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在抚今追昔的日子里（1976年）
在抚今追昔的日子里
原载：香港《七十年代》十月号
转载：参考消息1976年10月8日
毛泽东去世后两天，一位朋友对我说：“我不是毛泽东的信徒，对他的许多做法我自认难以接受，对共产主义我也有不少怀疑。但是，在他去世以后，我想想他的整个一生，想想过去和现在的中国，想想我读得不多的他的诗词文章，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物。他给中国大陆和人民带来好处，也给我们海外的中国人带来好处。我为他的死感到悲恸！”
他的这番话，也许可以代表许多不存政治偏见的人的看法，尤其是在旧时代生活过的老一辈人的看法。
毛泽东的去世，尤其会使人想起中国的巨变，因为这巨变是同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的。五亿贫穷落后的人民，发展为八亿基本上不虞温饱的人民；街上的饿殍、弃婴、乞丐、娼妓消失了；“东亚病夫”的脸上出现了健康红润的肤色；贫富悬殊和人吃人的社会罪恶消除了；“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一盘散沙变成了紧密地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被外国人拿来与狗并列的人民，恢复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听任外人宰割、城市有外国租界、内河有外国舰船的卑恭屈节的国家，变成了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谁也不敢忽视的国家……。所有这一切，即使是中国的敌人都是无法否认的。
中国的变化改变了世界的形势；中国所走的道路在全世界被谈论着，甚至被借鉴着。
在毛泽东逝世的日子里，特别容易使人抚今追昔；特别容易使人想起他的波澜壮阔的一生，长达六十多年的革命活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回顾他们或他们的先辈在两个不同时代的见闻、经历，忍不住要为毛泽东之死而下泪了。
毛泽东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世界上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是不会喜欢他的。但是，尊重事实的人士，即使不赞成毛泽东的政治观点，也不会否认他的巨大成就。在他死后，各国政治领袖和舆论纷纷表示，毛泽东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没有毛泽东的形象，就写不出二十世纪的历史”；“在二十世纪，没有任何一个人比这位具有专一的思想和多方面的才能的人，在更长时期内具有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影响了”。
理论家和实行家
“毛泽东是诗人、革命战略家、政治组织者和理论家、军人和外交家、一个国家的缔造者和一个民族的塑造者……”美国《华盛顿邮报》用这许多字眼来形容毛泽东的一生。的确，所有这些，他都当之无愧。但如果去繁就简，更加概括地突出他一生活动的最主要方面，那么可以说他是革命的理论家和实行家。他的军事、外交、写诗等等才能，是同他的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分不开的。
当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求学的时代，他就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热切找寻新的思想，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方面则开办工人夜学，在农村步行一千公里去从事调查。他比较各种学说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探求可以使中国自救的道路。他找到了共产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学说。
但毛泽东并没有把他所信奉的学说当作教条，而是用来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不同的时期，他又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许多为以前的革命理论家及实行家所未曾提及的新理论，并以之更广阔更深入地指导实践。
在《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第一篇，是他写于一九二六年的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可以说是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要点之一。
在不同时期，毛泽东最为强调的，就是怎样区分敌人、朋友和自己人——即敌、友、我——这三方面。认不清楚敌人在哪里，或者把敌人当作朋友，把朋友当作敌人，都会造成重大损失。敌人，是斗争的对象。对敌人，应尽量孤立他们，以改变敌强我弱之势。这就需要联结广泛的朋友。朋友，是团结的对象。但团结中应有斗争，并以斗争求团结。这样，就能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曾总结中共的历史经验，指出共产党、党领导的军队和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中共取得胜利的“三个主要法宝”。中共在抗战时同国民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合作关系，以及战后的分裂，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的政策，中共今天在外交上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和策略，其中心思想都是如何区别敌、友、我的问题。
按照马列的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革命主要依靠工人在城市进行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在二十年代，中共建党初期，党内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照搬俄国的一套，只注意工人运动，另一种是感到中国工业落后，工人的人数少，力量不足，因此强调同国民党合作。
毛泽东经过长期到农村的考察，认识到中国是农业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受苦深，有强烈改变自己命运的要求。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农民（主要指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半自耕农）是工人的最主要的同盟军。这就为中国的革命解决了力量不足的问题。
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又看到了工人在城市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的道路事实上在中国行不通，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政权的道路。历史证明了毛泽东这理论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中共建国后，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哪里呢？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特点，特别是看到了苏联在社会主义时期出现新的剥削阶级的情况，于是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理论。
为防止党内领导层中滋生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为防止这新阶级的人滥用特权去压榨人民，毛泽东提出了在有这种情形出现时人民群众的斗争方向。文化大革命及随后而来的连串政治运动正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实践。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
毛泽东的个人风格，也是极具特点的。首先，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所找到的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就是共产主义。他一直坚持他的革命原则。在任何时候，毛泽东总是从革命原则出发，从历史和人类的前途着眼，必要时就不留情面地粉碎那些阻挡历史前进的障碍物，即使这种粉碎行动会带来混乱、损失、声誉下降和引起许多问题，他也毫不顾惜。
在国际上，他果断地在建国后一年就出兵朝鲜，对抗美国；而在经济困难的一九六○年，又坚决地同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迎接各种困难的挑战。在国内方面，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他在一九六六年贴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显示了他的坚强意志和果断精神。
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却又是一个富感情的人。对一些旧相识，老朋友，他是念念不忘的。接近过他的中外人士，都认为他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人，毫不拘束，富幽默感，很容易使一些怀有戒心的谈判对手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他最关心大多数人的生活，看到一个地方消灭了血吸虫病，他也会“浮想联翩，欣然命笔”地写下两首诗。他总是从历史和人类的前途着眼，从实际出发，不念旧恶，给前国民党人员以出路，给党内反对过他的人重新工作的机会（尽管有的人其后又故态复萌遭到批判）。他相信顽固分子可以改造，旧思想可以改变。他不断帮助知识分子和青年人，指导他们怎样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同人民大众融会，怎样使个人前途与国家前途结合起来。
毛泽东不仅是理想主义者，而且是现实主义者。“实事求是”，是他一贯坚持的方针。任何同毛泽东谈过话的外国人士，都感觉到毛泽东对中国内部问题及世界局势是持现实态度的。
在一九七一年发表的斯诺所写的《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以一个小指头来形容中国的原子弹，而以两个大拇指来分别形容美、苏的原子弹；他说中国的节育工作仍不理想，在乡下仍有重男轻女的观念；他说应当欢迎尼克松总统到中国来，以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当英国前首相希思称赞中国的进步时，毛泽东说，我们有了进步，但是事实是，这种进步太慢了；我们总得想办法让这种进步更快一些。他知道理想是什么，但同时又知道现实可以做到哪一步。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或者像毛泽东所提倡的文学风格那样，可以称为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这是毛泽东个人风格的特点。
毛泽东的言行也和他的诗作一样，是现实的，但也是富想象力的。他常有出人意表的言谈和行动。一时间，往往使人们无法接受，甚至以为有关的报道有错误。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一位新闻界的老前辈还以为新闻报告员读错了。但其后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证明了这次邀请是极有远见的。
毛泽东曾称赞鲁迅的政治远见，说鲁迅以望远镜和显微镜来观察事物。这比喻对毛泽东自己也适合。
历史和人民
毛泽东相信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他一贯相信人民，相信群众。早期从事革命活动时，他就常到人民当中去召开“调查会”，向老百姓请教，做群众的学生。
他一贯告诫干部要走群众路线。一九六六年当他检阅红卫兵时，红卫兵向他高呼“毛主席万岁”，他回答以“人民万岁”。前法国副外长谈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时，特别强调“他最关心的是人，他的目的是要维持中国人民激昂的革命精神”。
由于他对人民具有信心，因此在无论怎样困难的年月里，他都保持乐观主义的态度。在延安被封锁的时期，他号召人民发展生产，解决困难；在苏联施加经济压力而中国又遭到严重自然灾害的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相信依靠人民的力量可以渡过难关；在走资派篡夺了部分权力的时候，毛泽东又发动人民来向走资派夺权。在他一九六七年的一次通信中，提到右派上台的可能性，认为那是不会长久的，因为人民不允许。
一九六五年一月，斯诺报道毛泽东在同他谈到个人生涯时，“他（指毛泽东）说，他是作为一个小学教员开始其生涯的。当时他并没有进行战争的念头。他也没想到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像我（指斯诺）一样，多少是个民主主义的人物。后来——他不时奇怪是什么原因的偶然配合——他有志于创立中国共产党。然而，局势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重要的是中国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些都是事实……”
毛泽东的这番话表明了他的历史观点：任何杰出人物都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而他们自己却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而出现的。当然，杰出人物对历史的发展也会起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往往能够大大加速历史的整个进程。而毛泽东就正是这样的杰出人物。
毛泽东的一生经历无数的波折，受到许多严重的打击。但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始终保持乐观。这是因为他认清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更相信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在一九三○年，中国大地乌云密布而人民又未能认清前途的时候，毛泽东就预见到革命高潮的到来。一九四七年，中共被迫撤出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却对美联社驻延安记者罗德里克说：“两年后，我邀请你到北京来访问。”
毛泽东的一生，说明一个顺应历史潮流而又能够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并把人民的力量发动起来的杰出人物，是多么有力量。
毛泽东去世了。关心中国前途的许多人，都感到若有所失。他的生命历程是无人能及的，他在这漫长的历程中所锻炼出来的个人才能也是无人能及的。
但历史表明，人民在迈向新的历史征途时必定会继续造就出一些杰出的领导者。更重要的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长期活动，已使中共领导者和人民，对新的历史任务更加清楚明确了，这历史任务已反映到许多具体措施方面。经受过无数磨炼、战胜了许多困难的中共党和大陆人民，在哀痛之余，将会产生强大的力量，争取保持团结，执行既定方针。
前面的道路无疑是曲折的，还有无数的山峰等待攀越，但毛泽东的声音将会不断地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回响：“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原文题目：在抚今追昔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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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参考消息1976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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