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疫情期间的禁闭让人们感觉自己有点像被困在笼子里的实验室小鼠，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这样的。随着新冠病毒几乎触及全球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社会科学家们正忙着收集实时数据，了解人们如何应对正在蔓延的新冠疫情；经济学家正在收集有关供应链的数据；政治学家正在仔细研究政府是如何根据意识形态做出反应；心理学家正在监控儿童的课外活动；行为学家正在调查成千上万的人，看他们在危机中如何应对信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建议，研究人员应该牢记前芝加哥市长拉姆·伊曼纽尔的格言：绝不要让危机白白浪费。赫克曼说：“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我们需要遵循这一信条。我们得到了新的信息，非常有价值的信息。”社会科学家正在研究疫情对人们方方面面的影响，从行为到经济
对一些研究人员来说，疫情创造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来进行“自然实验”。与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不同，社会科学家经常被限制使用对照实验来验证假说。例如，没有一所大学会批准一项这样的实验——解雇一组员工，观察、对比他们与仍在职同事的行为表现差异。但是，如果研究人员准备好利用这一情况，即自然灾害或流行病等干预措施，就可以帮助创建这样的实验。例如，一些社会科学家正在重组现有的研究，希望利用他们已经收集的数据来了解病毒是如何改变事物的。狄龙·布朗是滑铁卢大学的儿童心理学家，在多伦多研究了课外活动中孩子们情绪健康状况的项目。之后，发生了两次危机。第一次是教师开始罢工，这些项目只能被不定期叫停。随后，疫情使项目永久关闭了。布朗表示，对于这项研究来说，这些剧变似乎是一场灾难。但现在，他的团队已经把它变成了一项研究，研究这些巨大的变化是如何影响235个孩子的。他说：“这就是逆来顺受。”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的心理学家卡莎里·谢赫，正在重新调整她对该州华裔和韩裔美国儿童如何应对歧视的研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正致力于迅速为新冠病毒相关的研究提供资金，她利用该资金，对过去5年里研究过的几百个家庭进行了调查。她还将调查扩展到美国其他地方的家庭。她希望了解父母和孩子们是如何应对随着病毒蔓延而激增的反亚洲歧视，以及这些动态可能会带来哪些更广泛的教训。她说：“我不会称这是个机会，但我确实看到（疫情）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环境，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一些过程是如何运作的。”经济学家也在深入研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马修·卡恩研究了产业如何应对这场灾难。他和一位合作伙伴已经在收集数据，以比较企业如何调整，这取决于其供应链和世界各国施加的不同限制。他还将为一本关于气候适应性经济学的新书改写最后一章。现在，我们来谈谈冠状病毒。“在任何自然实验中，都是在研究因果关系。同时，企业们正在重新优化以应对这些冲击。”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拉尔斯·彼得·汉森没有立即展开任何研究。但他一直对决策者和市场如何应对不确定性深感兴趣。在充满未知因素的情况下，他想要研究从投资人到政府决策者再到医疗保健经理的每一个人是如何应对的。他表示：“如何将不确定性融入到这类决策中，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挑战，而这绝对是我想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汉森和其他几个人警告称，许多新出现的研究可能不符合自然实验的经典定义，因为大流行的影响是如此广泛和混乱。西北大学的经济学家大卫·费格里奥说，最好的自然实验通常是观察相似的人群，其中一组人经历了非常具体的变化。费格里奥在教育政策方面做过大量研究。相比之下，几乎没有人能避免大流行的影响，它涉及生活的许多方面。费格里奥表示：“现在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说，‘哇，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机会！’但我个人对此并不乐观。”费格里奥指出，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疫情导致的大规模在线教学可能会提供一个自然实验，测试学生们在在线教育和面授课程中表现如何。但他质疑，当许多教师是在几乎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迫进行在线教学时，这些结果将真正显示出什么。他表示：“我的预感是，人们会把它（研究）搞臭。”研究灾害期间通讯交流的专家也得到了启动研究的资金。在国家科学基金的帮助下，俄勒冈大学的艾伦·彼得斯已经对1300人进行了调查，以了解他们的情绪状态与他们采取什么行动来保护自己，以及他们认为可靠的信息来源之间的联系。她的团队发现，医生和美国疾控中心在保守派人士和自由派人士中都排名最高，达到75%或更高。彼得斯说，在大多数灾难中，这样的工作将依赖于人们在最坏的情况过去之后的回忆。“这一次，我们实际上是在试图捕捉人们正在发生的状态。”研究结果可能对政策制定者是立即可用的，他们已经向彼得斯征求了建议。研究也可以解释人们如何理解风险以及在灾难中如何决策的长期问题。彼得斯计划进行五轮调研，为她提供一个实时窗口，了解人们的情绪和行为在这个全球实验中是如何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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