务院在2016年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成为到2030年全面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行动指南。2016年，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给中国颁发了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这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社会保障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肯定。

总体来说，落实新发展理念，要建立在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和和谐的社会的基础上，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推进服务性政府建设，大力推进社会领域的建设。

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前景展望

最后介绍一下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前景展望。首先，按照绝对收入标准，我们把世界各国的收入水平从低到高进行了排列，并且考虑了各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可以发现，1995年中国的收入水平处于低收入国家的状态，2015年中国已经进入到中高收入的阶段。2017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800美元，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12700美元左右。粗略估计一下，中国的人均GDP按照美元值再增长40%左右就可以达到这个门槛值，进入高收入国家。按照相对收入法，1995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6.5%左右，到了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相对于美国的25.4%左右，2017年达到了美国的28.2%，呈现出相对于美国的显著追赶。此外，按照相对收入法，1995年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比重是16.6%，到了2015年达到18.9%。因此，在这20年中，世界上进入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比重只增加了2个百分点。如果中国进入到高收入国家，那么世界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比例将翻一番，因为中国占世界的人口比例为19%左右。这也表明，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世界发展意义。

基于相对收入法，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四个金砖国家。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增长是持续的，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8.05%，2005年达到11.50%，2010年达到19.29%，2017年达到28.23%，距离40%还差不到12个百分点。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巴西。再看看俄罗斯，俄罗斯在1990年为美国的55%左右，属于高收入国家的收入水平。但是，1990年代后出现了大幅度下滑，1998年下降至27.6%，最后又开始追赶美国。但是，最近几年又开始出现相对于美国的下降。俄罗斯例子告诉我们，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采用的休克疗法导致国家衰落。而中国则持续追赶。这也说明，1990年以来，中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图. 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基于PPP（2011年国际美元）

以上是关于中国整体的状况，以下介绍一下各个地区的发展状况。我们把2000年、2005年、2010年以及2015年四个地区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组划分看一下各个地区收入组的变迁。首先，我们可以看到2000年中国绝大多数地区都属于下中等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只有上海是上中等收入地区。到了2005年，上海、北京、天津三个地区已经进入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其它地区基本上都是属于下中等收入阶段，只有贵州一个地区还处于低收入地区。到了2010年，东部地区以及内蒙古都属于上中等收入阶段，其它地区都属于下中等收入阶段，没有地区属于低收入地区。到了2015年，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和浙江已经进入高收入地区，其它地区均属于中高收入地区。此外，2017年广东也进入高收入地区了。可以看到，每隔五年，都会有不同地区向更高收入组跃迁。

图. 中国各地区的收入组动态变化——按照世界银行的收入组划分标准（人均GDP，Atlas汇率法计算的美元值）

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和展望，我们预测，无论是按照绝对收入标准还是相对收入水平标准，中国整体上可以在2025年左右顺利进入到高收入阶段。2025年也是中国“十四五”规划的完成之年。我们以2015年为基准，预测2020年到2025年如果实现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所需要的经济增长率。如果2020年迈入高收入国家，2016-2020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要达到10%以上。现在来看这个不现实了。但是，如果到2025年要实现跨越到高收入阶段，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只要达到5%就可以了。5%的增长速度就是中等增速稍微偏高一点。尽管近几年出现经济增速下滑，但是保持这样一个增长速度还是大概率事件。

在这里还要强调一下，中国进入到高收入国家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因为高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还是有区别的。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发达国家目前只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少数国家。中国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还要继续追赶，要实现2020年后的30年的发展目标，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中国发展道路具有明显的阶段性。2000年进入到中低收入阶段，2012年进入到中高收入阶段，2020年的时候我们要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2025年左右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2035年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要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总体而言，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保障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其重要经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具有独立自主的国家决策能力，并在不同发展阶段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非常重要。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也有没有完全照抄苏联。特别是在90年代初，在动荡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既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依据自己的国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依据长远的发展目标不断调整国家发展战略，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这是最主要的制度保障。中国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不同于西方的模式，是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正路。

最后，借用一下胡鞍钢教授经常寄语给青年学子的话，即我们正处在一个黄金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的一个重要论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进入新时代。在座的大多数同学都出生于90年代，大家将全程参与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伟大历程，希望这代学子能够在黄金时代做出黄金贡献。

讲坛现场

胡鞍钢教授向周绍杰副教授赠送清华大学『国情讲坛』纪念证书并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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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讲座系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系列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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