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诗人，拒绝相亲：我要扭住，厄运的大腿
主播：宋婷婷
大家好，这里是知音真实故事编辑部。
不能正常行走、没有上过一天学，山东女孩李志华一出生就遭到命运无情围攻。她跟着妈妈学认字、跟着字典学写诗，时光在她不屈的意志中，渐渐展露惊喜和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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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音真实故事
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那个画面：父母坐在堂屋的椅子上，他们一左一右坐着，在哭。父亲抱我坐在他怀里，我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跟着一起哭。
我脖子上系着一条边缘有棕色条纹印花的手绢，用来擦口水，我清楚记得自己的眼泪掉进了手绢里。
当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哭，后来在听大人聊天中得知，他们带我去看病，医生告诉他们这个病治不好了，我将终身残疾。
我患的是先天性腰脊膜膨出，腰部有一个大包，下肢自膝盖以下萎缩变形，双脚严重畸形。
小时候，父母带我四处求医，当地的医院几乎跑遍了，外地的大医院，就写信拜托亲戚帮忙搜索信息。有一次打听到一个治疗腰脊膜膨出的专家，父母带着我直接去了专家的家里。
他们抱着我在楼梯上走了很久，我只觉得楼梯走廊的窗户一会儿在左边，一会儿在右边。专家的模样记不清了，但对她家里摆放的几十个洋娃娃印象深刻，最高的和我差不多高，最小的是琉璃的，有核桃大小，摆放在桌面，排成一排，令当时的我惊奇不已，也羡慕不已。
我吵吵嚷嚷，没完没了地诉说着自己多么想要那些娃娃。
那位专家一把揪掉我的袜子，查看我的脚，冰冷无情地对我父母说：“也就是在农村，这样的孩子能让你顺利生下来，在城市，即使生下来也给你绞死了，你们养着她干什么？家庭的累赘，社会的负担！”
母亲当时很受打击，不过她没有勇气反驳，只是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仍然对那个专家的话耿耿于怀，反复说着：“我的孩子我自己养，怎么成社会的负担了！”
看病那天，正好是我三岁生日，一走出专家的家，父母就带着我去了滨州最大的商场，在那里买了一个拍一拍肚子会发出哭声的洋娃娃。
八十年代初期的农村，买一个那样的洋娃娃是极其奢侈的行为，所以，当洋娃娃抱回家，引来村里人的围观，他们几乎是排着队来我家观摩。我在他们面前表演拍娃娃肚子，娃娃哇哇大哭，有人笑得前仰后合。
爷爷和小叔看不惯父母如此宠溺我，讽刺道：“惯得没有人样儿！”
在爷爷和小叔他们的观念中，大概认为一个残疾孩子是家族的耻辱和灾难，生下一个残疾孩子不仅会遭到周围人的歧视，还会在经济上蒙受损失，养大了也看不到什么希望，不值得投入这么大的感情以及财力。
我母亲早已捕捉到了这样的恶意，她可能在隐隐担心，我父亲受那种观念的影响，以后会对我不好，时常给他打预防针，“咱的孩子残疾，就越要对她高看一眼，咱们不高看她一眼，别人就更看不起她了。”
她不仅仅是要求父亲高看我一眼，对邻居她也是这样要求的，在村里没有人敢欺负我。
四岁之前我没有下地走过路，去哪儿都是父母抱，他们很爱惜我的脚，医生曾经叮嘱，不要让我下地走路，防止脚变形，一旦有了治疗技术，没有变形的脚治愈的可能性更大。
在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有一天我能有机会像正常人一样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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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在晚饭后，父亲或者母亲抱起我去串门，一家三口人一路上欢声笑语。
母亲弯腰站在初春暗蓝色的夜空下，和邻居姑姑冗长地闲谈，背上背着我。我在她背上看到了高悬在夜空，尖尖的月亮，它像一把小小的象牙梳，仿佛伸手可及，于是我突发奇想：“娘，我要月亮！”
母亲和邻居姑姑被我歪缠，不胜其扰，邻居姑姑跳起身向着天空做了一个捞起的动作，慌忙塞到我手心里什么东西，借着月光打开手心看，是过年时用来写春联的红纸，已经被揉成一团，皱皱巴巴。
月亮是这么皱巴巴的吗？还这么苍老？我顿时对月亮有点失望。
我对童年的感触没有实感，只是一些暖融融软绒绒，悠悠荡荡的光和影，从这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毫不费力地切换着，这和自己不走路，整日被抱来抱去有很大关系。
1987年，我五岁，这一年弟弟出生了。母亲怀里抱着弟弟，背上背着我。她一个人照看两个孩子，时常顾不过来，我想去什么地方，就匍匐在地爬着去。
我的爬行速度很快，手脚并用，很快就能追赶上前面的人。以这样的行走方式和小伙伴一起玩耍，我一点也不觉得丢脸，甚至非常得意：你看，我发展出了这样一项技能，但这刺痛了父母的心，他们去市里买了一辆三轮童车回来，做我的代步工具。
童车我不会骑，他们就在座位后面绑上一根直溜溜的棍子，有人在我背后推木棍，我在前面掌握方向，配合前行。坐上童车，戴上爸爸给我买的塑料小手表、塑料墨镜，我是街上最靓的仔。
大概在我六岁的一天，我站起来了。事先没有为站起来做过训练，没有预兆，没有心理准备，不讲道理，简单粗暴，我站起来了。最近和朋友谈起这段经历，仍然觉得莫名其妙。朋友解释说，不用莫名其妙，是你体内的钙达到了一定水平，你站起来了。
最初扶着墙根走，后面胆子大起来，不用任何辅助工具，横冲直撞地走，歪歪倒倒地走。我从一个四肢着地，手脚并用如同动物般爬行的存在，变成了一个可以直立行走的人，我的视线和小伙伴在同一水平了！
多年后，读到孙悟空学人走路，形容他走路一拐一拐，我马上联想到了自己。
学会走路以后，鞋子的磨损率大大提高，母亲为做什么的鞋适合我的脚，伤透脑筋。
刚开始她坚持认为我应该和正常人一样，穿正常的鞋。鞋底是平的，鞋帮是在鞋底上面的。她做的正是这样的鞋。但正常的鞋子穿到我的脚上，没办法发挥作用。我的脚一只足内翻，一只足外翻，两只脚都是脚踝着地，正常人的鞋子穿到我脚上没一会儿鞋底就会绕到上面，鞋帮绕到下面。
穿这样的鞋走路不仅不方便，还容易磨破脚。
她日夜冥思苦想，一会儿拿着布料在我脚上比划来比划去，一会儿又怒不可遏地把做到一半的鞋子扔出去很远。她在生自己的气。
在一次次尝试，一次次失败后，她终于设计出了我能穿的鞋。怎么描述她做的鞋呢，那有点像现在的船袜，鞋底鞋帮都是软的，这算是鞋的主体部分。主体完成后，另外再纳一双附加鞋底，将附加鞋底缝到鞋子接触地面的那一侧。
妈妈设计的鞋
这双附加的鞋底其实也是软的，用她平时拆旧衣服的布料纳在一起，在纳的过程中要给它塑形，使它形成弧形，这个弧形就刚好贴合我的脚踝。
冬天的棉鞋也是她反复试验，反复修改，最终做出了适合我穿的棉鞋。她一次做三四双，一是因为我穿鞋磨损率高，二是她想多做一些存起来，担忧以后她老了，做不动了，我没有鞋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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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来到上学的年纪，一起玩的小伙伴纷纷背起书包去上学，当经过我身边时，他们竟然表现出不认识我的样子，我也低下头，故意不去看他们。这是第一次，我感受到了被同伴抛弃的滋味。
在父母面前，我表达了想要去上学的愿望，满怀期待得到他们的支持，结果遭到了拒绝。
我因为无法控制小便，上厕所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经常尿湿裤子，父母认为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会愿意接受我这个样子，老师不会愿意接受，同学更不会愿意接受。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对的。
我不顾父母反对，跟着弟弟去上了学前班，那年我已经九岁了。走在校园里，立刻遭到别人的嘲笑谩骂，有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男生，他读小学了，和妹妹一个班，妹妹每天背他上学。他在妹妹背上嘲笑我走路怪异：“快看这小家伙，这样走路！”
一名一年级的男生，专门在下课时间等我出现，在我去厕所的路上朝我吐口水，大声骂我身上有异味。
学校大门两旁有两段很矮的围墙，孩子们都喜欢爬到围墙光滑的水泥截面上坐一坐，我用手扶一扶围墙，也会遭到他的咒骂。看他的意思，把我骂没了，骂消失了他才痛快。
学前班里的女生对我也不甚友好，她们当中有一个中心人物，号称学习最好的，所有女生都喜欢围拢在中心人物的课桌前，说说笑笑。每天，我一走进教室，她们立刻安静了，像按了暂停键，她们的面孔立刻板起来，像棺材板一样严肃，阴沉，嫌恶，一言不发。
那个中心人物，有一次我不小心闯入了她家附近的路段，她的“地盘”，她带领女生们围观我，那是名副其实的围观，她们六七个人围成一个圈，审视我，我在圈的中心，蹲在地上，低着头，一副认罪伏法的模样——她们的圈子，我终于融入了一次。
中心人物说：“都这样了，还出来干什么？”我没有勇气为自己说话，也没有勇气抬起头。从那以后，我惧怕见到她，惧怕一切注视，惧怕成为别人视线的对象。一切注视都是不友好的。
在外面的这些遭遇，我不敢回家告诉父母，他们不会理解的。
那些孩子升入小学时，还会从学校捎来辱骂我的纸条，并在村里的电线杆上写满针对我的脏话，尽管那时我已经辍学在家了。
父亲看到了，回家斥责我：“肯定怨你！”他不问青红皂白，认定是我的过错。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父亲变成了现在这样，他的情绪总是消沉阴郁的，充满冷暴力。
不去上学前班了，母亲注意到了我的失落，决定在家教我读书识字。她读过高中，加上早年有过在小学代课的经历，有信心教会我掌握常用字的使用。
她对我的期望很低：认识自己的名字就够了。
我们为在家自学忙碌了一阵，母亲买来了文具，向亲戚上小学的的孩子那里借来了课本。她教我熟记26个字母，并说，学会了汉语拼音就能认识所有汉字。
语文我掌握起来相对轻松，数学却无论如何学不会，乘法口诀能够背诵，却不懂怎么去运用它，并且永远停留在了这一阶段。
母亲后来瞒着父亲买了一本《新华字典》，现在我还记得那本字典花了五块钱，这让父亲发了脾气。花钱使他怨毒。
母亲忙着干农活，抽不出身辅导我学习，她说，以后字典就是你的老师了。
电视、广播、字典支撑我学完了小学课程。渐渐地，我喜欢上了看书，书在农村是罕见的，没有书，就只好拿语文课本当成书看，一本课本反反复复看，小学语文课本看完了，舅舅把他的高中语文课本装了满满两大纸箱，全部送给我看。
等他读了大学，又把大学室友看完的小说杂志带回家送给我。
十岁左右的我，已经“生吞活剥”式地读《收获》《当代》《小说月刊》这样的刊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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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阅读不是徒劳，它在暗中为我积攒能量，这点能量在伺机寻找一个出口。
1997年，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家看电视，电视节目中介绍了一个小女孩，她是一个诗人。这个小女孩在十一二岁的年纪就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诗集，她朗读了自己的诗。
她的诗，不同于我在语文课本上读到的诗，那样高深莫测、高高在上，她的诗“主观”，自我，随性，对我来说，就如同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写诗好像一点也不难。
她可以写，我也可以写。
因为年少无知，所以无畏，凭借这份无畏反倒能够做出超出自己经验的事情，我写出了人生第一首诗，尽管它充满了模仿的痕迹。
那一年香港回归，围绕这个主题，我还写了格律诗，那天我要求母亲帮我买信封邮票，我要向报社投稿。
她跟父亲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一个没上过学的农村孩子，随便划拉两笔，报社是不会刊登的，最后以不够浪费邮资为由打发了我。
这种消极的态度令我沮丧，我感觉到写诗这个行为也许是可耻的，不能轻易告诉别人。以后的时间里，我都在半夜起身偷偷地写，写好藏起来，没人看到，也就没人能伤害到我。
如今我能够理解，他们不是有意要伤害我，他们只是被生活、被现实，打败了，不再相信神奇的事情。
当我进入青春期的阶段，母亲也进入了更年期，她每天都处在盛怒当中，我和她几乎每天都会歇斯底里地吵一架。那时我还看不懂她的绝望，那是她对自身无能的愤怒。
我以为她情绪的宣泄都是冲我来的，都是因我而起。我像一只刺猬那样，竖起浑身尖刺，怒视她。她也越来越看不懂我，她认为我日益陌生，甚至认为我恨她。
与此同时，父亲性格中阴郁、暴力的部分也更加突出，我持久地封锁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乌云压城城欲摧，在父亲面前，我变得像个犯下滔天大罪的人，忘了什么原因，我被打，被他一脚从屋里踢到屋外。
我像一只扬起的皮球，落在了门槛的另一边。
他扇我的脸。
村里来了走街串巷卖雪糕的，我偷偷鼓动弟弟买，被父亲识破，他说：“肯定是你挑唆的，就是不给你吃。”买了雪糕只给弟弟吃，我在一边看。
只要他在家，我就不敢说话，不敢笑，说话和笑都是有罪的，他会劈头盖脸训斥我，甚至吃饭也是有罪的，他会讽刺我胃口太好。
我和弟弟一起玩儿，不能表现得无忧无虑，他会像天要塌下来那样叹口气，说我：“你真不知愁”。我开始怀疑父母对我的感情，在那几年当中，我和他们的关系变得很矛盾了。
初冬的一天，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发呆，忽然飞来了一只蝴蝶，它小巧别致，有橙色、圆形的后翅。在这样的季节，木叶凋零，小院一片枯槁，景象如同灰烬一般，怎么会出现蝴蝶呢？它的鲜艳和生动显得那样格格不入，多么像不肯妥协的意志。
为了记住它，我写下一首诗。
十月的蝴蝶
我在钢灰的十月
见过一只蝴蝶
那时天空树木呈现休戚
这偶至的流光
双翅携带一幅美景
那是成千上万只蝙蝠
围攻了
淡赭色的太阳
那时，我开始做手工赚点钱补贴家用，在心灵上能减轻一些罪恶感。
每次领到工钱，我会留下一点，总在心里计算着，存够一定数目，我要买一张去远方的车票，离开这个家，离开他们的管制，离开他们越来越乖戾的性格，离开这个压抑的地方。
这样的境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呢，它有一个很清晰的节点。节点出现的时候，父亲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剧烈变化。
我倒不认为他是势利的，试着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大概他看到了某种不一样的东西，他意识到这么多年的悲观可能是多余的，或许，像我这样一个孩子，并没有他预想的那样糟糕？再或许，还有一点点希望也说不定？
这个节点就是我的第一首诗在当地的报纸上得以发表，随后，报社对我的经历进行了报道。
记者到来的那天早上，父亲折了一束石榴花，用久违的温和语气对我说：“给，插到瓶子里吧？”
多年的疏离，使这一刻的好意显得特别不自然，释放好意的人不自然，接受好意的人也不自然。我不安地接过石榴花，他大步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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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要面临的是婚姻大事。
首先，是弟弟的婚姻大事，一再受到我的影响。每谈一个对象，女孩都要顾虑他有个残疾姐姐，担心将来嫁过来，要养我这样一个累赘。
她们惯例会问：“你姐姐不打算找个人嫁出去吗？”
我弟弟如实回答：“我尊重她的想法。”
他尊重我的想法，女孩们却不尊重他的想法，往往见一面就不再有下文了。有一次，一个女孩对弟弟的各方面条件都满意了，但唯一的条件是要我嫁出去。看她迫切的样子，我前脚嫁出去，她后脚就会嫁进来似的。
父母拜托媒人和女方去沟通，电话里听到女孩的态度十分坚决，遂放弃了这门亲事。他们从媒人家回来的路上商量好，不要告诉我真相。
后来弟弟结婚生子，生活平静下来了，母亲才告诉我，那时担心我知道了弟弟退婚的原因会想不开，出现意外。
陆续地，也有上门为我提亲的了，母亲十分振奋，甚至自豪，提亲是正常人才享有的权利，居然也有人把这份权利交到了我的手上，那些人分明是把她的女儿当成正常人看待了嘛。
她端茶递烟招待着媒人，热忱地、事无巨细地询问男方的情况。
这次介绍的是一个烧伤的男人，除了形象不佳，年纪比我大点以外，物质条件是优厚的，职业是政府部门某领导的司机，在县城有房。
父亲一听这个条件心花怒放，大言不惭地对媒人说，自己的女儿就适合住楼房，楼房用水方便，洗洗涮涮不用那么辛苦费力了。楼房有暖气，冬天她再也不用怕冷了。
他还对媒人说，他的女儿脾气不好，好吃懒做，晚睡早起，气焰却很嚣张，在家人人让她三分。他希望以后嫁给别人，别人也让她三分。
他激动地跑到我的房间，做我的思想工作，哽咽着对我说：“我现在还有能力养你，过几年呢？等我养不动你了，跟着弟弟弟媳生活，看人家的脸色，你这个性格也不接受不了哇。”
我当场就哭了：“那个人要是丑得没法看怎么办？我接受不了。”
他说：“丑点有什么关系？你以为你就很好看吗？万一人家不丑呢？”
我说：“怎么可能呢，但凡不是丑到没法看，以那样的条件，找个正常人也是可能的，不会找我这样的。”
我正准备展开大规模、长期有效抵抗时，他到处打听男方的情况，终于得到了可靠情报，那些优厚的条件全是虚构的，对方也是农民，和我家一样需要种地。
他的心凉了一大截，假如他的女儿嫁过去，坐在高高的玉米堆前剥玉米——她在家都不干这种活，跑到别人家剥玉米，想到这样的画面，他的心都碎了。同时，他也为男方不诚实的行为生气，当男方提出想要进一步了解一下，见个面什么的，他摆摆手回绝了。
第二次有人上门提亲，他冷静了许多，只有母亲热情不减，忙前忙后。
男方的情况，媒人叙述一部分，母亲就跑我面前复述一遍，我一反驳，她就有抑制不住的愠怒冒出来，恨不得按下我的头强迫我答应，好像随便一个男人都是有可能性的，都是曙光。
她希望自己的女儿和世上所有的女孩一样，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有自己的孩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只有那样，她才不会为不可预知的未来感到无止尽的迷茫和忧虑。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观念还是起了冲突，我看到的是她动摇的一面，心思这样活泛，一点都不坚定，但或许，这就是天下父母心吧。
这次介绍的是一个弱智，俗称老实人。在媒人“谦逊”的叙述过程中，父亲把这人的形象和他曾经认识的一个人对上了号，他终于辨认出来了，就是那个傻子。他痛苦地制止了媒人：“不用再说下去了，愿意在这里玩会儿，你就喝杯茶，别的不用说了。”
父亲的这一举动，感动了我很久。这么多年，我打怪兽般，苦心孤诣地想要去打败那些上门提亲的人，打败那些对我的独身主义指手画脚的人，怪兽被我一一打败了，唯一不能当成怪兽去打的人，是父母。
我担忧他们一时糊涂，把我推出去，推给随便哪个人，一了百了。
好在担忧，也只是担忧。对于我任性的生活方式，他们选择了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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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在诗人雪松老师的推动下，当地政府筹措资金，印制了我的第一本诗集《打口》。
雪松老师亲自设计诗集封面，并别出心裁地以诗歌的形式写了序言。
雪松老师和诗友长征兄力邀五个城市的作家、诗人等好友，为我举行了诗集发布会，发布会现场就设立在山东滨州我家的小院。
发布会当天，父母面对这么多诗人，手足无措，他们内向，不善表达，只是紧张地说着，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记者问父亲知不知道我为他写过诗，为什么只为爸爸写了，没为妈妈写？母亲呵呵笑着，说她要好好问问我。爸爸则表示，他知道。实际上他不知道，他只是被记者问得心慌意乱。
在记者的要求下，他戴上老花镜，翻开诗集，翻到我为他写的那一页，记者问他看懂了吗，他点点头：“嗯，看懂了。”
献（献给我的父亲李海廷）
滥觞的雨
交迫仿紫色夜花
和紫苏
狂草宿醉
神志独清的正楷树木
降罪的我
祈求饶恕的我
眼望你朱红刺字
烈性而遁世的生活
不辩
你戴上老花镜
陶渊明式的退避生性
不辩
你漏雨的紫砂壶坯胎式的房舍
你烟瘾不变
我看到父母脸上有动容，随即又恢复到往常的平静中。
我希望他们没有看懂，希望他们永远也不知道，长久以来，我为不能替他们分担生活的重担，抱有的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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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李志华
编辑 | 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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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华
日光终年照射不到的地方，苔藓即使在冬季也没有消退，它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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