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跨界与有机融合：豫剧《朱丽小姐》创作谈

受访者：王绍军，男，1966年生，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央戏剧学院首位艺术（导演）学博士后。承担《中国戏曲武戏发展史》《身体意象——戏曲表演程式论》《百名世界戏剧杰出导演传略》等国家级、市级课题，发表学术论文、译文五十余万字。导演作品有话剧《生如夏花》《戏剧时光》《奥利安娜》《奥赛罗》《哈姆雷特》《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魔椅》《家》《日出》《原野》《雷雨》《洒满月光的荒原》《锣鼓巷的故事》，豫剧《朱丽小姐》《无事生非》，京剧《长征组歌》等几十部。

采访者：王学锋，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绍军

王学锋：在一个标榜原创的语境中，您导演的豫剧《朱丽小姐》为何采用了经典文本改编这一创作方式？

王绍军：对经典文本进行改编，不见得比原创的难度低，好的改编无异于再创造。与其虚妄地追求所谓原创，不如脚踏实地、扎扎实实从理解、阐发经典文本起步。而且，改编经典戏剧文本原就是我们自身极其重要的戏剧传统之一，古典戏剧文本都是屡经改编而不断再生的。

20世纪初叶以来，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西方戏剧以各种形式大规模地登上中国舞台。这些作品或以话剧方式进行中国化的改编，或以中国戏曲的形式搬上舞台。这些改编方式都涉及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东西方文化艺术形态的交叉和跨越。

运用中国戏曲形式搬演西方剧作是其中最具东西方文化艺术形态交流色彩的改编方式，一般说来，外国戏剧经典戏曲化的改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人物穿西式服装，戴洋人发套，念戏曲道白，演员表演时拉着传统戏的身段功架，在举首投足间不自觉、下意识地按照传统戏的表演习惯去扮演西方戏剧人物，这种方式产生的艺术效果可想而知。另一种方式就是把原著的故事内容、戏剧结构保留下来，虚构时代背景，然后改编为中国的故事和人物，以纯戏曲的形式予以展现，使具有中国文化意韵的人物、语言、动作自然呈现，由此免除掉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语言动作、风格形态方面的矛盾冲撞，给人以浑然天成之感。这种改编方式保留了戏曲形式的纯正性，为编导运用戏曲特有的程式表现手段提供了合理的空间。豫剧版的《朱丽小姐》就采取了后一种改编方式，在将原作改编为中国故事、人物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歌舞化的表现形式，尽可能挖掘合理的歌舞空间并加以强化，给中国戏曲纯正的表现形式一个合理的展现空间。

王学锋：地方戏种类很多，您为什么选用豫剧这一样式来改编《朱丽小姐》？

王绍军：我选择剧作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哪个剧种合适。同样一个题材，如果用不同剧种呈现，效果是不一样的。剧种的独特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既体现在唱腔、念白、舞蹈、武打等比较具象的表达手段方面，也体现在其背后的地域文化、剧种的气质、风格等较为抽象的方面。具体的艺术手段可以活用，但剧种的风格一定要与剧作风格相贴合。豫剧是个大剧种，手段多样，色彩丰富，表现力很强，其音乐和表演形式适合搬演《朱丽小姐》这样的经典文本，某些方面甚至会对原著起到拓宽和强化作用。

豫剧《朱丽小姐》剧照之一：朱丽小姐的“思春舞”

王学锋：您对《朱丽小姐》的改编可谓多重跨界，一是从北欧文化到中国文化的跨界，二是从话剧到戏曲的跨界，三是从京剧改编版到豫剧改编版的跨界。您认为使用豫剧这一地方戏曲样式对外国经典话剧文本进行跨文化、跨媒介的改编时应该在创作上把握哪些主要问题？

王绍军：中国戏剧在搬演西方剧作时，首先应该考虑将原著剧作风格与呈现剧作的剧种风格进行有机融合。豫剧《朱丽小姐》改编自剧作家孙惠柱先生创作的京剧本《朱丽小姐》，在保留京剧本唱词的基础上，将对白作了很多调整，使之进一步豫剧化。在不改变人物性格特点、戏剧情境的前提下，恰切选用了一些河南方言中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词汇，使人物的语言更见机趣，性格更形鲜明，剧种特色也更为突出，演出时戏剧效果更好，原剧的剧作风格、思想内涵、人物基调与豫剧的语言特色、表演形式、艺术风格有机融合，观众没有因为这是一出改编移植的外国戏而感到艺术形式的突兀和审美的障碍，相反却觉得这是纯正的中国戏曲剧目。

其次要注重探索西方戏剧的内在体验与戏曲外部程式化表现形式的结合。《朱丽小姐》在世界各地都有改编，各国艺术家的戏剧诠释方法各具特色。斯坦尼演剧学派在我国话剧界影响深远，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代表的戏剧学派的基本特质是对人物内心的深刻体验。在排练中，我带领演员采用斯氏戏剧的体验方法，对人物生活的环境、人物的性格、人物关系、矛盾事件、行为动机、舞台行动等方面进行了条分缕析的剖析。这种创作方法使演员对角色的心理活动、情感交流、行为动机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接下来，就是如何运用中国戏曲的表演形式来表现、刻画、塑造人物的问题了。程式是中国戏曲特有的艺术形式，是千百年来历代戏曲艺术家智慧的结晶，程式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生活形态、民间习俗，是中国戏曲表达人物情感、展现生活方式、揭示世道哲理的独特艺术形式。如何恰当地选用、创造表演程式，合理展现人物内心的情感、心理活动及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我和演员们在创作中着重解决的问题。此剧主要有三个角色：桀骜不驯、我行我素、心地单纯的大家闺秀朱丽，充满贪欲、攀附高枝的男仆项强，性格粗鄙、庸俗好胜的女仆桂思娣。针对这三个不同的角色，我们采用了“挖、移、创”等不同形式的程式创作方法，去塑造、呈现人物的性格特质。“挖”就是挖掘传统戏中符合人物性格特质的程式动作，在繁杂的传统程式中将贴近人物心理动机和行为的程式技巧提炼出来；“移”就是移植其他剧种中的表演语汇，恰如其分地运用在符合规定情境的人物行动中；“创”就是根据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戏剧的规定情境，创造新的外化人物心理的程式语汇和表现手法。如移植借鉴蒲剧传统戏《挂画》中的椅子功及昆曲《马前泼水》中崔氏梦境的表演形式，创造了表现朱丽欲火中烧、激情难耐的“思春舞”等。此类结合了话剧式的心理体验和戏曲程式化技法的表现性舞段成为本剧独具特色的心理舞蹈。

再有就是要注意剧作原有的矛盾焦点与新挖掘的歌舞空间的结合。如何在斯特林堡原作的矛盾焦点基础上挖掘新的歌舞空间，拓展、呈现戏曲特有的程式化歌舞形式，提升剧作的视听观赏性，是创作重要的着力点。在全剧中，我根据戏剧情境，共挖掘、创造了八段舞蹈。在这些舞蹈的创作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要将西方剧作中的节庆习俗及人物的行为、动机进行中国化的处理和诠释，使之符合中国观众的心理逻辑与审美习惯。如在豫剧《朱丽小姐》的开场中，我们将原作中的仲夏夜转化成中国的元宵节，这种时令的变化为注入中国化的艺术元素提供了客观条件。“大头娃娃”是中国民间艺术中独具特色的一种形式，主要用来表现节庆的喜气。我们运用这一元素，编排、创作了吹唢呐、挑花灯、欢庆元宵佳节的“大头娃娃舞”，将民间舞蹈与规定情景有机结合，使西方的文化元素与中国的民俗文化、艺术形式有机融合、自然转换，发挥了揭示时令季节、展现人物精神风貌，营造戏剧氛围的良好艺术功效。

还有就是要注意传统戏曲表演程式与现代舞蹈语汇的结合。许多年轻观众认为戏曲节奏慢，其实这并不是戏曲的缺点，而是一种艺术形态特点，大段的宣叙性唱腔能够酣畅淋漓地渲染、表达人物内心丰富的情感，但能否打动观众的关键在于演员的情感是否真挚、声腔是否优美、表演形式是否贴近人物、机趣好看。因此在挖掘传统戏曲表演形式的基础上，适当吸收具有现代艺术气息的舞蹈语汇，使二者有机结合，成为符合戏剧情境的新的戏曲表演形式，是本剧刻意追求的创作目标。新时期以来创作的戏曲剧目中，将舞蹈吸收为新的表演语汇，成为创作者们追求创新的一种常见形式。但这些舞蹈往往由舞蹈专业的编导创作，其身形韵律带有浓厚的舞蹈特征，与戏曲的身段韵律形成“两张皮”的不和谐现象。有鉴于此，本剧提出了新的表演形式创作要求，即合理、适当地借鉴舞蹈的编创思路和形式，使之与戏曲的身段韵律有机结合。如朱丽与项强调情一场，朱丽在生理周期的驱使下，欲火中烧，勾引仆人项强，一心向上爬的项强欲擒故纵，二人烈火干柴，一拍即合。要在戏曲舞台上表现性爱场面，这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我们试着将带有瑞典民间音乐风格的乐曲与戏曲打击乐相结合，在3／4拍子的节奏下，以传统戏曲的一桌二椅为支点，将中国民间狮子舞中舞狮人与狮子耍逗相觑的动作特质与芭蕾双人舞的搂、抱、托、举的形体配合及戏曲滚扑翻跃的程式技巧交糅融合，创作了表现朱丽、项强暧昧调情的“亲绣袜舞”和热烈性感的“双人狮子舞”，层次分明地展现了二人对峙、调情、前戏、做爱的不同情境，使戏曲的程式技巧与芭蕾舞舒展、抒情的动作特点及民间狮子舞交映成趣的表现有机结合，形成了符合戏剧情境的独特戏曲表现语汇，创造了既含蓄写意又独具美感的性爱场面，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豫剧《朱丽小姐》剧照之二：朱丽小姐遥望书生，怦然心动

王学锋：斯特林堡原著以对时代、阶层、身份、性别、深层心理等的复杂揭示著称，而且原著所采用的自然主义手法使这一揭示更加晦暗多义。京剧改编本和豫剧改编本均强调故事发生在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显然意识到并尝试回应原著主题及其深刻的思想内涵。您认为传统戏曲样式在表达思想性内容方面应该如何处理？

王绍军：这个戏最值得探索的一点，就是如何将西方剧作那种深邃的思想内涵、深刻的人生哲理与戏曲赏心悦目、高度技艺性的歌舞化表现形式进行有机交融，即如何将技艺美和思想性结合起来，使人在赏心悦目之余，体悟到剧作深刻的思想内涵。我认为，首先要自然转换人物内在的行为和心理逻辑，以利思想表达。西方人物换成中国人物，不单是一个身份的转换问题。一个古代的西方小姐转变成一个古代的中国小姐，这个好办，但是要转变人物内在的行为逻辑、心理逻辑，这个是很难的。这就需要在一度创作上下功夫，同时这也对导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导演不光要拥有二度创作的一些手段，还要具有对一度文本进行提升、凝练的能力。其次，不能为了迁就思想的表达而使表演束手束脚。我们当初排了两个版本，一个传统版，一个民国版，两个版本之间我们最初难以取舍。民国版的小姐穿洋式长裙，踩高跟鞋，那时候大小姐都是出国留洋，读新潮书，思想观念很开放。民国时期的背景更适合展现朱丽这一人物的性格心理逻辑，但对表演形式却不很有利。相比之下，我们认为还是传统版的歌舞空间更大。

王学锋：行当和程式的运用是戏曲创作的核心手段，您认为行当、程式对塑造复杂人物有何帮助？

王绍军：戏曲传统表演程式极其繁复，但在新创剧目中，要找到恰如其分的表现规定情境中人物心理和外部行为的程式并不容易。因此，合理化用传统程式，创造既符合戏曲表演、舞蹈规律，又能恰切反映人物此刻心境和行为的新程式，是戏曲新剧目创作的必然要求。

《朱丽小姐》中的人物性格独特，与戏曲传统戏中的人物截然不同。原作的人物特质极其复杂，而戏曲某一行当的表演程式实不足以完成对人物的塑造，要完成这种塑造，就要跨越某一剧种固有的行当、程式套路的限制，即在塑造人物时，打破剧种、行当的局限，以人为本，积极吸取各剧种、各行当的表演程式。更重要的是，表演程式的创造要和不同的传统技法很好地融合起来。如剧中对朱丽的塑造，根据人物桀骜不驯、天真单纯的性格和处于生理周期欲火中烧的心理、行为特点，借鉴了京剧旦角流派中筱派（于连泉）、宋派（宋德珠）的表演风格，将京剧花衫、花旦、风骚旦及昆曲闺门旦的表演特色融于一体，又结合蒲剧、豫剧等剧种旦角的表演技法和表演形式，塑造了一个霸气、任性、简单、软弱，周旋在男仆和女仆之间，被欲望吞没、被命运抛弃的人物形象。在豫剧版《朱丽小姐》中，桂思娣的性格有了较大改变。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演员运用地道的河南方言，综合了京剧、豫剧等剧种中花旦、泼辣旦、彩旦等行当的表演手法，精心设计了三种不同情境、不同情绪的下场方式，表现了处于朱丽和项强之间的桂思娣无奈、失望、妒忌、愤怒同时或渐次出现的复杂情感，塑造了一个既体现原著人物神韵又带有鲜明河南豫剧特色的人物形象。

豫剧《朱丽小姐》剧照之三：朱丽小姐和男仆项强激情难捺的“亲绣袜舞”

通过这样一个剧目，我们深刻体会到，戏曲浑身都是宝，就看你用得巧不巧。历代艺人智慧的精华都凝结在那些表演程式里，只要精准、有机地加以提炼，创造性、合理地运用到人物身上，再加上演员个体对角色性格、内涵、思想、情感的诠释，这些典型的戏剧人物就会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王学锋：豫剧版《朱丽小姐》在舞美、灯光、服饰等方面着力甚多，您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处理手法和有益经验？当代戏曲创作运用舞美、服饰、灯光等艺术处理手段已是新常态，积累了大量艺术经验和理论思考，若重新反观传统“一桌二椅”式的舞台处理手法和艺术创作思维，您一定有自己的深入思考，可否谈谈？

王绍军：我认为，要在戏曲美学精神的统御下进行戏曲化的表演样式与话剧式的舞美灯光的结合。新时期以来，采用话剧式的舞台样式，成为新创作的戏曲剧目追求宏大气势、显示舞台样式改革创新的一种常态。如何解决创新剧目舞台样式上现代感与传统性的有机结合，是创作者们一直在寻求破解方案的难题。大制作既是大时代的趋势，也是大气派的保障，表现的也大都是气势如虹的史诗巨作。“前虚后实”的舞美观念在现代戏中还可适用，但在长袖厚靴的古装大戏中，演员的表演如何在厚重宏大的话剧、歌剧式布景下与空灵写意的戏曲表演场地中做到游刃有余、有机衔接，新创剧目如何既能保持戏曲艺术的本质和精华，又能体现新的时代气象和风格样式，这仍是当今戏曲工作者需要攻克的双重课题。

在《朱丽小姐》的舞美设计中，我们试图捕捉斯特林堡这部自然主义戏剧的复杂内涵，探究其人性揭示的深度。我们遵循中国戏曲空灵写意、以虚表实的美学精神，力图以简洁、精雅的舞美造型烘托、传达出人物间性的诱惑和男女支配权的争夺，同时又给戏曲演员提供充裕的歌舞空间，以鲜明的视觉空间形象使这出戏所追求的“外国戏剧的中国化和传统戏剧的现代化”这一艺术定位得到较为准确和充分的体现。

豫剧《朱丽小姐》剧照之四：朱丽与项强跳起“狮子舞”互表爱意

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灯光已经成为一种独具力量的创作语汇和艺术形式，在戏剧的创作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期以来，戏曲的灯光艺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在吸取话剧灯光的基础上，结合不同剧种的艺术风格，逐渐形成戏曲独具特色的灯光艺术。豫剧版《朱丽小姐》的灯光设计也试图寻求能表现自然主义戏剧的特质，我们以粉色、幽蓝作为灯光的基调，和戏曲传统的灯光色度相结合，根据戏剧情境的变换，以富于意境的光影渲染人物间情欲的激荡、情感的碰撞、从外部到内心的矛盾与冲突，这里既有对节庆气氛的烘托，也有对人物内心情感波澜的渲染、刻画。每次演出前的技术合成中，最花时间的就是对光，我们所追求的灯光是有语汇、有情境、有节奏、有韵味的。

我也试图通过服饰的变化去刻画人物心态的转变。如最后朱丽、项强两人私奔一场，朱丽的服装由大红色变成了淡紫色，项强的衣服由土黄色变成了一身大红，二人服装色彩的变化显示了各自心理的变化。我把斯特林堡原剧中朱丽强迫项强换衣服改成了项强早已准备好私奔的衣服，主动更换，由此显示人物的城府心机。

“一桌二椅”是中国戏曲独特的艺术形式，它与简陋和陈旧不能划等号，其实质是要在简单中寻求一种简约，在简约中透露出高度凝练的艺术之美。在这出戏中，大部分的舞蹈身段都围绕着一桌二椅设计，拓展、延伸了“一桌二椅”的戏剧功能，与服装元素和灯光、舞美元素有机交融，构成了全剧独特的审美内涵。

豫剧《朱丽小姐》剧照之五：众村民偷窥朱丽与项强“野合”

王学锋：豫剧《朱丽小姐》的音乐令人印象深刻，可否谈谈您在这方面的体会？

王绍军：现在戏曲的普遍常态是表演京昆化、化妆越剧化、配器交响化、舞台样式歌剧化，剧种最显著的特色只能体现在声腔和道白上。这是剧种的悲哀，也是既成事实。我们在创作中的想法，就是极力避免这一同质化的倾向。

音乐是中外戏剧中重要的艺术形式，在表达情感、烘托气氛、渲染情绪、外化心灵、沟通思想等方面起着无可代替的作用。如何用豫剧的声腔形式塑造瑞典剧作中的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表达人物间的交流？这是导演与作曲家共同关注的焦点。在豫剧《朱丽小姐》中，作曲家巧妙借鉴了瑞典民歌的音乐元素，将之作为本剧的贯穿音乐，并与豫剧传统的二八板、流水板、慢板等声腔形式有机结合，将朱丽与项强、桂思娣三人之间的爱恨纠葛、缠绵悱恻揭示得跌宕起伏、丝丝入扣。这一音乐设计既有瑞典音乐的风格，又是纯正的豫剧声腔，在不同的戏剧情境下，将音乐的戏剧属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使观众在悦耳的旋律之中感受人物的悲欢离合及其命运的流转变化。我认为，这种将东西方音乐元素有机交融而又凸显剧种音乐特色的创作形式，是西方戏剧名著戏曲化诠释的一条可行之路。

豫剧《朱丽小姐》剧照之六：失身后的朱丽在千夫所指下惶恐无助

 王学锋：听说豫剧版《朱丽小姐》是教学剧目，您能否谈谈，学院以戏剧教学为目的的剧目创排方式对当代戏曲创作有何可资借鉴的经验？

王绍军：这个戏是我给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的研究生、本科生们排的一出教学、实验剧目，属于探索性、研究性的，在创作理念上相对自由，可以尽可能地探讨戏曲表演形态发展空间的合理性与可能性，以及中国戏曲与西方剧作嫁接的艺术表现。这出戏的创排加深了我们对戏曲艺术的写意美学属性、程式性表演语汇所具有的东方戏剧色彩和戏剧功能的认识，也加深了我们对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经典剧作有机融合的可能性的认知。这方面的探索我还会继续坚持下去，期待广大观众不吝批评指正，以使这类戏剧作品能在创作中走得更远更好。

 （原载《戏曲研究》第95辑，内容有所删节）

编校：张静

排版：王志勇

审稿：郑雷、谢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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