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问题少年说：“我要去孤儿院！”患癌妈妈含泪拒绝
大家好，这里是知音真实故事编辑部。
还记得家事法官高辉吗？
最近，他接手了一个烫手山芋——常晓军将儿子出租给乞讨团伙挣钱，自己被判刑入狱。孩子的亲妈和姑姑都不愿当接盘侠，这孩子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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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室中的男孩，两手交叉放在腿上，腿前后摆动，带动椅子跟着晃，满脸不在乎。
他的头发微卷，头顶漂了一撮黄毛。那撮黄毛在头顶一跳一跳的，展现自己的特立独行。
男民警问话，女民警记录。他东张西望地乱瞟，不答正题，冒着青春痘的一张娃娃脸，被挤爆的痘印清晰可见。
女民警用笔敲着桌子，男民警双手叉腰神之藐视，他见两人生气的样子，继续贼溜溜转着一双大眼睛，有一搭无一搭地答话。
一听到“常晓军”三个字，他直接跳起来，青筋暴露，嘴里不干不净，撸起袖子要干仗：“他在哪儿？他卖儿子你们管不管？”
男民警拍着桌子，把他硬按在椅子上，将身子整个压向男孩，瞪着眼睛一字一句地问：“除了假装乞讨，你们是不是还干了别的？”
男孩吓得身子直往后靠，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停了半秒，支支吾吾地答：“讨钱、分成……就这些……还有什么啊……我可还是个小孩儿。”
审讯室的气氛一度凝固，女民警递给男孩一杯热水，在她的鼓励下，男孩断断续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八岁那年，独立抚养他的爷爷突发脑溢血，倒在工地上，再没醒……从那以后，他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他父亲从村小把他带到县城，因为学习跟不上、回回考倒数第一，父亲非打即骂，最后甚至把他租给地痞顺六子搞乞讨……
提起这几年的乞讨经历，他一直骂父亲，最后还放狠话：“他不是我爸，我也不是他儿子。”
男民警一直靠在椅背上，摩挲着下巴，跷着的二郞腿换了一边。突然，他打断男孩的话，像想起什么似的眨了眨眼，问道：“只是讨钱吗？你们没干点别的？”
男孩露出困惑与恐惧交织的表情，但立刻又收敛起来，回答道：“没有！”
两个民警互相望望，女民警耸耸肩，磨叽好几个小时，这场讯问才结束，两人一无所获。
“啪”地关上监控录像，助理琳子撅着嘴发牢骚：“这就是我们的当事人常泽文，跟小混混儿似的，谁愿意接盘啊？姑姑和亲妈肯定都不愿意养。”
我是北京市郊区法院的家事法官高辉，负责审理离婚、继承等与家事相关的案件，主要任务是做好调解。
此刻，面对眼前这个烫手的山芋，我皱起眉头，先拨通了男民警雷子的电话。
“常泽文好像隐瞒了什么吧？”我开门见山地问，对方半天没出声，明显愣一下，小声嘀咕着：“那小子贼着呢？鸭子嘴撬不开，真没法子。”
“他爸这次又进去了，姑姑不想养他，亲妈也不想管，案子在我手上，也不好判啊。”雷子是我同校的师弟，我想从他嘴里了解更多信息。
“那小子跟警察都敢杠，嘿，姑姑一来接他，脸变得倒快，装着听话乖巧，半步都不离开。”雷子嘴严，不肯透露案情，但话里话外暗示我孩子跟姑姑关系不错。
放下电话，我挠了挠眉角。
家事法官一年手上要办上百个案件，法院对我们的调解率要求高，任何案件都要过“调解”这关，让双方和解就是我们的“光荣使命”。这个案子调解成功很难，但眼下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硬着头皮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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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以后开庭调解，双方都没有律师，先后到庭，客客气气地跟对方打招呼，庭前嗅不到一点火药味。
孩子妈妈付笛长着一张娃娃脸，一席白裙飘飘欲仙，只是脸上蒙着一层灰，还不时停下来咳嗽，说话连个大气都没有。
姑姑常思琪人长得瘦小精干，脸上架着黑边眼镜，穿着一件灰绿色套装，脚上穿一双恨天高，走起路来“噔噔”带风。
见她一个人进来，我忙问孩子情况，她搓着手扫一眼被告，用手指指外面。
常泽文躲在法院门口还挺老实，倚着法院的高墙，用脚无聊地踢着地上的小石子。
我挤出笑脸跟孩子打招呼，尽量温和地说：“孩子，一会开庭只是问你愿意跟姑姑生活，还是妈妈。”
常泽文明显松了一口气，干脆地答着：“我没妈，我要跟姑姑生活。”说完，他又挑起左眉疑惑地问：“我姑她愿意吗？”
轻拍着他的肩，我耐着性子说：“一会开庭，就会有结果。”随即抓住他的手，拉他进到法庭隔壁的监控室，“你在这等，不用进法庭。我问话，你对着话筒答。”
他腾地一屁股坐下，翘起二郞腿，掏出手机打游戏。我叹口气，安排一名法警守着他，紧跑几步火速回到调解庭。
“孩子是我亲生的，我也想照顾，可是身体不允许啊……”孩子妈妈付笛可怜巴巴的望向我，又看看对面的常思琪，说道，“只好辛苦姑姑了……”
姑姑一听撇起嘴：“你可别这么说，法官还没判呢？”
接过付笛的诊断证明，我从医生潦草的字迹中，仔细分辨她的病情。
三年前，付笛得了肺癌，术后基本恢复，但不能正常上班，现在辞职在家照顾孩子。
常思琪来来回回翻看那张病情诊断书，用手指着上面的日期，眼睛斜瞟着对方，“哼”了一声：“你这是三年前得的病，现在还不能照顾孩子，这可说不过去。”
她终于露出獠牙，当庭指责付笛：“为人父母，抚养孩子天经地义，这么多年，你非但一分钱没出，连孩子的面也不见。”
说完，常思琪死死盯着对方，想要揭开付笛的假面具，让她乖乖束手就擒。
付笛脸色煞白，根本接不住对方的话，不安地看向我，憋了半天才冒出一句：“我出抚养费。”
“知道现在养个孩子多难吗？你有钱又有时间，为什么不自己养？”常思琪没有见好就收，执意要把孩子推给付笛。
我见付笛肯出钱，接着追问：“你愿意补交这几年的抚养费？”
付笛两手交叉着，低头思考片刻，点头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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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争取双方和解，这是家事案件的常规思路，我开始当和事佬。
“孩子一直没见过妈妈，熟悉起来也要过程，为孩子着想，你来照顾孩子，让被告出钱怎么样？”我转向原告做工作，话还没说完，常思琪却拼命摇头。
另一边的付笛被逼到无路可退，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突然蹦出一句毫无逻辑的话：“我丈夫……他不知道这个孩子……”可能是感受到心跳加速，她捂着胸口轻咳几下，脸上泛白。
“希望孩子姑姑能理解我的处境。”伴着咳嗽声，她弱弱地吐出最后几个字，近乎哀求。
常思琪听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你的情况我能理解，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说着，她的嘴角咧出一个不经意的笑,“你也理解一下我，我只是姑姑，也有自己的生活。”
双方僵持不下，我迟疑了一下，继续调解：“你俩肯定也同情孩子，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的原因，一定都愿意照顾孩子，对吧？”
两个女人各怀心思，低着头没有吱声。
我的心猛地被抽打一下，两人的表情就是答案：谁也不想抚养孩子。
这怎么行，我强忍不悦，用手拍着桌子说：“孩子爸爸是做得不对，可你俩现在的态度呢？就对吗？”我的声音高亢起来，两个女人不约而同地转头望我一眼，又胆怯地低下头。
常思琪听我发脾气，却还是执着自己的观点，死咬着对方不放，付笛没有力气跟她吵，只用可怜巴巴的眼神望向我。
眼见两人和解无望，我做了几下深呼吸，最后无奈地开口说：“行了，你俩都拿不定主意，但孩子是未成年人，必须由监护人抚养。既然你们都不主动，我只能征求孩子意见，只要他说愿意跟谁生活，按照法律规定，就可以判给谁！”
屏幕的光亮起来，我切入孩子画面，直接连线监控室里的常泽文。画面切进来，男孩正冲着屏幕发呆，我叫了他几遍，他却一句话也不说。
孩子的脸颊僵硬，直钩钩盯着屏幕，声音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我……我要去孤儿院……”
听见孩子的话，我头上直冒汗，故作镇定地再次提问：“常泽文，你有妈妈还有姑姑，怎么说要去孤儿院呢？快，告诉大家，想跟谁生活？”
被问急了，常泽文张开嘴冲着话筒大声喊：“我谁也不要……就要去孤儿院。”喊声伴着话筒的刺啦声，大家下意识捂住耳朵。
他的话刚停，屏幕一闪黑屏。
常泽文一怒之下砸了控制室，一阵混乱过后，他竟然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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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名法警追出去半天也没找到常泽文，我怀疑他躲在了哪个角落，回到监控室查看监控。
监控显示，他先躲在一层的厕所里，从厕所后窗跳出去，然后从法院后面的墙头翻了出去。
可我回放的时候发现，常泽文并没有一直打游戏，我的调解开始，他就试着打开声音开关，始终注视着调解室里的一切，尤其是付笛的脸出现在屏幕上，他一动不动。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串手链，手链一端拴着一张小照片，手链在常泽文手中被攥了很久，他一直直钩钩地望着那张照片。
听到妈妈得了病，他站起身紧张地盯着屏幕。
听到姑姑和妈妈互相推来推去，谁也不要他。他耷拉着头，像一只丧家犬一样颓然地坐了下来……
常泽文跑后，两位当事人急得团团转，我让她们先想办法找找，自己却去见一个人——雷子警官。
雷子警官给我倒杯茶，让我先不要着急。我可没功夫喝茶，挡住他倒茶的手，焦急地询问孩子下落。
“还没追踪到，他没有开手机。不过，他跑不远，你回去等信吧。”他一句废话都不想说。我失落地垂下目光，接过茶杯放到嘴边呡了呡，准备告辞。
刚起身，雷子又叫住我，不知是在安慰我，还是自我安慰：“跟您透一句，别着急，顺六子可不只是搞儿童乞讨，他还犯了其他事，常泽文是关键证人，我们比您还急。”
出门前，雷子摸了摸鼻子，假装不经意地说：“如果您能劝劝孩子指证顺六子，那我就要谢谢您了。”然后望着我，意味深长地笑。
我僵硬地点点头，案子还没理出个头绪，却又绕进刑事案件里，似乎为了让我宽心，雷子眯缝着小眼笑道：“只要刑事案件有头绪，您就不愁抚养权案不好判啊？”
他话里有话，如果孩子扯上刑事案件被判了刑，也就不用操心抚养问题。
雷子堆着笑递给我一根烟，我用手挡过去，直白地告诉他：“他要是真犯事儿了，咱们依法判。这要是让我去套孩子的证词，你想都别想……”
雷子尴尬地把烟别在耳朵后面，给我拱手作揖：“师兄，你还是一点没变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孩子的情况我也同情，但结案也重要啊。”
我别过头，拿起包就往外走，不再搭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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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失踪后，付笛一遍遍打听孩子情况，而姑姑常思琪却一次也没问过。综合条件考虑，姑姑应该更具有抚养条件，我决定去孩子姑姑家走一趟。
按照常思琪留下的地址，我们按下门铃半天没人开，助理琳子“嘭嘭”敲几下门，过了好久，常思琪才出来开门。
她穿一身粉色格子睡衣，头上戴着帽子，还架了一幅墨镜，慌慌张张的，半边身子挡在门口，没打算让我们进去。
越过她的头顶，我发现屋里有摔碎的玻璃杯，书桌被推倒，场面一片狼藉。
常思琪故意挡住我们的视线，嘴上“吧啦吧啦”像炒豆子似的说些感谢的话，实则身体很诚实地把我们往外送，就差下逐客令了。
我挠挠头，尴尬地说：“孩子一直没有找到。这次来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常思琪回头望望屋里，语速很快地说道：“稍等一下，我家太乱，一会就好。”然后迅速地关上了大门。
“家暴，看样子是家暴。”站在门口，助理琳子开始了自己的福尔摩斯探案，叽里呱啦给我罗列了各种证据。
这么明显的事实还需要她分析？我懒得理她，头疼地思考着该怎么判案：有家暴行为的家庭不稳定，不适合抚养孩子。
“两人是因为常泽文才吵起来吧？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她都不敢过问孩子下落。”助理试着分析。
我眯起眼，皱着眉，摇摇头，心想，如果不想抚养侄子，那就应当让常泽文指证顺六子，不是更干脆？
正在这时，换了一身裙装的常思琪缓缓开门，不情愿地把我们请了进去。
她的帽子和墨镜没有摘，一股廉价香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刺得我的鼻子直痒痒。
刚坐稳，助理就开门见山地问：“说说你丈夫的情况吧？”
被问得一愣，常思琪茫然地望着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我微笑着点点头，示意她不用慌张，温和地说：“这件事对判案很重要。”
常思琪犹豫片刻摘下了帽子和墨镜，我们大吃一惊。
她的额头一片淤青，左眼肿得像个包子，只剩下一条缝，眼泪从那条缝里挤出来，所流之处一片微红。
助理琳子生气地拍着桌子，怒喝道：“真是个混蛋？被家暴法院可以签人身保护令，你不用怕。”
常思琪边说谢谢，边擦干眼泪。
陆陆续续的叙述中，我们得知，原来她一直拼命读书，从农村考上省城的大学，大学毕业时，她没考上公务员，只是合同工，而她丈夫是她的同事，两人谈起恋爱，还利用家里的关系，帮她转成正式编。
没想到，两人开始准备结婚却遭到家里强烈反对。婆婆公公看不起这个从农村来的丫头，而她丈夫却因此跟家里闹掰，辞去家里安排的工作，出去做生意。只是运气太差，做什么都赔本，最后欠下一屁股债。
催债的人天天上门，常思琪感觉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丈夫最后想到通过起诉付笛要钱，他们不让孩子指证顺六子，也是怕孩子牵扯进刑事案件。
常思琪一定被丈夫PUA了，说到最后，她都没要跟他清算、离婚，还说为了丈夫能收留孩子，早日还上欠债，他们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我无奈地叹口气，小声嘀咕着：“你这情况，照顾孩子也有困难啊，万一人家不给房子，你丈夫就不会同意养孩子啊？”
常思琪瞪大她肿得像包子一样的眼睛，纳闷地望着我，好像在说不相信自己丈夫是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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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孩子还没找到，付笛却找到我，强烈要求成为监护人。
一阵子没见，她的脸又小了一圈。脸上化了浓妆，脸色红润得有些突兀，用近乎哀求的眼神望向我，说想抚养孩子，她的声音比之前更无力。
我挠挠后脑勺，抬眼疑惑地望向她。
“我的病复发了。”她眼神空洞，平静地望向我，“医生说……只剩下最后几个月。”说完，她呆呆地望向别处。
她脸上掠过一丝悲伤，然后坚定地说：“我想补偿儿子，将名下唯一的一套房子留给他。”付笛努力挣扎着说完，想得到我的肯定。
我点点头，面前的女人一直想控制住情绪，见我没有接话，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
“我年轻时不懂事，被常晓军哄骗，生下常泽文那年，我还不到二十岁，结婚证是后来补的。常晓军没个正经工作，有了孩子还是玩性不改，不是喝酒打架，就是追别的女孩。
“孩子还不到两岁，他有了别人。我实在忍不下去，丢下孩子跟他离婚。我不是没回去看过孩子，偷偷回家看过两回，见孩子爷爷把他养得白白胖胖，心里才踏实。”
见她平静下来，我伸手拿出一个手链，放在桌子上，问付笛认不认得？
付笛将手链拿在手里，左右端详一阵，惊喜地望向我：“是我的，好多年前的呢？这个照片，谁拴上的啊？”
“那天他从法院逃跑，我在控制室捡的。” 我漫不经心地说着，付笛脸上闪过一丝雀跃。
把孩子抚养权给付笛，圆她一个心愿。我在心里反复斟酌，如果常思琪的丈夫知道房产要过户给常泽文，会不会跳出来抢孩子？
我不知道继续调解还有没有意义。孩子失踪一个月没下落，比起判给哪方抚养孩子，我更不放心的是孩子。
三天后，雷子警官突然联系我：“常泽文被抓，他犯事儿了。”
在监控证据面前，常泽文承认自己送过快递，但不知道盒子里装的东西是什么，也从没打开过。
刑事案件进一步调查中，男孩被关进看守所，抚养权案只能结案处理。为办结案手续，我在看守所见到了常泽文。
他身上少了戾气，那撮黄毛被剪掉，头发被理成利落的短发。
我把手链拿给他，说道：“手链是你丢的吧？我先存着，你出来找我拿。”
他瞥一眼手链，倔强地说道：“扔了吧……我不需要……”
我没有回应他，而是给他讲了一个年轻妈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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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泽文知道我在讲他妈的事，安静地听着，试着去理解妈妈丢下他的苦衷。
故事后来有了转折，我告诉他那个妈妈得了绝症，只剩下几个月时间。她现在想补偿对儿子的亏欠，准备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他。
“你说，那个儿子会怎么做？”我故意抛出问题。
常泽文红着眼睛，自顾自地说一句：“那个儿子进了监狱，什么都做不了……”他的声音很微弱，就像没有说出来。
“如果你认罪服法，政府会从轻判决，可你……”我想让他说实话，为了打动他，又将手链递给他。
上面有常泽文小时候的照片，是他妈妈拴在手链上的。
常泽文把手链攥在手里，左右看看，突然手开始不停地哆嗦，然后，坚定地望向我说：“我没有贩毒，你相信吗？”
我迟疑了一下，还是点点头。
他左右看看，压低声音对我说：“我是被冤枉的，那是顺六子指使我干的，我只想……想骑那辆车……”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13岁的孩子还只是孩子，为了这些小恩小惠，他被顺六子利用，成为作案工具。
我心里很忐忑，结案报告还躺在文件袋里，只要拿出来办手续，案子就可以即时了结。我忍心吗？
手里的文件袋被我藏在身后，迎着常泽文信任而坚毅的眼神，我笑着安慰他，案件还在调查，还有，他妈妈和姑姑都在等他回家。
案件转至检察机关批捕，雷子警官急匆匆找到我，拍着我的肩膀笑着问：“见了常泽文，是不是问出真相了啊？”
我翻了个大白眼给他：“现场监控看只是送快递，没有跟其他人接触，你们就认定是孩子作案吗？”
雷子点起一根烟，抖了抖手上的烟灰，笑笑不再卖关子，直接告诉我：“证据不足，解除嫌疑……”
我听了马上跳起来，握住雷子的手，顾不上跟他再说什么，急匆匆赶到医院。
医院里，付笛已经走到生命的最后。我跟她说孩子已经洗去嫌疑，马上就可以出来。她鼓了鼓眼睛，张开嘴却发不声，只好点点头，然后又疲惫地闭上眼睛，一串泪水从她的眼角流过。
她拿给我一张纸，纸上有个手机号码，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妹妹”。从她断断续续的话，我懂了，她要把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妹妹，孩子的小姨。
付笛第二天就撒手人寰，母子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葬礼上，常泽文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憋了很久，终于喊出那声“妈……”
我拍拍他的肩膀，将拴着母子头像的手链交还给他，并希望他化悲痛为力量，以后好好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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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事刚办完，听说付笛把房产留给孩子，姑姑姑夫急匆匆跑到法院找到我。
第一次见常思琪的丈夫，稀疏的头发被梳成规矩的三七分，穿一身笔挺的灰色西服套装，料子不算上乘，衣服却被熨烫的一丝不苟。戴金边眼镜，脸部轮廓平坦，眉眼细长，表情僵硬，不苟言笑的样子，大概四十岁上下。
常思琪刚要张嘴就被他拦下，他将十指交叉放在桌子上，不紧不慢地说：“现在孩子妈妈去世，我们有能力照顾他。不过，这孩子不听话，法官最好把这事儿从法律上确定下来。”
早料到两人会来找我，我将付笛生前的遗嘱拿出来，推到两人面前，他俩吃惊地对视一下，不明所以。
遗嘱上，清清楚楚写着，房产留给常泽文，但孩子的监护权和房产的管理权都交给了孩子的小姨。
孩子小姨是付笛同母异父的妹妹，母亲改嫁以后，她们本没来往，我觉得小姨是照顾孩子的最佳人选。她听取我的意见，费一番周折找到她。
本就是中学教师的小姨，非常同情孩子的遭遇，经过几番协商，最终愿意承担监护责任。
男人终于坐不住，扯开嗓子嚷起来：“你们法院这是帮对方做假，居委会同意监护证明，我也能搞来，你早怎么不说？”
见他还要闹，我急忙示意法警把他请出去，他嘴里一直骂咧咧，整齐的西装被扯出褶子，变得皱巴巴。
一旁的常思琪尴尬得手足无措，我伸手示意她先安静坐下。端杯水放在她面前，她不敢接又不好推，只是紧张地望向我。
我犹豫了一下，告诉她：“常泽文很担心你，你要先照顾好自己……”
她一听红着脸低下头，用力握住手里的杯子，重重地点了点头。
后来听说，一直不愿意离婚的常思琪，彻底死心离开了那个男人。
常泽文也被安排在小姨的学校里读初一，并接受全封闭式住宿管理。
孩子给我发来一张穿着校服的照片，他咧着嘴笑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笑，而且笑得这么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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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四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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