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 | 道德学社与道德宗教
《段正元文集》（全二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发行
段正元是一位现代民间大儒，从小就有济世安民之志。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北京创办道德学社，其宗旨为“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后来以北京为中心全国各地有道德学社分社，段正元在各地讲学传道，在民间形成一股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成为战乱中保一方平安、挽世道人心的力量。道德不仅是段正元学说思想的主干，也是其一生实践实行的中心。他区分真假道德，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统就是道德思想，肯定中华传统道德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并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获得了道德学社成员的普遍认同，对于我们今天道德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需要澄清的是段正元讲的道德包含了现代学科体系中哲学、伦理、宗教三个层面的内容。道德学社本质上不以宗教立教而以“道德”立教，可以说是一种道德宗教。段正元特别强调道德实践，其实行途径就是三教合一，万教归儒。
段正元何许人也？现在一般的人把他当成一个道家人物，官方曾经把道德学社定性为反动会道门，学术界相对比较公允的看法是民间宗教，如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教授的一位研究生就以《民国时期的“道德学社”研究》作为硕士论文，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也有研究生从哲学层面做过类似的研究。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历史研究所有范纯武先生也有《孔子救世民初儒学宗教化的发展──道德学社与万国道德会之研究》的项目。
段正元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笔者曾在一篇小文章中逆鲁迅先生之义而用之曰：“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1]，以他为现代中国在民间弘扬儒学的真贞大儒。段正元，原名段德新，道号正元，祖籍福建省长汀县，四川威远县人，生于1864年4月1日。自幼聪颖纯诚，孝敬老人，尊敬师长，少有大志。七岁入私塾读书，过目成诵，背了不少儒家经典。但当时私塾不讲教育心理和学习方法，不能诱导儿童的个性，启发孩子的天才，只强调死背硬记，加之老师随时体罚先生，使学生失去了读书的兴趣。段正元由此就不愿入学，不喜读书。可是，当时的社会风尚是不读书就没有出路，况且他出身于一个理学世家，不读书自然难免遭到家庭的谴责。稍长，段正元开始思考人生与社会，有疑问就向祖父请教：“人生除读书外，另有学问乎？”
祖父见问，心中暗喜，表面上还是说：“读书固有寒窗之苦，苦尽甘来，功成名就。”
段正元说：“入学中举仅为一身之荣耀，说虚名则可，何功之有？”
祖父说：“尔言固然有理，世俗人皆然。尔究竟有何志向？但道其详。”
段正元说：“孙儿以为，济世安民有功于天下方为真功，有德于万民，青史流芳方为真名。” [2]
可见其志向之远大！后来，祖父、父亲相继去世，他与兄弟分家，与老母为伴，弃书，种地，曾从事农工渔贩等劳动，“多能鄙事”，深知民间之疾苦。十四岁时，思想大变，认为自己农工商贾虽能精通，不过衣食而已，思考怎么能够与世有大功德。十五岁时母大病外出寻医半路上遇见龙元祖，请回家为母治病痊愈，遂欲拜龙元祖为师学医，但龙元祖惜传医术，反劝段正元学道，曰：“医乃大道之绪余，果明大道，识阴阳之妙用，握造化之枢纽，化育参赞，则医不待学而自精矣。否则为庸医，可以医肉身，而不能医性灵;可以医个人之病，而不能医全国全世界天下万世人之病。学之何贵之有？以尔之根器，欲学医其志岂不太小，不如学道。” [3] 段正元听了这话深深地合着他的素志，便拜龙老先生为师。龙老先生赐道号“正元”，传授他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实学，并说：“孔子的学说，乃是真正可以实行的人道主义，大学之道便是人道主义的极则，可惜过去学者，只懂孔子的文章，不是拿来猎取功名，便是学得迂腐板滞，把真正可以救人救世推行致用的宝贵学说，当做理想空谈，深可叹息。”于是，段即随龙元祖入青城、峨眉山学道。经过了潜心精研和努力，十九岁段正元在青城山轩辕台，龙元祖授以先天专门大学之道，以及止、定、静、安、虑、得后天养身之法，以及天地、阴阳、吉凶、消长，历代治乱兴衰、祸福存亡、得失成败，各种道法并行之妙用，在八月十五日秋月朗明之时，一觉顿开，明心见性。
什么是明心见性？后来他在《元圆德道》中这样解释说：
是自性光明，晶莹澈耀，大遍三千大世界，细入微尘，凡往古今来，上天下地，所有万事万物，万理万法，无一不在照鉴之中，而无丝毫障翳，其中清净妙乐，无量无边，真正不可言说。……故明心见性之境象，必自己见过者始明白，否则任如何说，终难证实。
“明心见性”我们一般常在佛教中见到，所以以为这是外来的东西，其实这是人们身心修炼达到天人合一时的境界，并非神秘不解。当然，要达到这个境界不是人人，也不是顺便就能够的，必须有慧根，并经过艰苦修炼，才有可能。
二十一岁家乡大旱，段正元遵龙元祖之命，又得老母同意，舍尽家财，赈济邻里，从此，家道中落，生活备受艰辛。二十二至三十二岁开始遵师教，外出寻师访友，证明明心见性时所见的虚实。这段漫长的岁月中，半年在家躬耕养母，教育子女；半年外出寻师访友，跋山涉水，栉风沐浴，艰苦备尝，正合了孟子三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三十三岁至四十五岁，在民间讲道，同时写成《阴阳正宗》一书。但没有钱出版，后来整理成《阴阳正宗略引》一册保留了部分内容，原书佚失。四十六岁身怀一块银元第一次进京，访到元人杨献廷。时杨由日本留学回国，在民政部供职。杨敬仰段正元的学识与人品，于是拜其为师，从此成为段正元传道授学，办道德学社的得力助手。1911年，段正元看到清政府气数将尽，革命风云渐起，一时难以施展抱负，便与杨献庭一起返回四川。1912年春在成都创办了人伦道德会，以提倡伦理、扶持人道为宗旨。会中供奉孔子牌位，每周六由段公开讲解四书五经以及三纲、五伦、八德。所讲内容皆由性分中发出，有问必答，百讲不穷。其时正值全国批懦反孔潮流活跃，曾有受到新思潮影响的学者到会中与段玉元论辩。段正元对他们进行了驳斥之后，依然办会如初。人伦道德会刚成立时，仅有会员十余人，后听众愈来愈多。由于听众不断增加，段的演讲竟延续了一百二十三周。其演讲记录后被编辑成《大成礼拜杂志》《圣道发凡》、《外王刍谈录》等。
1914年复，段正元又携杨献庭等弟子再次赴京。1915年冬，河南籍国会议员陈景南(字尧初)拜段为师，这是一位对他后来的讲学传道事业大有帮助的弟子。在陈景南之后，又有数位当时的军界、政界要人执弟子礼。其中包括当时的陆军总长王士珍、内务总长孙洪伊、步兵统领江宇澄、警察总长吴炳湘等。在此期间，段正元及弟子在扁担胡同租了观音庵房三间，挂起“道德研究会”的招牌，作为在京讲学传道之所，并着手筹备建立道德学社。1916年腊月初八，北京道德学社正式成立，地址在西单头条胡同六号。学社社长为王士珍，社师为段正元。弟子多为军政要人及留日回国者，实现了其布衣教王侯之志。其道德学社宗旨为：“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道德学社的教纲为：“受恩必报，有过贞改，明善实行，诸恶不作，福至心灵，从容中道。”
北京道德学社工作的大概情况是:1、学社开办以后，段正元每星期日公开演讲一次，企图唤醒人心，移风易俗，匡正天下。其学说主要讲内圣外正修齐治平之道，也讲身心性命之法，其所讲皆性分中流露。段讲学传道时从不用发言稿之类，讲时由弟子记录，然后整理成册。2、经费来源照成都人伦道德会模式办理，即完全由弟子自由乐捐，决不花国家一分钱。办社初期，王社长及其它要人曾为经费忧虑，提议或由政府有关部门拨款资助，或为段正元在政府部门谋一职务。段正元对此坚决反对，他说:“我在学道之初，曾对师对天发誓，凡办挽回世道、救正人心等一切道德事业，不用公家钱，不受国家名位，纯以师懦身份，尽匹夫有责之义务。”3、出版宣讲道德的书籍。社内设有出版机构，按期出版记录学社活动情况的《道德学志》及段正元的讲演记录。从学社成立到段正元退隐，二十年间，共出版《道德学志》八十一册，段正元的演讲记录三百多种。4、1928年以后，由于否定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不可逆转的潮流，道德学社的活动也深受影响。1933年冬，社员为救正社会风气，挽救人心，便自愿捐钱出力，创办《中和日报》，每日出两大张，逐日登载宣传道德文化的文章，散播到社会上。1937年，日本攻陷平津，难民众多，学社遂将办报的费用，完全移用到办理收容所的事务上，《中和日报》于是停办。1938年，学社在安福胡同七十六号报社旧址处，成立经学讲习所。在大栅栏七号，成立妇女挑花工作所，并在所中讲习儒家经典。5、北京道德学社的讲学传道活动截止到1952年11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以封建迷信为由，强令其解散。[4]
北京道德学社成立后不久，南京、汉口、杭州、上海、奉天、荥阳、随县、徐州、保定、天津等地即纷纷成立道德学社分社。各分社均由当地好道心诚人士，自愿捐钱舍地发起成立的。社内的组织工作情况，各因其地社员人数的多寡，事务的繁简而各不相同。一般来说，分社不像总社那样每周一次演讲，而是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有三次集会，向孔子行礼，或传达师道教训，或交谈修身体会，相互砥砺，平日则各务其业。如社中遇到特别重大的事情、难题自己又无法解决，便向总社发函请求段正元莅临指导解惑。段正元因此经常奔波各处讲学传道。1918年冬至，段正元在首次开说大法的隆重典礼上，被弟子们尊称为“师尊”，这一称号从此被大家作为对段正元的尊称。[5] 段正元在各地讲学传道，形成广泛的影响，在民间形成一股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在战乱中成为保一方平安、挽世道人心的正面力量。
北京道德学社成立后，先后经历了汪蒋内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最不安定的时期之一。面对这种局面，段正元从未袖手旁观，恰恰相反，他不辞辛劳，游说于北洋军阀、蒋介石集团新军阀之间，甚至对于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苦口婆心，试图说服他们皈依儒家道义，修齐治平，实现他以道德平治天下的宿愿。他曾先后与萧耀南、卢永祥、吴佩孚、何键、何应钦、蒋介石等多次会晤，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1922年，卢永祥拜会段正元，求消弭战祸及永久安邦之道，段正元告以“求和平不如求平和”，希望他能够发起永久平和大会，并通电全国，卢永祥当时答应，但后并未做。1924年，吴佩孚邀请段正元到洛阳，问如何统一中国，平治天下。段正元答曰:“当今之世，必行王道以教民，而后天下可以一。一者何？仁也。以仁心行仁政，天下之人归心焉。”反对以武力统一，但吴佩孚亦未照此去做。1930年冬，蒋介石两次会见段正元，段正元进以四字:“谦让和平”，希望蒋介石能够以德政治国，借以消弭内战，解民于倒悬。可惜，这一切都落空了。七十四岁芦沟桥事变，段正元声明退隐。各地道德学社改变功能，办难民收容所等。他本人从此不穿绸衣，以恢复布衣之身。1940年1月26日辞世归天。
犹如孔子在世和去世时弟子们对其赞扬、敬仰、崇拜一样，段正元在世和去世时弟子们对他也是推崇有加，认为他是孔子之后的大道传人。段正元去世后若干年，有弟子整理其遗著和讲经说法的讲义，汇编成《师道全书》，由香港启明书局出版，1991年再版。在《师道全书》《卷首》有这样的评价：
……师尊秉受全体天命，以集万教大成，开万世太平，实行人道贞义，缔造世界大同为己任，期代了孔子暨各教圣人未尽之志。发愿之后，始终如一，其救世救人之实行实德，坚恒不怠，坚苦卓绝，无以复加。所谓造次必如是者，颠沛必如是者，侍侧弟子皆亲见之。至于道法并行之征验，过化存神之妙迹，均有记载，毋俟赘述。乃以不得为政贞知音，大道难行于天下，政德未合，奈何徒唤。
《大道源流》《述言》[6] 也这样说：
师尊传道立教，济世渡人，无上坚苦卓绝，六十余年如一日之实际，乃恍然为不厌而诲不倦之真精神，实与天覆地载，天高厚地，同其悠久。自非贯通天地人，备具智仁勇，出类拔萃之大圣人，莫能全其分量。……然如斯大愿力，大性分，大经纶，又非如理想家、文章家，尽有空谈，毫无实事，乃是大而天地民物，细而日用寻常，举凡一动静，一事物，一衣服饮食之微，亦莫不踏实认真，克勤克俭，适合乎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符节。
由于段正元不得为政贞知音，大道难行于天下，政德未能合一，无奈之际选择了以道德学社作为“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的手段。“泛言之，即是将历来圣圣相传之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固有道德，发挥于世界，使天下之人皆知道德为人生之根本” [7]，所以，办道德学社并不是他的本意和理想，而是他退而求其次不得已的行为。
段正元虽然不是一个学院派的学者，但从其一生的演讲记录来看，思想极为丰富，主要有：（1）认为中国文化就是道德文化，这是指“道统”、“中道”和“师道”的统一；（2）认为孟子之后大道失传，并通过对儒家基本经典，如《大学》《中庸》《论语》疏解，批评汉宋后儒对原始儒学的误解、扭曲；（3）反思、批判和兼容道、佛、以及耶、回，以儒为主，整合多元宗教文化；（4）由于儒家之道是先天后天、内圣外王、修齐治平、全体大用一贯之道，儒家之教能够兼综和合，解决其他各教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人类未来应该万教归儒；（5）只有中国文化才能使天下太平，世界走向大同；（6）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发掘儒家性命双修的归旨，解决人生的终极关怀问题。
道德不仅是段正元学说思想的主干，也是其一生实践实行的中心，这一点仅从其所办的“人伦道德会”、“道德学社”以及许多演讲记录以“道德”命名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回答“你的思想基础是什么”的提问时，明确表明自己讲学传道的目的:“中国有一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要继承这个正统的道德思想，并发扬光大之。” [8] 段正元所说的道德，不是今天人们常说的“道德”。19世纪以来，西方学说大量涌入东方，人们把Morality译成“道德”一词。其实，英语Morality本来是遵守法律或习惯的意思，而东方传统的“道德”一词则是遵从天命之本性的意思。显然，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今天，我们一般把“道德”理解为一种德性和德行，视为一种符合伦理规范的品行。如果某种伦理规范说：你应该这样做，而你果然这样做了，就是有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即“缺德”。但在先秦却不是这样，“道”意味着天道，表示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德”意味着对天道有所得，即指人们认识“道”、遵循“道”，内得于己，外施于人，人称为“德”。因此，“道德”一词的本意就意味着遵循符合天道的人之本性。所以，由道而德，尊道贵德，弘道崇德，就是人道与天道打通，天人合一，人的生活获得了终极根据。段正元所说的道德就是对传统道德古义的发挥，是他得到世外高人的师传口授，以及长期人生经历、修真养性的实践，最终在明心见性基础上，使道、儒、佛三教精华在儒学的基础上重新凝结、升华出来的。
段正元的“道”是对《老子》之道的进一步阐发，注重道“至上至尊”，道有“能力”，除了生天地人还要“主持之”，这就使老子无为之道向孔子有为之道，即道向德转化，道与德结合，在生长天地万物的同时，还将以至尊君临并主宰天地万物，使天地万物循道而行。至于“德”，与“道”差不多处于同样的地位，它也是浑浑沦沦的，难以言说的，是圆满光亮的，似乎是“道”的另一面，然而性质显然与“道”不同，它没有生长功能，它是天地万物及人得之于“道”所表现出来的美满至善的特性。这样，他就把握了道德一词整全的意义，认为道德是先天地而生，后天地而不老，是生成天地万物的真宰，贯通先天后天，包孕万物万事无为而无不为。是体用兼赅，阴阳共存，虚实相生，若分若合，不即不离，两分不二的统一体。在《道德学志》中，他这样解释“道”、“德”和“道德”：
道德何自乎？道犹路也，天地人物所共由；德者得也，天地人物所各具，至切近，至平常，愚夫愚妇，可与知能者也。
有谈道德者，目为迂酸；有行道德者，斥为腐败。又若吾中国之贫弱，皆此辈有以酿成之也。实不知吾中国所以不亡者，皆此道德有以维持之。特人日在道中，而不知其为道，犹鱼日在水中，而不知其为水。盖道也者，包罗万有，其中有大道、有正道、有小道、有邪道。
邪道者、道之变迁也；小道者、道之发散也；正道者、道之常行也。盖大道之本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真有不可思议者。而正道却从此出，小道却从此生，邪道却从此灭。
在《政治大同》中，他有更简洁的说明：“在先天言，道德乃天地之元气。为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之根本。在后天言，道德乃人生之福气。为穷、通、夭、寿、富、贵、贫、贱之源头。故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凡个人之身心性命，以及家国天下，万事万物，无一不在道德包孕之中。道德水准高的国家，必呈日月光华，国泰民安之景象。反之，刀兵水火，夭扎疾疫之灾，随之而起。以个人言，厚德所以载福，和气乃能致祥。反之，刻薄成家，理无久享。要知有道者兴，无道者灭。有德者昌，无德者亡。乃天道人事之常经。”这样看来，他所说的“道德”与今天我们常说的道德含义不同，是具有丰富理性内涵的思想范畴。
为了揭示道德的精义，他还区分真道德和假道德。“我今言道德，非劝人为善之小道德，非纸上空谈，只图说得好听之虚道德；非术数家矜夺立异谈天之道德；非理学所讲之迂酸腐败道德，有其实方无其实事。故我言之道德，真是治世安民的仁心仁政，救国救天下的良药。” [9] 可见，段正元所讲的道德实在是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大德。这样的大道大德就是“真道德”。
第一，真道德是天地人化生的元气、父母：
真道德者，为天地万物之父母，是故曰：“大德曰生”，清气为天也，浊气为地也，散气化生万物也。天地万物完善也，大德之精华而生人也。[10]
这就凸现了真道德的本源意义。
第二，真道德既然生天地万物和人，就能管束之，故真道德又是真主宰。段夫子以照相机、留音机(即收录机)作比喻，认为天地道德会把人的所行所言记录下来，然后因其善恶给予报应，道德时刻在监视人的言行动静，道德在天为元气，在人为福气。这个真主宰主持天地万物及人，独一无二，是真专制。“此真主宰在身则自修，在家则家齐，在国则国治，在天下则天下平。” [11]
第三，真道德是人的良心福田，人有一分真道德，就有千万分福命；有良心福田，自然爱家国，以天下为己任，上行下效，风行草偃，天下自然大治，走向大同、极乐。
第四，真道德还包含我们常说的一些品德修养，如自谦、常知足、有信用，还有知过则改，知善必为，等等。
那么什么是假道德？他说：
自周公、孔孟真道德失传，至今数千年，读圣人之文章，袭圣人之礼乐，假借文辞，以科名取士，牢笼天下人民，虽纸上空谈，亦可以得名誉，得富贵，亦可以施政治，虐庶民，使民不敢不道德，自身先不道德。以法律专横，残害国家，使民无可逃也。森然并厉，上出为上谕，下奉为圣旨。如有欺官藐法，笞杖徒流，其所行道德，皆在外之又外也。民间受假道德痛苦，不忍言也。有人民言行是道德，在位者毫无道德，是非颠倒，民即冤死，下情不能上达，暴君污吏，宵小权奸，反为道德之代表。朝野上下，君臣人民，皆假外道德，欺欺骗骗，天下焉得不乱也，人民焉得不受痛苦也。[12]
这里所批评的显然是遗失道德贞义以后，大道既隐，上上下下以仁义道德的虚名行不仁不义，无法无天，凶狠残暴的事实。这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揭露中国几千来的历史是封建统治者披着仁义道德的外衣“吃人”的历史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与鲁迅不同的是，段正元对传统的道德思想源流有更客观全面的认识，在对道德思想进行正本清源的前提下有更积极的评价。在区分真假道德的基础上，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统就是道德思想。为了更好地阐释中华文化，了解传统道德的真义，段正元认为应对中华传统道德作一番“弃假归真、去腐生新”的工作，以使真道德放大光辉。因此，他总结出了中华传统道德的十大优点：中华旧有道德是积极而非消极的；中华旧有道德是文明而非腐败的；中华旧有道德是权宜而非迂阔的；中华旧有道德是平等而非阶级的；中华旧有道德是自由而非束缚的；中华旧有道德是健全而非贫弱的；中华旧有道德是极乐而非苦恼的；中华旧有道德是普遍而非偏枯的；中华旧有道德是圆满而非缺陷的；中华旧有道德是真实而非虚文的。这是站在中西文明比较的高度，结合世界历史发展来推陈出新的总结，其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华旧有道德乃世界最高无上之文化”。[13]
段正元认为，他所讲的这样的“道德”才是中国文化的精粹，他的历史使命，就是继承、发扬、光大这个道德思想的传统。段正元对弟子一再强调，只有实实在在地去实行《大学》之道德，“方是修持人之根本”。后来，他的弟子在回答道德学社的来访者所问“现在社会上道门甚多，不知贵社师尊所讲的是什么道”和“贵社与其它道会有何不同”时，他的弟子说，“现在社会普通流行者固多，只可谓之法门，不得谓之道。何故？相传道家有三千六百旁门，佛家有八万四千法门，儒家有诸子百家，惟各大圣人得道之全体大用，惟各大圣人所传者皆是道，其余各得其偏，皆是道之法门。” [14] 段正元所教人们的不是素隐行怪，书符念咒，更不是参禅打坐，静坐孤修等。他所传授的学问，即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诚正、修齐治平这些道理，以及止、定、静、安、虑、得这些大法。总之，所有学问全在行住坐卧视听言动之间，行之至平至常，而用之则至神至妙在其中。[15]
他肯定中华传统道德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实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是段正元一生宣讲儒家真义，汲汲以求的最终目的。他说：“道德为立国之根本。中华古来君相师儒，以道德立国教民，故万民乐从。因大道不明，暴君污吏，将道德失丧；又加之理学文章之徒，剿袭圣经贤传，反晦大道。故后学书生所学非所用，老成者，迂酸腐败极点，聪明者，奸谋狡诈莫测。故西学东来，不知真道德。自命维新者，大辟前圣先王之教，不能富国强兵。不知我国家不能富强者，实由背弃道德，自专制而专横，上下相隔，不用贤才，私心为国。非先圣先王之道德，不能治国安民也。益以昏君贪官，嫉妒人才，自饱私囊，上下视如仇敌，国家人民一盘散沙。将先王之道德仁义，作为纸上空谈。欺骗良民，以求所欲。官吏私囊既饱，人民财产一空。民为轻，官为重，朝野不一心，国家从何富强？常言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此一定之理也。如能以民为重，爱民如子，国不求保，而民自保之。前有国而亡者，皆由其不保民。民不保则国自亡，理势所必然。古今无道德之君相，欲保全一家一身之禄位，到头杀身亡家，不但不能自保，而且遗臭万年。今人共睹共闻之。凡君相不能根据道德由仁义行，纵私心费尽，巧谋百出，终必失败。自杀主义，焉得不败？为身身不保，为家家反破，为国国必亡。间有祖德前根深厚，或能侥幸一时，终仍德尽必灭，且殃及子孙。此历来世事之显然者。凡圣贤、君子、真英雄、大豪杰、以道德为心，开诚布公，有大公无私之言行，先成人之事，济人利物，不为保全禄位，不争势力，不废公理，不讲强权，不为身计、家计、子孙计，而身家子孙，自长存于世。馨香俎豆，万古千秋。古今中外，能如此者，皆是英雄转为圣贤之人格也。否则，假英雄以强权为公理，势力为能事。借假道德仁义，欺骗愚民；以笼络手段，欺骗军士，以逞其所为，其能轰轰烈烈，侥幸一时者，还有祖德前根在也。如德尽必灭，虽为一世之英雄，而受万民之唾骂。纵不杀身亡家，灵魂亦要堕落三途之苦，永不超升。真是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灾及其身者也。此何故？因大道不明不行，黑暗世界，顺魔鬼气数，造假英雄，不知足不知辱，明为英雄造时势，暗实小人盗贼心。实为娑婆世界之撒旦，苦海世界之魔王，此亦非人甘愿为之，乃恶气使然，顺私情所为。魔鬼极乐世界，小人行险侥幸之时，亦是气数之天随人愿，无道德之世界也！” [16]
面对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段正元将解决中国政治危机，实现人类大同作为他讲学传道的最终目的。他以真贞良心审察当时社会，认为中国当时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人民痛苦已极”，不是兵甲不坚，治制不完，科学不备所致，而是中国人遗弃中国的正统道德思想，而“为他方贩来之凶恶思潮所迷惑所欺夺”，弄得“不可收拾”，并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来证明，认为“法律严密，兵力强盛，经济充裕，皆非治乱之具。” [17] 他在民国六年立下的传道办道志愿十八则，就是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具体体现。其中第十四条、十五条、十八条，充分表现出段正元试图以儒学治平天下的愿望。其十四条:爱身、爱家、爱国、爱天下、爱人、爱物、爱众、亲仁。其十五条:实行人道本元，相亲、相爱、相扶持，以天下为家乐。其十八条:人能弘道，使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个个安居乐业，人人享真贞道德自由平等幸福。他坚信：“大同世界必以中国固有道德文化善推行之方能达到”“试看将来大道一开，平天下不以武力，不以强权，不以经济压制，专在实行道德。”只有“中外皆实行道德，无种族，无国界，无教派，无竞争，相亲相爱，以道德为主，国家有真主，天下太平矣。” [18] 这便是实现人类大同的必由之路。
如何以中华传统道德推行世界，实现人类大同? 段正元认为应从以下三事实施，方能奏效。
其一，综核名实。即“发一令，必谋一令之效。设一官，必举一官之实。用一人，必尽一人之才。作一事，必如一事之分。全国士农工商，各安其业。文武上下，各尽其职。自然无事不办，无政不行，无国不治。” [19]
其二，表彰先圣。他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乃上古圣人的创造，古之圣人，是中国文化之本根，民族之宗祖。“欲水木之绵长，必须培植本源，以畅其生发。欲民族之兴起，必须表彰先圣，此必然之理也。” [20] 因此，他极力反对近代以来国人否定传统文化、打倒孔孟，数典忘祖的作法。
其三，尊重师道。他指出，国家道德风化之盛衰关键在于教育之兴替，而教育之兴替则关键在于是否尊重师道。段夫之对师的要求很高，要有真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有真智能(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师严而后道尊”，“师道立而善人多”，这样方能长治久安。[21] 在《道德和平》一文中，还列了一节“教育根本首在尊师重道”，“欲世界大同，要先立师道”，把尊师重道提高到世界治乱的高度，“世界之治乱表面关于国家之政治法律，里面实关于师儒之学说。” [22] 段正元对师道的议论是对儒家师儒之说的发挥，更具有社会意义。
段正元通过演讲以及出版演讲稿，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形式，广泛地传播其道德思想，使得道德学社的社员对道德形成了一致认同。这种道德认同类似于宗教认同而没有宗教认同的弊端，在20世纪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显示的是积极向上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效应。北京道德学社的讲学传道以及社会公益活动截止到1952年11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以封建迷信为由，强令其解散。在全国各地的道德学社也先后陆续“转轨”（改变性质）或解散。50年代还可以，到了“文革”，北京海淀善缘桥段正元陵园被破坏殆尽，各地的社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有的甚至被抓进了监狱。值得提及的是，即使在非常艰难的生存环境下，社员内心埋藏的道德种子仍然保留着，在关键时刻，还会放射出璀璨的光辉，显示出中华道德文明精神的巨大力量，对当时当地的社会风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里仅以山西孝义道德学社候右诚先生的事迹来进行说明。山西孝义道德学社是1936年成立的，发起者是候右诚先生，他出生于1892年，享年108（1892-1999）。由于他对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因此成为当代中国教育界的模范人物。据《人民日报》1997年6月27日和6月29日报载“候右诚老人，现在仍思维敏捷，精神不衰，……生命不息，办学不止。他先后被评为全国建康老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山西省劳动模范。他的办学事迹，多次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华语、德语、英语向全世界广播，并被山西电视台拍成了电视剧《百岁老人候右诚》”、“候老年轻时……为抵制日寇奴化教育 55 56773 55 31369 0 0 6954 0 0:00:08 0:00:04 0:00:04 6953他与同道友人创办私立道德学社。日寇投降后，又创立私立尊德学校。一九八一年，九十高龄的侯老壮心不已，联络了十几位退修教师，开办‘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的‘五爱学校’”。
关于成立孝义道德学社，据《候右诚自传》记载：“孝义道德学社成立的缘起，是由于一九三四年秋，经友人吴庭荣把北京道德学社原创办人段正元师尊所著的《大同真谛》介绍给我，我阅后，我觉得他的宗旨完全是大同主义，讲的是创造世界大同的道理，与其他劝人为善的会道门不同，从此我就有了羡慕的信念。一九三五年夏，我去河南办理铺事，办毕返里绕道北京，经乡友孟子蘅介绍，即参加了道德学社。听了段师尊数次演讲，使我心中开始有了做人的方向。于一九三六年夏，偕同张少房老先生前往北京参加段师尊的寿辰纪念，恰遇晋南猗氏县狄楼海先生（清朝进士）亦到北京，同时提倡祈祷世界和平（他是太原道德学社的副社长兼主讲）。他厌恶政治，走了避世的道路。因为山西参加道德学社的人很少，我们与他见面后，说起我们亦愿提倡道德事业，他很赞成。于是我们返县后，即联络地方各界人士，发起成立道德学社，以作为办理社会事业的基础。因当时部分知识分子感到政治腐败，封建剥削与统治的社会黑暗，亦有使人存心向善，提倡道德，挽救人心的愿望，所以一听道德学社是一个提倡道德的团体，都极表赞同。……故在当年秋天，便成立了道德学社”。当时的孝义道德学社“每逢礼拜讲讲段正元的著作”，但是，国破家亡，夙梦难全，1938年春日寇入侵孝义，四处抢掠，弄得鸡犬不宁，儿童失学流浪。他和杨礼周看到儿童失学是祖国实现救亡复国的一大损失，就在学社内筹办了儿童讲习班，借以避免儿童受日本奴化教育，后来发展为“尊德中学”，直到解放后移交孝义县教育科 [23]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之对道德学社的兴趣和在艰难中办道德学社，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看不到出路的一种人生追求，段正元的思想和道德学社的活动给了他精神的支撑、人生的信念。可惜，在那样的时代，道德学社“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的理想没有实现的机会和条件，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投身教育事业。这奠定了他后来的人生方向——就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服务社会，造福人民。
在《自传》中，候右诚先生回顾了自己解放前、解放后服务社会的许多方面，如“恢复孝义古会，重修振兴市场”，“修护村埝，设闸防洪”，“保存民房，安定居民”，“推销焦炭，繁荣经济”，“规划新城街道，奠定建设基础”，“修建张家庄水库”等等，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办学校，培养人才。这些实际作为，显然都贯穿了段正元和道德学社的基本信念，是儒家仁爱精神的生动体现。例如，他在95岁高龄看到许多孩子由于贫困失学，便不顾家人的反对，说服了儿女，不但支持他办学，还捐钱，与几位老先生办起了“五爱学校”。五爱学校作为私立学校，在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的前提下，强调从德育教学入手，使学校多次被 上级评为“文明学校”、“模范单位”和遵纪守法的“先进集体”。对于侯右诚的独特人生，正如他的儿女们在《无私忘我，既勇且刚——写在父亲百岁寿辰之际》一文中所写的：“也许因为父亲的前半生经受过过多的屈辱和磨难，因而形成了他耿直刚强的性格；也许是由于深深体味了旧社会中国人民的痛苦和不幸，因而铸就了鄙视权贵，造福大众的坚定信念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意志。因此，当他辞离了长期的店员生涯之后，就抱定了这样的决心：抛弃一切功名利禄，办几件公益之事，使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 [24]
也许正因为如此，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开始有了恢复道德学社的呼声。如张鸣和先生就曾写了《建议恢复孝义道德学社》一文，文章指出：“自鸦片战争的一百多年来，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的志士仁人做过许多的探索，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主张以俄为师，都获得了一些益处，但也带来一些副作用。今天我们以冷静的头脑反思过去，应当在吸取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大力宏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摒弃民族虚无主义，增强民族自信心，以我为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如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说‘东方文明乃仁义道德，而西方文明不过坚船利炮而已！’我们应当充分继承和发扬儒学的道德文化精华，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创造中华民族的新的更加光辉灿烂的东方文化。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必将是东方经济文化雄踞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美好的明天！怀着以上这些想法，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分子，我认为应该为中华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候公佑诚曾几次谈到恢复道德学社的愿望，我都极表赞同。……恢复和重建孝义道德学社必将推动孝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形势喜人，时不我待，恢复和重建孝义道德学社此其时也” [25] 。这里我们不讨论恢复道德学社的问题，最起码通过道德学社在民间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和社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保持真贞良知的道德种子，想方设法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生动的事例告诉我们，应该对段正元和道德学社进行客观的评价，充分肯定其道德思想和道德学社成员的道德认同对于我们今天道德文明建设所具有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我们的道德建设由于失去了传统道德文化的深厚滋养，许多地方流于形式主义和假、大、空，造成了整个社会基本道德素养的缺乏和全民族实际道德水准的下降。好在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党中央已经颁布了《公民道德实施纲要》，道德建设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然而，问题关键在于实行。我认为，在当前中国这样的实际情况下，除了政府的号召，各单位各部门自上而下的宣传、推行，更重要的是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扶持和帮助类似道德学社这样的社会团体，在民间形成一股积极的、健康的力量，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为基本资源，通过复兴以道德为核心的民族文化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由于对段正元和道德学社长期的反面宣传和民间宗教的定位，在人们的头脑中造成了诸多疑惑，需要我们进行澄清。
第一，段正元所讲的道德是哲学、宗教还是伦理？
从上面我们对段正元道德思想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他所谓的道德可以说既是哲学、也是伦理，还是宗教，或者说最起码具有今天我们学科体系哲学、伦理、宗教这三个层面的内容。所以，这个道德是理性的、人文的，也是信仰的。他认为：
华人富于道学思想，[注意，非专指道教而言，或统以哲学名词包括之，乃不知哲学乃后天所求之学问，道学乃先天发皇之实德，二者有天渊之别]。故能阐明形上之道，增进人类精神文明。换言之，即增进人类道德文明。物质文明增进，可以助长人类肉体的幸福；道德文明的增进，可以助长人的精神之幸福，并可善用物质，完美肉体与灵魂的幸福。若物质的文明越发达，而无道德文明规范之，则社会上一方面愈文明，他方面愈黑暗。欧美工商竞争，贫富悬殊，侦探强盗俱有绝技，皆物质文明发达之结果。若道德文明愈发达并利用物质文明以推展之，则地球上立成大同世界、极乐世界。” [26]
段正元之所以认为“道学”（道德之学）不是哲学，是因为：“哲学乃后天所求之学问，道学乃先天发皇之实德”，“在先天言，道德乃先天之元气，为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之根本；在后天言，道德乃人生之福气，为穷通、夭寿、富贵、贫贱之源头，故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凡个人之身心性命，以及家国、天下、万事万物无一不在道德包孕之中 [27] 。这个看法无疑是非常深刻的。因为“道学”是全体大用之根本大学，它包含了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宗教学、伦理学乃至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门类当中的基本内容，所以是不能与哲学对等的。
第二，段正元所讲的道德及道德学社的宗教性问题。
长期以来，道德学社被看成是一种民间宗教组织，段正元也被认为是在搞宗教迷信，甚至是邪教。这也是需要进行澄清的。从段正元本身来看，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在搞宗教，他的思想虽然从道家、道教、佛教那里吸取了许多东西，但本质上并不是以宗教立教而是以“道德”立教的。他曾区分“教”与“道”云：“教犹植物之花，道犹植物之本。花由本生，教由道发，花不能离本而生，教不能离道而存。花不能与根本比美丑，教不能与道较高下。道本千变万化，圆通无碍。教则单取一线，有一定不移之方针。道者路也，随人共由，缓急迟速无人限制。教则含专制性质，强迫前行，步步加紧。”并进一步就儒道佛三教进行历史的分析：“道家佛家以教教人，成者甚多。儒虽名为教，而至圣所讲是道。八面玲珑，千变万化，无丝毫专制压迫，数千年中，未成几人。不但成人少，并且世人都讲不得儒是什么。因儒教太宏大太圆通，不易讲也。行教易行道难。故至圣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因此，他认为讲“教”是迷信：“教甚易讲，盖讲教都是迷信，所谓窝起舌头说话，只讲半面。遇着时机秉着一部分天命，各说各的，不管其它方面通与不通。如耶稣云：‘除我以外别无上帝。’要阐其教，使人迷信，不得不然。前大道不明不行之时，万教后学，概在迷信之中。儒家迷信文章；佛家迷信顽空；道家迷信神仙；耶稣迷信上帝；回教迷信真神。其它非儒非佛非道非耶非回之教，亦莫不各迷信一端。非迷也，不明道而行教，不得不如是也。” [28] 在这样的基础上，他认为西方宗教不如我道德文明，“耶稣教义究不能摆脱简单拘束之宗教思想，于道德文明犹有偏而不全、美而未善之处。” [29] 他批评西方人与基督教“所以当今之世，求诸宗奉宗教者，比比有人；求诸信教而又知重道者，曾不数见。试观泰西各国等，是崇奉耶教，讲博爱主义之文明国也。今乃日寻干戈，置数千万人之生命财产于不顾，则博爱之道何在。” [30] 试看今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的名义，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进行公开侵略，推行霸权主义，造成了世界局势的动荡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段正元的思想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
第三，道德的实行问题。
段正元特别强调孔教踏实，不尚空谈，注重实行实践，曾不止一次地阐释他的这种认识，指出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都是古代圣人从实践中得来的。在《道一》中讲:“圣人之道重在躬行实践……圣人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非空谈理想。”又在《道德约言》中说:“圣人之言是由躬行实践，一一做到，由性分中流露出来，发为文章，故能永不垂灭，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孔教“所讲道德，非理想空谈，非宣扬文章，非矜奇立异。必期征诸实用，一人可行，一时可行，天下万世可推而准。” [31] “儒教踏实，日用伦常，尽人道，合天道，穷通得失，由命不由人。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如泥作成器皿，可用于世，未得真火炼之，器皿易坏，若造到至圣，由尽性至命，其功万世不朽。”“儒教尚躬行实践，不贵空谈。” [32] 1919年秋，有美国传教士何乐意拜访，问段正元，“贵社讲道德，何为贵?”段正元答曰:“重在实行。凡中外古今之圣贤他佛，无不是实行实德，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33] 这里的“实践”不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实践。今天我们常说的实践是从西方近代引进的一个哲学范畴，主要指社会实践，即“人类能动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全部活动，主要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 [34] 这种实践观实际上只相当于孔教内圣外王的外王部分，非下学上达，内外合一，全体大用的孔教之“实践”。
道德在段正元先生思想当中的地位是根本性的，其发用则要借助礼乐，这就是道德落实的重要途径，故他的一个重要思想是：道德为体，礼乐为用。其所谓“以道德立国教民，故万民乐从。”“非先圣先王之道德，不能治国安民也。”“凡圣贤、君子、真英雄、大豪杰，以道德为心”者，皆以道德为体也。其所为“以民为重，爱民如子，国不求保，人民自保之。”“开诚布公，有大公无私之言行，先成人之事，济人利物，不为保全禄位，不争势力，不废公理，不讲强权，不为身计、家计、子孙计”者，皆以礼乐为用也。其下文又谓“以道德为根本，仁义为实行，体天地好生之德，代天宣化，救正人心；使人人君子，个个圣贤”者，亦以道德为体，礼乐为用也。[35]
第四，德的普世性问题。
美国传教士何乐意访问道德学社时问道：“欧美发扬道德，以耶稣为宗，上帝为主。中华发扬道德，则旧来儒释道三教，各有宗主。贵社所讲实行道德，究以何者为主耶？”段正元回答：“教中各分宗主，乃各教圣人当时。因时、因地、因人之说法，非大道真谛也。真正大道，无种族国界及教派之分。试问释迦发愿普度，孔子有志大同，耶稣博爱人群，尚复有何界域？有何宗派？故我今所讲实行道德，亦同自古大圣人之志愿，不分何等种族国界及教派，并不辟诸教，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三教合源，万教归一为宗，以集万教大成，开万世太平为主。不过诸教之中，惟儒教踏实认真，最尚实行，最能实行。凡能言能行者，皆儒也。” [36] 这里的儒教有时段正元称为孔子之教。孔子之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是孔子之道的发用，因此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宜古宜今，宜中宜外：
因时制宜，浅而愚夫愚妇，一时不可离。及其至也，圣人有所不知。上而君相师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是孔子之教；下而士农工商，皆是用孔子之道。孔道不可须臾离，慢说中国用此道，即是外国，讲富国，讲强兵，讲文明，讲自由，讲平权，讲大同，讲进化，皆是此道。圣道者，下学上达，如兜天之罗帕也，能大能小，能刚能柔，包罗天地，曲成万物，故不可离也。大哉！孔子之教，真宜古宜今，宜中宜外也。[37]
春秋末年，是礼崩乐坏，诸教并起的时代，而形成于这个时代的孔子之教集上古文化之大成，又开其后中国文化之长河，影响了两千多年。近代以来西学、西教东渐，孔教遭到了激烈的批判，而出现的局面类似于春秋末年，也是礼崩乐坏，诸教并行，学说纷争。这个时候，人们普遍对孔教及其功能产生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当有人问“万教之中，究竟何教可以平治天下耶？”段正元的回答仍然是孔教：
当今万教纷争，各教门徒，竞挟门户之见。亦有知道己教不完善，因习惯已久，不能变通；亦有知道他教高超，入主出奴，任意指斥；又有执迷不悟，陷入左道旁门，牢不可破，并不知何教完善。惟古来哲学名家，考究诸教，凭天良决定，多以有一无二之真教，有教无类之学问，平治天下。教育得其中和者，惟至圣先师孔子，下学上达，因材施教，内圣外王，一以贯之，可谓能集万教之大成者也。[38]
观今之世，教宗万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入主出奴，誉丹毁素，纷纭众说，几有谁适为从之叹。究之道有道运，行有行时。以吾人判教之眼光，察现下适时之教义，不惟耶回等教偏重博爱合群之说，不可以泛应曲当于今之时。即如太上之道，以天道为主，非不高矣、美矣，然只宜于归化时代，今亦不能行也。佛家之学，重在性道，非不邃矣妙矣，然只适于开化时代，今亦非其可行之时也。即合万教而观之，教教虽皆有至道，然各有所宜之时，亦各有所不宜之地。惟儒讲人道，其教始于日用伦常，由下学而上达，随人随事，随时随地，行之而无不宜焉。……由此观之，谓儒为万教之先声，不亦宜乎！[39]
这就是说，孔子能够集万教之大成，使儒为万教之先声，因此孔教并没有过时，在文化多元，价值相对主义盛行的现时代以其特有的中和之道，和而不同，天下和平，世界大同，显示其在现代世界的价值。
一般认为最早从汉代开始，儒教就开始走向世界，13-14世纪，宋明理学逐渐传入越南、韩、日，成为东亚文化圈的主流。儒教的世界性在于：儒学适应了人类基本的道德要求，它不是外在灌输和强加的，而是出于人类社会道德社会自身的内在要求。因此，它向世界的传播不象伊斯兰教、基督教那样是凭借武力，也没有传教士，而是以人文理性精神为圭臬，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广大的儒学文化圈，它覆盖的人口超过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并且与世界各文明、各宗教都能够和平相处，没有排他性，没有侵略性，能贯通于世界各教派之中。20世纪以后，儒学尽管在中国本土遭遇了激进的批判，但是随着华人移居世界各地，“儒教文化圈”在不断地扩大，从东亚到东南亚，到欧洲、美洲，其影响已经是世界范围是的了。因此，我们说，儒教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儒教是历史的，也是未来的。
[1] 原载《西安日报》2002年1月21日第8版，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研究会通讯》2003年第5期转载。
[2] 束蕙：《一代真儒段正元——孔孟以后大道传人》第7页，未出版。
[3] 束蕙：《一代真儒段正元——孔孟以后大道传人》第12页，未出版。
[4] 任真：《段正元与道德学社》，载《国学论衡》第1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
[5] 任真：《段正元与道德学社》，载《国学论衡》第1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
[6] 北京大成书社1939年3月印行。
[7] 畊心：《道德学社访问记》，上海大成书社，1939。
[8] 段正元：《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单行本。
[9] 道德学会总会印《师道全书》卷十一，《大同元音》。
[10] 道德学会总会印《师道全书》卷十一，《大同元音》。
[11] 道德学会总会印《师道全书》卷十一，《大同元音》。
[12] 道德学会总会印《师道全书》卷十二，《自在元音》。
[13] 段正元：《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单行本。
[14] 畊心：《道德学社访问记》，上海大成书社，1939。
[15] 畊心：《道德学社访问记》，上海大成书社，1939。
[16] 道德学会总会印《师道全书》卷十一，《大同元音》。
[17] 段正元：《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单行本。
[18] 以上均见《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年单行本。
[19] 段正元：《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单行本。
[20] 段正元：《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单行本。
[21] 段正元：《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单行本。
[22] 道德学会总会印《师道全书》卷十一，《道德和平》。
[23] 郭庆龙、王子荣主编，山西省老龄委员会编：《晚霞红满天》，1997年9月内部出版，第218-224页；又见郭庆龙主编，政协山西省孝义市委员会编：《风范长存》，1999年11月内部出版，第79-81页。
[24] 郭庆龙、王子荣主编，山西省老龄委员会编：《晚霞红满天》，1997年9月内部出版，第171页。
[25] 山西省孝义市五爱学校编：《五爱通讯》第十期，1997年9月，第17页。
[26] 段正元：《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单行本。
[27] 段正元：《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单行本。
[28] 以上引文见段正元《道德约言》。
[29] 段正元：《政治大同》，北平道德学社，1930，单行本。
[30] 段正元：《道德学志》。
[31] 段正元：《道德和平·序》。
[32] 《正元日记》。
[33] 《远人问道录》。
[34] 《辞海·哲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第61页。
[35] 韩绍正：《道德为体 礼乐为用——论段正元道德思想之体用》，鞠曦主编《恒道》第二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6] 《远人问道录》。
[37] 段正元：《大成礼拜杂志》。
[38] 段正元：《大成礼拜杂志》。
[39] 段正元：《民国六年丁巳十二月二十六日记》。
本文发表于《宗教与哲学》（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宗教哲学茶座”经编辑部授权转载，欲转载烦请注明“宗教哲学茶座”微信号：zongjiaozhexuechazuo！
相关阅读
杨春梅 | 孟、老互释二则 —— 刘笑敢先生《老子古今》学思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