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话|当我们在讨论翻译时，我们在讨论这些
上一期中，译鉴堂邀请到了北京语言大学刘和平教授，从职业译者的任务、译作的交际效果、出版社与译员的角色等角度，分享了自身对于「出版级」翻译的经验以及对于翻译出版行业的看法。
本期，译鉴堂邀请到了中国日报社中国观察智库资深编辑刘毅，就“翻译的跨界”这一话题讲述了专业人士的观点和从业经验。此外，译鉴堂还邀请到了南京东方翻译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夏中华，就译者所应具备的背景、译作的传播效果和翻译链上的角色回答了“翻译出版三问”，以下为受访者观点。
当我们在讨论翻译时，我们在讨论这些：
刘毅，中国日报社中国观察智库资深编辑、译审
翻译的跨界
翻译本身就是一个跨界的行业，因为没有译员翻译的是“翻译”这个专业，译员利用语言这个工具与各行各业发生联系，时时刻刻都在跨界。如果翻译不跨界，那这个行业就不可能存在，这世上也没那么多译文译著了。所谓翻译“跨界”其实是个似是而非的伪命题。
当然，现在专业划分越来越精细，很多专业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在各个细分领域积累了庞大的知识库。有时即便是同一个大专业，不同领域相互之间都没法完全了解。这让人有种错觉，只有内部人士才能真正了解本专业（才能够翻译）。
但是，再专业的知识，再高深的思想，只要付诸于语言文字，便需要遵从语言文字的规律和逻辑。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译员不能翻译的专业，只是花功夫多少而已。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跨不跨界，而在于跨多少、怎么跨——说白了，就是怎么规避跨界的风险。
一般情况下，职业译员往往是语言专业或文科专业。如果以此为核心向外画圆圈的话，人文社科属于最近的第一层，再往外可能是政经金融，再向外是理学工程，跨界风险逐渐增高。当然人文社科中也有专业性较强的，理工科也有科普性质较强的，不能一概而论，但整体大致如此。
前段时间发生的教育学专业书籍翻译事件，我粗略看了一下，确实出现了很多不应该出现的错误。但私以为这本书的专业程度并非只有本专业人士才能驾驭，如果译者更用心一些，多查阅一些资料，多和编辑、作者或者专业人士沟通，很多错误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尤其是一些低级错误，非常拉低观感，会直接让读者怀疑译者的credibility。
要避免跨界风险，从委托人（出版人）角度来说，他们对文稿内容、翻译目的是最为了解的，准确判断一本书的专业程度，并据此来选择译员，这是他们责无旁贷的工作。选择的依据当然是译员的语言水平以及有无此专业的经验，语言水平越高，专业经验越丰富，完成度越好。
从译者角度，正确判断稿件是否超出了自己的跨界范围，这同样非常重要。现在职业翻译都会有自己擅长的专业和领域，比如有人专攻法律、医学……这对翻译质量和译员本人职业规划来说都是有利的。
面对一些明显超出了自身范围的任务，宁肯不接，也不要因为各种顾虑而硬接。因为如果搞砸了，不仅会导致后续的很多麻烦，也不利于自身的品牌声誉。
这里想分享一个自己的案例。有一年有个出版社需要把一本西藏的书翻译成英文，辗转通过朋友找到我。我做了将近十年这方面的翻译，当时又正好在做一个术语库，所以非常有兴趣。虽然聊得很高兴，但出版社依然让我提交了一份相关翻译的简历好做评估。我也请他们发来样章，看看内容如何。发现这是一本业内顶级专家写的研究论文，而非一般针对大众的书。主要论述的是七世纪西藏的社会发展情况，里面充满了古西藏的人名地名官职名称，引用了大量新旧唐书、敦煌档案等古文典籍以及西藏史书，而且还涉及佛教、苯教、传说、神话等等。
我虽然翻译了十年西藏相关内容，但大多是社会文化、风土人情，历史当然也有，但完全没有这么专业，有这么多细节。
但仔细读了读，我觉得虽然很专业，但属于可以“够一够”的程度。因为以前的积累，我在理解方面没有太大问题，主要在于查阅资料比较难。于是告诉编辑，我可以翻译，但需要作者向我提供古西藏人名地名的拼法和拼写规则，提供文献的来源方便查找。
短短不到10万字的书，整整翻译了一年半（当然只是业余时间，不是完全的一年半，但也相当耗时耗力）。期间遇到各种困难，比如史料冲突、叙述前后不一致等等，这些都是文本本身的问题，赶紧标注出来和编辑作者沟通，进行修改。还有专业文献非常小众，年代久远，查阅极其困难，很多外国作者的文献，尤其是俄语、法语，搜索起来难上加难。种种辛苦，很难为外人道，但任务接了下来，再呕心沥血也要高标准完成。
交稿以后才编辑和作者又进行了半年的审校，定稿后大家都很高兴：出版社申请了国家重大项目，作者很满意翻译质量，而我也感觉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翻译更上层楼。
讲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翻译中的所谓跨界无时无处不在，关键在于如何把跨界风险降到最低，相关各方一同努力，通力合作：出版方不做放手掌柜，为书找到合适的译员，提供必要的帮助；译员做好评估，一旦接下了工作，不管多难，都要尽力做好；作者对译员提出的问题，积极配合，一起解决。
不过，上个月编辑找到我，说另有一本西藏的书想请我翻译，我连忙敬谢不敏，不敢再给自己找个一年半载的枷锁。
受访者：夏中华，南京东方翻译院有限公司总经理
译鉴君：对于图书等公开出版物翻译，语言背景和专业背景孰轻孰重？
夏中华：翻译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活动。中西方翻译都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史，在这么长的时间中，人们生活受益于翻译活动。自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对我国政治、经济及文化建设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及时引进国外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科学技术成果，这是“输入”，把中国高质量的学术和科技成果传播出去，使得外界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这关乎国家的对外形象传播和国际话语权的构建，从而扩大在全球的影响力，这是“输出”。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都离不开翻译出版。翻译出版是人类文化传播和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载体，翻译出版是各国文化交流融通的重要方式和渠道，翻译出版活动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管是图书出版物的外译还是引进，我认为译者的语言背景和专业背景对图书出版的质量同等重要，不可忽视任一方面！图书出版物的外译要选择目标语言且具备专业背景知识的外国母语译者为主，原著语言专家译者为辅的翻译策略。当然这是最理想的方案，但是很多现实情况是：能够承担外译的外国人才严重不足，我们只能采取让具备专业背景知识的原著语言专家译者担当主译。
译鉴君：传播效果可否作为译作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评判因素？
夏中华：图书作为一种国际通用的物质传播载体，对文化的传播和知识的积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世界文明进步的阶梯。图书传播效果的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图书的海外传播一般要有图书创作（翻译、编辑）、图书出版、图书发行、传播反馈等阶段，每个阶段的工作对图书的海外传播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译作的成功不能代表传播效果，图书的海外传播效果评价一直是出版界、学术界关注的难点和热点。评价传播效果的维度我个人认为应该从图书海外馆藏的数据、海外读者的接受度和满意度这三个维度来评价，这其中还需要出版国家的数量、译著语言、译著数量、译著类别、版权输出以及图书出口（实体书、电子书）的总量等因素来进行综合评价。
译鉴君：您在出版译作中是何种角色（译者、编辑、公司、读者、学者等）以及对于 出版级 翻译的看法？
夏中华：邹振环教授在研究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现象时指出：“翻译出版是从出版的角度来研究翻译活动，分析译者如何选择译作，出版者如何编辑加工及投入流通领域，读者如何选择接受和评价反应”。他的这一理解指出了翻译出版关乎的几个要素，即译者、出版者和读者，并分析了几个要素在翻译出版这一活动中的作用。这一理解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变化，这三者之间不再是一种有序的线性关系，而变成一种密切相关的关联体。在中国没有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前，是译者选择译作的时代，而现在可以说是出版赞助人和读者选择译者的时代。这种情况下，出版赞助人和读者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因为作品和译者都是由他来进行选择。目前看来，译者、出版者、读者三者之间是相互依存及互相成就的关系。
从翻译的角度来看出版活动，我们要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理论、翻译方法、翻译策略、翻译工具的使用等翻译内部相关因素。做为译者，要充分地利用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来保证专业术语一致，提高工作效率，确保译文行文流畅且书面化，以及符合版式规范，使译作符合目标语言的阅读习惯，语言流畅且优美，以达到正式出版物的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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