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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真正的“坏”有三样,可惜你们一样都没骂对

魏剑美 非常魏道 2021-02-18

怀侠肝义胆气魄,写痛快淋漓文章

篇篇原创,妙趣横生

老魏出品,欢迎关注


骂美国一直都是非常爱国主义的一件事。小时候玩游戏,也是玩“打倒美国鬼子”,乃至于长大后读了些书,不免生出困惑:明明是日本鬼子欺负我们,都打到我老家那么偏远的地方来了,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怎么我们嘴里的头号敌人不是“日本鬼子”倒是“美国鬼子”呢?

 

事实上,帮助我们赶跑日本鬼子的还是这“美国鬼子”。那时节,我父亲才四岁,清楚记得美国飞机给村民空投食品罐头,父亲还吃过那罐头,“真的很好吃”。

 

美国之所以长期成为我国“爱国人士”的“头号骂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价值观念的剧烈冲突。也正因此,国际社会所有的坏事,都会让人本能地归结为“美国的阴谋”。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是《货币战争》,按照这本书的说法,美国政客和大资本家绝对是这个星球上最丧心病狂的恶魔。他们通过货币控制,将全世界人民都驯化为他们的牛马,以便于对其奴役、控制、宰割。

 

对美国进行负面解读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不仅催生了大量的民间骂客,甚至还诞生了有教授、博士、专家头衔的“专业骂美人士”。按照他们的说法,美国基本上就算是这个世界的“邪恶中心”。

 

按照他们提供的“好消息”:“邪恶中心”现在已经彻底沦落,并且行将就木。清华的胡鞍钢教授早在十多年前就雄辩地论证“中国已经全方位超越美国”(纳闷的是当我国抗议美国将中国纳入“发达国家”名单时,怎么没人指斥胡鞍钢为美国“递上了刺刀”?),金灿荣教授更是高屋建瓴地指出:不用多久,全世界将只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另外一个叫外国。


这个以“中国国情研究专家”自居的胡鞍钢一直在炒作“中国第一”论调。

 

美国这个国家存在的问题当然是非常多的,有些问题也确实是这个世界“坏”与“恶”的根源。可惜以上国宝级“骂客”们完全不得要领,骂着骂着都无法自圆其说甚至自相矛盾起来,给世人留下大笑柄,譬如经典的“带鱼”说,譬如局座关于伊拉克的“人民战争”说、海带能缠航母说,譬如胡鞍钢被批示的“放屁”,譬如胡编和坏球报的一再穿帮……

 

看各位“骂客”骂美国总不得其法,那真叫一个捉鸡啊!在全国网民如此迫切“与美国决战”的当下,老魏也不能不挺身而出,递几把“刺刀”给革命小将。

 

在我看来,美国真正的“坏”有三样:

 

第一、“保护坏人”的司法体制。

 

美国司法逻辑起点叫“无罪推定”,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嫌疑人都被假定是无罪的,要起诉和判决他,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以坐实其罪行。譬如一个人被指控杀人,警方和检方就需要提供充分的并且唯一指向的人证、物证,这中间任何一个证据不完整,或者不排他,那就很难或者无法判其有罪。

 

相对“有罪推定”来说,这一理念自然可以大幅度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是,请注意,问题来了:

 

随着法律条款日益专业化和琐碎化,绝大多数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有时间有精力和有能力去准确把握,更谈不上最大限度保护自身权益。这样一来,有钱人就可以聘请大牌律师,甚至聘请庞大的律师团,来为自己服务。而普通人和贫困者,虽然也可以获得免费的法律援助,但专业能力显然无法与前者匹敌。

 

以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杀妻案为例,常识和情理告诉人们:辛普森就是杀人凶手。他最终全身而退固然有检方证据链方面的缺陷,但是也必须看到,其强大的律师团所起的作用。换做一个穷人,或者经济条件一般的人,根本不可能进行那么巨大的调查工程,去论证警方取证的瑕疵,去搜集办案人员“种族歧视”的言行。


 辛普森案引发对于美国司法体系的普遍质疑。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完全不怀疑美国司法的公正性,但其实践中却完全可能出现,并已实际大量出现,资本对于贫困者的碾压。更糟糕的是,这种碾压不是通过行贿受贿、威吓串供等非法方式获得,而是从光明正大的法律途径来完成的。

 

你总不能禁止人家有钱人请更多更好更有影响力的律师吧?

 

事实上,这样的“负面影响”也形成了全球性的传递。譬如我所在的长沙,就曾经发生一起轰动一时的“无罪推定”判决:监控显示,一男子与女友进入同一房间,随后男子携一巨大行李箱外逃,而女子就此失踪。男子被抓获后供认将藏有尸体的行李箱扔进了珠江。但随着律师团的深入介入,男子完全翻供,提供了一套仅仅存在理论可能的解释。与此同时,因为警方没有找到尸体,也没有发现DNA等生物指征的证据,男子最后被无罪释放。

 

从社会层面来说,这样的一种司法制度,极大地助长了金钱的压倒性优势,更可怕的是,这种优势完全是合法的,而且暂时也看不到补救措施的出现。

 

第二、“民主”的迷思

 

民主到底好不好?当然好,但这种“好”是相对于“君主”专制而言的。君主专制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政治统领模式,而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后者可以保证更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至于被寡头们所任意决断。

 

但是,“选票政治”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常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真正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从来都是极少数乃至于极个别的,“民主政治”事实上将这部分人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


群氓形成了强势力量,就可以进行各种非分的要求。

 

尤为严重的一个后果是,泛民主化的倾向常常导致民粹主义的甚嚣尘上。处于权力位置上的人们,不得不一再迁就各种群体的特别要求,乃至于牺牲掉决策的科学性,甚至社会整体的公平性。而这种迁就反过来会进一步促成各种群体的抱团,刺激他们的非分要求。这些年来,德国、法国已经尝到了难民们不断高涨的政治诉求所带来的苦头。而旧金山的市长,不管本人性取向和对待同性恋的真实态度如何,都不得不带头参与同性恋者的游行示威。

 

选举制度带来恶果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刺激群体化的“变坏”;二是逼迫或者鼓励政治人物的“变蠢”。

 

关于“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总统有没有掌握日军偷袭的情报,历来有种种猜测。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这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有意“放纵”的结果,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国会的战争授权。我们只要逆推一下,就可以轻而易举获得答案:假如你是罗斯福,并且你事先知道了日军要来偷袭,你该怎么办?

 

美国加入反法西斯联盟,无论是从全球利益还是美国自身利益来说,显然都是及时的和非常正确的。但是,受制于民主程序的种种制约,哪怕总统及其决策班子再英明,都很难通过民意和国会这两关。此时日本的偷袭,恰好成为最好的引爆点,作为美国总统,难道你不想就汤下面?假如你事先布局,导致日军放弃偷袭,或者偷袭并无成效,那么全面参战计划肯定还要推迟不晓得多久。

 

眼睁睁看着日本来偷袭自己,还只能结结实实挨着,这就是美国式民主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说,任何一项“大多数人同意”的决策,都不能不对短视和愚蠢进行妥协。

 

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会鼓励那些富有经济头脑和科研创新能力的人脱颖而出,但却只能接受政治生活中平庸和虚伪的人。大约也正因为“受够了标准化的政客”,特朗普这样的政治素人反而迎合了底层民意,出人意料地当选。但其所带来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粗鄙化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以民主自诩的国家,居然选出一个在任何事情上都宣称“没有人比我更懂”的总统,与某些“宇宙总司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美国人批评美国式民主。

 

当前人类社会所形成的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民主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不坏的”。“最不坏的”显然是从消极层面来考察的,但放弃积极层面的探索,本身就陷入了“民主”的迷思。

 

即便放弃了世袭制度和成王败寇弱肉强食的丛林思维,人类仍不得不接受由平庸者乃至愚蠢者来领导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不能不说是当初的民主制度设想者所意想不到的。

 

第三、“政治正确”带来的失语状态

 

很多人都说美国是自由王国,但如果真正与美国人打交道,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忌讳一点也不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少,只是他们忌讳的方面有所不同而已。

 

种族、肤色、信仰、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甚至身体状况比如肥胖或者特殊病症,都是需要慎之又慎的话题。我们常说的“实事求是”,在美国也是无法实际做到的,常常要照顾到“政治正确”。

 

比如你说“男人比女人更懒”,这个没有问题,但如果你说“女人比男人更懒”,那你就有大麻烦了。女权主义组织绝对不会放过你。哪怕有足够的数据来支撑你的观点,下场也会很惨。

 

有荷兰科学家研究说男人的平均智商比女人高4分。这样的研究成果是绝对不能在美国发布的,除非你准备承受无穷无尽的口诛笔伐,乃至于不怕官司缠身。

 

看看“DNA之父”、诺奖得主沃森的下场你就知道了。他仅仅说出了个人的研究与观察结论“黑人的智商与其他人种存在差异”,就沦为千夫所指,被开除出多个科学家协会,免除名誉校长、名誉教授头衔,甚至还被人威胁说要他交出诺奖奖牌。




 

这还是科学研究领域,按起码的常理,“科学无国界”,“科学无禁区”,但真正没有禁区的恰恰是无所不在的“政治正确”要求。一个人发表公共言论,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真理为旨归,而是首先照顾约定俗成的某种“天条”,这样的社会事实上也是一种病态。

 

由于“政治正确”的基本规则是对所谓“弱势群体”的忌讳,导致很多人,尤其是具有较大公共影响力的人,不敢公开发表真实的观点,转而在私下场合加倍地宣泄。结果不仅没有促进强弱双方的理解与和谐,反而加大了撕裂与对峙。

 

打个比方来说,譬如一个班级,各种各样的学生都有,但越是成绩好、有礼貌、守纪律的学生,大家越是可以随意批评,因为“能力意味着责任”。而吊儿郎当、懒懒散散、随地吐痰、打骂他人的学生,越不能批评,因为那样“涉嫌歧视”。

 

“政治正确”本意是为了照顾整体、顾全大局,但在实际生活中越来越成为封堵公众嘴巴的胶带。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反向的歧视,越是精英群体,越容易成为被攻击甚至被迫害的对象。公众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受到侮辱性攻击基本上算是家常便饭,这种“大众的狂欢”其实也带有鲜明的群众运动性质。

 

 

最具影响力的《时代周刊》就是这样“妖魔化”总统的。这还不算最恶心的,最恶心的甚至直接就将川普化成一坨便便。


美国确实有病,有的社会病甚至已经非常严重。其最坏的结果就是:远见卓识的人接受平庸昏聩的人指挥,诚实劳动的人为偷奸耍滑的人承担公共开支,蠢与坏受到公共舆论的包容,诚实而善意的人不得不更多地承受与退让……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任何一种人类社会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就像人的身体不可能完美无缺。机体也需要与病毒、细菌共处,并且在博弈中升级免疫系统。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剖析别国“病”与“痛”的同时,也得允许别人剖析我们。庶几,则有病亦不足以太畏惧。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征求和听取了多位师长、文友、同学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包括多名访美学者,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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