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毒老师和他的学生，一场毕生的赎罪

深喉报道

In-depth Report

钻进被讲述者喉咙里的故事

调反唱唱 

“求求老师给我一点点。” 沙哑无力的语音从手机里传来，一声比一声急切。

“我可以满足你，但你要马上给我消失，再也不要来找我了”。

孟进生从地铁口出来，两步一小跑地往前赶，可是再怎么跑也得至少半个小时。手机持续震动着，他不准备每句都回复。因为他很清楚，对方正在经历“毁灭性时刻”。在没有见面的情况下，一句话处理不好，就可能酿下大错。

走在去见老张的路上，孟进生接起家人的电话匆匆回复。

孟进生今年60岁，被许多人称作“禁毒奇人”，19年来把学生带在身边戒毒，大约有400个成功案例。疫情之后外出受限，大多数学生选择线上交流。我在2021年5月在成都第一次见到他时，待在他身边的学生只有老张一个。

那天孟进生带我去参加一个火锅聚会，他没有带上”不好意思见到那么多人”的学生老张，心里还隐隐担忧。饭后回家的路上，就出事了。接到求助后，孟进生一边疾走，一边接起家人的视频通话，“几分钟就能到家”。他嘴上说着谎，心里却清楚今晚可能连枕头也挨不着。

“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许喝一杯茶，也许请他吃个路边摊，也许会跟他吵一架，也许会跟他打一架。”

问戒毒老师索要毒品，老张感到极大的羞耻。可是他又毒瘾难耐，宁愿为了减轻痛苦把双臂砍下来交换。十五天前，带着姐姐和哥们的期盼，老张只身来成都自愿戒毒。从华北到西南，第一次离家那么久，连续几夜在30块一晚的招待所合不上眼，他感到孤独。

“这个城市很美，但是我的心情很糟糕，”老张在日记里写。

“一日三省吾身”，写日记是孟进生给老张留下的每日作业。他自己也是通过这个方法，逐渐“回心转意”的。孟进生第一次翻开日记本是在监狱里。1993年他犯下了建国以来内蒙古首起涉毒绑架案。

从那一天起，他就知道这是一场毕生的赎罪。

上了天堂，下了地狱

第一口的感觉并不好，晕到站不起来，吐得排山倒海。但他心有不甘，偏要再试几次，感受毒品的魅力。“飘飘欲仙，不疼不痒，什么也不想，什么好像都能实现。”当时27岁的列车押运员孟进生，特别需要这种感觉。

16岁参加工作后，孟进生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邮递员。但是在投递小组长的评选中，满以为胜出的他却输给了自己带的徒弟。原因是没有入党。孟进生觉得人生很荒谬，提出转岗。此后的数年，他四天才上一次班，无心工作，成天喝酒。直到遇到两个毒贩，索然无味的人生才突然转道。

那是1989年的一个凌晨，内蒙古乌兰察布的站台上，北京开往呼和浩特的169次列车还没有进站。当夜班的孟进生没去站台，喝着小酒朝着铁路张望。“大哥救我”，一个满头是血的人从铁路上跑来，动静很大地敲打着铁门。

孟进生打开了库房，让他先进去躲躲。门还没锁，十几个提着棍棒砍刀的人就赶来了，他们见是国家单位没敢搜，几句话就被打发了。再进库房看那个人，他头上血流不止，趴在邮政包裹上昏迷不醒。不久，另一个人也赶了来，是刚才那人的同伴。

那人伤势严重，头上缝了30多针，理应住院治疗。但他们满脑子想着出院，请孟进生帮忙找最豪华的酒店。到了酒店刚坐下，他们拿出一个装有土黄色粉末的茶叶桶，撕开香烟包装盒上的锡纸，把粉末放在锡纸上，底下用打火机一烤，用力吸冒出的气体。方才奄奄一息的两人立刻来了精神，这一幕让孟进生大开眼界。

孟进生展示如何从香烟包装盒上撕下锡纸点燃，用作吸食传统毒品工具。

那种土黄色粉末叫“料子”，又称黄皮，是一种简单土制的海洛因（3号），与白色海洛因（4号）在化学成分上没有区别，只是没有漂白工序，颜色不同，价格还要高出三倍。

“料子”主要在北方种植，吸食人员多分布在山西、河南、内蒙古一带。那两个毒贩的工作，是在内蒙和山西之间来回送“料子”。那群追杀他们的人是买家，没有交付钱款，还半路打劫。躲过一劫后，两个毒贩慷慨地拿出“料子”邀请救命恩人免费“享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毒品教育匮乏，仅限于耳闻过的鸦片战争，印象里抽大烟的清朝官员，似乎与眼前两个出手大方、吃穿阔绰，看起来很时髦的毒贩完全没有关系。

20年后的老张，也是出于无知和好奇，尝了第一口毒。

那时候的他是个公子哥，有钱爱玩。一次在洗浴中心，他最有钱的哥们掏出一个透明塑料瓶，上方装有两根吸管，一根吸管插在水中，一根吸管不插，点火吸食。

老张从没见过这玩意儿，以为是新型烟草，没往毒品上想。他学着哥们猛吸一口后无意识地跺了一脚，就像一下蹦到了极乐天堂，不止不休地快乐了三天三夜，每晚花销近一万。

那个塑料瓶装置是吸食冰毒的工具，叫“冰壶”，吸冰毒也因此被称作“溜冰”。冰毒与麻古、摇头丸、K粉等一同被称作“新型毒品”，本质上是麻醉化学药品，利用甲胺、盐酸等通过化学合成的方法制作，成本低廉，却是暴利。

新型毒品在千禧年前后从国外传到中国沿海地区，在娱乐场所流行，很快就遍及全国大小城市。

入坑后，像是一种本能，体验了一种就想尝遍所有，也不愁找不到毒品和毒友。“好比一块烂肉，这儿飞来一只苍蝇，很快就会来一堆。”渐渐地，老张的兴奋阈值变高了，美食、打牌、卡拉OK、性等一切快乐都索然无味。

他成了一个废人，常常会想：“为什么要出门，还要洗澡、穿衣服，那么麻烦” ；“世界上怎么还有人在辛苦地送外卖、扫大街，他们不知道躺着才最舒服吗？” ；“只要吸上几口，怎么摆弄都舒服，坐着舒服，站着舒服，躺着舒服，电视里不管演什么，光睁着两眼看，也很舒服。”

孟进生指着脑袋，讲述新型毒品吸食者产生幻觉时的荒唐举动，“觉得全天下都想害他们”。

可是快乐过后，成瘾者将体会痛苦。

孟进生免费抽了20多天，早已上瘾，却浑然不觉。两个毒贩走后的第二天，千万只蚂蚁在血液里爬行，抓和揉都找不到痛点，恨不得拿利器扎自己。当晚下班，他就坐着火车到300公里以外的包头去找他们。“大哥，我们害了你”，毒贩们这么说着，约定此后按最低价把“料子”卖给孟进生。

接触到毒品交易产业的前端，孟进生很“幸运”。从购买原料至到手，他见过的最大差额是30倍。然而即便如此，90多块钱的月薪，也无法供应每天少则100块钱，多则400块钱的需求。

几个月后，2万块的工资存款，加上变卖结婚纪念品所得，孟进生已身无分文。他开始以单位集资买房、孩子住院、肝脏出问题为由，骗家里的钱。在单位上偷盗包裹，拿值钱的东西去卖。

老张比孟进生有钱，但也不到半年欠下巨额债款。“再有钱的也经不住这么闹腾”，从前结婚时，他豪请了50桌亲朋好友，在当地算是大阵势。然而那些人大多不再与他来往，“活成了孤家寡人”。变化是从一顿饭开始的，他发现朋友们担心他不付账。再然后，没有人再叫他去玩，朋友结婚也不喊他，他关闭了朋友圈，也不去工作。

闭门不出的日子，村里已经传得风风雨雨。“全村只有咱俩不知道了”，得知老张吸毒后，父母手足无措。老两口把毒瘾发作的老张绑在家里，堵住口鼻，差点把他憋死。老张难受得直咬舌头，血流满地。

“里面好吃好喝，有人伺候，难受了给口抽抽，两三个月就能回来”，2009年，他被家人和警察骗进了“地狱般的”强制戒毒所。

1990年，孟进生开始贩毒以来，他日渐实现吸毒自由，同时也离人身自由越来越远。那些年他去农村寻找种植“料子”的农民，利用火车上运输毒品，拿手续费，拉拢他人吸毒，发展下线。

1993年，在某县城的一位老人家里，他意外找到了7斤质量上乘的烟膏子。当时售价2万7千块，已经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价格。为了筹得毒资，孟进生绑架了朋友家的小孩，当天就被抓了。

因缺乏毒品知识，警察从孟进生身上搜出几包“料子”随手扔了。虽然躲过一项罪责，但是孟进生还是被初步判定为死刑，手铐和脚镣被砸死，准备行刑后再卸下。老革命父亲找遍了关系，大哥四处求人。孟进生幸免一死，以绑架勒索罪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

在监狱，在戒毒所

监狱里的这些年，妻子来了一哭，孟进生就心惊肉跳的。

第一次大哥走了。探监时，大哥把身上的钱都给了弟弟，连回家路费也没剩下。150公里的距离，一半的路大哥趴在运煤车上，剩下的一半路沿着公路走到天亮。在单位门口靠在墙边睡着，出车祸身亡。

第二次父亲不行了。为了能走出监狱见父亲，孟进生晚上蒙着被子，拿着老虎钳，把牙齿全部砸掉，彻底昏死过去。第二天被发现时，被子里全是血。他被送到了医院，住在父亲的病房楼下。“如果还在吸毒，就不要再去我的坟头了”，父亲哭着留下遗言。

第三次母亲走了。得知消息后，孟进生不再开口说话，每天劳动，想把自己累死在监狱里。有天他想趴在一万伏的高压电上，还没有挨着电网，就被强大的电流打出了房间。

第四次妻子要离婚。话是妻妹转告的。妻子只是哭，什么也没说。孟进生蒙了，盘算了很久修复家庭的计划，还是没能说出口。他哆哆嗦嗦地签了字，从此与妻子女儿分离。对于女儿，他从未尽过父亲之责。

云南边境的农村，父母吸毒的孩子。（受访者提供）

戒毒所里的母女俩相见。女儿哭着埋怨吸毒的母亲影响了她的一生。（受访者提供）

监狱里的一个冬天，孟进生淋着大雨在院子里倒着走。他边走边想“要是能活着走出监狱，我的后半生一定是向毒品宣战。”

在戒毒所的老张却不这么想，两年的监禁反而让他更想念毒品，“出来就闹一次就够了”，在里面他常常这样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2008年颁布，2021年修订）中列举的戒毒措施分为三种：去医院自愿戒毒、由居委会管理的社区戒毒、被关押在戒毒所的强制戒毒。

戒毒医院为戒毒者进行医疗戒毒，大多采用替代药品治疗，不能除根，且花费不菲，价格在3万左右。强制戒毒的期限为二年，戒毒人员被隔离在所内，进行一些体力劳动，以达到强制戒断的目的。出所后需要接受不超过三年的社区康复戒毒，定期前去尿检等。

戒毒门诊。（受访者提供）

老张形容他所待的戒毒所“外面长得像别墅，里面像地狱”。从早上六点到夜里十点的工作时长，也难以完成诸如剥20公斤蚕豆的每日工作量。他亲眼见到有人因手指破裂感染，整个手臂废掉。

他没法抗拒任务，否则将要面临严酷的惩罚。在那里，他学会了当地军队里说的土话“打包zai点”。“把你整个人裹起来，拿绳子捆着丢在地上几天几夜，吃东西他喂你，吃喝拉撒都在那，就是不解开。家里人来看你的时候，才给你解开。弄到冷水底下给你冲了，穿上干净衣服出来。你不敢和家里人说一个字，否则从头再来。”

“身体戒掉了，心里戒不掉”，这种“让人受罪”的戒毒方法对老张无效。憋屈了两年，为了补偿自己，他出来就复吸，一口打回原形。

2006年第一次走进戒毒所的孟进生，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戒毒人员好奇的眼神盯着他，好像在拼命从他身上找到些什么。宣讲的时候，两个小时里所有人一动不动地听着，看起来没有丝毫疲惫感。去食堂参观，没有剩菜剩饭，看起来伙食都很好。

“但是当他们出来之后，你就会听到那些关于苦和累的抱怨，那些不公平的待遇。”

约两年后，一位广东河源的女性戒毒人员给温家宝写信，详细讲述了戒毒所的不规范管理。此后戒毒所更加人性化。

孟进生参观邵通戒毒所的劳动车间。（受访者提供）

负罪骑行，救人赎罪

2003年，孟进生在四次减刑后提前出狱。他发现时代变了。

一次去朋友家做客，家里的三个小年轻频繁地上厕所，流着鼻涕眼泪出来。桌上的烟灰缸里躺着揉成团的锡纸，上面焦黄的痕迹令他心惊。他请孩子们吃饭，讲自己的故事，直至他们答应不再吸毒。

孟进生与昭通戒毒所的未成年合影。这位16岁的男孩四次被送进戒毒所。（受访者提供）

和他们告别后，孟进生一阵后怕，社会在变坏，以前他从未见过未成年毒友。负罪感夹杂着责任感牵引着他下了赎罪的决心。同年5月，他买了自行车，预备骑行全国宣传戒毒。他的计划是跟着地图先走东三省，又沿着山东、河北往南，每天走200公里，三年后的6·26国际禁毒日到达北京。

某次学校宣讲后，学生们找孟进生签名。（受访者提供）

临走前他去父母的坟头诉说，做好了死在路上的准备。的确有几次濒临死亡的时刻，病倒昏迷，路遇饿狼，被台风刮跑，他都躲了过去。也终于领悟，一个人如果心中有坚信的东西，在面对极端自然环境时会爆发出什么样的力量。

一次，孟进生推着自行车跌进河里，小个子的他猛地站起来，举起了比自己还要重的，装有一打日记本的自行车。足足有100多斤，就这样举过了头顶。

2007年在四川绵阳。（受访者提供）

比起身体之苦，他更怕一事无成。如果去了一座城市，没能走进高校和戒毒所，他会很难过。但是他一个无名之辈，拿不到政府公文，也无法获得禁毒宣传的许可。常常是在公安局门口连等几天，保安换了几波也不让进。在大街上拉着横幅，拿着喇叭向市民宣讲，是他唯一的办法。

孟进生在戒毒所遇见当年的毒友。对方已经面容大变，他难以认出。（受访者提供）

在吉林长春，当地媒体《新文化报》的一位记者遇到街边宣讲的他，跟着他去了几个地方，写了一篇报道。孟进生没看过那篇文章，不知道写得怎样。但是从那以后，很多媒体对他进行跟踪报道。那是2006年下半年，他已经走了一半路，后面一半越走越顺，常常是刚到一座城市，就有领导接待。

2008年，他已经走过了全国700多家戒毒所，提前到了北京。那是一个临近6·26的晚上，他去了天安门，一路骑过飘扬的禁毒旗帜，孟进生体会到出狱以来最幸福的时刻。

在西安宣传戒毒。（受访者提供）

“有人知道孟进生的电话吗？急！”这条2008年的帖子下面有网友回复了一串电话号码，现在顺着拨过去，还能打通。这些年来，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位寻求帮助的戒毒者，孟进生没有换过电话号码，也从来不关机。

第一个给孟进生打电话的“学生”不是来求助的。那是一位年轻的护士，染毒几年痛苦得想自尽。“告诉孩子们，别去吸毒”，她哭着给孟进生打电话，说自己没办法再活下去，希望孟进生把她的故事说给别人听，说完就挂掉了电话。只知道人在四川，打电话到省公安厅打听到具体地址后，孟进生立刻动身，坐上了火车连夜赶到。

严密的窗帘遮挡着外面所有的光，美丽的护士穿着漂亮的裙子，躺在家里的床上，周围散落着成堆的海洛因。她饿了四天，嘴唇发紫，张不开口。花了七天的时间，孟进生日夜相伴，把她从濒死边缘拉了出来。

照片里的白衣女性是第一个给孟进生打电话的“学生”。（受访者提供）

这件事被四川媒体报道后，孟进生所住旅馆的40多个房间，全部住满了来寻找他的戒毒者。与他们一个个交谈后，孟进生视不同情况推荐医院，或者带在身边做他们的戒毒老师。

原来有那么多从戒毒所出来，依然需要被帮助的人，孟进生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似乎得到了肯定，他想顺着这条路走下去。

2010年到2014年，孟进生先后在福建和北京成立了自愿戒毒家园。他与学生们像一家人生活在封闭的环境里。每天开会，写日记，发现谁情绪不对就进行疏导。有时候他们会就某个问题辩论很久，吵得风风火火、天昏地暗。

每个新来的吸毒人员都需要接受尿检，“干干净净地来”，连前来拜访的记者也不例外。但他们不欢迎记者来，来了怕要请人家吃饭。家园没有收入，吃饭靠种菜和钓鱼，谁带了钱来大家一起花。最后因为续不起房租，大家抱着哭了一场，就这么散了。

孟进生带着学生在北京香山捡垃圾做公益。（受访者提供）

2015年，孟进生离开北京，定居成都。多年来，不断有学生找他。他会先电话沟通，看看对方是否真心想戒，看看家里是否愿意配合，再看看自己的能力能否帮到。

2009年中国国家禁毒委给孟进生颁发的证书。

只要点头，孟进生就承诺负责到底。安排对方住在家附近的宾馆里，每天陪他们聊天、散步、喝茶、做饭，度过身心的难关，直到戒掉为止。

“缘分到了，来吧”。被拒几次后，2021年4月，老张终于可以来到孟进生身边。

老张要戒断一种还没有被列入毒品之列的药物，叫美沙酮。美沙酮是海洛因的替代物，在全国各地的美沙酮诊所为吸毒者免费定量提供。可是，如果过量使用便会形成强烈依赖。贩子从诊所那儿骗来一定的剂量，再吐到瓶子里售卖。成瘾者即便知道如此，也会花高价买来喝。

老张戒断美沙酮的过程很痛苦，脑子里的两根筋始终连不到一起，连续两个星期到了夜里就头疼剧烈，无法入睡。为了助眠，他离不开酒精，一瓶瓶地灌下肚，一遍遍地撕裂自己。

“听说以前监狱刑讯逼供就用的这招，如果有人因此自杀，我特别理解这种痛苦”，停顿了几秒，他极其认真地加一句强调，“真的”。

在成都的第十五天，忍耐到了极限，老张开口问孟进生索要毒品。孟进生一边百思不得其解，离胜利明明只剩下六天，一边又觉得很正常，“否则一切进行得太顺利了，他回去很可能复吸”。

一次在中学宣讲后，在教室门外打扫卫生的阿姨拉住孟进生的手，“请你救救我在戒毒的儿子吧”，她说。（受访者提供）

擦不掉的快感，抹不去的污名

十年了，一点就着。

孟进生颤抖地跑到卫生间，穿着棉衣站在淋浴喷头底下，冷水哗哗地冲着，不记得多久才逐渐清醒。那时候他刚出狱，在酒局上碰见人吸毒，记忆深处“强于性的百倍”的欲望冲了上来，把他吓傻了。

“那个记忆，它会一直留着，直到我的生命结束也不会抹去。”

几年前，孟进生以为看到了希望。他听说国外有一种手术叫“开颅”，说是可以把毒品带来的记忆切除，但是神经切断了，也一并切掉了快乐和痛苦的感觉，把人变傻了。

还有一种医学手段叫“埋药”，在肚子上拉一个口子，把药埋进去，只要吸毒就会恶心反胃。老张试了三回。12个月，8个月，3个月，吸食毒品的间隔越来越短，最后形成了抗药性，一天也坚持不了。

既然没办法忘掉，就做出灵魂改变。对于孟进生来说，他已经找到了真正的自我，早已不再迷茫，“我现在做的事远远超出吸毒的快感。进学校、去戒毒所，上讲台分享我的故事，看着学生们不再吸毒，一家人和好如初，我就兴奋得不得了”。

孟进生翻开一叠厚厚的相册，向我讲述与戒毒人员的故事。

孟进生认识的一个老板愿意为戒毒者提供工作，帮助他们投入新的生活。孟进生问老张要不要去。但老张意愿不强，他想做喜欢的工作。孟进生没有生气。“必须做自己觉得很有热情的事，否则迟早有一天毒品的欲望要战胜它。”

在他的学生里，有成功转移兴趣的，比如健身、跳舞、吃斋念佛、做公益等。也有转移到糟糕嗜好的，比如赌博、酒精、性放纵等。

越是戒不掉，越是自责。几年前，神志清醒的老张剁下了他的小拇指。在孟进生见过的吸毒人员里，砍手的大有人在。换个角度想，他认为强烈的自责情绪，是成功戒毒的一大关键。

“这一夜过去，你就上了一个台阶了”。白天的江边茶摊上，孟进生拍了拍老张的肩膀说。前一晚的“大动静”也惊动了家里人。为了不让老师、亲人、哥们失望，老张跨越了“毁灭性时刻”，没有为了复吸离开孟进生身边。

老张寸头，戴着眼镜，嗓音有些沙哑。嘴里总带着“呲呲”声，这些声音常常伴随着他对毒品的抱怨和感叹。

“你们这些正常人听着不会害怕吗？” ；“你知道吧？你不知道。” ；“哎呦，难受的呀！” ；“你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想当警察，那时候特别想，怎么也没想到会走上相反的路。”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老张的眼神有些躲闪，反复强调不能把姓名和地址透露出去。在他生存的那个熟人社会里，他不在乎已经臭名昭著的自己，但是他想保护好孩子。“不能毁了下一代”，他说。

在成都，他认识了一个按摩师，闲着没事就唠唠家常。但是他依然无法排解在成都的最大烦恼，总不能和新朋友说他是吸毒人员，也没法说为什么每天晚上都睁着眼到天亮。

“一辈子就那样了”，老张常说，然而生活还要继续。“从头再来”、“改过自新”、“感悟人生”是戒毒者常用的网名。但是社会对他们并不宽容，“吸毒者“的标签也许会一直伴随着脆弱自卑的他们。

一位戒毒人员的微信签名。

他们不敢去医院，怕被发现是吸毒者后，医院找理由拒绝治疗，或者被举报关起来。

他们也不敢随便出门，身份证动态管理会始终跟踪他们，一住酒店，警察就来问候。

他们遇到侵害也不敢报警，只能忍气吞声。孟进生的一位学生坐出租车毒瘾发作，被司机随便扔弃在路上，钱不能追回，也不敢报警，还庆幸司机没把他拉到派出所。

老张最怕遇到身份证例行检查。在地铁里、火车站、大街上，别人的身份证在警察机器上都显示绿灯，只有他的会亮起红灯。“你是上访户，还是有吸毒史？”警察常常这样问他，老张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亮明身份”。好几次他的孩子就站在旁边，也被旁人不一样的眼神打量着。

孟进生分析社会歧视的根源有三个。

一是毒品教育多以恐吓为主，大众谈毒色变。常有从戒毒所出来的吸毒者得不到就业机会，交不到朋友，只能重回毒友圈。他认为应当分年龄进行毒品教育，把“一日吸毒，终身戒毒”改为“一日吸毒，十年戒毒，终身想毒”，大家要学会包容那些想要改过的戒毒者。

二是新闻报道的伦理问题。在孟进生接触过的戒毒者中，大约有70%的人不愿接受采访，“一旦曝光身份，将会是毁灭性的”。他曾有一个患艾滋病的年轻女学生，接受了媒体的报道后，身份被曝光。被房东赶出去，被单位开除，女孩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念头。她打算去成都的红灯区做性工作者，“要把一身脏东西留给社会。” 

患艾滋病的女性戒毒者，现已去世。（受访者提供）

三是吸毒人群高犯罪率的客观现象。《澎湃·湃客》去年3月发布文章《吸毒者的人生，写在了戒毒所的4211份笔录里》，文中研究了北方某省三个戒毒所共计4211份样本数据后发现，“戒毒所在所人员人多次入狱的比例高达87.6%。有部分学员曾经犯下4起以上的案件，更有甚者曾犯下9起罪行。”

面对社会歧视，孟进生建议戒毒者不能敌对，要先坦坦荡荡地接受，再想办法重新建立与他人的信任感，修复破碎的人际关系。

直到现在，孟进生还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复吸者。“你能算彻底戒毒吗？”；“你有能力帮助戒毒吗？”这样的问题，他被问过无数次。他理解包容这些声音，不做过多回应。

“我是怎么样一个人，赤裸裸地交给社会，让社会来做评价”。

云南思茅的一位村长（中）两年封闭村庄出入口，成功带领全村戒毒。孟进生颇为佩服，三番五次地提到他。（受访者提供）

难以践行的理想主义

去年五一假期到了，孟进生一直期待着与张女士见面。那时，孟进生成立了一家私人戒毒公益机构，取名“心灯”，与张女士的普法机构并成“普法禁毒防艾一家人”。平日忙碌的张女士也有意在假期间设宴，款待几位同路者，孟进生兴奋地如约前往。

席间除去组织成员，还有一位从山西来的官员，有人向他介绍孟进生：“这位是中国的禁毒奇人，中央电视台都有报道的”。孟进生不好意思地摆摆手“没有没有”，显得有些局促。大多数时间，他专心吃饭，鲜少说话。“没有想到有外人在场，我不好意思开口诉说自己的情绪和烦恼”。

“不要骑行，这次我们要开着悍马去全国宣传戒毒，高调一点”。席间另一位心灯成员夸夸其谈，对组织的未来似乎抱着极大的信心。

提到戒毒，孟进生开始有了说话的欲望。他与张女士隔着扑通扑通的火锅炉子对话，却好像在一片喧嚣声中传错了意思，他自顾自地沉浸在苦难的讲述里。

“孟老师，你要学会教学生钓鱼了，不是给他们吃鱼。”

“昨天我的一个学生结婚，我特别高兴，她也是不容易……”

“我的意思是，你带一个学生的时候，可以去挖掘挖掘他的可塑性”。

“你知道最痛苦的是什么？我听到学生的妈妈告诉我，她的儿子昨天晚上（注射毒品过量）打死了。”

三番五次的无效对话后，孟进生起身望着远处的歌舞表演发呆，“什么时候能再找张总好好聊聊“，他想。

心灯那时“千疮百孔”，没有得到政府的资金和人员支持，各方面活动受到限制，迟迟请不来专业的律师、心理学家全职办公。孟进生不懂网络，对如何与政府打交道一知半解，一份申请文件如何书写都困扰了他许久。

“没有政府站台，做公益组织是个噩梦，稍微有点问题就会被一棒子打死。”他提起一位被关进监狱的同路者，接连叹气。她叫吴荣，曾吸毒八年，和他一样痛下决心，从郑州徒步到虎门，走了八个月。被媒体报道之后，陆续也有戒毒者找上她。吴荣不慎用了芬太尼作为替代药品帮助戒毒者。那是一种近两年被列入新型合成毒品的阿片类药物，对人体的药物效力是海洛因的80倍。

吴荣曾与孟进生一同在云南骑行（受访者提供）

为了避免类似错误，一筹莫展的孟进生想让懂法律的张女士帮忙看看文件。但是她平日忙碌，一个星期没有回话。见到了又没有机会开口，孟进生坐在回家的车上紧皱眉头。

在采访的五天里，他好几次提到央视主持人鲁豫。2008年他骑行抵达北京，鲁豫找他做了一期《鲁豫有约》，聊了好几天，之后再也没有做过毒品节目。提起这件事，他总在末尾加上一句“我把她的电话丢了，找不到她了”。他很怀念那些年“狂轰滥炸”的媒体热度，现在鲜有圈外人知道他，真心想帮助他的人也不如从前。

孟进生与鲁豫的合影。鲁豫在节目中称他为“禁毒奇人”。（受访者提供）

“我会大刀阔斧，轰轰烈烈地干起来。” ；“三年以后，我一定会给社会答案。” ；“今年我们一定要把经济大关拿下。”

孟进生说的这些豪言壮语，遇上他当时的困境，显得有些空洞。心灯那时没有多少社会支持资金。其他成员所谓的“大投资”不过是口头的“君子协议”。孟进生自陈确有不少企业老板主动找上门来，给他们钱做公益。可是“真真假假分不清”，他始终警惕那些没有打听清楚的公司，担心被不良资本利用。

房子卖了，信用卡透支，多年来他自掏腰包帮助戒毒者，从来不收“学费”。来的人要是没钱他就贴食宿费，要是有钱就大家一起花。“人家都笑我，哪有倾家荡产做公益的，但是有的人连招呼也不打就来了，没钱也没办法，来了就得管，总不能把他们推出去”。

有的学生毒瘾发作时，偷偷把他家里洗劫一空，他也不生气。“我现在想开了，骗就骗吧，不就是几千块钱。他就是不骗你，也会去偷去抢，去坑别人去。但是他从我这儿，得到了挣扎和愧疚，说不定还有机会戒。”

疫情之前，孟进生靠四处做禁毒演讲，获取微薄的收入。如今他的卡上几乎没有进账。基本不上网的他，支付宝等网上账户却早早透支。“多少都行”，孟进生经常问身边人借钱。他念念不忘每一笔账，可是不知何时才能偿还，愧疚困扰着他。

我上一次与他通话，是去年的九月，离他所说的“集中解决政府问题”的时间已经过去四个月，他的难题似乎越来越棘手。政府的钱还没来。心灯在靠20多个人员自己的钱勉强维持，可能于瞬息间倒闭。

孟进生在办公室。

那时，老张已经回家，没有再吸。孟进生告诉我身边又来了两个海洛因成瘾者，他们身无分文，状态很不稳定，每隔几天就要发作一次。孟进生心力交瘁，正在四处奔波，借钱救人。

张女士在席上的一番话，孟进生听过无数次，也认真想过。但是他也说不出为什么，至今也没有找到“接班人”。他缺乏经济头脑，不想注册抖音账号直播戒毒方法，几乎拒绝一切现代手段找到帮扶资金。他想要维持朴素的师生关系，一对一帮助戒毒者，用传统而非现代的办法，用短视而非长远的办法，一直到死去为止。

心灯办公室白板上的内容。

尾声

这篇文章原本是为去年6·26的国际禁毒日准备的，因为一些原因被压在箱底。回忆起一年前，在跟访的那五天里，每天的录音长达10-12个小时，这些庞大的信息，就像一张大网，网住了我。每天回到酒店，躺在床上回忆当天采访内容，都让我感受到作为记者惊恐、难过又兴奋的心情。

而现在，我很少再关注戒毒题材，也仅有两三次与孟进生和老张联系。那些曾经令我兴奋的黑暗、悲惨，甚至恐怖的故事，已经不再是主角。最初不可避免的猎奇心态，和感觉自己要写出一篇好报道的支撑点也早就模糊不清。而我对孟进生这个人物的理解，却越来越清晰，好像经过了时间的沉淀，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更深层的，关于人的命题。

今天凌晨，我给孟进生发微信，问及他最近的状况，他告诉我，心灯已经做不下去了，现在他正在闭关思过。一年来负债累累，“我好心疼，让很多人失望了”，末尾连发了三个感叹号。按照他目前的经济状况，别说接收学生，连自身生存也很难维持。

和以前一样，在对话中他向我表达了誓要斗下去的决心，“我不能倒下去，也绝对不会放弃”。

对这个故事的“结局”我没有感到意外，似乎在很早以前，在认识孟进生的第一天，我就隐隐觉得，眼前这个白发老人，在做一件伟大到他自己根本难以承受的事。他的身边有一片好心的公益人，也有想借他的名声成就自己，获取利益的人。随着他的状况越来越差，那些他曾经警惕被“利用”的人，或许也已经离他而去。而他还站在那里，站在他决定站起来的地方，试图扶起一个个还没有站起来的人。可是当他回头看时，有些失去的东西，也许再也捡不回来了。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哭过一次。当时他所讲述的内容也是我至今回忆起他，第一个会浮上来的故事。在快要饿死的骑行路上，多年不联络的女儿给他发信息，说看到他正在做的事，正在尝试理解他。那天，他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骑着车一口气冲到了坡底。

后来，他在内蒙遇到过女儿一次，看见她嫁人生子心里高兴，可又不知再说什么，只好低下头匆匆离开。女儿的成长过程深受囚犯爸爸的影响，他觉得自己没有力气弥补女儿，一再逃避，连女儿生日也不去问候。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力气。他说要等干出一番大事业，告诉女儿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眼泪不住往下掉的我反问他，症结真的在此吗？缺失的父爱怎么能靠他帮助别人戒毒的大爱来弥补呢？他有能力一再修复无数个求助家庭中一样撕裂的亲子关系，却无法修复与女儿的关系，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他低下了头。

我想，这也许就是标题里所说“毕生的赎罪”吧。

文：调反唱唱

未经注明图片由调反唱唱拍摄，为保护受访者隐私，老张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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