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还很开放的中国人，为何会变得“中规中矩”？
点击蓝字关注 · 共读历史文化
导语 //
手拿尚方宝剑，斩妖除魔！
今天这个社会，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要退休，啥都别干了，享受生活就好。然而，在明清时期，“老人”不仅是对上年纪人的称呼，还是一种官职。
这得从明代的行政级别说起，大家都知道，明代是有府治，州治和县制。到了县这一级基本上就算是九品芝麻官了，它管理着乡、坊、保甲等。
“县官不如现管”这句俗语，暴露出当时县一级对其下辖行政区的管理囧况，此时，便需要一些更为基础的“管理制度”。
《纠纷与秩序：徽州文书中的明朝》是一本帮我弥补了认知空缺的历史论著。作者是日本学者中岛乐章，他通过深入研究大量的徽州文书，将“经史子集”中看不到的各种制度实态和非常有地方特色的历史细节进行还原。展现了以徽州为代表的明代乡村纠纷及秩序的形成过程，解析了当时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结构、宗族及徽州特有的佃仆制等问题，复原了当时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和社会秩序的形成状况。
同时，也解开了藏在我心中多年的疑惑：是什么原因使唐宋时期还很开放自在的中国人，到明清之后变得越来越“中规中矩”？
先来说说“徽州文书”。
“徽州文书”被誉为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等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的交往过程中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记录，具有唯一性的特征。
近年来，“徽州学”与“敦煌学”一样，成为世界历史学家们关注的重点。徽州地区在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其丰富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而徽州文书作为研究徽州地区的重要资料，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徽州文书的研究中心逐渐从土地制度和地主制转向社会史、文化史、法律史、商业史等多元领域。
这些文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细节，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例如，在商业史方面，文书中关于商业交易、契约的记录展现了当时的商业活动模式和规则；在法律史方面，各类诉讼和纠纷的记录则揭示了当时的法律实践和社会的司法观念。
问题来了，难道其他地方就没有类似的文书吗？答案是真没有！因为都被烧光了！
按理说，全国各地应该都一样，无论是民间活动还是司法诉讼，都会留存相应的案卷。但解放后，这些文书都被视为“旧社会地主统治的象征”，它们是阶级敌人的象征，谁也没将它视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所以，数量庞大的文书被烧毁、废弃。
60年代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又来了一次清查，海量的史书、文物被毁坏，各地方上幸存的一部分文书也没能逃过厄运。
而徽州商人多为宋元以降的势力宗族，他们直至清末民国时期，都始终保持稳定的势力。加上徽州又是一个“健讼”之地，各种凭证都被视为有效依据，所以相当完整。解放后，徽州地方政府将文书定义为“文物”，并成立专门的文物征集小组，进行文书的收集整理工作。
可惜的是，60年代依然有不少收集保存好的文书被毁。如江西师范大学保存有上万件婺源文书，被激进的学生们一把火全部烧毁。
一会儿，都回老家翻翻，看看有没有幸存下来的徽州文书吧......
现在，再来说说明代的”老人制“。
通过“徽州文书”的研究，作者发现”老人“在明代的基层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老人制“源于唐末黄巢之乱。当时许多大族避难迁至徽州，定居之后为“抱团取暖”形成了累世同居的“义门”形态。许多遵从儒家礼仪的有德之人，不仅严于律己，还无私帮助他人，被人尊为“长者”。
这些“长者”有些是宗族中有钱有势之人，他们愿意拿出钱财来为乡里做贡献；还有一些是学富五车的儒生，考学之后没法在官场实现抱负，便回归田园，为乡里人处理纠纷。
南宋以后，累世同居的“义门”形态逐渐减少，但出现纠纷请当地有名望的人出面调解已经形成共识。按作者的原话便是：“如此所谓‘长者’逐渐成为官僚阶层的母体。”
书中提到，明代老人制始于胡惟庸、蓝玉之狱。
胡惟庸案发生于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胡惟庸“擅权枉法”为由诛杀胡惟庸，牵连众多，此案一直持续多年。
胡惟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名至实归的丞相，此后，中国皇朝的“丞相”职位彻底消亡。有学者指出：“所谓的胡惟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大大加强了皇帝专制集权。”
而蓝玉案或许从另一面佐证了这个说法。洪武二十六年，蓝玉被指控谋反，遭朱元璋诛杀，被此案牵扯进来被株连杀戮者竟高达1.5万人。这两起大案基本上把明初的开国功臣清理得差不多了......
明代的“老人”早期在这些案件中，发挥了揭发检举的作用。之后，朱元璋采用“来朝观政”和录用为官的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老人”的基层管理职能。
当然，这些“老人”也是经过众人推举而来。《教民榜文》中对老人制的推举方式，以及工作职能有详细的表述。如“年事高但缺乏见识者，虽与老人同等对待，但不得参与裁决。”
别看这个官不大，负责的事情还真不少。老人制中的“老人”承担着多方面的职责，包括处理乡民之间的民事纠纷以稳定社会秩序，负责表彰节妇等教化及告发恶行等秩序维持工作，参与水利计划的制订，向朝廷递交地方官的免罪请愿，以及捉拿逃兵、逃犯、监视里内外出入人员等治安维持事项等。
由此可见，明代的基层管理，由一群耄耋老人挑起了重任！然而，这一制度也并非像朱元璋想象的那样，完全控制住了贪腐。
我个人认为，这种权力的下放，反而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老人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可能导致权力滥用。而且，老人的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在处理一些复杂事务时可能存在不足。同时，老人也有可能倚老卖老，因目光短浅，无法理解改革新政，带头阻碍地方官员秉公办事等等。
从现代管理的角度来看，最底层直接对接顶层，就相当于把中间层给架空了，中间的官员岂不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了嘛？加上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诛杀了大量的中坚力量，搞得人心惶惶。
今天很多人批判中国礼教制度吃人，或许根源就在这里，基层的人手里一旦有了权力，便可劲儿地得发挥出来。
据我所知，明朝还创造了史上最严苛的“舆服制”，不仅规定了什么人什么时间穿什么衣服，连袖口卷边不能超过哪里，衣服必须盖过什么部位等等，都有精确要求。管得越细，人就越不自由，加上这些“基层干部”天天盯着呢，稍不注意就会被扣上一顶“不正之风”的帽子，谁挨得起？
明代“老人制”看似与黄巢之乱时的“长者制”相似，但二者有着本质区别。“长者”是大家在困难时期抱团取暖，自发为集体服务的；而“老人”却是得了皇帝钦点，手拿“尚方宝剑”目的是为了“斩妖除魔”（找茬）。
尔后，全国上下一片肃杀之气，大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渐渐的，唐宋时期的自由松弛感，被严谨到滴水不漏的“一本正经”所取代。
尽管，我对朱元璋许多做法不太认同。但从设计这种管理制度的初心可以看出，朱元璋是希望老百姓有话语权，希望官员有人监管。暂且不论这样的制度利弊如何，至少，朱元璋确实是一位心系百姓，致力于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君主。你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看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作者介绍
燕晓：
有书写作课导师
兰心书院审稿导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请听她说”栏目主讲人
百度秒懂百科UGC优质官方作者
公众号、视频号认证国学博主
写作于我而言，并非单纯的技能，而是探索生命、认识自己的过程！
说明：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原创不易，转载请联系作者！
同类书籍推荐阅读：
往期内容回顾
欢迎评论转发，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中华文化。
觉得内容还不错的话，给我点个“在看”呗
视频号｜燕晓文史
小红书｜燕晓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