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纵横▏梁启章等：中国11件享誉世界的古—近代地图多元价值

梁启章等溪流之海洋人生 2021-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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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地图，作为时空信息数学符号模型载体，记载着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探索自然、推动社会进步与人类文明等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多元时空信息。跨越1600余年（公元3～19世纪）的中国古地图，属于世界古地图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以来，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至元（1990年）、明代（1994年）、清代（1997年）、城市地图（2005 年）），《中华古地图珍品选集》（1998 年），《中华舆图志》（2011 年）等。2012～2016年，实施了中国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中国近代地图志编研》，重点研究了明代、清代和民国（1912～1949年）时期代表性地图，以“板块图志”模式分类梳理了世界、天文、疆域、政区、边防、航海、水利、交通、军事、城市、旅游与教育地图等发展轨迹和特色，同时采用“一图一志”模式解读了120余种地图作品（有别于《中华舆图志》），重点探讨了中国古—近代地图发展脉络、技术特色及其现实意义。本文将针对遴选出的中国11件享誉世界的古—近代地图（单幅图或地图集），着重地分析评估其在科学、历史、外交、航海、疆域、军事、人文等方面的多元价值，同时首次探讨了具有重要价值的中西古地图定位技术特色、演变与融合发展历程。最后呼吁中国政府主管部门给予更多的支持，加快中国古—近代地图遗产挖掘、价值评价与利用工作。

二、11件中国古—近地图价值分析

⒈ 3世纪西晋裴秀《地形方丈图》和《禹贡地域图》——开创了中国古地图科学

西晋司空裴秀，监管着国内户籍、土地、用地赋税等差事，十分重视发挥地图作用，针对汉朝留下的《天下大图》，组织进行了实地考察与比较研究。裴秀发现了前朝地图错误较多，不能适应管理土地等职责所求，亲自领衔绘制了《地形方丈图》和《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地形方长图》以汉代“天下大图”为基础，依据“计里画方”方法，一分十里，一寸百里，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与纠正、补充、更新，整体变形较小，相对位置较为正确，从而满足了裴秀的职责所需。《禹贡地域图》实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历史地图集，上起《禹贡》下至西晋，古代九州、西晋十六州，以疆域政区为主，表示了州及其下属的郡、国、县、邑及它们间的界线，以及水陆交通路线、山脉、平原、海洋、河流、湖泊、沼泽等自然要素，特别标注了历史上重大事件发生地等。

裴秀在地图序言中指出：“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或荒外遇诞之言，不合事实，于意无取”。尽管批评旧图有些过分，然而，《晋书·裴秀传》收录的“制图之体有六焉”著名论述，后人称之为“制图六体”，继承了前人经验，纠正了旧图不足，首次发表了完整的科学地图学说，开创了中国古地图科学新时代，也成就了裴秀一生的最大贡献。相较于《禹贡地域图》，裴秀领衔完成的《地形方丈图》更能完整地传递出他的科学地图学说，可惜均未能找到遗图。中国历代地图史书一直传递着敬仰裴秀的地图学贡献，现代地图学家依然称颂裴秀是中国科学地图奠基人，英籍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誉称“裴秀为中国地图学之父”。

裴秀首次提出“制图之体有六焉”，并在制图实践中采用“计里画方”建立地图定位框架，采用“对景写实”绘画技术完成地图绘制任务，从而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地图科学的三大技术特征，获得了长达1600余年持续改进和应用。唐、宋地图已经传至海外，更多的元、明地图至今依然保存在多个国家藏图机构或私人收藏室。“制图六体”的价值评论已经很多，“对景写实”源自山水画师绘画技艺，唯有“记里画方”内涵及其重要价值很有必要深入解读，其实质在于如何理解“记里画方”与“制图六体”之间关系。裴秀解释“制图之体有六焉”时着重指出“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其中“彼此之实”指制图要素间实际关系，“定于准望”导出了“准望”的丰富内涵和重要地位，及其在展示要素间关系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不应简单地理解“准望”即“方向”。著名地图学家辛德勇教授提出“准望”即为“地理坐标”，李约瑟博士解释“准望”为“画矩形网格”。总之，“记里画方”既是实践“制图六体”的最佳技术途径，也是建立古地图数学基础的一种技术方法。“记里画方”的多元价值可概括如下：

⑴采用简单工具就能精确地绘制地图画方，建立起局部区域平面坐标系统，提供了定位、比率、量距、测向、计算面积，以及不同画方地图之间内容转换等实用功能；

⑵“记里画方”地图周边标注文字和数字，这种实用性方法一直延续至今日地形图上保留的公里网。相较于公元2世纪托勒密采用网格法与几何算法相结合而获取的经纬度，确实具有异曲同工之美；

⑶公元3世纪或者可追溯到三国与秦汉地图，中国已经确立了以北斗星为定向标准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地图定向准则。相较于13世纪欧洲世界地图——埃布斯托夫地图，亚洲在上方、非洲在右下侧，欧洲在左下侧的宣扬基督教教义的地图定向，显示了中国地图学家的地图定向准则领先欧洲10个世纪以上；

⑷最初采用的“方形画方”具有类似“等距离圆柱投影”下的经纬线平面表象，随着纬度增高变形会增大；如需减小变形，可采用适当的几何方法改变为“梯形画方”，等同于圆锥投影下的经纬线平面表象；在两极或局部区域，可采用“圆形画方”，等同于建立了方位投影下的经纬线平面表象。

⒉ 8世纪唐代贾耽《海内华夷图》——“计里画方”地图扩展到亚洲

唐代贾耽（公元730～805年）开创了中国域外地图先例，领先完成世界上最早大型亚洲图——《海内华夷图》。图面约近10方丈，比裴秀《地形方丈图》约大10倍，虽然域外轮廓简略，补充以域外国家文字描述。贾耽完成这幅双色大型地图前后渡过了艰难的17年，充分展示了贾耽亲自考察获得的国内调查资料，还使用了及至唐代的“一带一路”活动所获得的域外资料。

贾耽的地图重新点燃了已经冷落5个世纪的“制图六体”学说，还创新采用了“古墨今朱”双色标注古、今地名，这种方法一直被后代沿袭到清末。今天能够看到《海内华夷图》所展示的国内外地理面貌，应归功于宋代石刻《华夷图》（1136年）和《禹迹图》（1137年），现藏于西安碑林。宋代石刻图以唐代《海内华夷图》为蓝本，石刻时进行了简化与更新补充。

石刻《华夷图》（图1）刻绘了中国境内的详细山脉、河流、湖泊、长城及各州、府位置名称，政区与宋朝行政建制相符。域外简略，以文字刻录了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名称，例如安息、波斯、大食、大秦国和条支国等。石刻《禹迹图》上有画方，每方折地百里，横方52，竖方73，总共3796方。此外，石刻图上特地刻有“ 域外国家轮廓来源于贾耽《海内华夷图》”，从而佐证了中国唐代甚至更早就已经掌握了较高的测绘技能。李约瑟称赞此图是“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

图1 西安碑林石刻《华夷图》拓图

石刻地图具有长久保存价值，可随需拓印、携带与使用，现已成为国外藏图机构最早保存的中国地图珍品。从1321年的《维斯康缇世界地图》，以及1460年的《卡特兰·艾斯卡斯世界地图》上，均保留的非洲南端图形的相同错误指向，可以佐证宋代石刻《华夷图》复制品已经流传西方并被利用。

⒊ 12世纪宋代黄裳《天文图》——《苏州石刻天文图》原图

继公元8世纪采用类似墨卡托投影方法，完成了标绘1350 多颗星的《敦煌星图》，北宋黄裳于公元1190 年采用圆形法绘制《天文图》，成为《苏州石刻天文图》原图，展示了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 年）观测到的1440余颗星体位置。上述两种天文星图首次展示了将三维空间星体位置采用投影方式展示到平面上，誉称首创科学天文星图，属于中国古地图大家庭中的佼佼者，为地图人示范了空间信息转换至平面上的投影方法。黄裳《天文图》附有详细的天文学说明，反映了及至宋代的中国古天文学的巨大成就。同时期的西方只观测到1022颗星体位置，更没有科学意义上的星图。

《苏州石刻天文图》（图2）受到国内外学者广为关注，《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与“中国地图学史”中均有图文展示。苏联斯大尔采夫所著“中国天文学简史”中翻译了说明书全文；美国密契根大学出版有鲁夫士等人的专著“苏州天文图”；法国雪万奴斯等人的“东亚随笔”详细介绍了该图；日本新城新藏著有“评苏州天文图”等，标志着12 世纪黄裳“天文图”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和科学价值。

图2 苏州石刻天文图(1247年)

⒋ 14世纪初元代朱思本《舆地图》——中国古地图科学成熟标志

元代相继完成了闻名中外的朱思本《舆地图》，李泽民《声教广被图》（1330 年）与清浚《广轮疆里图》（1360年）等。史书记载了朱思本历经10年考察、广集资料、继承并改进完善了古地图科学，朱思本《舆地图》标志着中国古地图的成熟与完善。后2种地图均以《舆地图》为基础，曾被朝鲜人“权近”携带回国，增补日本、朝鲜资料后，编纂了《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1402 年），依然保留着元代绘画舆地总图的艺术风格，后被日本人多次刻印传至西方而受到广为引用，成为中国元代古地图流传西方的渠道之一。

朱思本《舆地图》幸好被明代罗洪先用于编纂《广舆图》（图3）得以保存至今。清浚《广轮疆里图》以朱思本《舆地图》为基础，并充分利用了“岛夷志略”描述的国外资料，制图范围东至日本、朝鲜以及大小琉球，北达蒙古、俄罗斯，向南涵盖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全图标注了600 余地名，河流海岸详尽，称之为元代舆地总图。

图3 朱思本舆地图(局部，1315年)

李约瑟博士评价元代地图时指出:“14世纪欧洲和阿拉伯地图中,常把非洲的那个尖端画成指向东面，直到15世纪中叶才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可是在公元1555年刊印的由“舆地图”分幅而成的罗洪先《广舆图》上，非洲的那个尖端则是指向南方，说明朱思本早在公元1315年就已经是这样画的了……中国元代地图学家是优胜者。”

⒌ 14世纪末明初《大明混一图》——中国航海家最先环行非洲图证

基于元代舆图并增补了最新航海活动所获得资料，1389年完成的《大明混一图》（图4），完整地记录了及至明初的中国航海活动与陆上丝绸之路所了解的世界，东起日本，西达欧洲与非洲，南括爪哇，北至蒙古族控制地域，涉及到欧洲和非洲地区描绘得比元代舆图更为详细规整，非洲大陆中的河流方位非常接近尼罗河和奥兰治河，突出部分的山地与德雷肯斯山脉的位置吻合，南部非洲的好望角明显南向等。地图中的细节展示出早在葡萄牙著名航海家迪亚斯于1488年航行绕过好望角前，中国人已经完成了环绕非洲航行。

图4 大明混一图(1389年)

《大明混一图》绘出了包含东南亚、南亚广阔海域及整个非洲大陆和部分欧洲在内的大半个世界的地图。欧洲人直到15世纪中期绘制的地图上才有了非洲大陆类似的画法。很显然，中国航海家和地图学家已经长期地引领着世界航海与地图之进步。《大明混一图》长3.86m，宽4.75m，彩绘绢本，已成为国宝级历史文物，其复制品曾经作为国家元首礼物赠与南非共和国，彰显了该图的地图文化与社会文明价值。

⒍ 14世纪末明初《更路薄》——中国人拥有南海诸岛图证之一

南海诸岛属于中国人的老祖宗长期开发利用留下的祖产，最早可追溯到《汉书·地理志下》记载了汉代开辟的南海航线，已经绕过中南半岛，直至印度东海岸。此后，中国渔民世代往返南海的捕鱼登岛过程中所创作的《更路薄》，起于口头流传，至郑和航海之前已经逐渐形成多种传抄本。现藏广东省博物馆的《更路薄》（图5）记录了中国南海范围的岛、礁、沙有136个，其中东沙群岛1个，西沙群岛38个，南沙群岛97个。这些记录，反映出海南渔民活动的范围包括广东沿岸、北海、海南岛沿岸、中南半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使用这些《更路簿》的渔民以文昌、琼海两地为主，其次有三亚、万宁、陵水、临高等地的渔民。其中彭正楷版本《更路簿》记载有17 条西沙捕鱼线路，200多条南沙捕鱼线路，29条从南沙返回海南岛的航线，7个海上交通枢纽和渔业生产中心，其生产作业范围甚至达到了东南亚的纳吐纳群岛和潮满岛。从这些线路看，西沙、中沙、南沙海域一直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捕鱼场所。

注：取自冯爱琴南海天书《更路簿》

图5 南海天书《更路薄》(局部)

中国南海渔民用生命换来的《更路薄》等图志史料，已在长期使用、传承、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灿烂的中国海洋文化，属于人类利用海洋史中的奇迹之一。2008年6月，《更路簿》入选为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由于其采用了地方方言，一般人难以读懂，因此常被称为“南海天书”。《更路薄》直接提供了中国拥有南海诸岛及其相关海域权益的有力证据，对维护中国南海海洋权益，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与文化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⒎ 15世纪初明代《郑和航海图》——世界上最早的科学海图

明代永乐皇帝任命郑和率领了世界上最大远洋船队，于公元1405年第一次远航使用了208艘船，27000人，包括行政官员、军事人员、航海技术人员、船舶修造工匠、一般管理人员和办理杂务的人员，以及通事（翻译）和医务人员，指挥船上还配备“牵星导航”技术装备。前后7 次远航（公元1405～1430年）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航行之远，史称世界航海事业顶峰。元代航海家汪大渊曾在《岛夷志略》序言中声称自己的船队“……虽天际穷发不毛之地，无不可通之理焉”，规模远大于汪大渊的郑和远洋船队还有不能去的大洋吗？

郑和船队第6次远航回国后，整理编纂了世界首创《郑和航海图》（图6）与《过洋牵星图》（图7），以及《郑和出使水程》，郑和副手马欢撰写了亲临19个国家的《瀛涯胜览》，费信撰写了亲临40个国家的《星槎胜览》，巩珍撰写了亲临20个国家的《西洋番国记》，以及《星槎胜览》由后人再版4 卷本附上的“采辑图”等珍贵史料。迄今唯一留存的即200年后茅元仪《武备志》（1621年）收录的部分航海图和极少史料，许多珍贵史料至今查无下落。现在能够看到的《郑和航海图》描述了现存世界上最早、最多、最长的航海线，约计50 余条往返航线，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标注530多个地名。《郑和航海图》没有采用标准的地图模式，但是，只要沿着航线并观测两侧地标前行，总能达到目的地，因而成为中国首创的，可以不需要其他海道指南辅助的，而能独立指导航行的实用性越洋航海图。

图6 郑和航海图(非洲东海岸局部)

图7 过洋牵星图

《郑和航海图》附有四幅首创“过洋牵星图”，可用于指导远洋船队的定位与航行。四幅图上总共有近70处牵星记载，16处直接标在航线上，34处标在沿岸和岛屿上，近30处标在过洋牵星图上，表达了郑和船队不仅能够在远洋航行中判断船舶位置、航向等重大信息，并留下了最完备的“牵星术”记载。可见，郑和船队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天文导航与指南针导航联合使用方法，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先拥有远洋航海导航技术的船队。

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评价：“……，《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幅真正科学的海图”。美籍华人李兆良教授深入探究了1602年版《坤舆万国全图》上展示的最接近现代的美洲海岸线与北部入海河流等图证，进而推论出该图采用了郑和航海活动曾经到过美洲所获取的美洲海岸的地理资料。因而，郑和航海活动不仅彰显了东方海洋强国的海洋科技顶峰，而且留下了地图证据，再次掀起了“中国人最先环球航行并到过美洲”的世界史等重大命题讨论，值得国内外学者深度挖掘与研究。

⒏ 15世纪明代罗洪先《广舆图》——西方存档的第一部综合地图集

明代史地学家、地图学家罗洪先，以元代朱思本《舆地图》为蓝本，补充参考李泽民《声教广被图》、许西峪《九边小图》、唐渔石《三边四镇图》等14种当时能够找到的元、明地图，为携带和利用方便，将《舆地图》分割为40幅小图，依据图幅覆盖范围的大小，分别采用每40里、100里、200里、400里和500里等不同的比例尺，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完成闻名中外的《广舆图》（图8）。

图8 《广舆图》首幅《舆地总图》(局部，1541年)

《广舆图》实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综合地图集（图志），除了40幅舆图，表达政区沿革和山势险要外，还包括九边图、海防图、江防图、黄河图、漕运图、海运图、域外图等。重点突出了军事上的实用价值，例如九大边防重镇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均单独成图；海防图上标绘了倭寇入侵沿海路线、沿海重镇、山脉、河口海湾、小岛礁石、军营、指挥所、烽堠、沙滩、海岸线等；江防图上绘有沿江两岸地形、地物、城镇、江中岛滩、江防兵要说明等；并附加驻军、人口与藏粮等图说，彼此相关，展示了一个严密的北方防御体系。域外地图包括朝鲜、朔漠、安南、西域4 幅。罗洪先的地图学贡献，还表现在创制了24种常用图例符号，仅代表不同职能居民点的符号就有府、州、县、驿、卫、所、屯、堡、城、营、站、关、寨、墩、台等17个之多，从而展示了中国古地图从山水画式实景地图走向形象化图式地图，标志着地图表示方法上的重大进步。

《广舆图》不仅提供了直至清初的多种舆图所采用的基本资料，而且先后被荷兰、美国、日本、前苏联等国家图书馆收藏了《广舆图》的不同版本。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进入中国的第二年（1583年）就翻译了《广舆图》的部分地图，作为拉丁文版《华国奇观》附图，向西方传布了中国地图学的巨大成就，并以正确的地图引导了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与东亚地形、地理与疆域实情。

⒐ 17世纪明代《坤舆万国全图》——世界上第一张大型彩色中文世界地图

1602年，由利玛窦作序、李之藻组织刻本并彩色刊印的《坤舆万国全图》（图9，原图168.7cm×380.2cm），302年后才部分露面，始于1904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从伊势松坂的一位商人手中购得《坤舆万国全图》并部分地向公众展示，随后由意大利学者汾屠立（Pietro Tacchienturi）于1911年刊布了梵蒂冈教廷图书馆（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所藏《坤舆万国全图》的一部分，以及英国学者巴德雷（J. F. Baddeley）于1917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现了《坤舆万国全图》。1936年，中国禹贡学会出版《禹贡》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为“利玛窦世界地图专刊”，发出了中国学术界关注《坤舆万国全图》信号。国内至今能够找到的只有“1602年版禹贡学会影印本”，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1603 年刻本《两仪玄览图》”，南京博物院收藏的“1608年彩色幕本”（图10)，以及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1608 年墨线仿绘本。曹婉如等于1983年发表“中国现存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研究”一文，仅对保存在中国大陆《坤舆万国全图》复制本做了综合评述。黄时鉴于2006年发表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百年回顾”。皆因图上的利玛窦署名“序言”、“说明”以及3个耶稣会会徽印记，一直称其为《利玛窦世界地图》。

图10 《坤舆万国全图》1608年明宫廷摹绘本

(藏于南京博物馆)

直至2009年12月18日～2010年4月1日，美国国会图书馆借展了“詹姆氏福特贝尔基金会”以100万美元购自日本私人收藏的《坤舆万国全图》，后又实施高清扫描发布于网上。《坤舆万国全图》置中国于椭圆形世界图中心，东、西半球及其主要国家一目了然，首次标注了五大洲、四大洋，以及赤道、回归线、极圈、南极、北极等名称，以赤道、回归线、极圈分划了五个气候带。附图包括“九重天图”,“天地仪图”,“赤道北地半球之图”和“日、月食图”,“赤道南地半球之图”和“中气图”,“量天尺图”等。副馆长迪安娜—马库姆说：“利玛窦的地图是地图史上最重要的地图之一”，此后引来了国内外学者的普偏关注和惊奇，西方学者震惊地比喻《坤舆万国全图》为“不可能的郁金香”（Impossible Black Tulip）”，凡看到或研究过的世界学者公认其为“第一张较为精确的世界地图”。

中国人终于见到隐藏了400余年（1602～2009年）的中文世界地图真容，她的设计、规模、投影、主图、附图、图说、配置、色彩、汉字等制图成就，无不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引起了诸多猜疑。2012年4月，李兆良教授首先发表了《坤舆万国全图解密—明代测绘世界》。李教授比较了当时的数百幅中外地图（图11，图12等），发现了该地图上约有50%地名第一次出现，欧洲教会圣地与利玛窦在中国的几处驻地却没有标注，尤其是美洲海岸线更接近近代地图，以及出现了中国黄河的南北2 条入海通道（实为1194～1580年状态）等。李教授继而认为1602年版《坤舆万国全图》所用美洲资料与诸多新地名，主要来源于中国郑和船队航海活动所获资料，并推测早在1430年左右就有中国人汇编成世界地图；利玛窦与李之藻等直接采用了郑和船队完成的原型图进行改制，增加署名序言、拔和说明等，并实施刻印等很少的工作。李教授还追溯到利玛窦于1582年来华后先后完成的多种世界地图，均没有达到如此大的规模与地图设计制作水平，为此做出了又一个重大推论：利玛窦、李之藻等不会是该图的实际作者。李兆良教授又于2013年出版了《宣德金牌启示录—明代开拓美洲》一书，公布了由郑和船队携带《宣德金牌》到达美洲的证据。

图11 Mercator世界地图(1569年)

图12 Ortelius世界地图(1570年)

另据李君明与杨权考证：利玛窦于1601年1月第2次进京后献给明帝的“自鸣钟”与“万国图志”等礼物，唯自鸣钟引起“神宗帝”兴趣，所送地图未入皇帝慧眼。再则，李之藻，乃是1598年“举人”，时任南京工部员外郎，1601年进驻北京后相识利玛窦，始学天文、数学、地理科学，足以分担《坤舆万国全图》的刻印联络等工作。利玛窦传教士的署名序言和附注，或李之藻等学者的题跋，均佐证了他们的备受尊敬的名人学者身份。对中国人来说，《坤舆万国全图》如能提早到17世纪初公诸于世，必将发挥更大作用，产生更大轰动效应，今日之谜也许就不复存在。然而，李教授以地图上捕捉到的大量史实为依据，合理推测“郑和船队”的大航海活动先于西方到达美洲，再次推动了世界航海史等重大事件的真相探索，这类具有重大的科学、历史价值的研究和讨论必然会持续下去。

⒑ 18世纪《康熙全览图》——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型经纬度实测地图

公元1689年订立《尼布楚条约》之后，康熙皇帝看到了精确地图在政治、外交上的巨大作用，于1708年亲自策划、领导、监管，组织实施了第一次全国性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采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经纬度测绘法，由中国官员与学者何国栋、索柱、白映棠、贡额、明安图与钦天监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等10余人，以及外国耶稣会人士雷孝思、白晋、杜德美等为主要人员，组成了200余人混编的测量队伍，制定测量标准，花了10年时间总共测定了630个全国性控制点与相应的地图测绘工作，康熙五十八年（1718年）完成了《康熙全览图》（图13）。此图采用了经纬线皆成直线的倾斜梯形投影法，以北京为中经线（本初子午线），经线均斜向北极，纬线则愈北愈短。西部空缺地区由100 年后乾隆皇帝最终完成补测与制图（图14）。

图13 康熙全览图(1718年)

图14 乾隆内府舆图(1761年)

康乾盛世时期完成了堪称世界上最优秀的经纬度实测地图，国内版均为宫廷秘籍，未能传布到皇宫以外发挥更大作用。然而《康熙全览图》相关资料却被外国参与者带回，并用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杜赫德著《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及地方全志》一书，以及1735年德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等，广为传布，影响深远。李约瑟认为这项庞大工程“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更好、更精确”，从而成为18世纪中国经纬度测绘技术领先世界的标志。

⒒ 19世纪魏源《海国图志》——开眼看世界第一书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激励了卸任广东巡抚林则徐与时任高邮知事魏源相遇“京口”（今镇江市辖区，1841年8月），二人共同的爱国激情与不怕牺牲的无畏气概，当即议决编纂《海国图志》，立志宣扬“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振兴中华之路，让中国人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

《海国图志》以林则徐“四洲志”为起点，补充新收集的地图与书籍，1842年完成《海国图志》50卷本，后又陆续增加外国资料，相继出版60卷本与100卷本（图15）。100卷本包含了75幅世界、大区、国家和沿革地图，以及200页8种“专志”，分别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乃至天文、地球、宗教、文化、教育、风土，以及各国战舰、火器火攻、异国文字、货币、中国与西洋纪年表等。其规模之大、内容之广、收效之奇，至今无二。

图15 海国图志(世界地图集，1852年)

时人问:“是书何以作？”，魏源断然答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以制夷而作”；魏源后序补充：“始知不披海图海志，不知宇宙之大，南北极上下浑圆也。惟是诸志多出洋商，或详于岛岸土产之繁，埠市货船之数，天时寒暑之节。而各国沿革之始末、建制之永促，能以各国史书志，富媪山川纵横九万里、上下数千年者，惜乎未之闻焉”。然而，夕日的中国上层官员与文人学者将其束之高阁，极个别的社会变革者更没有像日本官方与学者那样从中悟出强国之路。

现代地图人再次肯定了《海国图志》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并认为林则徐与魏源的紧密合作造就了“开眼看世界第一书”巨著成就，他们善于运用中国古代“图志”的综合体裁优势，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独特设计思想，广为收集中外权威著作与地图，认真进行真伪鉴别，最终实现了地图与专志的有机集成，从而被现代地图人十分敬仰，《海国图志》誉为“中国近代自编世界地图集里程碑”。

三、中国古地图定位技术与中西融合发展

⒈ 中国古地图定位技术创新与演变

中国古地图从平面定位模式逐步演变为经纬度模式，受到了天文大地测量技术进步之引领，以及地图投影理论与方法开拓。可追溯到中国汉代天文学家张衡提出的“浑天说”和“浑天仪”，开创了中国古天文观测领先西方的先河；西晋裴秀创建的“制图六体”学说，以北极星所在位置确立了“上北下南、右东左西”的科学地图定向准则，以及《记里画方》技术可用于建立平面地图数学基础；唐代天文学家张遂完成了公认为世界首创的北纬34°地方子午线一度弧长110.6km计算结果，与13个点的纬度测量；唐代“敦煌星图”与宋代“黄裳星图”，分别展示了类似等距离圆柱投影与圆形法投影技术应用，标志着领先世界的中国天文观测技术与天文图投影方法；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1231～1316 年）创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12种观象仪，组织完成了跨越数千公里范围的27个点的天文观测和纬度测量、以及水准测量、“海拔”概念等创举，推动制定了世界上最为准确的元代“授时历”，其中“一回归年”为365日5时49分12秒，与今测”一回归年”只相差26秒；以及明初郑和远航船队创作的世界上最早应用的《过洋牵星图》，人称“天文导航图”，标志着元、明时期，中国航海人开创了最为先进的空间与时间定位技术，1602年完成了世界上最精确的经纬度中文世界地图，1718年测制了优于欧洲的大型经纬度地图，1842年自编完成包括60余幅经纬度地图的《海国图志》，1845年完成了以赤道分界、两极为中心的南北两半球的经纬度世界地图，直至1899年，各省推广了经纬度测绘工作，最终完成了包括全国与各省经纬度地图的《光绪会典图》，标志着中国经纬度地图与“记里画方”地图并存发展，一直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⒉ 欧洲经纬度测量方法演变

类似中国的情况，欧洲观测纬度方法较早形成，依靠观测恒星高度变化来确立一个地方的纬度，零度为赤道、90°为两极，其余地点纬度均在其间。由于地球处于不停地旋转，零度经线难以确定，欧洲的经度测量方法经历了漫长时间演变。直到人们观测到地球昼夜24 小时，才知道每小时相当于15°经差，从此开始了采用时间方法计算经度，即经度测量转换成两地时间差测量。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尼斯·沃纳（Johann Werner）提出利用月亮的移动来测量经度，史称“月距法”；1530年，荷兰数学家伽玛·弗里西斯（Gemma Frisius）提出用钟表来测量时间差，史称“时差法”，时钟精确度成为关键，不稳定的海上船舶导致笨重而稳定的“航海钟”诞生。1610年，法国皇家科学院决定推广伽利略提出的“木星卫星法”，并由意大利人乔万尼·多曼尼克·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于1668年出版了木星卫星星表，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完全可以通过观测木星卫星的出没，测出所在地的准确经度。可见，17世纪中晚期的欧洲才进入较为精确的经纬度测量时代。1884年，来自全世界的天文学家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国际子午线大会”，正式宣布格林尼治子午线为全球的本初子午线，格林尼治时间被定为国际标准时间的零点。1995年，卫星定位法正式进入商业化时代，远在太空中的24颗定位卫星终于彻底地把“航海钟”和《航海年鉴》送进了博物馆。

⒊ 中西地图定位技术融合发展

最早可追溯到元代，郭守敬观象仪于公元1434年传入欧洲，促使欧洲天文学家仿效中国天文观测方法，直至引发了1543年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导致西方首先创立“日心说”，从而也佐证了中国天文学家做出的世界性贡献。与此同时，西方先后提出了多种方法用于测量经度。明代天文学家徐光启与意大利传教士合作，1607年译成《几何原本》，稍后又编译了“测量法义”，介绍了西方测量仪器、导线测量、水准测量和平板测量方法等，并于崇祯二年（公元1629 年）主持了纬度测量及经纬度推算。随着欧洲进入经纬度精确测量后不久，1708年中国人组织实施了全国性的经纬度测量，直至19世纪晚期，经纬度测量与制图技术得到全面普及，标志着中国经纬度测量与制图技术，在中西融合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且“记里画方”地图与“经纬度地图”的相互融合并存发展，地形图上至今还保留着方里网。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着重分析评价了中国11件享誉世界古—近代地图多元价值，集成了国内外学者对这些古地图的评价，同时列举了宋、元、明初时期中国地图西传史实，标志着及至明初的中华文明古国长时期屹立东方，吸引了西方传教士们前赴后继地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既是西方文艺复兴催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与拓展所需，同时也符合中国学者西学愿望，从而推动了中西经纬度地图融合发展。然而，明、清时期多种大型经纬度地图一直列为皇宫秘籍，束之高阁，或反常地流向国外，地图的应有作用未能得到发挥，导致鸦片战争发生时，皇宫大臣竟然不知道西方强盗来自何方？大多数中国人更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一无所知。鸦片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华有识之士高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救国思想，《海国图志》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第一书，国内外学者高度称赞，主张变革进步人士受益更大。

总之，研究与评价中国古地图的多元价值具有深远意义和现实价值。鉴于古地图失传很多，留存下来的又分散保存在国内外藏图机构，因此，中国政府主管部门应给予更多的支持，或吸引国内外公益机构相助，加速完成中国古地图挖掘与保护任务，加快中国古地图与相关古籍的高清扫描，推动建设“中国古地图生态系统”；同时还应组织地图学、地理学、航海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文物考古等众多领域专家联合研究，加快与提升中国古地图的评价和利用效果。

【作者简介】文/梁启章齐清文梁迅，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第一作者梁启章，1940年出生，男，研究员，主要从事地图学、GIS与农业信息化研究；通讯作者齐清文，1963年出生，男，研究员，主要从事地图学、GIS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本文来自《地理学报》（2017年12期），参考文献略，用于学习与交流，版权归出版社与作者共同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