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3所】季鹏——符号学在现代设计教育中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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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乌尔姆学院的系列文章

从王敏老师的文章中，我们品读了“乌尔姆学院设计思想”

今天让我们跟季鹏老师一起认识乌尔姆学院的课程

《符号学在现代设计教育中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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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鹏 ：

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设计学博士。

今在南京艺术学院高职成教学院任副院长，任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公共艺术系主任。教授设计基础、公共艺术、实验艺术课程。

中国壁画学会会员，江苏省建筑壁画学会会员，江苏省室内设计协会会员。  

符号学在现代设计教育中的介入

 季 鹏  Ji Peng  

【摘 要】 将“符号学”应用在设计教育中，是由托马斯·马尔多纳多在德国乌尔姆设计学院执教时首创的，并成为乌尔姆设计学院基础课程的核心部分。本文以马尔多纳多设计教育思想的形成轨迹为线索，研究符号学在乌尔姆设计学院基础课程体系中的应用，以及对其它国家设计教育的影响。
【关键词】 乌尔姆设计学院；马尔多纳多；基础课程

知识不再是一个问题，而在于对知识的运用和操作。
                                             ——托马斯·马尔多纳成立于1953年的德国乌尔姆设计学院（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Ulm）是一所非同寻常的设计学院，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15年短暂的辉煌后被迫关闭，却成为了德国设计教育史上继包豪斯学院之后的“第二个里程碑”。教员中的阿根廷人托马斯·马尔多纳（Tomás Maldonado），长期担任校长委员会的要职，他在乌尔姆设计学院开创性地将“符号学”（Semiotics）应用到设计教学中，对乌尔姆设计学院设计教育思想的形成与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一、从艺术家到设计师的转型  

1922年，托马斯·马尔多纳多（图1）出生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当时的阿根廷，拥有广袤富庶的潘帕斯（Pampas）草原，受益于大宗商品交易，且没有经历过世界大战的摧残，经济实力跃居世界排名前10位，超过了同时期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后来的工业强国。

 图1：托马斯•马尔多纳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阿根廷的经济增幅位居全球第一，这对欧洲移民而言极具吸引力，大量欧洲移民的涌入，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阿根廷的经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阿根廷再度迎来难民潮，包括人数众多的德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这些精英的到来，给远离世界文化中心的阿根廷拓展了国际视野，也使得马尔多纳多获得了接触欧洲文化的良机。
20世纪40年代，一位漂洋过海登陆阿根廷的欧洲难民，带去了大量关于欧洲“先锋艺术”的论文、书籍等文献资料，其中相当数量的资料关于俄国先锋艺术。俄国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对当时的阿根廷先锋艺术运动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力，^[1]作为画家的马尔多纳多，是阿根廷抽象艺术运动Arte Concreto-Invención的发起人之一。
构成主义有两个分支：一支是以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n Tatlin，1885-1953）和亚历山大·罗德琴柯（Aleksander Rodchenko，1891-1956）为代表，主张艺术走实用道路并为国家政治服务；另一支以瑙姆·加波（Naum Gabo，1890-1977）和佩夫斯纳（Antoine-Pevsner，1886-1962）为代表，坚持艺术的自由性和形式的纯粹性。塔特林认为：产品的艺术性须通过工程技术来实现，成为工程艺术。他的名言“工程师创造形式”对马尔多纳多影响很深。马尔多纳多的兴趣开始逐渐转向建筑、视觉传达和工业设计，并用西班牙语撰写了关于视觉传达与工业设计的论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具体艺术”（Concrete Art）出乎意料地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他们与法国“新现实主义沙龙”（Salon des Réalités Nouvelles）年展、意大利“具体艺术运动”（movimentoarte concreta）和拉丁美洲众多的艺术团体保持着密切的关系。^[2]马尔多纳多对瑞士艺术家马克斯·比尔[3]（Max Bill，1908-1994）与比利时画家乔治·万同格罗（Georges Vantongerloo，1886-1965）的作品特别关注。他经常思考作品背后的问题，例如“具体艺术”创作的背景等。1946年，阿根廷著名的医生兼超现实主义诗人奥尔多·佩莱格里尼（Aldo Pellegrini，1903-1973）建议马尔多纳多学习造型理论，阅读沃夫冈·科勒（Wolfgang Köhler，1887-1967）的《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和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stalt Psychology）。

1948年，马尔多纳多前往欧洲旅行，有幸结识了马克斯·比尔以及瑞士“具体艺术”团体的画家费雷纳·吕文斯堡（Verena Löwensberg，1912-1986）卡米勒·格莱瑟（Camille Graeser，1892-1980）以及理查德·保罗·路塞（Richard Paul Lohse，1902-1988）等人，并前往巴黎拜访了万同格罗。这次欧洲之行改变了马尔多纳多，他开始远离极端的构成主义，转而关注欧洲的“具体艺术”。随着与马克斯·比尔交往的深入，马尔多纳多的兴趣开始转向建筑与图形设计，开始结合视觉传达和工业设计理论进行个人的设计实践。

  二、马尔多纳多的符号学研究   50年代初，马克斯·比尔参与了德国乌尔姆设计学院的筹建工作，就任学院的首任校长。马尔多纳多接受了邀请，到乌尔姆做比尔的助手。他一边做教务管理一边做基础课助教，开始研究设计教育与设计理论。在他的基础课上，他借用其它学科体系来解释设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符号学与人体工程学（ergonomic）。在他给出的视觉训练中，如果可以运用对称性和拓扑学理论，马尔多纳多并不强制学生运用人体工程学或符号学知识；而运用人体工程学或符号学，还须扩充语义学（Semantics）和语用学（Pragmatics）的相关知识，这些学科构成了马尔多纳多的基础课体系（图2）。在首任校长马克斯·比尔于1957年辞职以后，马尔多纳多将符号学理论应用于乌尔姆设计学院的设计教育，对学院教学理念的重新定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图2：托马斯•马尔多纳多 

马尔多纳多对视觉传达设计的兴趣，建立在他执教乌尔姆设计学院之前。尚在阿根廷时，他已经撰写了著作《先锋的理性主义》（Avangurdia e Razionalità），书中包含了他的系列论文。除了关于社会学和主要涉及社会心理学的系列之外，还有一个系列是基于当时来自美国的学术研究。马尔多纳多在2002年接受采访时认为，对他产生最初影响的，是阿尔弗雷德·柯日布斯基^[4]（AlfredHabdank Skarbek Korzybski，1879-1950）创立的“普通语义学”（General Semantics）及其学说。[5]柯日布斯基认为：人的存在，社会问题，甚至战争都有语义学上的根源（图3）。

 图3：托马斯•马尔多纳多（摄于2002年）

之后，马尔多纳多又接触了多种符号理论，他首次接触了符号学家皮尔斯^[6]（CharlesSanders Peirce，1839-1914）与查尔斯·威廉·莫里斯^[7]（Charles WilliamMorris，1901-1979）的学说，逐步建立了个人关于符号学的思想体系。马尔多纳多在乌尔姆的第一个公开讲座，主题即是符号学。在与马克斯·本泽（Max Bense，1910-1990）交往后，更加坚定了马尔多纳多对符号学的志趣。他经常旁听本泽的讲座，通过本泽了解到很多来自“维也纳学派”^[8]（Wiener Kreis）的数学逻辑和符号理论。马克斯·本泽是当时著名的符号学家，他翻译了皮尔斯多种符号学的文本用于基础课教学。符号学让马尔多纳多兴奋不已，当他觉得自己的理解还跟不上本泽谈论的“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m）理论，南美人特有的狂野激励着他就这个主题进行系统的研究。马尔多纳多大量阅读了鲁道夫·卡尔纳普^[9]（RudolfCarnap，1891-1970）和莫里斯的著作。在1955-60年间，马尔多纳多主要的学术兴趣都投入在认识论（Epistemology）、逻辑和语言学（Linguistics）等问题的研究上，包括“维也纳学派”成员奥托·纽拉特^[10]（Otto Neurath，1882-1945）的视觉符号理论。

马尔多纳多对符号学的认识，主要受到莫里斯与乔治·赫伯特·米德^[11]（GeorgeHerbert Mead，1863-1931）的影响。莫里斯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打开了他的眼界；米德曾在德国学习，其思想体系深受辩证思维的影响。他在美国开创的“社会心理学”（Communication Psychology）进一步发展了符号学理论。在马尔多纳多看来，当人们试图对一种新的现象运用术语去表述时，符号学的优势就能体现出来。基于这样的观念，马尔多纳多将符号学纳入了乌尔姆设计学院的学科体系。他当时还在研究电影理论，发现视觉修辞法与符号学两者之间在电影、电视领域以及新兴的电子计算机领域，是一种新的相互交融的机会。马尔多纳多相信，符号学在新的视觉科技领域要比在传统视觉领域更加意义深远，符号学是为新兴科技领域开放的，而不是用于研究老问题。^[12]自1955/56学年起，马尔多纳多在乌尔姆设计学院开始讲授符号学，课程中大量运用比喻、省略句、夸张、等修辞手法，这些内容正是查尔斯·威廉·莫里斯的著作《符号理论的基础》（Found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中的理论。莫里斯将美学看作是符号学的一门子学科，用于探讨特定符号的功能；而且将符号学视为一种工具，针对所有科学领域都行之有效。

马尔多纳多由此预见到，符号学具有一种潜在的价值，可以拓展到人机工程学或信息理论等学科。为了大力推进符号学的研究和在学院建立对符号学的统一认识，马尔多纳多发表了文章《符号学术语：符号理论概念小辞典》（Terminologie der Semiotik.Kleines Wörterbuch zeichentheoretischerBegriffe）。^[13]

  三、符号学介入乌尔姆设计学院的设计基础课  

马克斯·比尔在学院初创时期继承了包豪斯的课程体系，这招致教师中年轻一代的强烈反对，包括作为学院创建人之一的奥托·艾舍（Otto Aicher，1922-1991)。艾舍多年后在《乌尔姆与包豪斯》一文中，对包豪斯和马克斯·比尔本人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在包豪斯，仍然是一种从艺术中派生出来的几何形风格，（在设计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由此看来，包豪斯对装饰运动的影响超过了对现代工业生产的影响。包豪斯的产品更多地出现在了博物馆中，而不是反映在现代的技术和经济中。[……]没有他（比尔），乌尔姆不可能出现一所设计学院。我们渴求他在包豪斯的经验，他在设计上的见解似乎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但在我们看来，他完全被包豪斯束缚住了。他仍然是一个艺术家，并且在他心中艺术有着特别的地位。^[14]
 图4：乌尔姆学院  马克斯·比尔离开乌尔姆以后，马尔多纳多接管了基础课教学。他开始着手处理基础课的问题，首先是清除包豪斯体系的遗风。随着“前包豪斯人”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f Albers，1888-1976）、瓦尔特·彼得汉斯（Walter Peterhans，1897-1960）和海伦娜·诺内-施密特（Helene Nonné-Schmidt，1891-1976）的相继离开，马尔多纳多建立起一个由符号学等视觉原理、数学、拓扑学和知觉理论构成的课程体系，取代包豪斯基础课指向的形式法则。新基础课的目标之一就是运用“方法论”解决设计问题，强调理性主义设计原则。马尔多纳多将1955/56学年的基础课命名为“视觉初步”，课题包括：

_谢尔宾斯基[15]曲面（Sierpinskifläche）

_皮亚诺[16]曲线（Peanofläche）

_魏尔斯特拉斯[17]曲线（Weierstrass-kurve）

_黑色作为颜色（Schwarz alsFarbe）

_对称性（Symmetrien）

_精确地表现非精确性（genau-ungenau）

_非精确地表现精确性（ungenau-genau）

_空间效应（RäumlicheWirkung）

_3个面的平衡（Gleichgewichtdreier Flächen）

_障碍（Störung）

 马尔多纳多对1955/56学年的基础课进行了删减与调整后，1956/57学年的基础课体系更具可操作性：_对称性（Symmetrien）_贴面（Parkettierung）_相似形态、不同形态与相同形态的造型训练_前景-背景、两面性、背景-前景—深度知觉训练_赋予皮亚诺曲线多种颜色——黑色也作为一种颜色—黑色不能以空洞的形态出现_精确地表现非精确性/非精确地表现精确性 马尔多纳多在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杂志《ulm》第5期中撰文《传达与符号学》谈到： 如今，相当多的与视觉传达相关的学科开始运用到符号学，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即是关于符号学分类的三个不同维度：语义学（符号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关系）、句法学（syntactics）（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和语用学（符号与表达者之间的关系）。[……]尽管涉及专业语言的表述，但并不会造成难以克服的障碍，重要的是进行相关课题的研究，加强符号学作为学科间的桥梁作用。最有趣也最少被研究的领域是语用学，目前乌尔姆设计学院的视觉传达系与信息系正在致力于这一领域的研究。[18] 

在马尔多纳多的基础课程体系中，马克斯·本泽、霍斯特·里特尔（Horst Rittel，1930-1990）和阿布拉姆·莫勒斯（Abraham Moles，1920-1992）作为实践型基础课程的补充，开设有符号学、组织学（Organisationslehre）和数学运筹分析（Mathematische Operationsanalyse）等课程。学院在1958-1968年所有系科安排的理论科目包括：哲学、科学理论、符号学、数学、方法论、物理、化学、色彩理论、技术物理、机械、数学技术、数学分析、编程方法（Programmiermethoden）、控制论、构造学和信息理论。^[19]学院图书馆购买的第一批书籍中，就包括查尔斯·莫里斯的符号理论，被视为定义设计标准的理论基础。

 图5：托马斯•马尔多纳多“不可定向曲面”练习 

马尔多纳多在1960年6月到1962年12月的两年半时间里全面负责学院的管理工作，他为乌尔姆设计学院增加的在数学和其它软科学（soft science）方面注重方法论应用的教师，对学院课程体系的改变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也导致设计专业与理论专业教师群体间产生严重的矛盾对立。其消极的结果最终对学院造成很大的破坏，学生虽然能够用非常理性、严谨的科学方法来分析设计问题，却不再擅长具体的设计实践。马尔多纳多主导的这次变革彻底否定了包豪斯传统的教学理念，却也抑制了学院发展的势头，以至于马尔多纳多不得不重新评估设计教育中方法论的局限性，因为方法论正在将学院导向“方法论崇拜”的危险境地。

 图6：乌尔姆学院学生在课堂 

  四、符号学介入现代设计教育的推广与影响   乌尔姆设计学院的命运终究敌不过与政治家的博弈，学院的最后几年更多地是纠缠于政治纷争和财政危机之中，加之内部矛盾重重，许多重要的教员纷纷淡出，教学与研究受到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最终于1968年9月被迫关闭。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乌尔姆设计学院并没有终结，学院的关闭意味着一切在乌尔姆之外的地方有了全新的开始。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模式，随着乌尔姆人的散去，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
乌尔姆设计学院的教学理念在美国继承与发展的代表人物是威廉·S·胡弗（William S. Huff）。胡弗生于匹兹堡，毕业于耶鲁大学，1949年取得艺术学士学位，1952年取得建筑学硕士学位。1956年，他获得“福布莱特奖学金”（Fulbright Fellowship）在乌尔姆设计学院学习一年，这一年他参加了基础课的学习。结束乌尔姆的学习回到美国之后，胡弗一度作为建筑师在路易斯·康（Louis Kahn，1901-1974）位于费城的事务所工作。
1960年胡弗执教于美国卡耐基技术学院（CarnegieInstitute of Technology），开始将马尔多纳多的基础课教学方法作为基础，发展出其它的课程方向。乌尔姆设计学院基础课程中的抽象艺术、对称性、拓扑学、序列与符号学等都被胡弗运用在教学中。1962年，马尔多纳多从阿斯彭[20]（Aspen）旅行回程时途经匹兹堡，专程看望了胡弗，对胡弗两年来的教学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已经实现了超越，并邀请胡弗将教学成果带回乌尔姆。1963-68年，胡弗作为客座教师在乌尔姆执教基础课。1974年，胡弗进入国立纽约州布法罗大学（University at Buffalo,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简称UB）建筑系任教。胡弗意识到，这些课题不能仅仅局限于基础课范围，而是应该纳入研究生课程体系，因为研究生对课题的理解远比一年级新生要好的多。真正理解这些课题，有时甚至需要10年的时间。作为创始人之一，胡弗于1989年在布达佩斯（Budapest）成立“国际对称性研究跨学科学会”，2007年成为该学会名誉主席，他还自2001年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开设符号学课程。
 图7：托马斯•马尔多纳多 
另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日本人向井修太郎（Shutaro Mukai），他曾于1956/57学年在乌尔姆设计学院参加了基础课的学习。1963-65年，他获得“亚历山大·洪堡奖学金”（Alexander-von-Humboldt-Stiftung）再度前往乌尔姆设计学院，在马尔多纳多的研发团队学习一年。留学德国期间，向井修太郎一直规划着在日本建立一所新型的设计学院。当武藏野艺术大学（Musashino Art University，Tokyo）与他联系，希望对原有的教学体系进行改革时，他建议用“设计科学系”取代原来的工业设计系，教学定位在设计和科学的结合，包括设置具有乌尔姆设计学院色彩的实验性基础课教学。
向井修太郎在武藏野艺术大学开展设计教学的同时，与学生一起通过各种项目来发展未来的设计。1980年成立了“符号学学会”，成为日本该领域最早的学术组织。1989年，作为武藏野艺术大学成立60周年庆典的活动之一，设计科学系以“事物的伦理”（The Morality of Objects）为主题举办了乌尔姆设计学院作品展，在东京、京都和名古屋等地巡回展出。
在设计科学系成立以来的30多年中，向井修太郎始终与前乌尔姆人保持着联系，马尔多纳多、奥托·艾舍、林丁格尔（Herbert Lindinger）、马克斯·本瑟、马克斯·比尔、威廉·S·胡弗和吉·彭西培（Gui Bonsiepe）等人都曾先后在设计科学系举行讲座和主持设计工作坊。向井修太郎将他的设计教育探索定义为一个与乌尔姆思想息息相关的设计运动。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阿根廷政府致力于国家工业和工业设计的发展，成立了工业设计研究中心（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de Diseño Industrial，简称CIDI），马尔多纳多与吉·彭西培自1964年起参与了研究中心的工作。1968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支持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了拉丁美洲工业设计教育的教学活动，并加入了国际工业设计学会理事会（ICSID）。之后马尔多纳多成为理事会的主席，这一教学活动对拉丁美洲地区的智利、秘鲁等国的工业化发展产生后续的影响。^[21]
乌尔姆设计学院终结后，马尔多纳多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University of Princeton）建筑学院短暂执教，然后前往意大利任教于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艺术系，1984年起在米兰理工大学（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Milan）环境设计系担任教授直至退休。期间，他还担任过国际工业设计协会（SIDA）常委会主席（1967-1969）和米兰建筑杂志《卡萨贝拉》（Cassabella）的主编（1976-1981）。马尔多纳多撰写过大量论文与专著，他的理论对现代设计教育与现代工业设计具有非常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注释： [1]Martin Krampen，Günther Hörmann，Die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Ulm- Anfänge eines Projektes der unnachgiebigenModerne，Verlag：Ernst & Sohn，ISBN3-433-01647-X，2003，S.40.[2]Niggli，Max Bill：Aspekte seines Werks，VerlagNiggli AG，2008，S.23.[3]马克斯·比尔：瑞士艺术家、建筑师、工业设计师与教育家，乌尔姆设计学院的第一任校长。[4]阿尔弗雷德·柯日布斯基：波兰裔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曾是伯爵。青年时期，攻读化学工程。1940年加入美国籍。主要著作有：《人类成年时期》（1921）和《科学和健全精神》（1933）。他是普通语义学的创立者。[5]Martin Krampen，Günther Hörmann，Die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Ulm- Anfänge eines Projektes der unnachgiebigenModerne，Verlag：Ernst & Sohn，ISBN3-433-01647-X，2003，S.242.[6]皮尔斯：全名是查尔斯·山德斯·皮尔斯。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现代符号学创始人之一。他是美国哲学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但皮尔斯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符号学家。他认为符号学是哲学的分支，是一门形式的规范科学，与真理问题相关。皮尔斯对符号学的界定，对符号的定义以及对符号性质的看法，对符号的分类，再到符号学中意指过程的看法等，都与被尊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符号学有着根本分歧。对于索绪尔来说，符号主要是心理产物，而皮尔斯则认为符号学为一般或社会心理学和语言学提供主要原理。[7]查尔斯·威廉·莫里斯：美国符号学家，哲学家。[8]维也纳学派：是1920年代发源于维也纳的一个哲学学派。成员多为当时欧洲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他们关注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成果（如数学基础论、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去探讨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等问题。[9]鲁道夫·卡尔纳普：美国哲学家。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之一。[10]奥托·纽拉特：奥地利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维也纳学派成员。依索体系（Isotype）的创始人。[11]乔治·赫伯特·米德：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他的“社会互动”理论是其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米德认为社会互动分为两种方式：即“姿态对话”（conversation of gestures）和“有意义的符号或有意义的姿态的使用”（use of significant symbols or significant gestures）。米德的学生普遍称其为：“非符号互动”与“符号互动”。[12]Martin Krampen，Günther Hörmann，Die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Ulm- Anfänge eines Projektes der unnachgiebigen Moderne，Verlag：Ernst& Sohn，ISBN 3-433-01647-X，2003，S.244.[13]Hatje Cantz，ulmer modelle，modelle nach ulm，hochschulefür gestaltung 1953-1968，Ulmer Museum | HfG-Archiv，2003，S.83.[14]【德】赫伯特·林丁格尔，《乌尔姆设计——造物之道》，王敏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130页。[15]瓦茨瓦夫·弗朗西斯克·谢尔宾斯基（Wacław FranciszekSierpiński，1882- 1969）：波兰数学家。以对集合论（对选择公理（axiom of choice）和连续统假设的研究）、数论、函数的理论和拓扑学的出色贡献而闻名。[16]皮亚诺（Giuseppe Peano，1858-1932），意大利数学家。皮亚诺致力于发展布尔所创始的符号逻辑系统。1889年他出版了《几何原理的逻辑表述》一书，书中他把符号逻辑用来作为数学的基础，这工作在20多年后为怀特黑德所继续。皮亚诺由未定义的概念“零”，“数”，及“后继数”出发建立公理系统。[17]卡尔·特奥多尔·威廉·魏尔斯特拉斯（KarlTheodor Wilhelm Weierstraß，1815-1987）德国数学家，被誉为“现代分析之父”。魏尔斯特拉斯在数学分析领域中的最大贡献，是在柯西（Augustin Louis Cauchy，1789-1857）、阿贝尔（Niels Henrik Abel，1802-1829）等开创的数学分析的严格化潮流中，以ε-δ语言，系统建立了实分析和复分析的基础，基本上完成了分析的算术化。他引进了一致收敛的概念，并由此阐明了函数项级数的逐项微分和逐项积分定理。[18]《ulm》第5期，1959年7月，第8页。[19]Hatje Cantz，ulmer modelle，modelle nach ulm，hochschulefür gestaltung 1953-1968，Ulmer Museum | HfG-Archiv，2003，S.82.[20]阿斯彭:科罗拉多州中西部的一座城市，位于落基山脉的萨沃奇岭。[21]参见HatjeCantz，ulmer modelle，modelle nach ulm，hochschule fürgestal-tung 1953-1968，Ulmer Museum |HfG-Archiv，2003，S.11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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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季鹏编辑丨丘耳 ————  往期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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