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百天丧父，母亲和祖母没有名字，却成为濮存昕、何冰、吴刚共同崇拜的偶像
于是之
玩世不恭的演员，大约是连玩世不恭的角色也演不好的。
——于是之
他的父亲曾在张学良的部队当营长，一直在外征战。
在他刚满100天的时候，传来恶耗：父亲阵亡了。
一个家就此失去了庇护人。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把他带到了北京，在西华门外的一个大杂院里找到了栖身之处。
从此，他跟着寡居的祖母和母亲过日子，过着“一当，二押，三卖，四借”的生活。
那时人们形容无文化，常说他们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
但他的祖母和母亲更彻底，她们压根儿就没有名字。
但他极为好学上进，母亲靠着帮人缝缝补补和本家亲戚的赞助，咬着牙把他送进了校园。
他曾在北平孔德小学读书，毕业于北师附小，初中就读于北平师大附中。
中学期间，他迷上了中国古典文学与音韵学，梦想长大当个学者。
但15岁那年本家亲戚生活困难，断了资助，刚读完初中的他只得离开了校园。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求学的信念，白天做工，晚上就挑灯夜读。
16岁当了小录事之后，他又在晚间去夜校学习法语与法兰西文学。
每天上下班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背古文或法文单词。
就在这个时候，曾经的几个同窗好友给他提供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学习机会：夹带着他混进了当时的高等学府——辅仁大学。
那时候总有学生逃课，每天都有空下来的位置，教授们上课也不点名。
自幼好学的他对人生充满幻想：“在我有些志愿的少年时代，我的志愿很奇怪，想当一个语言学家。”
不过，这个梦并维持不了多久。
“那时家里穷，语言学对穷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太不实际了。”
1944年夏天，法文夜校放暑假了。
老同学们拉他去演戏，在法国剧本《牛大王》里演男主角。
他想这不难，就答应了。
没想到，他从此迷上了演戏。
过去同学们看《少年维特之烦恼》，叫他也看，他看了，却看不下去，叹：“我没有‘少年’。”
大学的生活，让他眼界大开，很快结识了一群大学生朋友。
在他们的力邀之下，外向开朗的他加入了学校的一个业余剧团。
没想到这个“旁听大学生”在剧团的排演当中表现得非常出色，首次登台就引来了满堂喝彩。
他后来将中国话剧第一次推出国门，震撼西方。
他叫于是之，被称为话剧界的“梅兰芳”。
现在的明星实在太多了，可真正的演员有几个呢？于是之是让所有演员推崇的大师。
1945年，抗战胜利，于是之被亲戚拉进祖国剧团，参与《蜕变》《以身作则》等剧的演出。
那年他18岁，这是他戏剧生涯的正式开始。
1947年，于是之进入北平艺术馆，参加《上海屋檐下》《大团圆》等剧的演出，渐渐地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话剧演员。
1948年春节，于是之家里依然是“吃上顿没下顿，经常揭不开锅”。
好友黄宗江给他们母子送来了一条鲜鱼，母亲立即把鲜鱼收拾干净红烧好，等着儿子回来一起吃。
可于是之春节演出很多，从初一到初四都没能回来。
那几天，每当吃饭时，母亲都要热上一遍鲜鱼，摆在桌子上，一边急着等儿子回来，一边顺手把鱼里的刺一根根拣出来。
直到最后鱼刺竟然全捡完了，鱼肉却一块也没动，还保持了原形。
初五的中午，于是之回家了。
母亲再一次把鲜鱼端上桌子来，让儿子趁热吃。
当于是之发现鲜鱼里已经连一根刺也没有了的时候，赶忙放下筷子，看着母亲那张苍白的、布满皱纹的瘦脸。
他心头一阵发紧，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着转转。
年底在北平城快要解放之前，母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可于是之演的戏，母亲一次都没能看过。
他说，母亲的一生对我的演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她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
母亲去世后，北平解放，于是之加入了华北人民文工团。
也就是后来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家俗称的“老人艺”。
1950年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在筹划排演一部大戏《龙须沟》。
人们都说“先有《龙须沟》，后有北京人艺”。
一来，《龙须沟》演于1951年，北京人艺成立于1952年；
二来，《龙须沟》奠定了北京人艺的表演风格。
导演是是当时的著名导演焦菊隐，他早年曾留学法国，对戏剧颇有研究。
为了给这部大戏物色最合适的演员，焦菊隐来到首都剧场观看“老人艺”的演员们排戏。
其中一名演员的表演深深的吸引了台下的焦菊隐，他看中的这个人就是于是之。
焦菊隐希望于是之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疯子。
这是于是之在新中国话剧舞台上主演的第一个经典形象。
即使有生活根底，要演好性格复杂的程疯子也不容易。
演员郑榕回忆：“于是之特别爱学习，每次排戏都写一厚摞排练笔记。”
于是之通过很长时间泡茶馆、找资料、找民间艺人们聊天，确定了程疯子的性格特征。
后来，于是之为程疯子写了6000字人物小传，才终于把这个纸上人物请到了台上。
有人说，于是之把《龙须沟》里的“程疯子”演绝了、演震了。
1951年2月，话剧《龙须沟》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功演出，被誉为解放以后第一个现实主义的优秀话剧。
23岁的于是之凭借“程疯子”一角，一炮打响，红遍大江南北。
1957年，于是之偶然看到了老舍先生的名著《骆驼祥子》。
书中71岁的洋车夫“老马”一下子在于是之胸中激荡起了创作的激情，他感到“老马”就是他幼时认识的老郝叔。
他决定申请出演剧中的“老马”。
为了说服导演，他竟然写了一份3000多字的申请书。
其实剧中“老马”仅仅出场两次，是个不折不扣的小角色，可于是之为这个角色着迷。
正因为于是之的执迷不悟，一位饱经沧桑的洋车夫“老马”最终出现在舞台上。
《骆驼祥子》演出的当天，首都剧场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三轮车，这些三轮车工人看完了演出之后，无不拍手叫绝。
同年年底，《茶馆》开排，导演焦菊隐挑选于是之演主角，扮演“做了一辈子顺民”的王掌柜。
茶馆老板“王利发”，是全剧的灵魂：
他一心想让父亲的茶馆兴旺起来，为此他八方应酬，但最终还是被冷酷无情的社会所吞没。
于是之非常喜欢《茶馆》这个剧本和王掌柜这个角色，让他一下就想起了小时候同院的邻居陈大爷。
于是乎，于是之便去找了陈大爷。
“譬如王利发第二幕的手，一种虽常操劳而好干净的人的手，便是我从陈大爷的身上‘剽窃’来的。”
一个演员捕捉到一个对角色最恰当的手势，是多么要紧呐！
老舍原先给《茶馆》设想的结尾是，说书人是革命者，在宣传革命时，不幸暴露。
王掌柜为掩护革命者，奋力救了说书人和听书人，自己饮弹牺牲。
但于是之越想越觉得不太妥当。
当老舍一再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犹豫再三，终于鼓足勇气说：
结尾能不能改成“三个老头话沧桑”，然后王掌柜就进屋上吊了。
老舍听闻惊喜不已，很快就照于是之的想法对结尾重新做了修改。
1958年的春节，老舍的《茶馆》上演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而全剧的结尾更是被称为茶馆里面最精彩的绝唱！
老舍
看完茶馆首演之后，老舍先生兴奋不已，回到家里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
于是挥毫写下了一帧条幅：“努力如是之者，成功其庶几乎？”
于是之收到条幅之后，一声不吭，既没有向旁人显露此事，更没有马上装裱起来张挂在墙上，只是悄然锁进了写字台的抽屉里。
一锁就是30年，甚至同事们、朋友们、亲戚们也一无所知。
一直等到为了长久留存条幅而拿去装裱的时候，才被公开出来。
从《茶馆》开始，于是之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上，从北京一路演到欧洲。
1980年9月，作为我国话剧的经典之作，《茶馆》应邀到欧洲作巡回演出。
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跨出国门!
在西德演出时，观众的热情大大出乎了于是之的预料：
演出结束，演员谢幕，可观众迟迟不肯离开，台下观众都激动地站起来，一边喊着一边鼓掌，几乎达十多分钟。
据统计，当时谢幕最高达十五次，这是西方话剧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奇景。
当时西德的报道当中，《茶馆》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他们对于是之的表演尤其称道。
有评论说观众是屏住呼吸观看这个人物从青年到老年的，于是之对角色的处理是演出当中最高的成就之一。
回国之后，一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几个记者称于是之为“大师”。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称呼竟然让于是之整整两夜睡不着觉，这个称呼让他不堪其重。
于是之问老友什么叫“大师”？
老友告诉他：“以前无古人的审美内容和审美方法，在艺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不朽人物叫大师。”
于是之说：“那请你写篇文章告诉大家，大师不能满街走，我不是大师，不能称大师。”
那应该如何称呼呢？
于是之说：“我一辈子只认演员二字。”
于是之递上的工作名片上，从没有诸如“一级”“院长”之类的修饰语，只有普普通通的五个大字：“演员于是之”。
何冰还是中戏学生时，看过于是之扮演老舍。
何冰记得，戏一开场，于先生拖着根手杖，倒背着手，慢慢从上场门走出来，而单单就是这几步走，就已经将老舍先生的魂儿给表现了出来。
何冰当时就给看痴了！
那时，何冰最大的想法就是成为于是之，太想成为他了！
自1985年到1992年，于是之做了8年的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
名义上，曹禺是正式院长，他是第一副院长，但担任实际工作的是他。
王蒙回忆道，有领导曾想让于是之当文化部部长，但于是之头摇得像拨浪鼓，一个劲儿地说不行。
于是之之所以一直待在北京人艺，是因为“我还是在这儿眯着吧，在这儿抓空儿还能演点儿戏呢！”
当时人们说，“宁带一个师，不带一个剧院”。
复杂繁琐的行政工作也时常让他疲于应对，甚至苦不堪言。
“上边给了我一个正局级待遇，给我配了一台车。打那儿开始，每天早晨起来，汽车‘呜——’把我拉来了，晚上‘呜——’又把我拉回去了。拉了我8年。事儿办好办坏不说，身体反正是散了。”
于是之曾说：“我呀，我原来演戏算是内行吧，但是当了官儿，就外行了。”
他人情味浓，抹不开面子，当院长，出国、分房子、评职称，全找他，让他焦头烂额。
最痛苦的时候，于是之想到过自杀。
“我在紫竹院的那个房子是在12楼，有好些回我站在阳台上，想顺那儿走下去……”
那时很多人因为分房子的问题误解甚至责骂过他，但他从没给自己留过房子，全部分给了需要的同志。
他一直住在剧院的宿舍里，直到最后因为不符合防火要求宿舍不允许人住了，他才搬家。
一直到文联在他60多岁的时候给他分了套房子，才算住到了真正的楼房里。
同样担任北京人艺副院长的濮存昕，对于于是之担任剧院领导期间的心境颇为感同身受。
“那段时间他放下所有的事专心抓剧本创作，不过‘文革’之后的百废待兴让他遇事不顺，他是在用自己的良心和忍耐应付人事难题。”
在担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期间，于是之始终把抓剧本作为剧院的主要工作。
北京人艺剧作家郭启宏说：“在中国没有一位像他那样的那么懂得尊重编剧、作者、知识分子的领导。”
作者剧本的修改，于是之都用铅笔的，不会用钢笔、圆珠笔。
你如果听取他的意见，就改了之后把他的意见用橡皮擦了，如果你不吸取，也可以擦了。
他总说：“人家写东西，花了那么大的心血，那么不易。你看了一遍，就认为自己能给别人提意见吗？”
所以1989年时，于是之竟一气病了。
受到观众欢迎的戏《新居》，刚刚演出八场就被有关领导命令停演了。
理由竟然是“作者是为有问题的知识分子说话，打抱不平”。
剧场已经卖出去的票，也被命令全部把钱退还给观众。
后来，那位领导不知为什么又羞答答地改变了说法：“这个戏修改以后，还可以演出，并不是大毒草！”
于是之愤然质问对方：“请你们查查发下来的文件上，到底是怎么写的吧！”
为了这场不小的艺术创作风波，于是之心力交瘁，竟大病了一场。
他说：“他们真不知道，‘枪毙’一个戏，给那些创作人员带来的伤害有多么大啊！”
90年代初，于是之就有了“老年痴呆病”的前期症兆：
记忆力明显减弱，伴之口齿不清的状况。
1992年7月16日，是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的纪念日。
茶馆在首都剧场作第374场演出，时隔34年。
当年参演茶馆的演员们大多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因此这也是茶馆原班人马参与的最后一场告别演出。
对于这场茶馆绝唱，所有观众都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那天，不但观众席里坐满了人，就连剧场两边靠墙的通道上也都站满了人。
那天在剧场门口“钓鱼”买戏票的人花上150元、相当于剧场当时售票票价的7倍还要多，也很难买到一张票。
同时，还有几十个、上百个没有买到戏票的观众不肯走，硬是在门口等了两个多小时。
剧院演过这么多戏，从来没有过没买着票也不走，一直等到第三幕结束了，跟剧场的服务员提出来：
“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谢幕？”
争着涌入剧场的观众席里，最后再看上演员一眼，这就是演员的艺术魅力。
然而，于是之演出时嘴巴总是难以控制地不停抽动，而且还出现几次忘词现象。
他没有想到演了400场的熟戏，在告别舞台上偏屡出毛病。
但热情的观众并不在意，谢幕时，大家都万分激动。
不知是谁打出的“戏剧之魂”的条幅，有人还大声喊出“王掌柜！永别了”！
面对着如此壮观的场面，舞台上的于是之含泪致谢。
有一位观众叫他签字时写点什么话，于是之不假思索地写了一句话：‘感谢观众的宽容。’
他的那句“感谢观众的宽容”，日后竟成了人艺一代又一代演员谢幕时的“潜台词”。
1996年话剧冰糖葫芦在首都剧场演出，同时也是于是之人生中最后一次在舞台上露面。
于是之带病参演人生最后一部话剧《冰糖葫芦》，除了北京还到天津、上海演出共20多场。
《冰糖葫芦》是于是之留给人们的最后话剧记忆，从此他再没登上过一生眷恋的舞台。
一日，一个记者到于是之家里采访，架好了高档摄像机。
请于老坐到书桌前，摆一副认真读书的模样，赞扬于是之老人虽年事已高，仍不辍认真读书学习。
出乎记者意料的是，于老竟然拒绝入镜。
“这是作假，我不能配合。我最近很少读书，如果表扬我读书不止，绝对是作假。”
1999年，于是之正在家中吃饭时摔倒在地，老伴上前扶他，结果也被重重摔倒，腰部受伤，二人都住进了医院。
后来于是之严重失语，几乎就如同植物人一样，长年卧病在床。
可戏演不成了，于是之还艰难地坚持着写字，直到写出来的字连自己都认不得。
之后就是常年躺在床上，人艺60周年大庆前几日，濮存昕和母亲还有曹禺的女儿一起来到于是之病床前。
濮存昕在一边摩挲着于是之浮肿的手，濮存昕的妈妈则大声说：“是之，我们来看你啦！我们想你啊！
今天你表现真好，你好好地配合治疗，好了咱们一块看戏去！”
就在那一刻，已经失去意识十多年、不能言语的老人，左腿抽搐两下，流出清泪两行。
他一生为戏，舞台，是他最魂牵梦绕的。
在中国话剧90周年座谈会上，面对众人的尊崇，于是之说：“我就是一演员，不要给我什么‘划时代’‘北京人艺的代表’这些称号。
我就认一个死理儿，排练场上焦菊隐先生说‘错了’，我就重来；说‘对了’，我就完成了。”
于是之被观众誉为“话剧界的梅兰芳”“话剧之神”。
曹禺说他：风规自远，才见天心。求艺无垠，可胜言哉。
于是之去后，北京人艺的一个时代也随之终结。
《冰糖葫芦》中唱得那句‘都说冰糖葫芦儿酸，酸里面还裹着甜’，依旧刻在每一个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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