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家暴的性少数群体在求助 | 深喉咙NO.5
In-depth Report
钻进被讲述者喉咙里的故事
调反唱唱
（原文首发于“别的女孩”，因篇幅有限，未能全部刊登，以下为我的初稿。感谢编辑赵四，以及文中所有被访者。）
一位少数民族拉拉被父亲找来的远亲强奸，他们管这叫 “强制扭转治疗”。
一位跨性别女性来北京做性别重置手术，被家人用绳子捆住送进了精神病院，后自杀身亡。
一位拉拉想与伴侣分手，对方却威胁说，要曝光她的同性恋身份给父母和同事。
一位正在办离婚的拉拉阿姨终于寻觅到了真爱，却发现伴侣想要夺走她的经济自由。
彩虹暴力终结所6年间受理了500多个求助案例，ta们是其中的零星几个求助者。
这是全国唯一一家做多元性别群体暴力直接干预的机构。在这里，资金和人力受到限制，仅仅依靠2位在职和15位志愿者艰难维持。
彩虹暴力终结所。
即便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但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和法律框架下，求助者得到的有效帮助也并不算多。一位社工给自己打了5-7.5分，剩下的是长长的叹息。
01 “你准备好回家过年了吗？”
如果没有那天的经历，住在农村的小希不会想到，向家人出柜的代价是什么。从来没有打过孩子的父亲，揪着她的头发往地上摔，抡起的拳头朝她和女友一起砸下来。她们夺门而出，向终结所发送了求助消息。社工建议小希如果再被打可以报警，可她不想让父母难堪。因为镇子太小了。
在乡镇，性少数的困局更加隐秘。一位求助者已婚，有一个已经上学的孩子，一份令人尊敬的职业。但因为性取向的不同，他需要处处谨慎。他很清楚如果向同事和朋友袒露性取向，会掀起什么样的风波。也许是出于痛苦，他选择向家人出柜，接下来语言暴力却让他更加痛苦。
星楷知道那位求助者的痛苦意味着什么，他也知道向家人主动出柜意味着什么。“出柜的目的从来不是简单的通知，而是希望获得家人的支持”，他说。
星楷在父亲对母亲的暴力环境中长大，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认为“家里是始终绕不开，想要被接纳的小窝”。阻止他向外倾诉的是另一种恐惧，那是他11岁时，在网上搜索“同性恋”后铺天盖地恶意的话语，所凝聚成的那种恐惧，铸成一道未成年通往外部世界的高墙。
那时星楷问妈妈对同性恋怎么看，妈妈说“恶心”。除了这两个字，再也想不出别的词的妈妈并不知道，那个早已从她记忆里抹去的“恶心”释放出了危险的信号，让儿子5年里独自背负着这个“耻辱”的秘密。
16岁时，星楷再也承受不住了。出柜那一天他正拉着母亲的手逛公园。他没有料到，话一出口，此后的半年再也没能牵起母亲的手。被冷暴力的那段时间，星楷觉得自己只是那个吸引母亲目光的空壳，“她看不到背后的人了，对我全方位否定”。
当时的星楷还不知道，那一年彩虹暴力终结所刚刚成立。也许即便知道，他也不会求助。星楷记得一次，他将父亲家暴后的一地狼藉发到朋友圈。母亲斥责他，怎么能让家丑外扬。
终结所创建的出柜测试。
一年春节前夕，终结所的公众号“镇镇的彩虹”发布了一条推送“同志朋友，你准备好回家过年了吗？”，文章发布了求助表单，社工们已经准备好帮助更多的求助者。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在家的痛苦记忆会指向那个艰难的选择——回还是不回。
2021年春节临近，终结所服务过一位紧急求助的女孩。在性倾向“败露”后，她被父亲找来的一位男性远亲性侵。求助时，事情已过了一年多，恐惧却愈发加剧，她不知道怎么办，担心再没办法像上次一样，用疫情的理由躲过回家了。
为了让女同性恋“尝尝男人的滋味”。作为扭转同性恋的一种“治疗方法”，被家人安排男性长辈性侵，在中国并不罕见。但是终结所目前只接过不到五例的求助。也许因为被害者备受耻辱，不愿述说。独自承受有时还会将被害者推向悲剧。
“我已经洗不干净了”，另一位求助者被性侵后想结束生命。社工每天与她联络，直到有一天再也联系不上。社工们意识到出事了，在警方的帮助下，在医院找到了正在洗胃的她。
也有人从精神病院发出求助。刚刚加上微信，社工收到了一连串病历，上面显示“病人”的精神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他的性倾向被父母发现了。终结所找到了当地同志社群。社工们拿着病历去报警，要到了回执单，摆在院方面前。也许是回执单让院方感到了压力，两天后被困者重获自由。
然而这份自由对于其他被困精神病院的多元性别群体来说，是极其稀有的。在更多“失败”案例中，ta们因接连不断的社会歧视，确有一些精神疾患。手握孩子患病的事实，父母便可以“合理”地把ta们送进精神病院，接受“合理”的治疗。于是抑郁的人变得更加抑郁，“这是双重的困难”，一位社工说。
即便如此，ta们中的大多数还是不愿与家人断绝往来。可是让家人接受，也是漫长的煎熬。我访问了三个有过类似经历的受暴者，只有星楷是最“幸运”的。但是为了这份好运，他付出了数次自杀未遂的代价。
一天，失去儿子的恐惧，终于压倒了偏见带来的另一种恐惧。母亲拿着手机问星楷，“我在抖音上看到了这个讲同性恋的，你来看看讲得对不对？”那一刻，与母亲之间强硬的边界出现裂缝，星楷觉得“一切变得温暖起来了，就像身上的血液也开始流动一样”。
之后寡言内向的母亲变得勇敢。当她看到抖音上的歧视言论时，会站出来回复，我儿子是同性恋，但是他很优秀，我不希望以后他也被人这么指着鼻子骂。
春日的一天，我和星楷、阿姨约在公园采访。母子俩拉着手，说着玩笑话，在阳光下散步，一切看起来很美好。但是当儿子走远，母亲露出了一些焦虑。
“他选择了这条路，以后看见其他同学三口之家走在一起别后悔就行”；
“我也只能支持，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除了电击治疗，也没有不受苦的矫正呀”；
她承认，心里还有一个“阴暗的角落”，希望孩子能“走上正途”。星楷对这一切了然于心，我们聊起阿姨的再婚，他开玩笑地说，“我只有一个请求，你要找一个也接受我的老伴儿，我可知道枕边风的厉害”。
02 跨性别≈高风险
“怎么这会才联系我？”求助者打来的第一个电话开口就是责备。
从接到求助表单到对接社工，相隔1-2个工作日。可是刚刚加上微信，求助者已经来不及打字了。社工X努力捕捉着这通在地铁上打来的电话内容，对方操着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语速极快，急躁迫切。
X难以插上话。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三年，她通常会耐心倾听那些情绪激动的讲述。那是一位还在念高中的跨性别者，被几年的家暴搞得筋疲力尽。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许是在家穿女装被逮个正着之类的“小事”。因为“你也能想象那个画面了”，X没有问得很细。
在终结所服务的案例中，原生家庭暴力占50%。其中针对跨性别者的暴力，往往会被划分为高风险。
社工匡匡遇到过一次高风险案例。那时，低落、焦虑和害怕裹挟着求助者，给匡匡打电话的大部分时间，是离家的短暂间隙。Ta是一位跨性别大学生，在假期的一个月里，父母对ta施加了肢体、言语、限制人身自由的三重暴力。
求助者被囚禁在家，时刻面临着危险，父母扬言要把ta被送进强制扭转场所。匡匡感到情况危急。她建议求助者说服父母一起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问诊。
这家医院在2016年成立了“易性症综合诊疗团队”，为有需要的跨性别者提供易性症证明（需要刷600多道题）。拿到证明后，可进行激素治疗和性别重置手术等。
求助者天真地以为医生可以说服父母接受ta的“不同”。父母也天真地以为，医生可以治好孩子的“病”。但是问诊结束，他们都意识到了自己的天真。父母变得更加愤怒，把孩子送去扭转治疗已经不再需要犹豫。
失去人身自由，缺乏激素药物，被逼剪掉长发，一层层爬上了求助者的心头，好在ta的跨性别伴侣一直远远地跟着。但是ta还不知道，伴侣的陪伴也会成为一枚定时炸弹。当父母发现时，炸弹被引爆了。求助者的返校计划被推迟，自由变得更加遥遥无期。
这位求助者是“幸运”的，ta后来以学业为由，躲过了被送进强制扭转的命运。另一位还在读高中的求助者，因长期服用激素胸部隆起，被父母强制休学一年，无法再顺利考大学。在发出求助的一周后，终结所再也联系不上ta了。社工还记得最后一次对话。
“最近有没有和家人沟通？”
“有”。
但是这个“有”字现在看起来气若悬丝。失联后，ta最亲近的朋友也找到了终结所，社工们分析ta已经被送去强制扭转。
提供这类服务的场所在中国，以一种隐秘的形式存在着。2020年的一篇报道称，两位跨性别女性在父母的逼迫下，经历了名目繁多的矫正：私人诊所 “脑循环” 电击治疗、可进行男性气质改造的“军事素质培训学校”和少林功夫培训基地、法师“驱魔”、提供性别认知“扭转治疗”的精神病院。
跨性别女孩黄晓迪在17岁生日时被家人扭送至一所 “网瘾学校” 作强制扭转。她在片中讲述了教官的暴行。| 图源：纪录片《晓迪》
在那些地方，ta们的手机会被没收。仿佛求助通道从ta们背后饶了过去，ta们的被困是无解的。
如果去领人，会发现在这些场所与家长签订的合同里，注明只有监护人才有权领孩子出去。如果去报警，会发现这些地方以“合法”的形式规避了法律风险。
而即便逃出来，ta们也会发现前方无路可走。家长报警后，ta们会被送回去。即便没有报警，一个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的未成年，也会迫于生存压力转身回去。
一位刚结束扭转治疗的跨性别者，向终结所发出求助。也许在ta 的心里，失望代替了愤怒，社工七记得ta的语气平静，应该是“深思过了的”那种镇定和理性。深思的结果是与父母断绝关系。
为了申请国外政治避难，ta请求终结所帮忙搜集成长学校“违法”的证据。但事情也许比ta想象中要复杂得多。七担心出国中介不靠谱，却无法问出更多细节，因为对方希望保密。
令七更加沮丧的是，她显然拿不到ta想要的证据，更多的时候只好陪伴和倾听。她感到无力，“不知道怎么能够让ta再重新建立对父母、对国家的信心，也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希望可以传递给ta”。
这种无力感，对终结所的社工们来说并不陌生。一位跨性别孩子的悲剧始终萦绕在社工们的心头。
孩子的世界写满了绝望。在学校，ta被辅导员和校领导歧视，休学一年。在老家，ta与父母之间总是发生摩擦。在外地，ta与父母见面，却被抓回老家。在扭转治疗的精神卫生中心，ta无法呼救。终于有一天，这样的绝望杀死了ta。
社工们没有人不明白这个孩子的绝望，也没有人不感到危险的一步步逼近。但是在巨大的屏障面前，社工们对一个未成年被困者毫无办法。
也有极少数时候，类似的无力感会转移到父母这边，因为他们也不总是握有权力。一位求助者的父母在体制内工作，当他们知道孩子是跨性别者时，收回了部分溺爱。孩子难以接受爱的落差，对父母的要求步步紧逼：接受ta的身份；给够零花钱；在性别重置手术协议中签字；支付手术费用等等。
最后，ta几乎得到了想要的一切。“这是对父母的反向控制”，社工有一些无奈。她曾建议ta在老家稍微克制一下张扬的打扮，试着理解和体谅父母。
03 危险的亲密关系
在小W与女友恋爱的五年里，肢体和语言暴力占了一年多。那是两人都辞去工作，自己找活的日子。工作不稳定，焦虑无处排解，女友常常会迁怒于她，尖叫、哭喊、摔东西、离家出走，甚至动手。那段时间，小W的脖子上时有抓痕，噩梦缠身。即便回老家待着，想起也会“心一颤”。迄今为止，小W也不觉得这样恐怖的经历，严重到可以叫做“家暴”。
在终结所的数据中显示，亲密关系暴力占42%。多位社工告诉我，这是比较难处理的一种暴力。社工们有时会发现，自称受暴的求助者，并非完全处于权力不对等的弱势。它不像原生家庭暴力，双方关系那么界限分明。“比如说一方故意挑事，另一方就急眼上手了”，一位社工说。
而ta们口中的施暴者，除非自己也来求助，不然就没法调查清楚。终结所的督导给大家建议，肯定求助者情绪的真实，不去质疑讲述的真实。
“他想走，我没让他走。从背后掐住他脖子，情绪失控，真的很用力，他喘不过气，声音都有些变化，突然意识到不能这么做，赶紧松手”，一位施暴者主动求助。他的同性伴侣经常以忙为借口不见他，不时伴有冷暴力，他实在“忍无可忍”。
“他们会有内疚和负罪感：我居然打人了？我是那种人渣吗？”接到过施暴者求助后，社工阿杨理解了ta们的处境。他不想伤害ta们的自尊心，更愿意叫ta们“相对人”（常用于台湾社工服务，对应的概念是“幸存者”）。
和父母打孩子比，被伴侣暴力的受害者，能更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家暴”。但是大部分求助者会陷入更长时间的暴力循环，在一个月到三年之后，才选择求助。
其中的原因也许包含着这样的威胁手段：“如果和我分手，我就向你的父母和同事曝光你是同性恋”。在分手暴力中，十有八九包含着这种出柜威胁。这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想分手的人恼怒，却也无奈，只能屈从于暴力。可悲的是，这样的威慑力来源于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偏见和歧视，而这种施暴者同样也感受过的伤害，却被当做武器，加害于伴侣。
没有人比在政府或者事业单位工作的同性恋，更能明白这种无奈。2015年，一名男子与男友分手后，辍学“专职举报”在国企高层担任要职的前男友受贿。这个倒霉的公务员被调查后发现并没有贪污，但还是被开除了党籍，原因是“生活作风”问题。
社会对多元性别群体的不包容，也纵容着另一种形式的出柜威胁，“如果你不出柜，我就死给你看”。因为担心没有出柜的伴侣迟早会步入异性恋婚姻，已经出柜的人会被这种不安所笼罩，最终使用暴力逼迫。
曾有一位拉拉求助终结所，因为女友领着她去父母面前，逼迫她出柜。熊猫认为没有准备好的贸然出柜，非常危险。假设失败，且失败的几率很大，那么受暴者将有可能面对原生家庭加亲密关系的双重暴力。
04 “我们无法像天神一样突然降临”
大多数异性恋恐怕不会有这样的担心：面对家暴时，求助电话可能会占线。一位向终结所求助的拉拉担心自己求助的时候，会占用其他人求助的资源，“应该有很多人在经历比我更严重的家暴吧”，她想。
她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在中国做多元性别暴力直接干预的机构，目前只有彩虹暴力终结所一家。在服务预约表单上，有一句话被红色大号字体标粗，“如遇人身安全紧急情况，不要犹豫尽快报警！”正是这个原因，许多社工告诉我，没有处理过十万火急，危及生命的案例。
“我们无法像天神一样突然降临掐断暴力来源”，社工阿杨说。
终结所团队成员。
终结所规定，一个月不同时间段，如果有三次联系不上，就算结案。这样的情况常常发生，以至于许多故事，社工们只能给我讲一半，“因为联系联系着就失联了”，一位社工说。
也几乎没有人能确切地讲出ta们失联的原因。也许是被收了手机，也许对方觉得帮助不大，也许就是不想回复了。一位社工说，大部分受暴者经历的创伤很多，心理状态也差，需要漫长的时间调整。许多人坚持不到最后，就放弃了。
具体能帮到多少呢？面对这个问题，一位社工给出了5-7.5的分数。有人“想自杀就自杀了，不会选择求助”；有人身份证、手机、银行卡、学生卡都被没收了，无法与外界联系；也有人即便成年，也没有经济独立，只能一次次被拽回受暴环境。
一位求助者跑出家门，拖着行李走了一段路才发现，账上的钱还在伴侣那里。一份数据显示，经济不独立的性少数群体受家暴的可能性，高于经济独立的25.7%。
刚加入终结所时，社工兔子是一名分案人。第一时间接到求助热线或表单后，她需要和求助者聊一聊基本情况，划分风险等级。
有时她会接到一些诸如跨性别面对分宿舍、上厕所无从选择等困难。
兔子会对ta们说抱歉，“那种无奈也不能算是无能为力吧”，她顿了顿又补充道，“也确实是无能为力，我们资源有限，解决这类问题太难了”。她认为类似的案件是一种“结构性暴力”，和一般的性与性别暴力案件相比，求助者感到的痛苦来自一些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和习惯，而这些更容易被忽视和合理化。
兔子有时还想，虽然机构服务覆盖全国，但依然会存在一些群体难以抵达。那些不太懂网络的老年性少数、身有残障的性少数、农村地区的性少数。这些在性/别少数之外，还交叉着其他边缘身份的“双重边缘”的求助者，ta们能不能找到终结所呢？
能举出的例子屈指可数。熊猫接到过一个从偏远农村打来的电话。一位热心村民发现邻居家的孩子是一位间性人（先天生理性别特征不符合男女二元期待的人，旧称“雌雄同体性”），会随地大小便，精神和家庭状况都非常糟糕。村民很苦恼，不知如何帮助这个孩子。
“从农村的角度，她能知道间性人就很不容易”，熊猫猜测村民不是第一时间找来的，“可能找到了更广义的多元性别的社群，期间打了很多次电话”。
根据终结所的数据，求助者年龄在30岁以上的仅7%，其中女性居多。
一位50多岁的阿姨，正在与丈夫离婚，却遇到了暴力的女友，伴随着肢体暴力的还有经济控制。一位60多岁的老年跨性别者，想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别。一位已退休的跨性别女性，患有被害妄想症，总感觉身边有人在监视ta。社工与ta沟通多次后发现不起作用，建议ta去看对群体友善的心理医生。
05 制止的声音还不够响
但是求助心理医生也不是每次都奏效。一位做过咨询的跨性别者说，心理师的态度“非常暧昧”。不少社工告诉我，许多性少数群体因为歧视受过二次伤害，不愿再向社会求助。
这样的不公平也蔓延到了公权力机构，没有一个强大的声音制止施暴者，对多元性别群体家暴的成本很低。
一位刚失去母亲就被父亲家暴的拉拉报警。警察告诉她，母亲去世，你应该留在父亲身边。一位伙伴替被送进扭转治疗的跨性别朋友报警。警察以“家庭内部矛盾”为由拒绝出警。一位父亲报假警，请警察抓回被家暴后离家出走的跨性别孩子，屡试不爽。
警察不接受ta们的身份，是许多多元性别群体的共同担忧。终结所建议报警时，最好不暴露同性恋身份，只说是室友。熊猫解释，“我能理解许多人想亮出身份，获得支持。但是大家要理解目前的社会体系中对多元性别意识较弱。去求助是希望迅速解决暴力状况，而不是强调身份。否则身份的问题，有时会转移警察的注意力”。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理想。有时即便隐瞒性倾向，被警察问到“为啥被打”时，大多数人也难免暴露身份。匡匡说，这可能会让ta们畏惧二次伤害，即便已经威胁到生命安全，也不敢报警。
不过终结所希望，大伙可以重拾信心。这些年，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一位跨性别的孩子被家人囚禁，想要自杀。终结所的部分成员正在当地出差，接到求助后，社群成员、律师、心理专家组成小队前往事发地。在当地派出所，他们遇到了知晓这家情况的民警。民警与团队一同登门，避免了矛盾升级。
还有一次亲密关系暴力的纠纷，接案的民警恰好有亲戚是多元性别群体，他理解这对同性情侣的处境，解决了矛盾。
在另一个案子中，一位善良的警察虽然因“双方口供不一致”没有对打人者进行处罚，但他一路护送受暴者去了机场，前往另一座城市。
退休警官万飞成立反家暴公益组织后，与终结所常常联络。在各地的警察培训活动中，万飞向警官们普及多元性别的知识，讨论如何正确处理ta们所面临的家暴。
终结所邀请万飞参加活动。
不过即便基层警察的态度改变了，他们也需要有法可依。现有的法律仍对多元性别群体不友好。
如果按照故意伤害认定，只有达到轻伤才可对施暴者进行惩罚，而轻伤的鉴定必须达到造成“对组织、器官结构的一定程度的损害或者部分功能障碍”。
终结所开办的普法小课堂。
终结所的社工们也很少向求助者建议去庇护所。庇护所为被家暴的受害者提供居住场所，是反家暴救助的重要环节。但只针对妇女儿童，拒绝跨性别女性。即便可以进入，庇护所仅限提供生活服务，缺少法律、心理、就业等延伸。如果受暴者没有身份证，没有经济支持，居住不超过一星期，还是很难脱离危险。
向公众做一些倡导性案件，或许会改变现有法律对性少数的不公正。终结所尝试联系一些当事人，可是因为害怕社会歧视，至今没人愿意站出来。
文 调反唱唱
部分社工的人称代词应为 ta，为方便读者理解没有特别注明；
文中人物除星楷外，均为化名；
图片均来自公众号 “镇镇的彩虹”，头图背景源自终结所宣传视频。
附：记者手记
从2020年初开始，我一直在关注这个选题。那是疫情之初，家暴的话题被数次提及。资料都看过之后，我发现还没有记者朋友关注多元性别暴力这个“隐秘的角落”。
联系上终结所的熊猫后，我们聊了一个小时。很惭愧地说，当时的我还是抱着猎奇的心态，所以聊得更多是普及和更形而上的话题。我自知这些信息还远远不够，请熊猫再帮我介绍几个求助者。可是没有人愿意被采访，这个选题就暂时搁置了。
去年我又和一位老编辑聊过一次这个选题。他问我，ta们面临的家暴与异性恋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他，我们俗说的家暴发生在亲密关系之间，但是对ta们而言，更为严重的是出柜后被父母暴力。他说，我可以想象，可是其他的呢？
这个问题问到我了。原来我不过比其他人多知道这一点点而已，但是接下来的呢？也可以想象吗？一定不是这样的。一个求助者说，她不敢过于频繁地联系终结所，因为可能会耽误其他人求助。我问自己假如报警，会担心占线吗？虽然暴力的形式“可以想象”，但ta们能得到有效帮助吗？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帮助也可以想象吗？我才知道，最大的不同或许是求助之困吧。所以在求助者依然难觅的这次，我把更多的视角放在社工身上。
我还想特别感谢星楷，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坐在公园椅子上聊的那三个小时。我问他，如果我从小生活在暴力环境中，我怎么可能还向父母说出这个秘密呢？他说，因为外面更可怕呀。我还问他，为什么在母亲说同性恋恶心的时候，不加以反驳呢？可是话刚出口，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因为我不是同性恋，那两个字不会伤害我，所以我才敢回嘴。
你看有那么多难以想象的细节。如果你不是多元性别群体，那你就不能想象。这就是我想要把它们全写下来的理由。
如果你是一名性与性别少数人士，正在遭遇各种形式的暴力、霸凌或其他伤害，请与彩虹暴力终结所联系。
一些其他人物采访，点击图片跳转链接。
电影少女放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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