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杰 || 记忆老西安：西大街(三）

5、西大街上的陕西省图书馆

　　西大街东头有陕西省图书馆，以及社会路口的陕西省文化局招待所，都是我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经常去的地方。

　　小学六年级开始在陕西省图书馆办证借书，一直到1966年，读了不少书。而且每次经过时，只要有时间，必进馆里的阅览室翻翻最新的报刊杂志看。可以说这里曾是我的精神家园。

　　陕西省图书馆曾位于西大街146号，地址原是西安有名的亮宝楼。1900年，慈禧太后因“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避祸西逃来到西安。第二年她返京时，各地进贡的漆器家具、丝绸、工艺品、宫灯等珍宝都留在西安。陕西巡抚恩寿于1910年把总督署东院的一栋二层楼改作“劝工陈列所”陈列珍宝，老百姓们便称之为“亮宝楼”。 1914年，陕西省图书馆由梁府街(现青年路东段)学务公所迁入“亮宝楼”。1918年，昭陵六骏在被文物贩子盗走途中，被群众截获其中四骏，便先安放在亮宝楼房内。清曹骥观《昭陵六骏歌》中的“大车捆载咸阳过，纵说神物有护持，到此已嗟缺两个。”说的就是六骏被盗的故事。另外，亮宝楼大院里还保存过钟楼上的唐景云钟。加上楼中保存的陕西省图书馆馆藏的宋元刻本《碛砂藏》5594卷（全经6263卷）等珍贵古籍，实际上应该是西安最早的一座历史博物馆，称亮宝楼可谓名副其实。

中山图书馆

　　当年的“亮宝楼”是一座两进的四合院，砖券的拱形门有两扇朱红色的门扇，坐北朝南数十米的门墙，镶嵌着精美的砖刻，门脑上的砖刻竖匾 “中山图书馆”五个大字是于右任先生的手迹。后院西北原有角门，院内古木参天，曲径通幽，是清总督行署的花园。

　　省图书馆1927年更名为陕西省立中山图书馆。1931年7月更名为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1937年改名为“陕西省立西京图书馆”，解放后确定为“陕西省图书馆”。2001年迁到长安北路与南二环交汇处的新馆。值得一说的是新馆大楼立面上采用了陕西省图书馆初创时期的藏书楼——“亮宝楼”具有的券形窗。西大街原址则改建为陕西省图书馆少年儿童分馆，2005年6月1日正式对小读者开放，门开向南，门牌为南院门53号。

　　我的朋友梁经旭是陕西省图书馆馆史(上册)的撰稿人，他告诉我：“最早的省图在南院门，1927年后，图书馆扩大了面积，从南院门几乎快连通了西大街，当时的图书馆旁边还有动物园、植物园等”，够热闹的了。他的父亲梁午峰先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1年后曾历任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校长，杨虎城主陕任省政府主席时委派他出任三原县长。他还参与创办了西安力行中学、培华女子职业学校、泾阳西北仪祉农学园等。西安解放后，1949年7月，梁午峰先生曾是陕西省图书馆首任馆长，著述丰厚，著有《论语贯读》《道德经贯解》《大学中庸新解》等书。我收藏有梁午峰著、梁经旭整理的《论语贯读》三秦社出的版本。这本《论语贯读》当年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冯有兰先生认为：是一部独树一家之言的力作。为该书作序的武复兴先生，武老亦是我的老师，西北大学教授、文化学者、诗词专家，也任过省图馆长。我与武老交往较多，他住后宰门，父亲是任过陕西历史搏物馆馆长，陕西文物界的大腕武伯伦先生。我写武伯伦先生和西安老街后宰门，都采访过武复兴老师。2008年曾一起参与陕西省文史馆与陕西诗词学会主办的“长安雅集”诗歌大赛，担任评委，不过武老负责评古典诗词，我评新诗。

　　有意思的是，我在铜川市歌舞团的同事卢素萍的父亲卢亚强也担任过陕西省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

　　卢亚强，男，贵州兴义县人， 1917年1月24日生。1938年投身革命，来到延安，赴瓦窑堡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大队学习。先后担任西北工学院党委委员、西北工业大学党委委员、校办厂厂长等。我七十年代见过老人，印象中他身材不高，但腰板挺直，非常精神，十足的军人风范。卢素萍是舞蹈演员，铜川市歌舞团的台柱子。1970年就在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中扮演喜儿。1978年后调回西安，在西安市群众艺术馆任舞蹈教练，她的家就曾在省图书馆南院门口，她和梁经旭都很熟。

6、西大街上的饭店、招待所

　　西大街有个西京饭店，也称西安市人民政府招待所。1993年我接待一个台湾大陆诗人访问团，由《葡萄园诗刊》《秋水》《世界论坛报•世界诗页》等报刊组成，下榻在西京饭店。最红火的是搞了个两岸作家诗人联谊会，台湾几个诗人演唱大陆歌曲竟唱了首大跃进中热歌《骑马要骑千里马，戴花要戴大红花》，不知咋学的，令我诧异。带队的台湾老诗人叫文晓村，成员还有涂静怡、刘霏、晶晶、白灵、台客等。诗人晶晶是个老西安，三四十年代在西安上过玫瑰女（子）中（学）。其间，台湾老诗人吟诗让人真正领略了古风。当时全场合唱《阿里山的姑娘》，两岸诗人群情激奋热泪腾飞，血浓于水的同胞之谊令人动容，平日严肃不爱凑热闹的陈忠实也被感动得泪眼婆娑，他上台用陕西方言朗读了《白鹿原》中有关描述白鹿传说的一段文字。“很古很古的时候，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蹿高了，黄不拉几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川里全是一色绿的麦苗……”

　　记得那天来了五六百人，诗人渭水主持。

　　陕西省文化局招待所，位置原是辛亥革命后的长安县衙旧址，也是清代西安府遗址。面积不小，分三四进院子。 1949年后旧房翻修，还盖了新楼，为陕西省文化局机关所用。后省文化局搬到西一路，这里才变成省文化局招待所。

　　我七十年代在铜川市歌舞团工作，那些年几乎年年省上有汇演、调演，每次我们都住宿在省文化局招待所。我还收藏有几张当年的出入证，例如：1972年陕西省文艺创作调演大会出入证，以及一张七十年代（年份不好确定）的陕西省音乐创作演唱演奏会出入证。还有一张代表证，是我调入铜川市艺术馆任戏剧文学组组长、《铜川文艺》负责人时的。那天是1983年9月10日，我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在西大街省文化局招待所举办的“文革”后第一次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

　　记得有一年全省汇演，在省文化局招待所，出了件牵扯所有代表团八百多名成员的中毒事件。是吃了存放在防空洞中变了质的大肉引起的。来势迅猛，各地市代表团依次发病，先是榆林，接着是延安、铜川，第三天西安、宝鸡、咸阳、渭南，最后商洛、安康、汉中。越是热的地方发病越慢，可能他们对腐烂食物抵抗力高吧！我当时有胃溃疡病是最早随榆林一起发病又吐又泻，发高烧39度5。当晚被送西医二院，因送来病人太多只能在楼道救治打吊针，病床一字排开，像在文化局招待所住通铺那样，而且男女混杂，我右邻右舍全是榆林艺术团的美女演员，吊一夜针，大清早一量体温正常，就开点药撵走了。因为第二天送进来的更多，而且后进的得吊二三天药瓶。我们铜川团乐队有几个号称铜肠铁胃的演奏员，过三天才发病，一连打了六天，其中一位打了九天，自然陕南犯病迟的都多住了几天院，几乎无一幸免。可能拖的越长，中毒越深吧。汇演只能半途而废，各地市代表团纷纷打道回府。幸好那年月一切政治挂帅，也不准曝光，使一件影响全省的大事故永远成谜了。

7、西大街上的钟鼓楼

　　西安城的钟鼓楼都在西大街，现在仍有个钟鼓楼广场。

　　如今西安城中心的钟楼，曾经就在西大街广济街附近。广济街曾是唐代承天门大街的一部分，应是当年西安皇城的中心。有记载说：西安钟楼，始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初建时，地址在今西大街广济街口迎祥观，与鼓楼对峙。明神宗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由监察御使龚懋贤主持，将钟楼整体迁移于今址。

　　但如今令人质疑的是西安钟楼是否在迎祥观与鼓楼对峙。

　　因为将钟楼迁移今址的龚贤在《钟楼碑记》说：“西安钟楼故在城西隅，徙而东，自予始，楼惟筑基外一无改剏。”只说“西安钟楼故在城西隅”没指名迎祥观。而迎祥观还有一座钟楼，日本学者足立喜六1907年7月3日拍摄有迎祥观钟楼的照片，其型制大不一样。如钟楼在迎祥观，就无法与鼓楼对峙，它们大致处于一条线上。再有，一座迎祥观不可能有两个钟楼。

　　当然这些争议都不妨碍钟楼曾位于西大街。再有趣事则是钟楼上的景云钟，甚是神异，据清乾隆年所立的《重修钟楼记》所云：“明时建是楼，以徙景龙观钟，既悬，扣之不鸣。”又云：“钟铸于唐景云之岁，历世久远，神物有灵，迁其地而不宁”。所以，只得重铸铜钟悬于楼中。当然其原因不明，是它留恋故地的西大街，显然有点荒诞。这口换下的国宝级文物唐景云钟，曾收藏于西大街原是西安有名的亮宝楼的陕西省图书馆，现藏西安碑林。

　　作家冷梦在迎祥观小学上过六年学，她家当时住庙后街。后来迎祥观小学改为西大街一小，我初中同学屈锦民的母亲何宜春老师，曾在这所小学教了17年书，从1955年到1971年，任过西大街一小教导主任。

　　鼓楼位于西大街竹笆市对面，北院门南口，始建于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比钟楼的建造时间稍早。建筑为重檐歇山式，琉璃瓦覆顶，重檐三滴水。是所存在中国最大的鼓楼。鼓楼建于高大的长方形台基之上，台基下辟有高和宽均为6米的南北向券洞。前后屋檐下曾分别悬挂着两块匾额南为“文武盛地”，北为“声闻于天”。匾长8米宽3.6米为蓝底金字木匾。两组八字均为贴金凸体字字。我上学前随父母经过鼓楼就认识了这八个大字，当然是父母给指认的。这应算是我这一辈子认识的最早的字啦！

　　后来成人了，就觉得这八个字写得特别大气庄重，有着正大光明的味气。又体会到这几个字蕴含着的人文精神是那么的浑厚博大。相传是陕西巡抚张楷模仿乾隆御笔书“文武盛地”，又由咸宁学士李允宽书“声闻于天”。蓝底金字，堪赞千古绝笔。

　　可惜，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刮起时，“横扫一切”“破四旧”，把这两块牌匾卸下来砸烂了。那时候，我路过鼓楼，朝楼正中间望去，总觉得空落落、灰不塌塌的。没有了这两块匾，鼓楼一下子没了精神。现在，复制的牌匾又挂了上去，但不可能恢复原貌，字的笔划感觉上有点浮肿，但差强人意，我路过时，总会不自觉的抬头看，心里头也舒坦多了。原来，鼓楼的“文武盛地” “声闻于天” ，是咱西安人的精、气、神，也是咱西大街的脸面。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有童谣说“西安有座钟鼓楼，半截插在云里头”。当然夸张得厉害，原因是当年，甚至是二三十年代，整个西安，包括西大街没有比钟鼓搂高的建筑。

　　鼓楼下面的门洞在二十年前还是一条进北院门的通道，地上铺的是大青石板。记得墙边还堆有几块石头可以坐，每当盛夏中午时，我从钟楼朝西走，总在这门洞里歇脚，洞里渗凉，有穿洞风不时刮过，那个爽呀！

　　1965年我还在鼓楼对面的迎春商店和北院门附近的西华商店打过工。八十年代我住在钟楼下社会路的所巷，上班所在的西安市文联，在莲湖公园南边一条半截巷莲湖巷。这几处地方离鼓楼都不远，所以经常从鼓楼门洞穿行。但说老实话，我至今没上过钟鼓楼，写此文时我想，已快七十岁了，哪天真得上一次，且不要花钱购票。

　　过去西安的大牌楼不少，最漂亮的都在西大街，一个在都城隍庙前，一个在钟鼓楼之间社会路口。那是一座木质雕花大牌楼，我在五十年代看见了它，到1965年拆掉，都没有油漆彩绘过，都一直素面朝天，显得古朴而苍凉。我曾在西大街拓宽改造建钟鼓楼广场时，就曾在一个会上建议在原址恢复这个大牌楼，以连接钟鼓楼，但人微言轻，自然难以受到重视。所以我始终认为，如今新修的下沉式的钟鼓楼广场，是西大街改建过程中的一个败笔。

　　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写老街巷从资料（纸）上得来的总是觉得像嚼别人剩下的馍，不得劲。亲历亲闻非虚构应是我遵守的，而采访即躬行听口述史，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才生动有趣、真实真切，引起当事人的共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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