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纵横▏凛冬将至，民企如何突围？
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破七”，为6.9%，这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速。2016年和2017年，增速分别为6.7%和6.8%。到了2018年，只有6.6%。
有人认为，经济正进入“存量时代”。当增速放缓，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的销售市场将同样面临增长放缓，甚至萎缩。在中国，还必须考虑到资产泡沫对内部消费的极速挤压，而泡沫还可能愈发趋于“刚性”。于是，企业面临的形势剧变，恐怕不可逆转。
当然，“存量时代”这一说法，可能言之过重。但不可否认，在不可预测的时间通道中，可供企业分食的蛋糕，其膨胀速度将慢下来。那些所谓“新的需求”，已经被一长串坠落风口的故事所证伪。能改变消费者，能创造新需求的乔布斯，只有一个。
竞争将更加残酷，更加短兵相接。在金融要素、人力要素的等多个层面，企业家或将面临从未遇到的紧缩和挑战。一时间，他们很可能发现时代早已不再那么慷慨。
壹
中国企业，跨越外资的“技术代差”
1991年，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那个特殊时段的普通一年，孙振耀由台湾惠普公司调派大陆，被任命为中国惠普有限公司计算机系统事业部总经理。从此，他在世界500强企业的职业传奇进入加速通道。
那是跨国企业在中国内地的“黄金岁月”。之所以“黄金”，在于两个原因：一是90年代的最初几年，国内外形势比较特殊，中国迫切需要外商投资。1990年，中国外储刚刚超过百亿，为110亿美元。为吸引外商投资，中国推出了诸多政策优惠。
二是外资企业在内地还缺乏足够强大的本土竞争者。这时，92派的企业家还在校园和社会的边界摸索，而深圳的任正非还在简陋的厂房中研发自主的交换机。
于是，跨国公司们依靠“技术代差”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彼时，外企入华在地域选择上分为两派，一派将中国总部设在北京，一派设在上海。前者主要是技术公司，如惠普、IBM和Intel等，后者主要是快速消费品巨头、医药公司和工业企业。
孙振耀对《南风窗》记者回忆，当时，内地存在着严格的技术进口配额和外汇使用管制。技术公司驻扎北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靠近批文发放的部委。而快消巨头选择上海和广东，则是这些领域管制较少，所以中国总部设在富裕地区或消费市场的腹地，才最为经济。
跨国公司的“黄金岁月”延续了十多年，直到2007年“两税并轨”，内外资企业在税率等方面一视同仁，统一为25%。此前，外资企业最低税率可降到15%，并有“二免三减半”等优惠。
在IT领域的跨国公司中，惠普与中国渊源最深。中国惠普是邓小平与基辛格牵线搭桥，从而奠定合作基础的企业，也是第一家中美合资高科技企业。2007年是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一个转折年，也是中国惠普的高点。此时，孙振耀担任惠普全球副总裁暨惠普中国区总裁，管理中国区近1万名员工。
但孙振耀在最高点离开了惠普，并以一篇离职感言，引发了一代中国人对外资企业热的反思。之后，孙振耀又担任海辉软件（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并带领企业于 2010年在纳斯达克上市。这是中国首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服务外包企业。
显然，跨国企业的明星高管是国际资本市场上一张闪亮的信用证。但那一代精英，还给中国企业界带来了更重要的东西—管理和技术的外溢。
在珠三角和苏南的工业地带，港台以及欧美日韩资本带来了国际标准的工厂运营和制程管理，中国崛起为全球最大的IT硬件生产国，有赖于此。在企业治理上，他们也与有力焉。任正非就承认，从1996年开始，华为累计支付给外部机构的咨询费高达几十亿美元，提供这些服务的公司主要都是外资。没有他们，就没有华为的管理现代化。
同样，孙振耀在惠普也做了一件事，就是培养人才。他在中国惠普设立了“首席知识官”和“领导力发展中心”，并成立“惠普商学院”，还为万科、腾讯和联想的早期团队培训提供帮助，门生遍布业界。
孙振耀
现在，孙振耀又重启“树人大业”。2012年3月至今，他出任领教工坊1202组、1830组领教，带领两组企业家不断自我挑战与突破。
领教工坊是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终身学习与突破成长的顶级社区，总部位于上海，2011年成立以来，一直在践行管理学大师亨利·明茨伯格的实践管理教育理念，即在领教的带领下，让学员自我教练，并向同僚（学员之间）学习。这种独特模式让这家机构独树一帜，蜚声业界。目前，已有学员超过300位，相当部分为细分行业龙头企业的掌门，即隐形冠军。
孙振耀说，中国企业正走过资源型生意的时代，过去，抓住政策和机会比什么都重要。但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当没有竞争，那么就没有必要谈管理，更不需要研究企业的组织。
但这种情况已经是历史。
贰
两种红利，正消耗殆尽
如果说外资曾经的一骑绝尘，是因为“技术代差”，那么民营企业的崛起则很大程度有赖于“政策红利”和“资本红利”的双重推动。
政策红利是最老生常谈的企业崛起理由。在短缺的时代，国家政策一放开，敢闯敢干，就能赚钱。但政策红利必须与资本红利互动，才能做大做强。在规模经济和机会主义的时代，大即意味着强。民企的崛起之路，就是一条做大之路。做大，要么有充裕的信贷，要么有二级市场的输血。
在信贷领域，多数中小民企并非直接从银行融资，而是在资金“灰市”，通过对资金中介加价获得。但不可否认，“灰市”的资金最终依然是来自银行系统的信用创造。换句话说，银根松紧对任何有志于做大的民企来说，都是最关键的宏观变量，可能没有之一。
这种关键性，在2015年的信贷狂潮和2017年的去杠杆行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多人认为，2008年的“四万亿”是信贷宽松的顶峰。其实未必。2015年，中国连续五次降息降准，并推出一系列提振楼市的措施，以及棚改货币化改革。它们最终指向了信贷宽松。2016年，一线二线三四线，房价全部大爆炸。
终于，房价呈现出对经济的“绑架”之势，它深刻地教育了监管层，很可能彻底改变中国银行体系过去的运作逻辑，即信贷过度膨胀开始朝着有节制的宽松过渡。实际上，除了对资产泡沫的顾虑，信贷大趋势转变的另外一个核心原因是外部约束，特别是外汇储备的下滑以及贸易战的阴云不散。
2014年二季度末，中国外汇储备达到3.99万亿美元，占到了全球外储总量的三分之一。但到了2016年11月，外汇储备降到了3.0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蒸发”近万亿，以及随之袭来的人民币贬值预期，终于引发了2017年年底启动的去杠杆。去杠杆“凶猛”，不少民企被“误伤”。
不过，这何尝不是一次难得的企业家教育？外汇储备一定程度上充当着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的准备，以及银行体系信用创造的“硬性”外部约束，只要这个约束存在，那么信贷就绝对不会回到过去的宽松水平。
显然，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之下，约束恐怕会长期持续。
叁
领教们，浓缩40年商业智慧
除了信贷，资本市场的逻辑也在改变。肖钢和刘士余两任证监会主席任职都不到3年，后者还被留党察看，监管长官的频繁变动，只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初创之时出现过。
这是信号，为什么？一方面，在国企需要降低杠杆率，银行需要补充资本金的时候，资本市场却无法发挥其当初设定的政策作用。同时，市场已经沦为少数幸运儿暴富的天堂，而他们暴富之后却转移资产。于是，监管转变，势在必然。对一些民营企业家来说，过去高超的资本财技，可能瞬间反转为让企业家个人陷入麻烦的风险之源。
可以预见，中国的金融体系将发生一个根本性变化，无论信贷还是股权融资，资金融出者过去的那种“慷慨”将一去不复返。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外部约束，绝非仅仅可以通过内部改革来缓释。在整体趋紧的时代，国有信用主体或大型民企更可能成为被选中者，而中小民营企业或将面临着未曾有过的资金约束。
但这种约束，对那些有着雄心和潜力的企业家来说，反倒是逆势胜出的机会。在资金充裕，流动性泛滥的时代，规模经济是企业胜出的不二法门，企业必须机会主义，而如今，专注主业，做现金流可以自我生长的“隐形冠军”才是赢得未来的选择。
“隐形冠军之父”、德国知名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对隐形冠军的定义是，在某一细分市场领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年销售额不超过50亿美元，且隐身于大众视野之外的中小企业。西蒙多次表示，中国的中型企业可能成为德国“隐形冠军”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隐形冠军之父”赫尔曼·西蒙
西蒙的话有着深意。他经常透露出对“大国市场”的看好。他曾举例说，欧洲的空客和美国的波音分庭抗礼，但前者90%的电子设备均来自美国。西蒙希望用这个观点来论证全球化的魅力，但另外一层意思他却并没讲明—唯有美国这样的大国市场，才可以支撑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原创性研发，并联动日韩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而欧洲国家只是中等强国，没有美国的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中国有。换句话说，由于母国市场的局限，以及对信息技术变革的错失，德国企业的头上会有天花板，但中国未来的“隐性冠军”们则上无封顶。不过，中国未来的“冠军”们还必须在三个方面精进：
一是要为企业成长做准备，必须对大型企业治理有所了解，不能企业做大了才想到组织变革。二是要懂得与政府和国企打交道，懂得规则的边界。第三，必须懂得国际化。尽管中国内部市场巨大，但大多数产品和服务，最终都会在全球扁平的市场中竞争。因此，必须懂得如何在国际产业链中找到位置，并整合资源。
领教工坊的领教们刚好可以提供这些经验，他们有洪天峰、费敏这样的本土技术巨头高管，有王佳芬、徐建国这样的国企掌门，也有孙振耀、刘小稚这样的全球化精英。
领教工坊私董会
领教工坊联合创始人、CEO朱小斌对《南风窗》记者不无感慨地说，改革开放40年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培养了一大批企业家和管理精英，他们大多没有PhD学位，所以无法进入商学院任教。但40多年的商业智慧浓缩在他们身上，这些宝贵的头脑是中国企业界的共同财富，必须被发掘出来，去帮助和陪伴新一代企业家不断成长和前进。
那么，如何陪伴？
肄
终身陪伴，成就“企业的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上EMBA早已蔚然成风，夸张一些，有的人甚至把国内前十的EMBA都读过了。读EMBA，以及对关系网的构建，其实是一个信息获取和利用的过程，企业家希望自己在特定的时间段拥有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信息优势，从信息不对称中胜出。
但EMBA的供需市场的特殊性，比如校友身份的过度开放性和可转换性，意味着这个信息市场很容易达到一种均衡，即市场参与者所拥有的信息优势终归会回归均值。你拥有的关系，我最后也会拥有，那么等于谁也没有关系。实际上，尤其是公费攻读EMBA被管制，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退出市场之后，这种趋势更明显。
但领教工坊走了截然不同的路。比如，它提倡终身陪伴，工坊最早的小组，领教和兄台们（企业家组员）已经一起走过了8年。朱小斌说，工坊一直践行明茨伯格教授的理念：一是商学院教育应该更向医学院教育靠拢，研究自己的实践，而不是别人的案例。二是教授绝不是管理教育的核心，企业家自己才是，必须向同僚学习。第三，企业的关键永远是一把手，必须解决“一把手瓶颈”。
领教工坊强调的一个理念是：必须向组织要红利。这种理念，既是基于中国企业组织建设的脆弱现状而考虑。另外，也与某些正在发生的隐秘趋势不谋而合。
当下中国，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是，资本相对于人力或者说股权拥有者相对于劳动者的“势能”正在瓦解。网络带来的公共话语权变革，以及政府力量介入的可能性，会让企业内部股权的超然地位，越来越多地被具有公共性的因素所制约。
另外，新生代的劳动者——不论是产业工人、白领还是职业经理人，他们已经具有了从未有过的权利意识。网易绝症员工“裁员”风波，正是以上趋势的截面之一。
显然，对于习惯于“中央集权”的大股东们来说，一切都来得太快。那么，解法如何？
领教工坊联合创始人、学术委员会主席、知名管理学教授肖知兴提出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过去是“企业家的企业”，而未来是“企业的企业家”。必须通过组织变革，让中国企业走出个人控制的铁笼，将企业家“职业化”，企业才能成为“永动机、无人机、印钞机”。另外，就整个社会来说，一个又一个的新式企业组织又将成为社会进步的绿洲，最终连为浩瀚的森林。
实际上，对企业家个人来说，通过组织变革，将自己从“大股东”重新锻造为“企业的企业家”，既是应对大势变化，规避某些“非市场风险”的有效方式，也是带领企业重新出发，在存量时代不断胜出的凭借。
2017年下半年启动的去杠杆之后，不少民企充分感受到大环境变化的威力。但领教工坊学员们却闲庭信步，逆势而上。按照统计，工坊学员企业营收在2018年增加了29%。即便剔除规模影响之后的加权增幅，同样可观，达到17.8%。
这群“企业的企业家”，必定是一群眼里闪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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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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