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风暴》：展示“扫黑”的程度，诠释“除恶”的意义
《扫黑风暴》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真实案件进行艺术化改编，用多线交织的方式、跌宕起伏的情节、形象丰满的人物，引发观众对权与法、情与理、善与恶等问题进行思考。
作者：而歌
日前，《扫黑风暴》迎来大结局，绿藤市黑恶势力犯罪集团被彻底捣毁，曾经被阴云笼罩的绿藤市及市民，终见阳光。
9月10日，电视剧《扫黑风暴》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者围绕其主题呈现、剧本创作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周继红表示，《扫黑风暴》最突出的特点是真实，其创作重点不是“黑”和“恶”，而是“扫黑”和“除恶”。对于这一特殊题材的驾驭，主创团队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真实案件进行艺术化改编，用多线交织的方式、跌宕起伏的情节、形象丰满的人物，引发观众对权与法、情与理、善与恶等问题进行思考，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情感冲击力。
作为反映中央部署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第一部电视剧，《扫黑风暴》在创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央政法委的精心指导。周继红说，中央政法委为主题立意、案件筛选、情节设计、人物塑造等各个方面提供了专业的指导意见，提高了剧集站位、提亮了剧集底色。她同时希望广电视听相关机构能够继续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为广大观众奉献更多精品力作。
挖掘真实的力量
《扫黑风暴》的背景设定在虚构的绿藤市，但其故事则由中央政法委筛选的真实案例改编而来，包括轰动全国的孙小果案件、湖南文烈宏案等，这些无论在现实还是剧中都算是大案要案。
如何体现大尺度的真实又不落窠臼？这部剧的答案是“兼容纪实风格，也大胆尝试戏剧化表达”。
首集开篇中，中央督导组的专车驶入绿藤市时，想要在路边拦车递举报信的薛梅被不明势力撞死，黑恶势力之猖狂初现。这一设计是中央政法委和导演在剧本创作开始时就确定要凸显的。
“前者体现了党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与力度，后者反映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此开头不仅确立了作品的深度，且确保了全剧先声夺人的戏剧性。”中央政法委政法综治信息中心副主任王猛说。
总导演五百表示，真实和尺度是《扫黑风暴》创作过程中最困难的地方，“真实性是我们在创作中一直反复讨论的，前期采风我们观看了大量的卷宗和审讯视频，看完之后决定把案件打散，用细节填充故事主线”。
在具体创作中，为了展现故事及人物的复杂性，团队摒弃了常见的台词推进，拍摄了大量留白式人物微表情，应用主观视角和特殊运镜，比如李成阳的耳鸣，马帅死后李成阳中间实、外焦虚的主观视角，以及具有强烈明暗对比的构图等。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新文认为，这种将真实案件打碎重新再编织，建构故事、人物、情节的创作手段，使故事性、戏剧性更精彩，艺术张力更强。
《扫黑风暴》播出后，在台网端都收获了亮眼成绩。腾讯在线视频副总裁韩志杰分享了一组数据，截至收官，该剧站内播放量超46亿，超2500万的弹幕中，“致敬英雄”“扫黑英雄”等是高频词。许多观众、网友通过这部剧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扫黑英雄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更深的敬畏感。
艺术化呈现社会肌理
《扫黑风暴》除了把握真实的尺度，还具有哪些看点？
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编辑部主任李跃森提到，《扫黑风暴》用一种“惊心动魄”的方式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呈现出来，并进行了艺术加工、艺术创新。“《扫黑风暴》没有被真实案件束缚，不跟在生活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使用典型化手法，跳出个别案件，在广泛收集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事件基础上加以集中提炼。它的人物具有典型性，情节带有普遍意义，恪守了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传媒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教授卢蓉看来，作为类型剧，《扫黑风暴》艺术化地呈现了社会肌理。剧中人物的命运、恩怨、善恶背后有着密集的社会信息。
剧中，李成阳亦正亦邪的人物形象，源自14年从刑警到在黑社会中摸爬滚打的经历；脸上有刀疤的大江随身携带邢凡送给他的粉色保温杯，那是一个从底层爬上来的小混混向善的心；孙兴是十恶不赦的人，也是渴望母爱会流眼泪的孩子……
基于此，卢蓉提出三条现实题材艺术化创作的建议：现实性最有效的落点是人物群像；用心琢磨每组人物关系和每个情绪表达的内在逻辑性；塑造人物的时候不要忘记主题。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评价，官、商、警、黑的复杂关系在《扫黑风暴》中表现得有深度和现实感。“剧中人性塑造得有深度，探索了‘犯罪发生学’，解释了是什么把人推向了犯罪，并警示、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向前、向美。”
文艺评论家仲呈祥称《扫黑风暴》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社会教育剧”，不同于一般的扫黑专题纪录片，也不只是单纯记录案件，“它通过讲故事，塑造了鲜明的、具有人性深度的艺术形象，让观众懂得了扫黑除恶的必要性、严峻性，以及我们党从巡视组、到基层干部、再到人民群众那种坚信正义战胜邪恶的伟大力量，这是这部剧的主题，也是这部剧值得肯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