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宇路：我愿意是一条泥鳅
葛宇路在北京温榆河边 ©️ARTDBL
最近一次见葛宇路，是在798的画廊周北京，他在公共单元发起的“共同的专列”项目召集了一群年轻艺术家。在夏日午后的户外广场上，搭出长长一圈轨道，让一列列迷你小火车搭载着不同艺术家的作品，从站台出发，从人们的脚下穿梭而过，围观的人群热闹而又小心翼翼，像是巨人国里好奇注视着闯入者格列佛的居民们。
人群中的葛宇路看上去颇有些意气风发，很贴合画廊周北京整体洋溢着的“终于能喘口气了”的氛围。
这让我想起一个月前和葛宇路的见面。
那会儿北京还没解封，在一座陷入寂静的城市，当咖啡馆和餐厅、公园全部闭门谢客，人会变得有些彷徨，仿佛被剥除了某种意义，变成了城市里无处可去的漂流者。
于是我们索性顺流而下，最终坐在温榆河边聊了一个下午。
那天阳光刺眼，大风时而卷过，沙尘漫天，人在其中有些恍惚，只有眼前温榆河的水，看上去清澈舒缓而自在。
葛宇路也自在，他好像在哪里都能自在。三口两口啃了块面包当午饭，乐陶陶说起最近去野外河边的趣味，网上淘来的野餐椅很舒服，租来的电动小汽车超级省钱……轻松，坦然，毫无负担，就是在这样的情绪里，我们也聊起他经历的美院教育，后来的毕业，来自现实的毒打以及获得的免疫力，从城中村到燕郊再到宋庄的生活，以及由此所生发出的，他对艺术的每一次享受与亵渎。
这种自在，也充分印刻进他的几乎每一件作品，在一条无名路上竖起“葛宇路”的路牌，爬到高处与摄像头对视，往汤逊湖里扔一颗糖，把一封情书从燕郊吹往北京，蹬着自行车给自己的展览发电……尽兴，调侃，生活化。
就像他总结说：“都说饱暖思淫欲，在实现了茶叶蛋自由之后，我最大的淫欲就是艺术。”
这句话，似乎充分解释了我们与葛宇路对话的必要性，作为中国当代年轻艺术家群体里一个不可忽略的“符号”，我们太想看到这个极度渴望把自己冠以“中年艺术家”的年轻人，如何拆解符号，如何从各种概念中逃逸，如何痛骂，又如何演绎这一路的逃与杀。
葛宇路是个好的聊天对象，他能接住所有的话头，同意你所有的意见，但同意之后紧跟着反对，以及对反对的反对，他把观念表达的像水一样流动，忽而在左，忽而在右，忽而对，忽而又跳到对的对面，在如是话语的流转中，这场水边谈话看上去几乎在走向“诡辩”。
在葛宇路的语境中，艺术很滑，葛宇路也很滑，正如他对自己的精准形容：一条有时在水里，有时在烂泥里，钻来钻去的，很滑溜的泥鳅。
1
有句话很现实：艺术圈从来不缺谁。这话有两种理解，一方面是：你没有什么独特性，放弃艺术也没什么稀罕的；另一方面：你大可放手去做艺术，只要你参与实践，这个世界就会不一样。看你取悲观还是积极一面去理解。这句话很通透，可能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贡布里希那句“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对我的现实指导意义更强一点。
我当然是取“作为”的一面去理解。所谓 “什么都不做”其实是有点情绪在的。就像我研究生刚毕业那会儿，碰上一些糟糕的人和事，一度觉得很受打击，但后来想，世上没有理想国，我做艺术是因为我喜欢，不是为了他人的目光。
我逐渐意识到艺术并非某种具体的对象，而是一种方式（甚至都不能叫方法），是一种态度和视角，只要把事情做得跟其他人不一样，或者哪怕方法一样但角度不一样，就可以说是在接近艺术了。想明白这个，我就发现自己其实没法做到不做艺术。
所谓艺术或创意有时就这么简单，比如我女朋友扎头发在家找不到皮筋了，就把头发挽起来用吃饭的筷子固定住，挺好看。而且我觉得也很艺术。
这个过程中，艺术显然不是筷子，也不是头发，而是某种超越常规的态度与方式。筷子此刻溢出了我们对筷子概念的定义，松动了固有的认识。受此启发的人，可以尝试着用艺术这个词汇来描述这种感受。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怎么样都可以做艺术，怎么样都拒绝不了艺术。艺术需要的仅仅只是你不随波逐流的生活态度而已。所以后来就回到积极的一面，既然艺术圈从来不缺谁，那么我就按我的想法自由随意地折腾，我相信每个艺术家都这么想。
2
因为研究生毕业时的经历，毕业以后，我就对人跟人之间平等的交流这个命题特别感兴趣。那种把人物化或神圣化的生态，所带来的弊端让我深恶痛绝。这个命题看起来宽泛，但又特具体。比如前两天取快递，排在我前面的是个民工大哥，快递站的大姐就非常嫌弃他：你离我远点，身上没洗澡的馊味我都闻到了。我在现场就挺不好受，但又无能为力，至少在那个具体的情况下，如果我去教训那个阿姨，似乎又制造了新的不平等。
就像我上一个作品《假日时光》，那种为难的处境特别多。比如刚“入职”时，保安大哥们都会对我特别不耐烦，老吼我……知道我是艺术家以后，又对我挺客气。但随着在美术馆代班的深入，我们逐渐变成朋友一样的关系，晚上加班碰上了还会寒暄。
通过艺术，就可能跳出现有的框架，进入新的语境，让大家尽量抛弃过去那些把人划分区隔开的概念来交流。这是个永恒的命题，因为人跟人之间阶级、资源的落差总是会有的，我们需要时刻警惕这些不平等的观念，并与其一直做“斗争”。
一定要说艺术的时代性，也许也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答案。如果继续有人试图把人和人隔开，制造不平等与对立，那艺术的工作就是努力地消灭这种区隔，让交流正常化。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有些艺术从业者今天还在歌颂血统，歌颂奴隶制社会，那该是多腐朽与堕落呀！？
3
我基本上已经不太考虑“对抗”这个词了，前提在于对抗是不可能的，力量悬殊明显，作为个体有什么资格奢谈“对抗”呢？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其实总结了很多思路。不论是“弱者的武器”或者是“直接行动”，都给我很多启发。对抗其实多少都包含某种对具体假想敌的承认，且多少抱有某种对旧秩序的期待。
我不止一次的听人说起，他们对现状的不满，其实只是因为嫌弃自己在这套秩序里并非处于食物链顶端。他们对抗的并非这套等级系统，而只是想让人家把屁股下的位置挪给他而已。我听了不寒而栗。
我比较倾向于黑客帝国结局的那种思路。一种进入系统并让系统不适的实践。有点像皇帝的新衣，只不过不是站在人群里指出没穿衣服的皇帝，而是穿上跟皇帝一样的“新衣”走在队伍里一起庆贺。当王国里的所有人都在裸奔时，新的变化就自然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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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毕业生应该没多少愿意做当代艺术了吧，我猜测是因为可以表达自己想法的平台与媒介很发达很多，另一方面，作为当代艺术家要付的代价太大了，毕竟当代艺术仍承担批判的任务，需要形成抵抗的自觉，但现在这类声音越来越难发出，冒犯的代价也越来越大，惩罚越来越重，规训越来越强。不去蹚浑水也很正常。
很多央美老师每年毕业寄语都是苦口婆心的劝学生尽量坚持创作。因为放弃做艺术家，就几乎遍地是黄金。去拍抖音或者创业、办画班，代课，可以很容易超越一个当代艺术家的收入，这个账不难算：在一个不错的画廊，两年办一次展览，只靠卖装置或影像，一次展览能卖40万已经很牛了，到手20万，年收入是10万，摊到每个月一万都不到，如果还想交社保，那到手大概就是几千块，这样的艺术家已经凤毛麟角。如果以他们的水平和认知去带考前班，一年收入2、30万没得说。
这几乎都算不得二选一了，其实是没得选。
当然就像你说的，也可以在办画班的同时顺带做点艺术，但怎么理解这个顺带？大部分人顺着顺着就不带了，一年30万很爽，如果画班弄得好钱还能更多，很多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没法去苛求一个好不容易考上美院的人，放弃对美好物质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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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艺术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个很难说清楚，运气和喜欢各占一半吧。
可能回到生活层面反而比较容易理解。我对物质的需求没那么强烈，好吃的食物我也吃过，但主要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不是为了生活品质需要天天吃。大部分时候我在家就是吃剩菜，吃速食，花的钱挺少的。夏天的衣服我差不多两三年没买了，鞋子和冬装偶尔穿坏了不够就去闲鱼。物欲被满足了就会想折腾，爱琢磨，去表达。
我读本科那时的学校和社会环境比较宽松，研究生阶段在北京也受到了很多人的照顾和鼓励，艺术的核心很脆弱，可能源于对自己执拗的信心，很幸运没碰上太多以打击此事为乐的前辈和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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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成绩特别差，高中都没考上，后来读了个本地中专，叫武汉市第二职业教育中心。偶有校友磕药、擂肥……每年警车都会来，学校感觉挺边缘，都是被社会制度筛掉的“差生”，但其实那段经历让我很受教。
首先那段教育经历让我能与更多人共情，阶层和身份真的并不意味着那么多。有些人看上去很体面，明显的精英阶层，每年几百上千万收入，出门人模人样，头衔一堆。但不妨碍他是个人渣，喜欢性骚扰，欺负资源地位比他低的人。
而像我职高的同学，做事讲道理，从不仗势欺人，都有朴素的正义感，会见义勇为和打抱不平。我们汇集在此，大都只是因为家庭原因，同学很多单亲家庭，我们仅仅是对父母和社会给我们承诺和描述的美好未来，失去了信心。但未成年人怎么知道，如何去合理的表达这种不信任呢？所以才用玩世不恭隐藏自己脆弱的一面。
说回前面的例子，如果中专毕业我没考上大学，在取快递时被嫌弃身上有味道的，很可能就是我。为什么我讨厌势利眼对待他人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和那位民工大哥没啥区别。对我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基础教育。
而研究生毕业的最后那一课，好像替我又补上了另一块，我发现我依然承受着歧视，这是结构性的问题，这个系统每一环的每个人，不论身份，都有被剥夺人性尊严的一刻。我不需要再去设想我很可能成为民工，因为在这种区隔人的层级系统里，我俩没有区别。
就像眼前这条河，有阵子没下水了，只是远远的看着，但毕业那件事一下子把我推到水里，打了一个机灵，那种溺水的慌乱，无助，跟你远远看着河感叹“逝者如斯夫”“上善若水”绝对是两回事，这两套世界观如果能整合，对眼前的事物就能有更深刻的认识，有警惕，有敬畏，但同时也有想象的空间和余地。
至于我现在的状态，可能更像一个两栖动物，有时候下去游一下，有时候上来坐一下，也不知道哪天游着游着脚又被水草水鬼缠住了，游久了也要上来休息一下，休息久了忍不住下去再折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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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也很奇妙，我在武汉，在燕郊，生活都和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武汉人跟湖水的关系很近，我读书的时候，学校旁边就是藏龙岛和汤逊湖，那个湖特别大，一眼看不到头。我在武汉读书期间做了一个作品，就是往汤逊湖里丢了一颗糖。站在开阔的湖边，一颗糖丢进去，你会觉得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这个作品就叫《甜一点》，做完把水舀上来，烧开，请大家尝尝水的味道。
你问我这个水有什么独特的？我会说比我做这个动作之前甜了一点。丢了那颗糖以后，确实会甜一点，虽然极其微弱可以被大多数人忽略不计，但是丢了跟不丢就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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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去燕郊，最早是带着某种屈辱感的。刚毕业的时候很穷，住城中村，在北京被反复驱赶，这也不让住，那也不让住，一年被连着赶了三次，最短的一次是刚住进去没一个月，就来人敲门，没有任何解释的告知必须搬家。
有次出差回来，拖着行李箱从机场到了住处，远远的就看见警戒线和一堆黑衣安保，屋子里面已经断水断电，我刚靠近就警告我，我问他我回自己的住处有什么问题吗？他让我直接找领导。结果当然是遵命，服从，照章办事。
于是我刚出差回来，休息都没得休息，一下午的时间连带着打包，找房，搬家，一气呵成……很崩溃，体验极其糟糕，甚至有点PTSD，那之后就去了燕郊。现在燕郊又以另外一种方式不能住了，只好又搬回北京了。
不过在燕郊的三年，给了我很多力量。它让我很安心，很踏实，以前我会讲在北京如果混不下去要饿死了就回武汉，现在想的是回燕郊，我自己都很惊讶这种变化。
想来无非也是经济基础决定的，毕竟燕郊生活开销太低了，当支出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进入“三和大神”的状态，没有牵挂，没有顾虑，没有烦恼。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无所事事，也才有精力去折腾那些超越生存和生产的可能性。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饱暖思淫欲，我最大的淫欲就是艺术，就爱琢磨这个。
像我女朋友读阿甘本的《神圣人》时对我说的，你的艺术也是亵渎。仔细想想，确实我不喜欢仪式感，太端着，太有距离。艺术应该是更亲近，更日常和回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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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感觉很奇妙，我通过燕郊，幸运的绕开了困扰大部分人的先赚钱，再追求自由。转而直接放弃赚钱，选择穷开心。也让做艺术成为一个非必须选项：可以随时忘掉艺术。而我认为这恰好是随时可以做艺术的必要准备。
跟艺术之间的距离，应该还原到那种很随性的状态，随时可以扔掉，像垃圾一样，你才可以从垃圾中找出一些剩余价值。
我总调侃说做艺术就是玩垃圾，最直观的就是，用扔掉的塑料瓶剪出一朵花，用石块雕出一尊佛。在杜尚之后，艺术抛弃了具象物质的束缚进入观念，垃圾处理对象从物质变为思维，塑料瓶不再需要你去雕琢才能成为艺术，只需要你反思过去的观看思维的局限性。
局限性少了，对待事物和人会通达很多。所有的事物在你面前都充满了可能性，人也如此，所以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也是我做艺术乐此不疲的原因，他帮助我不断去找盲区，刷新对世界的了解，填补好奇心，当然这样的工作也很边缘，因为毕竟大部分是在翻垃圾。
但是我接受这种边缘，我也很习惯这种边缘，你看燕郊就是边缘的人和边缘的地区，我就觉得燕郊还挺适合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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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在各种不标准空间去做艺术实践，这可能也跟我本科受的教育有关，当时读的虽是美院，但学校资金出问题，一直没修美术馆，一个没有美术馆的美院，就跟一个没有音乐厅的音乐学院，没有实验室的理工科大学一样，按理说其实是非常有问题的。
但艺术显然是先于美术馆发生的，那种基础配置缺失的环境反而激发人的能动性。表达欲该何去何从？自然而然就会蔓延到田间，湖边，路边。当你把视角从美术馆移出来，从展厅移出来，会看到世界很大，你到河边，到草地，到闹市，灵感会注入其中，形态就多样化起来，慢慢地，就成了这样一种实践方式：没有美术馆也行，甚至觉得美术馆不够施展。这反而回到了艺术最初该有的形态，艺术先于艺术的概念，艺术什么都是，艺术无处不在，就全部说得通了。
很多人说，如今的环境很差，我无意反驳。但确实可能因为我经历过很多残缺、不完整、不标准的环境，在没有美术馆的美院学艺术，能不能学？还是可以学的。一代人一代命，虽说有点认命，但等不来齐全的配置，总不能重新投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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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当然可以批评我太圆滑，但千万不要说我很自由自在，自由这个词太大，我就是鸡贼，滑，跟泥鳅一样。
用泥鳅描述我，要比那些标签更准确一点，能在水底游，也能在泥里钻洞，你说算鱼，它也不太像鱼，想抓也抓不住，有点脏，谈不上高大上，但活着也没什么错，肉还有点好吃。
这种状态肯定不是自由，自由太难了，我觉得我配不上这个词，这词让我觉得惭愧。
没有人不想要自由。泥鳅也会想要自由。但大家一般用自由来形容雄鹰。我不太喜欢有负担的东西，类似于雄鹰这种角色，好像需要赌上尊严，一旦在地上走就会变成鸡。在这个精通熬鹰训犬的时代，鹰的代价太大了。
但是泥鳅，它既没有向下的空间，也没有向上的必要。不一定每天那么飞，太累。艺术也不是要一直飘着，太高傲了，会累会乏。
扎根泥土，能湿能干，能屈能伸，撇开咱们对泥鳅的刻板印象来说，这状态其实还挺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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