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上）

Original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2024-09-17

【编者按】10月27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十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就“40年前：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主题发表演讲。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哥德堡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郑京海作点评。讲坛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周绍杰主持。

本文根据胡鞍钢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全文共计2.4万余字，分上下篇推出，今天推出上篇。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有机会就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主题做一个介绍，我的题目是“40年前：改革开放初始条件”。

如何去认识40年前，即1978年的中国？邓小平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启动了改革开放？我们来看一看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上海。这是1978年上海陆家嘴的一张图，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农村，是“一个大城市和一个大农村”。

第二张是1994年的上海，浦东新区已经开发。我在1991年去过陆家嘴，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上海是“一个大城市和一个大工地”，到了1994年以后开始成为全国金融中心，也包括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大建设。

第三张是2016年的上海。陆家嘴被称为是中国的曼哈顿，上海已经发展成世界级大都市。中国的世界级城市，不光有北京、上海，还包括现在的粤港澳等，这些城市或地区的发展变化，也反映了整个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巨变。

导论：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今天我更多地从40年前讲起，这就基于马克思讲的一段话。他讲到：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1]

这是我们分析现代中国不同时期初始条件的理论依据。

能不能这样讲？将近70年前的1949年，毛泽东从蒋介石留下来的旧中国来创建了新中国，结束了“落后挨打”的时代，进入了“站起来”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情况呢？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做了经典概括：

“一穷二白”，“一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这表明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经济、农村社会。“二白”，就是一张白纸，指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2]

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一书的第三章，专门分析了1949年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

1978年，邓小平正是从毛泽东继承下来的新中国，作为新的历史起点改革开放创造了新的历史，即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和历史起点。

我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刻画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这样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中国国家发展的历史过程。1840年之前的中国是“古代中国”，也可以称之为是农业之国、农业文明、农业社会；1840年之后是“近代中国”，从世界视角看它经历了一个急剧衰落的过程，一直到1949年。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数据库数据显示，在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3；到了1913年，辛亥革命以后降到了8.8%；到了1950年又进一步下降为4.5%。这个曲线图清楚地呈现了中国从农业经济大国走到历史高峰，而后在世界性工业化现代化背景下迅速衰落的过程。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现代中国”，意味着中国进入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

中国进入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国现代国家初步成长期，即毛泽东时代，为创建一个现代国家打下基础，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6%；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以后，进入到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关键时期，称之为迅速崛起期或者经济起飞期，经济增长率超过了9%。2002年11月我在北京青年报社讲座时，曾预言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国家强盛期，这个强盛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也受到美国发展历史轨迹的启发，美国从建国特别是从1820年到1870年，也经历了一个初步成长期。南北战争以后，从1870年到1913年进入到经济起飞期，当时经济增长率达到3.9%。当然中国在1978-2017年期间经济增长率高达9.5%，远远高于美国。不仅如此，美国当时经济起飞的时候人口只有4000多万人，中国从1978年经济起飞的时候已经达到9.6亿人。美国用了43年时间，即从1870年到1913年发展成为世界第一，也成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超级大国。中国作为现代化国家的后来者，作为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后来者，发展经历了至少两个阶段，即准备成长期和迅速成长期。从发展逻辑上看，先是“站起来”，后是“富起来”，今后将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强起来”的强盛期。当然，中国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不是美国的复制版，根本的区别在于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赢主义，这是在1949年毛泽东建立新中国时就已经确立了的建国方向和路线图。

这就需要讨论几个重要的问题：1978年中国改革之初的国际背景是什么？中国是如何利用国际环境变化所形成的天时地利来启动经济起飞？中国当时的改革是在什么起点下基于什么样的基础开始的？它的初始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哪些是有利条件？哪些是不利条件？哪些是发动因素？哪些是限制因素？

讨论1978年的基本国情时，可以与1949年做比较，也可以与现在做一下对比，不仅进行历史比较，还可以做横向的国际比较。那个时候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改革初期相比有什么有利的条件？还有什么不利的条件，另外还可以和同类型的国家，如与印度比，有哪些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

最后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会取得惊人的成果。40年前没有人预见到中国会创造这样的经济奇迹、减贫奇迹等，这些与初始条件有什么关系？实质上是讲前30年（1949-1978年）和后40年（1978-2018年）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客观、历史的唯物辩证地看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历程？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从哪里来？怎样走到今天？未来将走向何方？

我想从五个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看法：第一是改革开放的国际背景；第二是改革开放初期有利条件；第三是改革开放初期不利条件；第四更重要的是邓小平等领导人作为改革开放的发动者，也作为改革开放的引领者，他们是怎样认识中国国情，是怎样作出选择的；最后谈一下改革开放开始的条件和历史的选择，为什么邓小平首先从农村改革突破，而不像苏联和东欧国家从城市改革？为什么从改革之初就提出要发展个体经济、外资经济，后来又提出发展私营经济，进而发动城市改革等方面。这与当时国情的有利的条件和约束条件都是密切相关的，由于时间关系我尽可能把一些结论性的看法与观点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

改革开放的国际背景

7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绝非是偶然的，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因素。

一方面，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导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我没用“经济崩溃”这个词，在我的《中国经济政治史论（1977-1991年》（即将出版）的第二章有一个详细的分析。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仅增长1.7%，工业总产值增长1.3%，社会总产值增长1.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9%，[3]按GDP增长率看，下降了1.6%，是经济剧烈波动，并不等同于经济崩溃的边缘。[4]事实上，整个国民经济是因为两次政治运动（指“批林批孔运动”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外部冲击，引起经济剧烈波动。我认为用“危机”这个词表达当时的情况更为准确。而经济和社会危机又引发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

另一方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主流中，中国不仅失去了参与的机会，而且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也与周边的“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中国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共产党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为什么这么讲？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从1870年到1913年，是世界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全球的出口贸易占全球总产出比重是不断提高的，从5.0%上升至8.7%；而后就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就中断了这个经济全球化过程，甚至出现倒退，因为全球的出口贸易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是下降的，从1929年的9.0%下降至1950年的7.0%。第二次是从1950年到1973年，这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全球贸易增长值最高纪录，也包括经济增长值最高记录，全球的出口贸易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从1950年的7.0%上升至1973年的11.2%。[5]

受到美国带头制裁中国，以及后来中苏冲突的影响，我们既没有办法进入到西方世界，也没有办法进入到东方世界。建国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同世界相互隔绝又相互联系的状态，毛泽东自称

“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1969年），

这是有其外部原因的，其中美国是关键因素。中国能不能对外开放，能不能参与全球经济或者说全球化，首先取决于中美关系的改善。

70年代初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举措为70年代末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前提条件。每一代领导人面临的国际背景不同、历史机遇不同，那么历史任务也不同。恰恰是由于毛泽东这个战略决策，重点突破了中美关系，又相继突破了中日关系、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才使得中国首次拥有了这样一个战略机遇窗口。特别是中国恢复了它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按照邓小平同志后来讲的，这就是中国的大国地位，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给我们创造的这样一个条件。从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对美的战略决策，使中国向西方世界对外开放打开战略窗口，邓小平将其视为毛泽东同志的功绩，邓小平则迈出了决定性的一大步，提出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成为中国开放之父。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向全世界介绍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可以说这是带有创造性的。邓小平之后又正式对法国进行访问，这也是中国领导人第一个访问的西方国家，他切身体会到西方国家发生的变化。

1974年12月17日，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时首次提出，今后十年工业总产值翻一番的设想，还谈到争取5年的国际和平环境，大力开展对外合作和贸易。当时毛泽东说：

“你这个想法好”。[6]

为什么呢？因为1973年党的十大政治报告提出的国际形势是“天下大乱论”：

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这种大乱，对人民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它乱了敌人，分化了敌人。[7]

邓小平回国后向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地汇报了西方国家的情况，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首肯。随后邓小平帮助周恩来同志，起草了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外开放契机，就是“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会上周恩来同志重申了在本世纪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1977年9月14日，邓小平率先提出，

过去老的战略规定（指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不符合现实了。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起码希望23年（指到2000年）不打仗。[8]

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要创造一个国际和平环境，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的战略思想。我们称之为“中国大战略”，它反映了中国核心国家利益和长期根本利益，是大胆的极富远见的战略构想。毛泽东为邓小平创造了战略机遇窗口，邓小平抓住机遇作出了对外开放重大决策。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失去过两次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会，同时也失去了在世界经济与贸易中的地位。第一次是1870年到1913年，第二次是1950年到1973年。中国占全球贸易的比例逐年下降，从1.8%下降至0.6%，[9]并在70年代达到最低点。从东亚地区来看，从60年代中期当中国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自己斗自己”时，日本经济继续加速，亚洲“四小龙”开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对外开放，迅速追赶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在扩大。

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封闭，就会大大落伍；只要对外开放，就会迎头赶上。邓小平的历史作用就在于打破长期以来中国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格局，大胆实行对外开放。这意味着，中国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封闭的时代也已经成为历史。邓小平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之父，他找到了使中国迅速发展、日益强大的道路。

对外开放决策为我们创造了“天时”和“地利”。邓小平破解了两大难题，做了两大事件：一是签订《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二是实现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而且邓小平带头走出去，先是亚洲地区，包括访问日本（1978年10月）、新加坡（1978年11月），而且他访问美国（1979年1-2月）回来以后，又路经日本（1979年2月）。因此，中国当时能够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就像邓小平所讲，当时毛泽东同志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期。

现代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极其难得的“天时”和“地利”，与中国改革的“人和”相得益彰，互为因果。

二、

改革初期的有利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有利条件是什么？历史从来就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凭空而去，它是一个连续的不断继承前人的发展过程。正是有前人所提供的历史起点，今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超过前人。而今人很快就会变为前人，成为后人的历史起点，我们把它称之为“接力棒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称之为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一个机制。当然，后人也很快变成前人，就需要为后来的后人“种树”，这是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的机制和逻辑，也是中国持续发展的机制和逻辑。

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基础，就成为邓小平时代的历史起点，而这个起点又远高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起点。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一书，专门一章介绍1949年新中国的初始条件，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77-1991）》（即将出版）一书，专门一章介绍了改革开放的初始条件。很显然一对比，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比较雄厚的物质资本基础和人力资本基础，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资产，创立了持续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突破发动工业化、现代化的资本约束，采用国有经济的方式，国有资本的积累增长率之快在发展中国家差不多是最高的，年均增速为12.5%，全国资本存量增长了16倍，创下了历史记录。此外来看，毛泽东时代还提供了相当重要的人力资本基础，包括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预期寿命，都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我为什么用资本这个概念呢？无论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还应该包括制度资本，它具有长期的回报，也必然反映在改革开放中的物质资本红利、人力资本红利，特别是实行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红利，也包括社会主义制度资本红利。因此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资产，成为创立和推动或者说持续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

我们来看一看党中央当时怎么判断的？反映在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看一看毛泽东时代给改革开放奠定什么样的基础？

第一，我们称之为是制度资产，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当时我上大学时候，读了这段话我还不太懂，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制度资产是改革开放一个基础性、制度性、长期性的资产。由于多次的重大决策失误，没有更好地体现出来，因此毛泽东的失误不在“制（度）”，而在“政（策）”。[10]

第二，在政治上，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这种制度安排保证了政治上的统一，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这是改革开放的政治条件。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社会稳定，也没有经济稳定。“天下大治”是最大的“公益性产品”。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可以保持40年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的重要原因。

第三，在经济上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经济既包括计划经济，也包括国有经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没有像中国一样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是很难能够真正发展起来的。而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完成原始积累靠的都是三大主义：第一是殖民主义，在现在的非洲甚至还能看到这些资本主义的痕迹；第二是帝国主义，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和日本；第三个是霸权主义。中国工业化与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不是靠侵略。中国如何才能完成这个工业化原始积累？基本上是靠自力更生，也包括当时的苏联援助，采用了计划经济体制，克服了原始积累的障碍，使得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明显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当然这个体制也有它明显的局限性，就是效率不高。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要改革，但是这个改革不是“翻烧饼”变成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而是自我变革、不断探索，先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后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在工业建设上，逐步建立了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1956年党的八大上，周恩来同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提出我们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当时就受到挑战：既然有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体系（指经互会），我国是否有必要建立这个体系？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较富、需求很大的国家，仍然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如此才能迅速改变国民经济长期的落后状态。从国际上看，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工业。因此那种以为不必建立我国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专门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11]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加了一句话，就是

“建立一个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目标。[12]

世界上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无论是印度还是印度尼西亚，包括巴基斯坦，都没有能力建立这两个体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旦改革开放，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工厂”，这与这两个体系的建立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这个体系包括比较独立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科学技术体系，提供了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科学资本等多个方面。此外，还建立了比较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体系。这是典型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机制和成功案例，也体现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一旦改革开放就会发生巨大的推力作用。

第五，

在“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变化，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人口已近10亿人，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我们用当时的数据算，中国耕地占世界总量的7%（按照新口径是9%），世界6.5%的水资源，要提供22%以上的人口基本生活问题，一个吃，一个穿，就涉及到棉花生产，涉及到生产布等，不要小瞧这几句话。历代王朝，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所以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

“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没有一个政府使得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此，毛泽东做了批驳，根据中国解放区的事实，办法就是革命加生产，既能解决吃饭问题。[13]这是因为中国长期实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方针。1978年粮食总产量相当于1949年的2.67倍，但是耕地面积比1957年减少了1244万公顷，但是复种指数从141%提高至151%，有效灌溉面积从24.5%提高至45.2%。[14]当然，我们只能说是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有了这个农业基础，一旦农村改革就会释放更大的农业生产力。

第六个是与现代化最重要的要素相关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校生突破2亿人，大中专学校培养了近900万专门人才，这就说明中国人力资本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50年的1.0年达到了4年以上。这正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成果和重要目的，即全体人民的现代化。

国际环境视角看，同世界12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具备了很重要的天时地利。1950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一年时世界上仅有25个国家承认中国，而1978年底已经同世界12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特别是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合法席位得到恢复。诚如党中央所言：

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这是当时（1981年）党中央决议的一个历史总结和基本结论。

我们再进一步从历史的视角讨论当时的初始条件和背景。表1列出了1949年和1978年的主要数据对比，进一步分析为什么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大大高于毛泽东时代的起点。

表1 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初始条件和背景比较（1949年和1978年）

a：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Perspective .OECD, 2001:Table 2-22a；

b：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c：作者推算；

d：Crafts.“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1870-1990：Some Revised Estimates”.Enropean Review Economic History,2002(6).495-505。e：世界银行数据库。

从发展水平看，1978年中国人均GDP高于1950年。基于安格斯·麦迪森数据库，1950年中国人均GDP是439国际元（1990年价格），很明显低于1820年的600国际元。到1978年，已经达到了将近1000国际元。这就划分了两个不同的时代，一个是1820-1950年的传统农业经济衰落、现代经济相当有限的时代，一个是1950年之后现代经济发展时代。

从总人口规模看，这是最关键的，从1949年的5.42亿人，达到了9.6亿人，净增加4.2亿人。很显然，一个国家需要解决庞大的人口的吃饭问题、穿衣问题、生活用品问题，还有扫盲教育、医疗健康等突出性的民生问题。

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取得重要进展，也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有了重要进展。毛泽东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有一个“一九开”的基本国情判断，一是10%为现代经济，二是90%为传统经济，与历史上几百年都差不多的所谓的农村地区。到1978年已经有所改观，城镇化率达到17.9%了，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国城镇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比重从1949年的10%上升至1978年的44.4%，相当于提高了30多个百分点。世界银行在80年代两个重要的报告，特别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唯一最高的比重，不仅超过了发展中国家，也超过了发达国家。为什么？因为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上提出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将落后的农业国改造为先进的现代的工业国。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又提出了“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目标，在苏联的援助下，加速了国家工业化，当然这一工业化也有自身的效率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是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化基础。

从农村的角度来看，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村贫困人口问题。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估算1949年的数据了。1978年农村国家贫困线人数达到2.5亿人，按照国际贫困线（按2005年价格计算的每人每日平均生活费1.25美元），可能会在8亿人以上。因此，中国经济改革就必须从农村开始，优先解决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同时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从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看，铁路里程从1949年的2.22万公里增加至1978年的5.17万公里，还包括公路、水路、航空、邮电、港口、桥梁等，这几乎都是依靠自力更生、集中力量办大事完成的，不仅具有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经济意义，还具有帮助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社会意义，最主要的是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条件。

从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发展角度看，相对人均收入水平而言取得了更为明显的成效。从人口（15-64岁）受教育平均年限的角度来看，我们推算，从1950年的1.0年到1978年的4.0年，相当于1950年的4倍。一方面反映建国初期人力资本水平之低，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增长明显的高于人均收入等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能看出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人民现代化。而人民现代化主要是体现两个重要的指标，一个是教育指标，第二个指标就是人均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41岁提高到65.8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2.23岁），但是我们的人均收入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反映了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因素，其中能够在极低收入条件下，在农村地区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并覆盖了90%以上的农村人口，这被8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称之为医疗服务奇迹，为改革开放奠定了人力资本基础。

从人类发展指数（HDI）看，根据美国学者Crafts计算，1950年中国为0.225，当然也大大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但是到了1980年，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提供的数据，中国提高至0.407。我们估算，中国人类发展总值（HDI与总人口之积，反映一个国家总人力资本或财富），就从1.24亿人HDI上升为4.02亿人HDI，相当于1950年的3.24倍，这是相当可观的人类发展成果。

最重要的是一些其他的基本条件，这就可以从体制背景做一些对比。那么从基本路线看，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所有制结构看，在城市以公有制经济转向混合经济，从经济体制看，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引入市场机制。

从国际背景看，改革开放之后，无论是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等方面，很显然，都比毛泽东时代有更好的外部条件。再进一步分析，就是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我们有时候往往把它低估了，我们还是要放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进程理解，处在一个现代国家生命周期的第一阶段，即初步成长期，因此，有必要做国际上的比较和分析。毛泽东时代奠定的现代化基础有：

第一，中国已经进入到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GDP，增长率超过1%，就可以视为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在1949年之前，实际上是负增长，即便国民党所说的“黄金十年”，也没有超过这个数据。1952-1978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1%，高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6%），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为4.0%，也高于同期世界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为2.6%）。这就为改革开放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创造了条件，从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到高速增长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

第二是农业的发展。1952-1978年期间，农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为2.1%，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51.0%降至28.2%，下降了22.8个百分点。从传统农业生产之国（零增长或负增长）转向增长型农业之国（持续超过1%的增长）。

第三是工业的高速发展。1952-1978年期间，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5%，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10%左右提高到44.4%。从“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状态转变为世界工业之国、世界工业大国。其中全民所有制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达到了3200亿元，相当于1949年之前的100多年积累的全部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中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跃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成为世界工业大国。

第四，中国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就业岗位。从1952年的2亿就业人员上升至1978年的4.015亿人，几乎翻了一番。其中妇女就业参与率明显提高，使总人口就业率从36.1%上升至41.7%。反映了妇女解放（能顶半边天）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获得了不仅是就业红利，还包括性别红利。当然，也要承认在农村还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就为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特别是社队企业提供了劳动力来源，到1978年社队企业就业人员约有2800万人。

第五，从社会发展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和体育运动，在城市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在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基本上消灭了烈性传染病，大幅度降低了各类人口死亡率，提高了人口预期寿命，超过了世界人均预期寿命水平，并且是在人均收入增长没有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情况下实现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成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资本。这都是毛泽东时代奠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比较雄厚的物资资本基础和人力资本基础，此外最重要的是还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基础，这些都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有形的无形的资产，从而创立持续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

当然，我们也承认，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也是曲折的，如果不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决策和重要的挫折，中国还会取得更大的现代化成果。

因此，我在《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最后一章做了一些所谓的机会成本的计算，这些计算也是非常令人吃惊的：1957-1978年实际GDP增长率为5.4%，明显低于7.5%-9.0%的长期增长趋势。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实际增长率才超过了9.0%的长期增长率。但是，我们要把不同历史之间的逻辑关系讲清楚的话，我就用一句话概括：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失误，就成为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成功之母。我们作为后人怎么看待这个失败呢？就是邓小平的政治智慧，1988年他指出：

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15]

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一个坏事，我们要把它变成好事，把教训变成财富。今天我们再从40年的视角来看，它确实变成了一个好事，也就是说那两个重大决策的失误（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就使得我们后人变得更聪明，就成为后人的成功之母。用这种历史的辩证法、历史的逻辑来看问题，才能使得我们真正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从经济体制角度看，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有许多改革的有利条件。

第一，与前苏联等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中国计划经济主要覆盖比率相对比较低。苏联几乎是100%，这在中国是做不到的，因为中国有大量农村人口和不同地区，不仅农民有自留地，还有大量的“社队企业”、农村贸易市场，农村非农业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1/3，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1/10。

第二，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使中国经济还没有完全锁定在计划经济的轨道之中，存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可能性。当时中国的计划经济不是“铁板一块”，刘少奇、陈云都主张，我们不能学苏联那样，要搞大计划、小自由。

第三，中国的计划经济曾受到多次强大的政治冲击，是“有控制、无计划”类型，常常“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特别是政治运动对计划经济的冲击，只有“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了计划指标，其他五年计划完成率都相当差，尤其是“二五”计划彻底失败。“三五”计划完成率为82%，“四五”计划完成率为59%，“五五”计划完成率只有22%。中国并不是100%的计划经济，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这就为大力发展非计划经济即市场经济成分留下了很大空间。

第四，中国的国有经济比重明显低于苏联、东欧等国家。中国最高的比例是工业产值，国有经济占到了77.6%，而苏联、东欧国家国有经济比例都高达90%以上，就业比重同样都是90%以上，而中国不足20%。中国并不是100%的国有经济，是以国有经济为主的，本身就是混合经济，这就为发展非国有经济提供了更大的机会。

第五，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并同时存在于两种不同经济体制之中：在城市，计划内经济与计划外经济；两种不同经济所有制：在城市，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两种不同经济形态：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两种不同就业部门；在农村，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在城市，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这种二元经济社会特征，给中国的经济改革留下相当大的空间，也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会选择“双轨制”，形成了特有的渐进改革的路径，不断地从计划内经济为主转变为计划外经济为主，进而转化为市场为主；从国有经济为主转变为非国有经济为主，进而转化为混合经济类型；从城乡经济分隔转变为城乡经济融合，从农业就业为主转变为非农业为主，从乡村就业为主转变为城市就业为主，从乡村人口为主转变为城市人口为主。反映了不只是经济转型，还包括社会转型。这一切转型的起点，都与初始条件相关，也经历了长达四十年的数量、结构、质量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