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晋文 || 汉民族的形成及其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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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4期
“专论：学术与思想”专栏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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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秦灭六国、统一“诸夏”，华夏族因此而改称“秦人”。但由于秦朝二世而亡，“秦人”还未能成为华夏族的普遍称谓。在两汉四百多年的大一统时期，“汉人”便逐渐取代诸夏或华夏之称，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一个固定和普遍称谓。秦汉时期的文化认同意识，还使得炎帝和黄帝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共同先祖，这标志着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汉民族已初步形成，并铸就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巨大凝聚力。而“华夷之辨”则形成文化、生产方式和血缘三方面的判断标准，其民族意义和“群”的差别备受关注。在以夏变夷的总方针下，汉代胡汉一家的思想及实践亦具有巩固统一和推广汉化的作用。
【关键词】
汉民族 秦人 汉人 炎黄子孙 华夷之辨
【作者简介】
晋文，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晋文教授
目次
一、“秦人”与“汉人”称谓的流传
（一）“秦人”称谓的演变与流传
（二）“汉人”称谓的演变与流传
二、“炎黄子孙”的文化认同
（一）炎黄子孙的追忆
（二）炎黄子孙的扩展
三、“华夷之辨”与胡汉一家
（一）“华夷之辨”
（二）胡汉一家
秦汉鼎革后，“秦人”逐渐演变为“汉人”。在两汉四百多年的大一统时期，从中原华夏到周边各族都越来越多地产生了认同意识。这集中反映在《史记》《汉书》对我国古史起源的记载中。它使得炎帝和黄帝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共同先祖，既标志着各民族的更加融合，汉民族已初步形成，同时更铸就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巨大凝聚力。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要讨论“秦人”与“汉人”称谓的流传、“炎黄子孙”的文化认同及“华夷之辨”与胡汉一家问题。
一
“秦人”与“汉人”称谓的流传
“秦人”乃秦代华夏（诸夏）族的统称。华夏族是我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前身，在西汉王朝建立后便逐渐改称为“汉人”。“秦人”与“汉人”称谓的流传，是汉民族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志。
（一）“秦人”称谓的演变与流传
“秦人”的称谓最早是指秦地人，亦指秦国国君或军队。后来多泛指秦国人，而区别于其他华夏族国家的“楚人”、“晋人”（后分化出“韩人”“赵人”和“魏人”，“晋人”亦可单指“赵人”）、“齐人”、“鲁人”、“宋人”、“郑人”和“燕人”等。从现有文献看，“秦人”称谓的出现，最晚也应在春秋早期。如《左传》桓公十年（公元前702年）载：“秋，秦人纳芮伯万于芮。”可证。又《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年）、三十年、三十三年载：“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昏而傅焉。”“晋人、秦人围郑。”“秦人入渭……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左传》文公十二年（公元前615年）、十六年载：“晋人、秦人战于河曲。”“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载：“秦人伐晋。”《史记·秦本纪》载：“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但上述“秦人”仍多指秦国国君或秦军，至少在秦穆公之前，“秦人”的称谓尚未泛指“秦国人”。至秦穆公时期，随着秦霸西戎，“秦人”的称谓才越来越多地泛指秦国人。如《后汉书·西羌传》：“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史记·商君列传》：“明日，秦人皆趋令。”“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樗里子甘茂列传》：“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史记·赵世家》：“主父……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但也仍有把秦军或秦地人称为“秦人”者，如《战国策·韩策一》载：“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或许在商鞅变法后，“秦国人”才成为“秦人”的公认称谓之一。
从战国末年到楚汉之争，“秦人”称谓的使用和流传更为广泛。在《史记》等史书和简牍中，我们便可以找到较多记载。例如：
（秦王政）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
（赵王迁）七年，秦人攻赵，赵大将李牧、将军司马尚将，击之。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
〼二人，其一秦，一人荆，皆卒〼（9-1205）
沛公……与秦军战于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憙，秦军解，因大破之。
沛公……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
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
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秦人”已渐由秦国人而变为囊括华夏或诸夏的秦朝人。如里耶秦简9-1205“其一秦”的表述，便应当是指一位来自秦原有统辖地区的秦朝（国）人。而且“秦人”至少包括了原六国地区的部分韩国人、赵国人、魏国人、燕国人和楚国人，尽管有时也把秦军和生活在原关中地区的秦地人称为“秦人”，或把原秦国人称为“故秦人”。睡虎地秦简《游士律》曾明确提到“故秦人”的称谓：“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人间训》载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汉书·严安传》则记为越人“击之。秦兵大败”，可见此“秦人”即指秦军。但随着秦国的不断扩张以至秦朝建立，秦军的官兵已并非仅仅来自关中地区等故秦地，而是更多地来自原六国地区。如《史记·项羽本纪》：“诸侯吏卒异时故徭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史记·南越列传》：“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这就充分说明：即便“秦人”是指秦军，这里的秦军也是由秦朝各地官兵组成的，所谓“秦人”亦多少含有秦朝人的意味。
更值得注意的是，秦朝虽二世而亡，但在汉朝建立后的很长时间内，在边疆或域外地区人们仍把“汉人”或汉朝人称为“秦人”。如贰师将军李广利说：“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汉武帝说：“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卫律向匈奴单于建议说：“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另据新疆拜城县“刘平国刻石”：“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谷关。”至少到桓帝永寿四年（158年），在西域地区都仍然延续传统，把中原汉朝的工匠称为“秦人”。所以王国维便据此总结说：“是匈奴、西域皆谓汉人为秦人。”可见“秦人”被视为“秦朝人”的现象影响之大。但必须强调的是，在“中国”或中原地区，“秦人”的称谓很快被“汉人”所取代，并不能像有些学者那样把“汉朝的人”都称为“秦人”。上引李广利“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汉书》便改记为“贰师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
（二）“汉人”称谓的演变与流传
汉族之名的由来与“汉人”密不可分。史家吕思勉认为：“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昔时民族国家，混而为一，人因以一朝之号，为我全族之名。自兹以还，虽朝号屡更，而族名无改。”但追根溯源，还应该从汉高祖刘邦被西楚霸王项羽封为汉王开始算起。由于楚汉之争，在秦王朝灭亡后，便最早形成了“楚人”“汉人”与“楚军”“汉军”的对称。例如《史记·淮阴侯列传》：“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史记·项羽本纪》：
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
其中“楚人”“楚军”的称谓是沿用原有词汇，而“汉人”“汉军”的称谓则是刘邦被封为汉王后所形成的全新词汇。但无论“楚”“汉”，还是“楚人”“汉人”，在那个时候都并非民族称谓，而是诸侯国、地区或人群的名称。从这个方面来说，吕思勉认为“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也确有一些道理。
西汉建立后，“汉朝”“汉军”“汉人”“汉民”等称谓流传更广。尽管由于交通阻隔，“秦人”的称谓在边疆或域外地区仍然流传，但在中原和内地却由于政权快速更迭，指代华夏族的“秦人”称谓被“汉人”“汉民”所取代。而“秦人”则重新成为关中等地“秦地人”的称谓，其中还包括从关东迁往关中的移民，如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又《史记·货殖列传》：“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当然，“汉人”作为汉朝人的称谓在汉王朝内部还不宜自称或互称。一般来说，人们只能按地区自称或相互称呼“齐人”“鲁人”“越人”“楚人”“秦人”“宋人”“巴人”“蜀人”“赵人”“燕人”等，甚至更小区域的“咸阳人”“洛阳人”“邯郸人”“兰陵人”“淮阴人”“彭城人”等。唯与周边民族和国家相提并论时，所谓“汉人”“汉民”“汉俗”“汉吏”“汉军”“汉兵”才具有标识国家或民族的作用。以平城之战为例，《史记》《汉书》中便有大量“汉兵”的记录。例如：
是时汉初定中国，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大攻围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详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
就算是汉朝与诸侯国之间，如吴楚七国之乱，关于“汉军”和“汉兵”的表述也屡见不鲜。兹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史记·吴王濞列传》：
（应）高曰：“……故吴王欲内以晁错为讨，外随大王后车，彷徉天下，所乡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
汉将弓高侯颓当遗（胶西）王书曰：“奉诏诛不义，降者赦其罪，复故；不降者灭之。王何处，须以从事。”王肉袒叩头汉军壁，谒曰：“臣卬奉法不谨，惊骇百姓，乃苦将军远道至于穷国，敢请菹醢之罪。”
类似记载还有一些，这就说通了在西汉前期史书何以阙载“汉人”或“汉民”称谓的原因。当时并非没有“汉人”“汉民”的称谓，而是由于汉王朝的上层与周边民族或国家交往较少，史书没有记录罢了。在周边地区，特别是西北边疆，其下层民众之间肯定会存在“汉人”“汉民”与“胡人”“匈奴人”等称谓。更不用说，早在汉文帝时期，在史书上便明确记载了比“汉人”“汉民”更具有国家和民族意味的“汉俗”。如《史记·匈奴列传》：
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赍送饮食行戍乎？”汉使曰：“然。”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
其中“汉俗”即指“中国”之俗、汉朝之俗或汉人之俗。所以“汉人”“汉民”的称谓在西汉前期应始终流传，而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说的，自汉武帝时期才“正式”出现了“汉人”“汉民”之称。
不过，汉武帝的开疆拓土使“汉人”“汉民”的称谓得以记录，也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仅就西汉中后期而言，我们便可以找到不少例证。比如：“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自居险阻处为藩蔽。”及至东汉，这方面的记载更为普遍。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后汉书》中便至少有16条“汉人”和“汉民”的记载，且大多数“汉人”的称谓，是范晔根据南北朝时期“汉人”即华夏族名的概念界定的。如：“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尽管两汉时期的“汉人”称谓并非都指华夏，但总体来看，把“汉人”作为华夏共同体的名称，并以此同其他民族区分开来，已越来越得到汉朝民众和周边民族的认同。光武帝时，北匈奴攻击南匈奴，便多次向汉朝解释说：“自击亡虏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汉人也。”司徒掾班彪也曾就“羌人”指出：“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这与前揭汉使同中行说辩论汉匈民俗的优劣并无二致，既体现了“汉人”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也表明“汉人”的称谓从西汉武帝至光武帝都比较固定，成为华夏族的主要名称。汉族的名称便由“秦人”和“汉人”逐渐演化而来，这是秦汉大一统王朝形成的必然结果。正如田继周所说：“秦汉政治统一，使华夏或汉族内部地区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逐步趋于平衡，从而也就加强了经济生活的一致性和文化习俗的一致性。”
总之，秦灭六国，统一“诸夏”，华夏族因此而改称“秦人”。但由于秦朝二世而亡，仅仅存在了十五年，“秦人”还未能成为华夏族的普遍称谓。两汉统一王朝建立并延续四百多年，在中国历史及其民族关系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故循惯例因朝代而名的“汉人”便逐渐取代诸夏或华夏之称，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一个固定和普遍称谓。
二
“炎黄子孙”的文化认同
随着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在同文、同种和共同的经济生活的浸染下，“汉人”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标志。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诸夏或“秦人”“汉人”对祖先的共同认同。
（一）炎黄子孙的追忆
种种证据表明，从华夏或诸夏到秦人、汉人和汉族，生活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甚或更大区域的“中国”人，在追溯他们的远祖时都自称“炎黄子孙”，并以此为荣。这种先祖意识至少在春秋时期已完全形成，如《国语·周语》载太子晋曰：“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所说“亡者”，即诸夏大禹的姒姓后人，以及诸夏“四岳”的姜姓后人。又《国语·晋语》载司空季子曰：“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左传》昭公十七年载：
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而鲁国展禽的论述则更为具体。他分别阐明了尧舜禹和商周的源流，更是认定并强调黄帝为华夏或诸夏的共同先祖。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
其中“禘黄帝而祖颛顼”云云，就是对尧、舜、禹、契、稷均为黄帝后人的一个概括总结。
及至战国，随着民族文化的更加融合，原先被视为“蛮夷”或“戎狄”的楚、秦、吴、越等，也逐渐被纳入炎黄子孙的行列。如楚国先祖被视为颛顼后代，《史记·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秦国先祖出自颛顼某后代之女：“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亦即“以母族而祖颛顼”。吴国先祖则出自后稷，乃周太王之子。《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而“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乃少康之庶子。就历史真实性而言，司马迁的这些说法均不可尽信，通常可视为对“炎黄子孙”的文化认同。但《史记》所载也不可能皆无稽之谈，它的史料来源多半应采自各国的官方谱系。以楚王先祖为例，前揭《楚世家》称“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而成书更早的《世本》即有大致相同的记载——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吴回”。陆终“生六子”，“六曰季连，是为芈姓。芈姓者，楚是也”。又《楚辞·离骚》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可见《史记》也确有所本。这不仅说明在战国时期秦、楚等国都把自身看作华夏或诸夏成员，而且表明它们也被中原各国看作华夏或诸夏成员。因之虽然离奇，但自述先祖出自颛顼的司马迁还是采信了那些谱系。
（二）炎黄子孙的扩展
秦汉时期，在大一统国家既成事实的背景下，“炎黄子孙”的范围迅速扩大。特别是秦始皇“更名民曰黔首”，把关东甚或“蛮夷”地区的民众都视为秦朝人，这就更使“炎黄子孙”的文化认同在越来越广阔的地域里呈现。所谓“秦人”，便成为秦朝或“中国”人的称谓之一。及至西汉，名列“炎黄子孙”的人群由“中国”或华夏地区又扩展到“蛮夷”或“戎狄”地区。且不说原战国时期的秦地和六国地区，如《史记·三代世表》：“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秦始皇本纪》：“秦之先伯翳，尝有勋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及殷夏之间微散。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就是在东南和西北地区，随着西汉王朝不断收复原秦朝的南方疆土，并与北方强敌匈奴和亲，司马迁也把百越和匈奴的祖先说成黄帝的后裔。如《史记·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无论事实如何，这都为百越和部分匈奴人的汉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耐人寻味的是，炎帝和黄帝的始祖地位在两汉时期明显不同。西汉大多数时期，黄帝都被视为夏商周王公贵族的直系远祖，而炎帝则被视为夏商周部分公卿大夫士的远祖。也就是说，黄帝的始祖地位更高，即使炎帝也要退居其次。所以贾谊便多次宣称黄帝乃炎帝之兄：“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遑论《史记》的诸多记载。但到了西汉末年，黄帝在前、炎帝在后的排列顺序却出现重大变化，太昊（伏羲）和炎帝（神农）被置于黄帝（轩辕）之前，而黄帝倒退居其后了。这种排列始见于《世经》，作者就是特别推崇《左传》的刘歆。他说：
《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传曰昭子问少昊氏鸟名何故，对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昊（絷）〔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言郯子据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黄帝，上及太昊。稽之于《易》，炮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
证诸《易传》，刘歆的说法似乎确有所本，如“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但《易传》并未把神农氏当作炎帝，此说显然是对古史传说的一种发明。它不仅把炎帝和黄帝纳入“三皇五帝”的谱系之中，使得生生不息的历史逻辑与神话传说结合起来，而且将炎黄子孙的源头继续向前延伸，为更多非汉民族或部族成为“炎黄子孙”亦即汉化大开了方便之门，尽管其中还有更重要的意图。关键在于，古史传说和古史发明并非完全依据史实，而是更多反映了文化认同意识。事实究竟如何和人们怎样看待传说，实际是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两回事。尤其黄帝作为“汉人”始祖已形成共识，并有着明确的传承谱系，要想把许多非汉部族或民族纳入炎黄子孙，就只能在传说笼统、模糊的炎帝身上做文章了。至于是否真实，则是一个细节或枝节问题。因为在一元始祖的理论框架下，既然许多非汉部族或民族都不能算黄帝子孙，那么这些非汉部族或民族便必定是炎帝子孙，在逻辑上亦可以“自洽”。概言之，只要能将没有古史记载的“蛮夷”视为炎帝后人，并让“汉人”和“蛮夷”都予以认同，对汉王朝及其精英来说，也就达到了维护统一、促进“蛮夷”汉化的目的。因此，在王莽和东汉时期，这种炎帝在前、黄帝在后的“新说”都大行其道，并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班固便堪称典型——他不仅将刘歆的《世经》收入《汉书·律历志》，而且把黄帝排列在炎帝之后，甚至把炎帝还直接说成黄帝的父亲，如其少典为“炎帝妃，生黄帝”云云。从实际情况来看，东汉的一些非汉部族或民族也的确被纳入炎帝后人的行列。如“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而姜姓即源自炎帝。这就在更大范围内扩展了“炎黄子孙”的范畴。
三
“华夷之辨”与胡汉一家
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华夏族或“秦人”“汉人”与非华夏族的交往愈加频繁和密切。究竟应当如何处理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怎样正确认识自身和其他民族的差别，便成为秦汉王朝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无论庙堂还是民间，无论大型会议还是小范围交流，无论官方表述还是私人议论，在秦汉四百多年间，都有过关于民族或部族政策的争辩。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华夷之辨”与胡汉一家。
（一）“华夷之辨”
所谓“华夷之辨”，亦称“夷夏之辨”，是指辨别华夏族与“蛮夷戎狄”民族或部族有哪些不同。从历史上看，至少在春秋前期人们对夷夏便有了明确认识。《左传》闵公元年（公元前661年）载：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
而最早的华夏与“蛮夷”或“夷狄”之分，则主要是在文化与礼仪方面。华夏或诸夏有引以为豪的文明，像婚姻媒聘、冠履服饰和礼义等，而“蛮夷戎狄”无。如齐桓公尊王攘夷，管仲辅佐有功，孔子便从文化与习俗方面对管仲赞扬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除了《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孔子还对“华夷之辨”有一个经典性判断，即“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邢昺疏曰：“此章言中国礼义之盛，而夷狄无也。”《公羊传》也据此阐发了一个关于鲁国（东周）、诸夏与“夷狄”内外关系的原则：“《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孟子则进一步提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总的来说，就是主张华夏或诸夏与“夷狄”的差别在于文化和礼仪，并强调以夏变夷，而不能以夷变夏。由此还可以推论，在华夏和“夷狄”的定义上，二者的差别实际是动态判断的。只要“夷狄”接受了华夏的文化和礼仪，他们便由夷变夏，不再是“夷狄”；而华夏如果抛弃或违背了华夏的文化和礼仪，他们便由夏变夷，不再是诸夏了。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春秋时期，秦、楚、吴、越等还被视为“蛮夷”或“戎狄”，所谓“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但到了战国时期，由于普遍认同了华夏文明，这些国家都由夷变夏，不再被看作“蛮夷”或“夷狄”。以秦国为例，前揭“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便证明秦国的华夏身份已得到周王和诸侯国的承认。因此，睡虎地秦简“可（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的规定，也把秦国自称为“夏”。
随着秦的统一和汉王朝的继起，“华夷之辨”的内涵也与时俱进，有了更多新的内容和关注点。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关于生产方式的差别。在春秋战国时期，尽管也有北方的众多“戎狄”从事游牧业，但总体来说，诸夏的活动范围主要是以今河南为中心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即使有许多“蛮夷”与诸夏混居或为邻，他们的生产方式也大多和诸夏相同，以定居和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为主，所以那时的“华夷之辨”主要是从文化和礼仪方面判断。韩愈《原道》便对此概括总结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秦汉时期则完全不同。由于大一统王朝的建立，秦汉帝国的疆域均大为拓展，尤其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诸夏已初步形成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的农耕生产方式、共同的文字和文化意识的“秦人”或“汉人”，因而面对帝国内部和周边众多从事游牧及狩猎的少数民族或部族，其生产方式的差异即凸显出来。这也是从秦汉开始生产方式的不同之所以成为“华夷之辨”一个主要内容的原因。以匈奴为例，相关记载可以说比比皆是。如秦相李斯说：“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便强调其游牧与定居农耕的不同。又晁错向文帝建言：“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盐铁会议贤良说：“（匈奴）内无室宇之守，外无田畴之积，随美草甘水而驱牧。”都重点关注匈奴的游牧生产方式。班固亦认定：
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
再以西羌为例，其“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同样与定居农耕不同。还有东夷和南蛮，有些部族在从事农耕的同时仍注重狩猎。比如：“板楯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其人勇猛，善于兵战。”“挹娄，古肃慎之国也……自汉兴已后，臣属夫余。种众虽少，而多勇力，处山险，又善射，发能入人目。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镞皆施毒，中人即死。”至于西南夷，则既有定居农耕的生产方式，又有游牧的生产方式，还有两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地区。《史记·西南夷列传》：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其中夜郎和滇从事农耕，徙、筰和冉駹“或土著，或移徙”，而巂和昆明便主要以游牧业为生。因此，把生产方式作为“华夷之辨”的一个判断标准，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了。
另一方面，血缘或血统在秦汉时期也逐渐成为“华夷之辨”的一个判断标准。究其原因，这同样是大一统王朝的产物。基于疆域的扩大，以华夏为中心的“秦人”或“汉人”与“蛮夷”或“戎狄”的交往也越来越多。从中很容易看出，不同民族或部族的体貌、语言和习俗有很大不同。尽管为服从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秦汉政治家和思想家把许多“蛮夷”都说成炎黄子孙，但在心理上他们依然认为“蛮夷”的血缘或血统卑贱，不能和华夏相提并论。因此，他们也将血缘或血统是否纯正视为“华夷之辨”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并把匈奴和“蛮夷”往往污蔑为畜类或人畜结合的后代。如主父偃说：“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贤良说：“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无坛宇之居，男女之别，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饮血，会市行，牧竖居，如中国之麋鹿耳。”鲁恭也说：“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最恶劣的当属“汉人”对南蛮先祖人犬相交的表述。他们把南蛮污蔑为“狗”的后代，称帝喾之女嫁给帝喾之狗——槃瓠，最终生下六男六女，成为武陵蛮的先祖。如《后汉书·南蛮传》：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著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班兰，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根据李贤在“姎徒”后所注“此已上并见《风俗通》也”，可知这并非魏晋时期的编造，至少在东汉后期便已流传甚广。尽管从图腾理论来说，帝喾之女嫁给槃瓠应视为与犬图腾的部族通婚，但东汉时期对所谓人犬相交的宣传，尤其《后汉书》还特意指明“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却完全可以看作对武陵蛮的一种极大污蔑。
总之，秦汉时期的“华夷之辨”已具有文化、生产方式和血缘三方面的判断标准，而且民族意义和“群”的差别也备受关注。这充分表明：华夏民族的共同意识越来越趋于稳固，汉民族已初步形成。
（二）胡汉一家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华夷之辨”和以夏变夷的前提下，秦汉政治家和思想家还主张夷夏一家，或胡汉一家。这固然是巩固大一统王朝的客观要求，但也反映了大多数民众对民族交往及其文化交流的愿望。秦始皇宣称“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并“更名民曰‘黔首’”，便含有使天下一家的意图，只不过还无法完全征服匈奴而已。
随着秦汉鼎革，在国力还不足以击败匈奴的情况下，汉王朝与匈奴建立了带有屈辱性质的和亲关系。《汉书·匈奴传下》载：“昔和亲之论，发于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这也逼迫当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不得不淡化匈奴的“胡人”或“戎狄”身份，无可奈何地承认汉匈乃“昆弟”即亲兄弟之俦。司马迁还牵强附会地把匈奴的始祖说成“夏后氏之苗裔”，因而在理论和观念上便引起了一系列变化。既然连匈奴都可以约为兄弟，匈奴还是藐视和侵扰汉朝的“戎狄”，那么在王朝内部把“蛮夷”也都称之“兄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司马迁就曾感慨：“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春秋》大一统”理论成为两汉王朝最重要的治国理政思想。而大一统即意味着汉家天子或皇帝的天下一统，也就是“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的另一种理论概括。它强调皇权至上，天下（包括“蛮夷”和“戎狄”地区）应一统于皇帝，地方应无条件服从中央。因此，当汉朝国力逐渐强大后，在“王者无外”即大一统的理论框架下，大多数君臣都为汉匈乃兄弟（和亲）关系而羞愧，必欲彻底征服或驱逐匈奴而后快。桑弘羊便明确指出：“今有帝名，而威不信于长城之外，反赂遗而尚踞敖，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毕怒也。”这是汉武帝之所以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一个思想根源。从结果来看，汉武帝虽然并没有彻底征服匈奴，还付出了极大代价，但也的确使匈奴元气大伤，为宣元时期建立汉匈君臣关系的和亲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天子受命于天”“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的理论推导下，汉匈之间的兄弟关系也变成汉朝与藩国的上下关系。尽管也还算“兄弟”，但就各个民族而言，这却是默认汉朝皇帝为君父意义上的“兄弟”，亦即大一统含义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诚如班彪奏言：“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疏，服顺者褒赏，畔逆者诛罚，善恶之效，呼韩、郅支是也。”
尽管如此，在以夏变夷的总方针下，汉代胡汉一家的思想及其实践仍有着巩固统一、推广汉化的巨大作用。仅就匈奴而言，所谓“孝单于”的名称便充分体现了汉化。《汉书·匈奴传下》载：“匈奴谓孝曰‘若鞮’。自呼韩邪后，与汉亲密，见汉谥帝为‘孝’，慕之，故皆为‘若鞮’。”李贤《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注云：“复珠累单于以下皆称若鞮，南单于比以下直称鞮也。”元帝即位后，汉匈更订立盟约说：“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对比古今，东汉前期的王充亦大为赞叹说：
周家越常献白雉，方今匈奴、善鄯、哀牢贡献牛马。周时仅治五千里内，汉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马珍于白雉，近属不若远物。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舄。
又云：
夏禹裸入吴国。太伯采药，断发文身。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罽衣关头，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巂、郁林、日南、辽东、乐浪，周时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
这可以说是两汉王朝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重大贡献。
当然，在两汉时期也还有“华夷之辨”，以及严重歧视和污蔑非汉民族或部族的现象。如贾谊便上疏文帝说：“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杜钦亦对策说：“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妻者，夫之阴也；夷狄者，中国之阴也。”《白虎通》说：“夷者，僔夷无礼义。东方者，少阳易化，故取名也。蛮者，执心违邪。戎者，强恶也。狄者，易也。辟易无别也。北方太阴，鄙吝，故少难化。”但这些言论都是两汉大一统国家奉行《春秋》“王者无外”和“内诸夏外夷狄”理论的产物，既有着精华，对维护和延续汉族文明及其先进性起了很大作用，又夹杂着糟粕，或多或少阻碍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完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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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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