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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外国领导能在中国享受“逝后殊荣”?丨视知政治课

2016-11-30 田小雪 视知



把卡斯特罗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人,你们错了。


按照我国官方的标准,卡斯特罗可不仅仅是“老朋友”级别,而是“中国人民亲密的同志和真诚的朋友”。



从他去世后在中国的待遇就看得出来:


习近平同志就任国家主席之后第一次到外国驻华使馆吊唁,而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则作为习近平特使赴古巴参加悼念。


谁有资格获得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亲自吊唁?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老朋友”、“伟大朋友”,分别会受到中国官方怎样的吊唁标准?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为你解说,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哪个外国领导的追悼会最重要。


接下来你将看到


       ● “老朋友”其实不是最高级别,还有“伟大朋友”

       ● 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小伙伴”,要专门出国送一程

       ● 不是谁都能降半旗


很羡慕老朋友待遇的值班编辑 / 田小雪



“老朋友”其实不是最高级别,还有“伟大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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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外交部网站关于礼宾知识的描述,外国政要去世后,中国通常的致哀做法是:发唁电、到驻华使馆吊唁并送花圈,派遣特使赴国外参加葬礼。

 

如果逝者与中国渊源很深,中国还会为其降半旗致哀。


● 国家领导人前往治丧国使馆吊唁,一般包括签名或者题词、献花圈、默哀等。


唁电的写作和吊唁活动的安排,主要由外交部地区司提建议。唁电的叙述和用词,根据双边关系来定。吊唁活动的具体安排,也会因每个国家的国情和交情有所区别。

 

西哈努克去世,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还以个人名义发表唁电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此前的1994年,恰逢金日成逝世时,《人民日报》也刊登了邓小平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唁电。

 


作为一个吃瓜群众,要想提前一窥中国吊唁逝者的规格,不是没有可能。窍门就隐含在领导人的唁电中,逝者与“中国人民”的“朋友”关系越亲密、称呼越多,吊唁规格就越高。


从1949年到现在,《人民日报》刊登的唁电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四个“朋友”分别是:“伟大朋友”、“亲密朋友”、“老朋友”和“好朋友”。


按照外交部礼宾司官员的说法,排序应该是这样的:

 

1_“伟大朋友”:与中国有长期联系,感情深厚的外国政要

2_“亲密朋友”:与中国关系不错,曾经或现在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的领导人

3_“老朋友”:与中国关系不错的西方国家领导人

4_“好朋友”:多用于称呼非国家元首,比如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

 

“伟大朋友”和“亲密朋友”,一般能享受到政治局常委亲赴驻华使馆吊唁。


2011年12月,朝鲜第二代最高领导人,“亲密朋友”金正日逝世。时任中共中央九常委分两批,到朝鲜驻华使馆出席吊唁活动。


“伟大朋友”、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的追悼规格,更远远超越了很多其他“朋友”:


● 天安门降半旗致哀

 

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首都机场等地降半旗,在任和已经退休的政治局常委送花圈,胡锦涛、温家宝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戴秉国护送灵柩回国,贾庆林赴金边出席葬礼……都显示出中国对于这位“伟大朋友”的重视。


毕竟,他可是“与中国结下了半个世纪的情缘,和中国三代领导人都拥有深厚的友谊的人”。


● 2012年10月17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前往北京医院出席西哈努克遗体告别仪式。

 

“老朋友”和“好朋友”去世后,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会发去唁电,但到驻华使馆吊唁的官员,则一般是曾驻该国的大使级别官员。

 

当然啦,以上这些区分,仅供参考。子曾经曰过,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同样是“伟大朋友”,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就没有西哈努克的待遇高。


2013年3月,查韦斯去世,虽然党和国家领导人唁电也发了,政治局常委亲赴使馆吊唁,不过到委内瑞拉参加葬礼的,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老朋友”里也有“超规格”的。


2005年8月,沙特国王法赫德去世,去驻华使馆吊唁的是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而出席法赫德葬礼的,也是国务院副总理。


2015年3月,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去世,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和张高丽4名常委齐发唁电,张高丽还亲赴亲赴新加坡大使馆吊唁。这从习近平的唁电中可获知一二,习近平称,李光耀是“中新关系的奠基人、开拓者、推动者。”



 

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小伙伴”,要专门出国送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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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哈努克之前, 由“正国级”领导人亲自出席对方国家领导人的葬礼, 还要追溯到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到南斯拉夫出席总统铁托的葬礼。




这也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唯一一次出国参加葬礼。

 

当然,这一切都比不上中国人悼念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的规格。


在中国官方唁电中,斯大林的级别比“伟大朋友”还要高——中国人民


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患脑溢血在莫斯科逝世。毛泽东第二天就带着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张闻天、彭真、邓小平等人,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吊唁。


之后,一个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远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这个代表团的规模可谓庞大,中国大部分部门的“一把手”都在其中:



● 1953年3月8日,中国代表团在苏联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参加斯大林葬礼。左起:李富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郭沫若(政务院副总理)、周恩来(政务院总理)、张闻天(中国驻苏联大使)、罗瑞卿(公安部部长)。

 

3月9日,斯大林的葬礼在莫斯科举行。当天,中国“一切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人民团体的人员和街巷里弄居民以及正在行进中的人马车船等,均停止活动五分钟,并就地肃立静默,所有当地厂矿、火车、轮船汽笛齐鸣,以示哀悼”。


● 在天安门广场吊唁斯大林的中国人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亲自撰写了悼念文章《最伟大的友谊》,称斯大林为“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他“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时代”。


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际,全国各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再度悬挂半旗纪念。

 

这一级别的吊唁,应该是前无古人了。

 

其实,在1980年代之前,国家主要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就常常“奔波在去国外领导人葬礼的路上”。


1965年3月,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去世,已经67岁的周恩来跟随送葬队伍,在风雪中徒步了5个小时。


1969年9月3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去世当晚,周恩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飞往河内吊唁。他回国后,9月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葬礼。



2000年之后,“正国级”领导人出国的机会就少了许多。遇到外国政要去世的话,中国一般会派出副国级领导人,如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这一级别的领导参加葬礼。


比如200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出席阿拉法特的葬礼;2009年,时任国务委员的唐家璇出席韩国前总统金大中葬礼;2012年9月,时任副总理回良玉参加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葬礼。

 

十八大后,“老朋友”的葬礼,较多是由部长或驻外大使参加。


比如前面说的查韦斯的葬礼,出席的是发改委主任;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葬礼,出席的是中国驻英大使。



更高级别的礼遇,是国家副主席参加葬礼,除了这次古巴的卡斯特罗,还有2013年的曼德拉葬礼和2015年的李光耀葬礼。



不是谁都能降半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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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悼念过世的“老朋友”上,为了彰显足够的诚意,“降半旗”并不罕见。


捷克斯洛伐克哥特瓦尔德、蒙古布曼增迪、罗马尼亚格罗查、保加利亚达米扬诺夫、罗马尼亚乔治乌-德治、越南胡志明、朝鲜金日成等外国政要去世时,中国都为他们降过半旗。

 

这些领导人所在国家在当时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

 


● 毛泽东与胡志明会面

从过往来看,1969年之前,下半旗的概率比较高。


以1953年为起点,16年间共发生过12次,绝大多数为“各地下半旗”。1969年后,中国为逝世的外国领导人降半旗的频率大幅降低,其范围也不再是“全国各地”,而主要是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和外交部。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就很少为他国领导人离世降半旗,享受过这个待遇的只有西哈努克一人。




比如“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萨马兰奇去世,就没有“降半旗”的哀荣。

 

顺便说一下,根据《联合国旗典》,能够享受降半旗致哀待遇的有会员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还有该国象征人物,或与联合国有重大联系的世界级领导人。


1949年之后,中国先后有5名领导人去世后享受到联合国降半旗的礼遇,他们分别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宋庆龄和邓小平。

  

实习生任芳言亦有贡献


参考资料:


《人民日报》(1949~2016)、新华社、外交部网站、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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