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奥米·克莱恩：资本主义扼杀气候行动的契机
【编按】世界各地民众正经历破纪录的高温与极端气候的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António Guterres）日前警告：全球须于2020年前，将气温成长抑制在摄氏2度以下，否则「气候变迁将无法控制」。他也批评各国领袖未能重视全球暖化，并呼吁尽快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联合国发出警讯的前夕，美国《纽约时报杂志》将气候运动的不力归咎于「人性」，并认为全球在1980年代错失成功良机。知名作家暨社会运动者纳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随后撰文批评：《纽时》的谬论忽略了新自由主义于全球崛起的历史，其意识形态才是阻碍人们采取行动的最大元凶。她并认为，将经济剥削与环境破坏联系起来的民主－生态社会主义，将是一条有机会改变现况的政治路线。
原文标题"Capitalism Killed Our Climate Momentum, Not 'Human Nature' "，刊载于美国新闻网站The Intercept。
7月29日，整本《纽约时报杂志》只有一篇文章，专注讨论单一议题，即：在科学与政治界对于气候变迁的看法渐趋一致的1980年代，为何无法有效因应全球气候危机？纳坦尼尔‧里奇（Nathaniel Rich）撰写的这篇历史回顾，揭露了当时未被采纳的方案，数度令我破口大骂。为了避免这些决定未被记载于地质历史之中，乔治‧斯坦梅茨（George Steinmetz）的全页航照图穿插在里奇的文章之中，这些照片纪录了地球系统的快速崩解，包括格林兰冰原融化成湍急水流，以及中国第三大湖的大量藻华，令人不忍卒睹。
这个篇幅可比中篇小说的文章，代表气候危机长久以来应得的媒体关注——实际上却持续被忽略了。我们听过太多藉口，彷佛毁弃我们唯一的家园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无法成为迫切的新闻题材：「气候变迁过于遥远」；「当人们因飓风和火灾丧生时，实在不适合谈政治」；「新闻记者追踪这则新闻，却无法让它登上版面——政客们则不讨论气候变迁」；当然还有「气候变迁是收视率杀手」。
失职无法以任何藉口掩饰。主流媒体不乏机会，让地球失衡成为重要的新闻故事，甚至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主题。他们大可运用记者与摄影师的技术，将当前的极端气象事件与抽象的科学联系起来。倘若他们持续这样做，就能减少记者领先于政治的必要性，因为大众对于威胁与具体方案的了解越多，越能迫使他们选出的民意代表采取大胆的行动。
这是为什么看到《纽约时代杂志》编辑团队全力支持里奇的文章，令人感到兴奋的原因——包括引人目光的宣传影片、在时报中心举办现场活动，并且附上教育资料等等。
这也是为什么令人感到愤怒的原因：这份文章的核心命题错得离谱。
根据里奇的说法，在1979到1989年间，气候变迁的基础科学普遍被理解与接受，党派对于这个议题的分歧尚未加深，石油公司尚未认真发起误导的宣传活动，全球有极大的政治动力，促成一个大胆且约束力的国际减排协议。关于1980年代末的关键时刻，里奇如此写道：「想要成功，条件不可能比当时更有利了」。
但是我们却搞砸了——「我们」，这里指的是人类，过于短视，以至于无能捍卫未来。为了避免人们忘记是谁应该为「失去地球」此一事实负起责任，里奇在全版的呼吁中回答道：「所有事实都已明朗，没有任何事情阻碍我们——除了我们自己以外。」
是，就是你和我。根据里奇的说法，该为此负责的，竟非那些出席重大政策会议的石油公司。（试想美国政府多次邀集菸草公司的高阶主管讨论禁菸政策。当这些会议无法达成实质成果时，难道我们会认为说：理由是人类就是很想死吗？或者我们应该认定政治体制已经腐败崩坏？）
该文章在8月1日刊登于网站上后，许多气候学者和历史学家已经指出了这种误读。其他评论则认为诉诸「人性」的呼吁，以及使用「我们」形容一群极度相似的美国权力玩家们令人恼怒。在里奇的整套说法里，我们听不到那些在这段关键时期及其后呼吁要采取行动的全球南方的政治领袖的声音。他们也是「人类」，却仍能关心未来的后代。此外，在里奇的字里行间，女性的声音就和濒临绝种的象牙啄木鸟一样罕见——当我们女人出现时，主要是以男性悲剧英雄旁受苦受难的妻子形象出场。
上述文章缺失大多已被指出，我将不再覆述。我关注的是该文的核心前提：1980年代末，存在着「不可能更有利」的条件，对气候变迁提出大胆的行动。恰好与此相反，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几乎没有比当时更不合宜的时刻，直面下述的艰难事实：现代消费资本主义的便利性，正逐渐侵蚀着地球的宜居性。为什么？因为1980年代后期是新自由主义圣战的绝对巅峰，经济与社会计划以解放生活各层面的「自由市场」之名，蓄意诋毁集体行动。然而，里奇却未提及这股在经济与政治思想中发生的平行震荡。
几年前，我同样也在深研气候变迁的历史。当时我与里奇一样，认为1998年是关键契机，那时世界有意建立一个强硬并以科学为基础的全球协议。当时，美国太空总署戈达德太空研究所（NASA's 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所长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在国会作证时表示，他「99%相信」，「暖化趋势是真实的」，而且与人类活动有关连。同月稍晚，数百名科学家与立法者举办史上有名的多伦多大气变迁世界会议（World Conference on the Changing Atmosphere），并在会议上讨论了第一套减排目标。1988年11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专门小组（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举行了第一届会议。该小组是为各国政府提供气候威胁相关谘询意见的首席科学机构。
然而，不只有政客或学究们关心气候变迁——它也是世人茶余饭后的话题；1988年，《纽约时代杂志》宣布「年度人物」时，编辑们决定选出「年度行星：濒危的地球」。杂志封面是一个被麻绳捆绑的地球，太阳则不祥地落在背景中。记者汤玛斯‧桑克顿（Thomas Sancton）解释道：「这一堆石头、土壤、水与空气，是我们共同的家。与它相比，没有任何一个人、事件或动作更能吸引人们的想像力，或者更适合成为头条新闻。」
（有趣的是，桑克顿与里奇不同，他并未将行星的浩劫归咎于「人性」。他更深入追溯到对犹太教－基督教「统治自然」观念的误用，并批评此一观念取代了前基督教「视地球为母亲与生命的丰饶赐予者。自然——土壤、森林与海洋——被赋予了神性，而众生皆从属于她」的概念。）
今年印度进入雨季后，遭遇严重洪灾，至今已有1,200人丧命。（图片来源：AFP/Getty Images）
当我审视此一期间的气候新闻时，深刻的转变看起来一蹴可几——不幸的是，机会就这么溜走：美国退出国际谈判，其余的国家勉强接受不具强制力的协议，而这些协议则依赖碳交易或抵销等狡猾的「市场机制」。值得探问的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阻断了1980年代末期这些菁英建制派展现的迫切感与决心？
里奇在没有提出任何社会或科学证据的情况下，结论道：「人性」这玩意儿出现并且搞砸一切。「人类」，他写道，「不论是在全球组织、民主国家、产业、政党，或是作为个人，都不愿牺牲现有的方便，预防对后代造成苦难。」看起来我们倾向「痴迷于现在，担心中期状况，却把长期变迁从脑海里抹除，并为此大为光火。」
当我检视同一段时期时，得出与里奇非常不同的结论：最初看来是气候行动的最佳时机，如今回顾，实际上遭遇最糟糕的历史时机。当你回头检视这个关键时刻，将发现就在各国政府准备一起认真管制石化燃料工业之际，新自由主义的全球革命如超新星般爆发；此外，经济与社会的再造计划，总是与气候科学与企业监理的必要性发生冲突。
对于这个1980年代末期开始的全球趋势只字未提，是里奇文章里头不可思议的一大盲点。毕竟，作为一位记者，回顾某段距今不远的时期的主要优势，就是看到实际身处在这些动荡事件中的人们尚未看到的趋势与格局。例如1988年的气候学界对于自己身处在新自由主义剧烈革命的高峰毫不知情，而这场革命将改造全球所有的主要经济体。
如今我们知道了。回顾1980年代末期，一个清楚的事实是：1988至1989年非但没有提供「如此有利的成功条件」，更是人类认真决定将环境健康置于利益之上的最差时刻。
让我们回顾当时发生的事。1988年，加拿大加拿大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后成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与其他诸多类似协议的原型。柏林围墙即将倒塌，美国右翼意识形态成功抓住机会，将此事件作为「历史终结」的证据，藉此将雷根－柴契尔的私有化、去管制与撙节配方，输出至世界各地。
因应气候变迁所产生的全球体系，以及比起前者更加强大、将资本自各种限制中解放出来的另一个体系——这两股历史潮流的汇聚，使气候变迁运动失去阵势。一如他多次提及，面对气候变迁的挑战，需要对污染者实施严厉管制，并且投资公共领域，藉此改变供电方式、城市生活型态，以及移动的方式等等。
这些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都是可行的（至今仍是）——但都需与新自由主义计划正面交战，一如当时它们对公共领域的概念宣战。（柴契尔告诉我们：「没有所谓的社会这种东西。」）此外，当时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将许多合理的气候变迁倡议，列为抵触国际贸易法的行为，例如对本土绿色产业提供津贴与优惠待遇，以及拒绝压裂页岩石（fracking）与石油管等污染工程。
我曾就资本主义与环境之间的冲突写了一本500页的书，在此不再赘述。不过，以下摘要有助于进一步探讨当前的主题，我引述一小段如下：
我们未能采取必要的减排手段，因为这么做将根本抵触去管制化的资本主义，这是主宰此一时期的意识形态，而我们不断努力，试图找出脱离危机的方法。我们仍深陷危机的原因是：能让我们避开灾难且对绝大多数人有益的行动，对宰制经济、政治决策过程以及主要媒体机构的少数菁英造成极大的威胁。如果问题在其他的历史时间点上出现，未必会沦为无法克服的难题。但是，科学界对气候危机做出决定性的诊断之际，恰好是这群菁英自1920年代后，在政治、文化与知识生产上，享有最不受约束的权力的时刻。这是我们所有人极大的不幸。1988年，政府与科学家开始严肃讨论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年正好是「全球化」的开端。
里奇没有提到上述的冲突，反而宣称「人性」注定了我们的命运，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呢？它重要的原因在于如果是「我们」阻断了采取行动的动力，那么《纽约时报杂志》封面上带有宿命论的标题「失去地球」就是准确的形容。如果我们集体的DNA，让我们无能牺牲短期利益换取未来健康与安全的机会，那么我们也无望扭转局势，即时避开真正的暖化危机。
另一方面，如果人类在1980年代确实处于自救的边缘，却被一波菁英与自由市场的盲从浪潮所淹没——一个全世界数百万人反对的意识形态——那么我们还能具体做些什么。我们可以与这样的经济秩序对抗，试图以一个以人类与环境安全为基础的制度取而代之；不计成本追求成长与利益将不是这个制度的核心。
今年气候行动峰会前夕，示威者高举“企业污染者付出代价”标语于纽约游行。（图片来源：Michael Brochstein/SOPA Images）
好消息是：是的，今日并非1989年，如今美国出现一批新兴的环境民主社会主义者，恰正有着这样的视野。他们代表的不只是选举时的另一种选择，更是我们环境唯一的生命线。
然而我们必须清楚认知到，我们不曾尝试过这条生命线，起码并非如今所需的规模。当《纽约时报杂志》推文宣传里奇关于「人类无能应对气候变迁浩劫」的文章时，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环境正义侧翼迅速纠正：「是资本主义。如果他们认真想调查哪里出错的话，是『资本主义无能应对气候变迁浩劫』。跳脱资本主义，『人类』完全有能力在生态的限制下，建立繁荣的社会。」
他们的论点很好，但并不完整。人类并不必然只能活在资本主义之下。人类有能力建立各种社会秩序，包括具备更长远视野与更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社会。在我们的历史上，人类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如此生活，至今许多原住民文化仍保有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观。资本主义只是人类集体历史的一小点。
单把责任归咎于资本主义是不够的。没错，对于无止境经济成长与利润的追求，阻碍了迅速脱离石油的迫切性。没错，1980与1990年代全球宣泄而出、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也就是今日所知的新自由主义，是近数十年来全球排放急遽升高的单一最大元凶；它也是各国政府开始会面讨论（讨论、讨论、再讨论）减少排放后，以科学为基础的气候行动的最大障碍。即便对于自认是气候变迁领袖的加拿大与法国等国，新自由主义仍是它们最大的挑战。
不过，我们必须坦承专制工业社会主义也对环境带来灾难，最明显的例子是1990年代早期，前苏联解体后，碳排放出现短暂暴跌的情形。我在《天翻地覆》一书写道，委内瑞拉的石油民粹主义持续了这种有害的传统，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让我们承认上述事实，并且指出有着强大民主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例如丹麦、瑞典与乌拉圭——有着全球最具前瞻性的环境政策。据此我们可以总结道社会主义并不必然关注生态，但是新模式的民主生态－社会主义将是人类集体生存的最佳机会；它以谦卑姿态从原住民的教导中学习对于未来世代的责任，以及所有生命相互关联。
随着一群运动出身、提出民主生态－社会主义理念的政治候选人的窜起，我们有机会做出改变。他们将过去数十年来因新自由主义崛起导致的经济掠夺，与惨遭蹂躏的自然环境联系起来。部分受到桑德斯（Bernie Sanders）竞选总统的启发，角逐不同职位的候选人，例如纽约的亚力山卓‧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夏威夷的坎涅拉‧英格（Kaniela Ing）以及其他许多候选人，纷纷提出「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政纲，藉此满足所有人的基本物质需求、对种族与性别不平等提出真正解方，同时催生迅速转型至完全再生能源的方案。纽约州州长候选人辛西亚‧尼克森（Cynthia Nixon）与纽约州检察长候选人查菲‧乔特（Zephyr Teachout）已经宣誓不会接受石油公司的政治献金，并且承诺将会起诉它们。
无论这些候选人是否自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者，都拒绝民主党建制派的新自由主义中间路线，即以不温不火的「市场解决机制」因应生态危机，以及川普对大自然全面开战的姿态。相对于过去或今日不民主的社会主义榨取模式，他们也提出具体的替代方案。也许更重要的是，新一代的领导者们没有兴趣将「人性」作为一小撮菁英贪婪与腐败的代罪羔羊。相反地，他们试图拯救人性——尤其是最不被制度听闻与纳入计算的成员——并且寻找他们的集体发声与力量，来与菁英们对抗。
我们没有失去地球——但是地球以极快的速度变热，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将被它抛弃。在此关键时刻，一条通往安全的新政治路线正在浮现。现在不是为失去的岁月哀嚎的时刻。是时候我们赶紧走在那条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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