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华案的警示：律师的帮凶化倾向不可小觑

怀侠肝义胆气魄，写痛快淋漓文章

老魏出品，篇篇原创

王振华涉嫌猥亵/强奸幼女案，按理说案情非常简单：你一个糟老头子付钱十万，请人安排素不相识的幼女与自己单独共处一室，人家幼女还发生了下体撕裂伤，任你有一万张嘴，也不敢说自己清白无辜吧？

但这个王振华就敢这样说。他之所以有这份底气，说穿了就是因为财大气粗。身为市值3000亿大公司的董事长，他深信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个“鬼”就是无良律师。

这个人面兽心者，居然还妄想“恢复名誉”，恢复人大代表和全国劳模。

就个人社交经验而言，律师这个职业是最让我警惕的。

迄今为止，我见过撒谎最坚定不移、最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就是一个律师。当时他一边摸牌一边接电话，对方问他是不是在打牌，他断然否定：“打么子牌啰，我很多年都不打牌了！”听他那斩钉截铁、义正辞严的语气，看他那凛然大义、正气浩然的表情，我立马产生一种恍惚感：莫非他们真的不是在打牌？

我丝毫不是贬低律师这个职业，恰恰相反，设置这个职业的初衷恰恰是为普通人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是维护法律尊严、捍卫社会正义的群体。我的新浪微博上，互动最多的一度就是律师，诸多为弱势群体发声呐喊的，也是律师。

事情的吊诡正在于此：在网络社会中，我们随处可以见到正义的、正直的、无私的各种律师，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被这个那个律师带进水沟。

本应是法律捍卫者的律师，现实中却屡屡充当帮凶。

王振华案的代理律师陈有西，或许可以算是“网红”律师的一个范本：所有正义性的媒体出镜，就是为了完成一两桩大额度的“带货”。

“为坏人说话”不是律师的错，但前提是说人话，说法律框架之内的话，说人性和人情范围内的话。如果连人话都不是了，还谈什么法律、正义和职业尊严？

陈有西团队为王振华做无罪辩护的基本理由是：

1.9岁的受害女孩之前有性经历；

2.王振华与小女孩只单独相处了13分钟，有效作案时间为5分钟，所以不可能构成伤害；

3.王虽有嫖娼过往，但“从无恋童癖和性虐待倾向”。

相信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人，都无法理解陈有西的逻辑，更无法相信这样信口雌黄、无根无据污人清白的话会出自一个法律专业人士之口，甚至连反驳他都感觉侮辱了自己的智商。

“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是最起码的立论要求。从陈有西所列的三点理由来看，没有任何一条具有立论的基础。属于明显的只看立场不辨是非，通俗地说，就是帮凶。

必须高度警惕的是，即便是在这样万众瞩目并且性质极为恶劣的案例中，都有的是无良律师在信口雌黄，企图挽狂澜于既倒，那千千万万起没能进入大众视野的案件中，不知道还有多少无良律师在玩袖里乾坤？

慕容雪村有部小说叫《原谅我红尘颠倒》，展示的就是律师界宰割善良、羞辱正义的血淋淋的一面。尽管我早就“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现实，但仍然被这本书所描绘的黑暗所震撼。

相比普通人，律师具有一系列的优势：身份的便利，对法律漏洞的熟悉，对证据链条的敏感性，以及训练有素的论辩技巧。他们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来完成对弱势者的碾压，更不要说他们还可能具有的微妙人脉关系。一般说来，越是大牌的、要价高的律师，这些方面的资源越优厚，也越容易影响甚至主导案件的判决。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当事人律师团队的实力PK，就决定着案件判决的倾向。

我在《美国的坏有三种》（点击可看）一文中指出过，美国司法体制客观上助长了金钱的压倒性优势：穷人首先就输在了律师层面。而这样的恶劣示范效应，正在强有力地影响着我国的司法实践。

任何事物，好的方面总是很难习得，而坏的、恶劣的方面却可以迅速得以效法，因为作恶才有巨大的利益。譬如王振华开出的1200万元律师费，就足以鼓励很多律师去作恶。假如他开出的是120万、12万甚至1万2，我相信要说出陈有西那样无耻的话来，难度就会大大增加，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也正因此，近些年我们惊讶地发现，不少曾经靠“正义”“真理”“民间立场”来博取眼球、赢得江湖地位的人士，开始大面积“倒戈”，说的话、做的事，与之前的风格呈现180度的大拐弯。说到底，其实都有背后的金钱因素。

这本书道破了律师行业多少的潜规则，真可谓触目惊心。

如果说人的坏与制度的坏互为因果的话，那么，要矫正“坏人”“恶人”首先就得完成制度上的规范与预防。譬如，对于有较大争议的辩护行为，就应由专业委员会来对律师个人或者团队进行专业评判。明显违背职业道德、影响职业声誉的，就应给予惩处，涉及串供、恶性授意、证据作假、行贿受贿者，追究刑事责任。

另外，必须对高额律师费用和豪华律师团队做出强有力的限制。我们既然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运动员和演艺人员都有了限薪令，为什么不对最可能影响社会公正的律师费用予以限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不受限制的天价律师费，让越来越多的律师成为了富豪们的帮凶，也成为了司法公正、社会正义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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