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自由表达的最后一条出路吗?
笔者今天介绍的这个酷老头,却用温柔浪漫的声线发出了强有力的呐喊。
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人称「老板」(The Boss),美国音乐界活化石一般的存在,见证了美国摇滚乐从萌芽到鼎盛到衰退的全过程:曾获得格莱美奖,拿下奥斯卡奖和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一度在福布斯百位名人排行榜中位列第六。
年轻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唯一会听的摇滚乐人。村上曾经这样评价他的歌声:「震撼性感到脊背一阵发凉。」布鲁斯的音乐多为劳工阶层发声,歌唱劳苦大众的生活、心情、梦境与绝望,这些「故事的共振性」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村上春树的创作。
在国内,相比同时代的鲍勃·迪伦,布鲁斯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都相去甚远,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或多或少都听过他的歌。
1993年,电影《费城故事》在美国上映。这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以反对艾滋病歧视为题材的电影,成为美国影史上为同性恋群体发声的里程碑式作品。主题曲《费城之街》(Streets of Philadelphia)在各种奥斯卡金曲盘点中从未缺席——它的作者正是布鲁斯。
电影《费城故事》剧照
在淡淡的抑郁编曲氛围中,「老板」缓缓呢喃出男主角内心的徬徨与低落:「天使是不会来照看我们的,这里只剩下我和你了,朋友。」
歌曲极为精准地表达出比艾滋病本身更令人绝望的社会压力。在全世界陷入纷乱、激进、割裂的当下,重写聆听这首老歌,更有一种直视灵魂的内省力。
布鲁斯说:「我想这首歌,能使家庭以及社会中的每个人,消除彼此的成见走到一起。艺术应该有这样的作用。」
2019年,已经七十高龄的布鲁斯推出了个人传记纪录片《西部明星》。这是一部特殊的音乐电影作品,老爷子从头弹唱到尾,让人们「听」完他一生的故事。
纪录片《西部明星》海报
「摇滚乐的未来」
对美国社会来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动荡与割裂或许远超当下。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十年之间全国罢工次数达43000多次。从艺术领域里的先锋人士到普通民众,都悲哀地察觉到那个所谓「人人都能通过努力奋斗实现个人自由」的美国梦正在渐行渐远。人们为此激烈地呐喊,刚左新闻教父亨特·汤普森的《惧恨拉斯维加斯——一场直捣美国梦的凶蛮之旅》(相关阅读:《史上第二酷特稿记者:强尼戴普250万美元为他举办葬礼》)和「垮掉的一代」领军人物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都是创作于这一时期的青年一代表达叛逆精神的代表作品。
然而到了1970年代,左翼进步运动的浪潮遭受遏制。1970年,俄亥俄州发生了肯特州立大学学生参加反战游行被枪击的暴力事件。以此为标志,曾经斗志昂扬的美国社会陷入了保守主义,崇尚自由的精神、敢于表达的勇气,甚至盛极一时的抗议民谣都似乎被沉入深海,难觅踪迹。
1971年,在摇滚圈混迹数年的布鲁斯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乐队,并在1973年将它发展为日后声名显赫的「东大街乐队」。
1949年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一个工人家庭的布鲁斯,彼时正是二十多岁的热血年纪,对政治环境的变化最为敏感和激昂。当自由的空气越来越稀薄,发出正义的声音越来越困难的时候,他坚持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态度。但在当时,这样的声音很难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乐队前两张专辑都反响平平。
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下台。这位曾经以绝对多数选票成功连任的美国总统,曾经寄托了大多数美国人民对于理想政府的期望。「水门事件」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将人们对于政治和未来的幻想统统击破。
1975年,美国政府宣布结束长达二十年的越战,但国内底层人民的处境并未因此好转。同年,布鲁斯创作了乐队的第三张专辑《为跑而生》(Born To Run),主打歌一炮而红。
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为跑而生》
白天我们汗流浃背
在街头为了疯狂的美国梦
夜晚我们开车穿过壮丽的高楼大厦
从自我毁灭的机器中
逃出牢笼来到9号公路
——《为跑而生》(Born To Run)
《为跑而生》每一句歌词都唱在了美国工人的心坎里,因此有人将他这种音乐风格称作「蓝领摇滚」,布鲁斯本人也被称为「工人皇帝」,成了举世公认的摇滚乐明星。这个年仅26岁的年轻面庞同时出现在了《时代》和《新闻周刊》杂志上。摇滚评论家约翰·兰杜对他做了长篇评论:「我看到摇滚乐的未来,它的名字叫布鲁斯·斯普林斯汀。」
我们是谁?我们想成为谁?
布鲁斯将他的音乐风格分为泾渭分明的两类:一种是悲天悯人、充满柔情的慢歌,比如《河流》(The River)——这首歌是他写给姐姐和姐夫的。这对夫妻经历了漫长的艰难时期,经济衰退、失业、孩子众多,生活十分拮据。布鲁斯曾在访谈中谈到:「如果现在有人问我,谁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会更倾向于选择像他们这样的人,让这个世界保持运转的普通人。」
另一种是慷慨激越、荡气回肠的战歌,比如被称为「美国第二国歌」的《生于美国》(Born in the U.S.A)。这首歌是布鲁斯为越战老兵而创作,对于越战起因和老兵回到祖国后饱受不公平待遇的现象极尽讽刺——更加讽刺的是,直到今天,仍有很多美国人都将它误解为一首爱国歌曲。
将布鲁斯的两种分裂的创作风格统合在一起的,正是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爱——但不爱政府——以及日趋严重的抑郁症倾向。
在当时的西方语境下,承认患有抑郁症就像公开出柜一样要承担巨大的心理负担,布鲁斯却有勇气坦然面对。他接受了长达数十年的治疗,还将这段经历写在自传里。他的行为鼓舞了很多在黑暗中不敢发声的抑郁症患者。
正在演出的布鲁斯
布鲁斯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为弱势群体代言。
1985年,他作为「拯救非洲难民」(USA for Africa)活动的参与者之一,与迈克尔·杰克逊等45位明星共同录制了公益歌曲《We Are The World》。
他也是一位反对种族歧视的斗士。作为白人,他曾经领军了抗议南非白人政府种族歧视的《Sun City》演唱计划。一个艺术家、音乐人的社会担当能有多大,布鲁斯交出了完美的答卷。有人评价:「听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歌,你可以明白为什么劳动节是国际的。」
1995年,布鲁斯推出反思越南战争的专辑《汤姆·周的灵魂》(The Ghost of Tom Joad),虽然沉重的社会题材依然直指人心,但布鲁斯却在悠扬的口琴中如篝火般的喃喃自语。
不再狂热,再无激情,专辑的哲理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张专辑可以说是他音乐生涯中最成功的作品,但也是商业上最失败的专辑之一。
2016年,布鲁斯在白宫被奥巴马在授予总统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这是美国平民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与布鲁斯一起受封的包括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比尔·盖茨夫妇等全球知名人士。
提到「老板」,奥马巴总统评价:「斯普林斯汀创作的歌曲,表达了‘我们是谁’的现实,和‘我们想成为谁’的理想。」
音乐让信仰自由的人们走到一起
《西部明星》全片几乎只有一个场景,就是布鲁斯老家那座世代相传的百年谷仓。家里过冬时,谷仓高高的拱顶下堆满干草。后来,这里成为举办谷仓舞蹈、婚礼、丰收派对的地方。对于布鲁斯一家人来说,是最好的愈疗心灵的地方。
在谷仓的布鲁斯
老爷子邀请30人的乐团完成一次灵魂的共振。那些陈年的木头,构建成沧桑的音乐厅,将演奏者环拥。影片开场的画面是老爷子头戴牛仔帽驱车前往谷仓,而当演奏结束灯光熄灭,一位老人站起来清扫谷仓里的卫生,影片就在这样平静的画面里结束了。
布鲁斯以音乐的起伏作为推动剧情发展的故事线,用以回答他终其一生的问题:「我用了一万个小时学习我的音乐才能,但用了至少35年,才学会放掉我个性上破坏性的一面。」
听起来似乎是很私人的情绪体验,但结合他所生存的时代,这种特质却有着必然性。
布鲁斯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的作品总是试图探讨个人自由与公共生活之间的挣扎。可他也承认,美国性格就是有两个方面,一面是易变、躁动与孤独的个人主义;但另一面是集体的,寻找家庭深厚的根源,以及心灵可以安居的家。两种性格彼此冲突,恒久地持续在美国人的生活之中。
什么是贯穿布鲁斯一生的创作源泉?是对美国又爱又恨的故土情怀,是对家庭感的负重与紧张,或者是一生漂泊流浪的沮丧?可能都不够全面。
在笔者看来,他是一个难得的活得纯粹且真诚的人,真诚到可以把他经历的所有痛苦赤裸裸地放在艺术中,呈现给大众去解读。他一生从未吸毒,几乎没有任何负面新闻。就像他在纪录片同名新专辑《西部明星》中收录的一首新歌《图森火车》(Tucson Train)描述的一样,他永远跟随内心的良知,在太阳底下寻找新的生活。
村上春树将布鲁斯与20世纪的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相提并论:「在全世界的视野中捕捉当代的、阶层中的开放空间和荒芜心境,将他们所叙述的故事升华成超越时代和阶层的救赎故事,同时也让他们得以在人性、艺术性和道德层面上将自己推向更高的境界。」
1984年,当布鲁斯荣归故里时,在家乡举行盛况空前的演唱会。他刚刚唱出《饥饿的心》(Hungry Heart)的第一句,台下的两万多名观众立即唱出后面的歌词:
一天我驾车外出便不再回去。
像一条不知流向何方的河流,
我转错了方向,却似向前行。
每个人都有一颗饥饿的心!
——《饥饿的心》(Hungry Heart)
布鲁斯停下来,手抱吉他静静地听着人们唱完。
无论世事如何更迭,这是布鲁斯的音乐带给人们的力量和信念。
撰稿 康宸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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