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在新冠时期的温暖互助 连为囚犯送肥皂都想到了
编者按
美国确诊人数已经过万，随着疫情的肆虐，多个州相继采取了“社会疏远”措施，但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在纽约、在洛杉矶，在许许多多社区里，人们已经开始了自救和互助。以下是纽约华人资讯网主笔詹涓就民间如何救助撰写的文章，希望可以帮到有需要的人士。
■ 纽约华人资讯网主笔 詹涓
住在洛杉矶的瓦莱拉·内汉达(Walela Nehanda) 患有晚期白血病，正在寻找干细胞供体以进行挽救生命的骨髓移植手术。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中，她属于最脆弱的易感人群，而她遇到了一个难题。
内汉达说：“我的男友花了几天时间寻找我们经常使用的Lysol消毒剂喷雾剂，但在洛杉矶各处都卖光了，好不容易在网上找到，结果又发现怎么涨了那么多钱。我特别特别害怕，因为为了防止感染，这是我每天都需要的产品，尤其是在眼下这种大流行的情况下。我在Twitter上寻求帮助。不到10分钟，就有两个人愿意帮我，并把Lysol送到了我这里。”
在得到了救命的物资后，内汉达决定更进一步：她也想帮助别人。
“我发帖说我的需求已经得到了满足，但人们仍然主动提出要帮助我，于是我决定在Twitter上专门开设一个帖子，让免疫功能受损的人可以列出他们的需求，而那些仍然有消毒剂产品的人可以帮忙送过去，”她继续说。“结果帖子越来越长，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因此创建了两个谷歌文档，一个让需要帮助的人去寻求帮助，另一份供人们主动介绍自己能够提供哪些帮助。”
结果是什么？这两份共享文档在持续传播，并与其他互助文档联系在一起，最终创建成了一个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互助网络。
社会疏远可能是减缓疫情传播的最佳方式，但这是一种粗糙而昂贵的公共卫生战略。关闭共享空间和公共机构意味着家庭失去了儿童保育、工资和社会支持。最脆弱的群体直接面临最危险的病毒侵袭。除了社会疏远之外，社会还常常利用另一种资源来抵御灾难和流行病：社会团结。
这正是在纽约、在洛杉矶，在许许多多社区里正在发生的情景。
牙仙女的礼物
3月13日，当北美的大部分地区刚刚开始意识到新冠疫情的严重性时，加拿大温哥华的一位单身妈妈担心极了：她的两个女儿刚刚放学回家，出现了发烧和咳嗽的症状。在联系了家庭医生后，得知的通知是全家人要严格隔离两周。
只有一个问题：她们没有储备任何物资。
这位名叫安妮（由于是家暴受害者，她要求隐去真实姓名）的母亲说：“我的一个朋友偶然发现了一个叫Covid-19一起来（温哥华）的Facebook群组，建议我加入。我不停地滚动页面，想着是不是应该发个帖子。当我终于下决心这么做的时候，人们竟然一起来帮助我。”
有人送来了泰诺(Tylenol)、鸡肉面汤和一些零食，有人送来了卫生纸、体温计、过敏药和其他必需品。
“我女儿仍然相信牙仙子的存在，”她在列出自己需要的物资后写道。“但是因为我不能离开我的公寓……牙仙子错过了我们的房子。”结果很快又有几个陌生人来到她家门口，送上了一些小礼物，这样她的女儿就可以在那天晚上得到牙仙子的探望。
这个Facebook群组的其中一位创始人是21岁的艾弗里·香农(Avery Shannon)，他说：“现在，社区是绝对必要的。我们可以选择恐惧和分歧；我们可以选择囤积厕纸；或者，我们也可以选择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主旨就是，‘我们不希望独自行走’。”
在创建群组的一天后，它就已经聚集了6000名成员；到今天为止，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2万。而这只是世界各地涌现的众多互助网页中的一个。“Covid-19互助英国”有1万多个成员；即使是小城市和乡镇也开始建立自己的网页。
送菜、送肥皂，纽约人在行动
随着疫情不断发展，纽约各地的人们都开始行动起来，寻找各种创造性的方式来互相帮助，同时努力保持适当的身体距离。
在纽约，一个社区来源的谷歌文档链接了50多个不同的团体和资源，正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它为读者提供了在危机期间访问互联网、寻找住房、查找学校关闭信息、联系血库献血的各类信息。除此之外，Facebook群组、Discord频道、Slack频道和Instagram页面也都在共享资源，并以大大小小的方式提供帮助。
布鲁克林互助Facebook小组的管理员阿德拉·瓦格纳(Adela Wagner)说，“这场大流行让我们与世隔绝，当然，我们暂时没法再继续密切接触。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忘记彼此。在意大利，人们在阳台上开音乐会、唱歌……在这里，我们在网上上课、帮忙买杂货、捐钱……帮助他人，这就是我们的第二天性。”
在克林顿山(Clinton Hill)一处有1200套公寓的12栋大楼里，租户们正在重新激活一个社群网络，每栋楼都有楼长和一些楼层负责人，他们负责处理老年人或弱势租户的请求，并将他们与一群身体健康的志愿者联系到一起，由后者提供帮助。
38岁的希瑟·本杰明(Heather Benjamin)是这个社区的组织者之一。她说：“如果一个邻居需要帮助，比如买东西，或者做其他事情，他们可以联系他们的楼长，联系我们准备支持的60名志愿者中的一名，而且志愿者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精通技术的年轻一代可以很容易地使用多种在线渠道，而另一些人则做不到。组织者说，为了在克林顿山综合大楼里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设计了一个“双层”通信系统，既有电子邮件和谷歌文档，也有老式电话和上门拜访——当然，见面时会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
29岁的凯文·拉切拉(Kevin LaCherra)在州法院系统工作，他创建了一个谷歌电子表格，愿意做义工的布鲁克林北部居民可以在表格中列出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以及他们可以贡献什么。几乎一夜之间，就有几百人报名。
“每次一打开，我就看到表格又长了一点，”他说。“人们会在上面介绍自己有一辆车，一辆货车，一辆货运自行车，他们的语言技能是什么……然后是各种各样的专业技能——特殊教育老师、治疗师和医疗工作者。很多人都在主动问，‘我能帮什么忙？’”
拉切拉希望利用该地区现成的老年中心和社区中心网络，将志愿者与那些可能需要帮助的人联系起来。一些艺术家、音乐家、演员和自由职业者暂时失去了工作，现在他们渴望参与其中，贡献自己的时间。
西蒙妮·波利卡诺(Simone Policano)是一名25岁的演员，住在阿斯托里亚(Astoria)。在意识到已经无工可开时，她和三个朋友Liam、 Mimi和Healy——她们自称是健康的20多岁的纽约人——成立了“看不见的手”（编者注：网址为https://www.invisiblehandsdeliver.com/，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直接进入），老年人和其他弱势群体可以在网站上提出请求，而志愿者会免费将他们需要的食物和药品送到家门口。
波利卡诺说：“这是一个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的混乱时代。现在，我们的医疗、政治和经济领导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捉襟见肘——需要做的工作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其中大部分落在全国各地的市长、州长和医生身上。作为拥有自由时间、身体健全的年轻公民，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社区内承担部分责任。我们在这里做繁重的工作，努力减少那些高危人群面临的风险，而其他人则专注于解决更大的问题。”
“看不见的手”推行无接触送货。志愿者需要要求戴上手套或使用洗手液，并将物品放在门口。目前已有500名志愿者报名。
作为一个极其多元的社会，在纽约，不同的社区在从事着许多不同的努力。有人在登记看护儿童；在退休医务工作者在签名登记，为可能的病人暴涨做准备；一个草根组织为囚犯们组织了一场送肥皂运动，短短72小时就筹到了6000多美元，为纽约的囚犯们添置了宝贵的卫生用品。
从学校到邻里
当拉苏尔·亚当斯(Rasul Adams)得知匹兹堡大学要求他离开单人宿舍时，他不愿意回到他位于圣克鲁瓦岛的家。亚当斯说：“我现在对去任何机场或乘坐飞机都非常谨慎，因为人们可能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生病。”
匹兹堡大学的学生知道他们的很多同学都面临着类似的情况，于是他们发起了互助计划，尼尔贾·加里基帕蒂(Neerja Garikipati)是一名分子生物学专业的大三学生，也是互助计划的组织者。她说，当她听说学校关闭的消息时，她很担心她的一些朋友无法回家。
加里基帕蒂说：“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要么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可能要为搬家、仓储和机票的成本而苦苦挣扎，而且可能没有父母可以帮忙或来接他们。要么因为各种原因不想回家。”
随后，她联系了亚洲学生联盟，大家得到的一致结论是：一些学生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校园关闭的影响，包括贫困学生和有色人种。因此他们开始联系当地的社区，寻找校外住所。附近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学生提供了住房或卡车等资源，松鼠山(Squirrel Hill)和普拉姆区(Plum Borough)等社区的当地居民也开始分享家中的空房间。通过将有需要的同学与能够帮助他们的人联系起来，学生们可以找临时住所度过目前的动荡期。目前项目已经有20到30人在帮忙，而亚当斯也找到了临时住所。
亚当斯说，他打算在这里住六个星期，然后再设法寻找其他校外住所。“每个人都非常理解这种情况。我非常感谢人们让我住进他们的家，”亚当斯说。
几十所大学的学生已经开始使用类似的在线合作网络匹配需求，包括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 College)、弗吉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等。随着更多校园关闭，这些资源继续增长。
这些网络以不同的方式运作。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的杰西·罗素(Jessi Russell)决定将求助表格专门用于第一代大学生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寻求帮助的学生被要求对他们的需要程度进行排序，那些需求最迫切的学生可以得到优先处理，但不需要大家提供证明，因为他们相信彼此的诚实。
这所学校的捐赠主要采取了现金的形式。志愿者在GoFundMe上提出需求，在一天内筹集了逾4.5万美元，而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在短期和长期内为200多名有需要的学生提供95万美元。这些资金将被转移到一个独立的银行账户，然后通过支票分发给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社会关系决定了生死
为什么在提倡社会疏远的当下，更需要社会支持？
将时间拨回到1995年夏天，芝加哥经历过一次热浪。在7月的这一个星期里，有739人死亡，尽管只需要一个冷水浴或一台空调就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这座城市既不缺水，也不缺空调，此后还开放了有冷气的庇护所。然而，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来说，他们最缺的是政策指引和社会支持。
好的政府可以通过与公众进行清晰和诚实的沟通，并向有需要的人提供额外的服务，来减轻公共卫生危机期间的损害。但是，随着这股热浪逐渐笼罩芝加哥当时的该市市长更关注的是公共关系，而不是公共卫生。他没有发出正式的紧急通知，也没有引入更多的医护人员。他公开质疑法医报告中数百人死于高温的说法。在新闻发布会上，他坚称他的政府正在尽一切可能。
人际关系的萎缩和社区的衰落进一步加剧了灾难的严重程度。越来越多的人过着独身生活，越来越多的老人在孤独中渡过晚年，他们常常疾病缠身，失去室外活动和社会交往的能力，老人们没有社会资本，原本相互支持的教会组织资源也已经枯竭，在抢劫、贩毒、斗殴等各种暴力活动的逼迫下不得不退回自己惟一的私域——自己的房舍以求自保。
社会学家埃里克·克兰纳伯格(Eric Klinenberg)在写作《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解剖》(Heat Wave : A Sociologic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一书时采访了很多经历热浪事件的老人。一位老人告诉作者，她一年中只离开了自己的公寓六次，其中三次是因为一个社会福利团体在生日、感恩节、圣诞节这三个特殊时节组织了关怀老人的活动。有些邻居之间几个月都不来往，当提到这里有人因高温而死亡，他们都很震惊。
一个个悲剧性的前提压下来，导致老人们哪怕面对前所未有的酷热天气，也不敢或者无力走出家门，前去庇护所或有空调的商场避暑，甚至对外界噤若寒蝉。警察和社会福利人员需要大力破门方能进入死者的公寓。
最后的结局是：热浪遇难者中，大部分是穷人、病人和老年人，有73%年龄超过65岁。"城市中的独居老人越来越多，人们不再信任和熟悉自己的邻居，"克利伯格在书中这样叹道。
在那次灾难中，就像在其他许多美国灾难中一样，社会孤立是一个主要的风险因素，而社会关系决定了生死。
除了社会距离之外，社会还常常利用另一种资源来抵御灾难和流行病：社会团结，或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这是抗击传染病和其他集体威胁的重要工具。
美国人在此时能否团结一致，避免疫情带来的最坏的可能性？眼下似乎是个坏年头，政治两极分化，社会四分五裂，人们对彼此的基本事实和新闻来源持怀疑态度。可以确认的是，联邦政府未能对危机做好准备，不信任和困惑蔓延。
但美国同时又具有彼此帮助的基础与意愿。大量的义工组织、先进的网络基础设施为人们彼此伸出援手已经做足了准备。
于是，人们行动了起来。
● 纽约资源汇总（包括义工、捐款、住房援助、学校信息等）：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8WYGoVlJuXYc3QFN1RABnARZlwDG3aLQsnNokl1KhZQ/preview
● 纽约网站“看不见的手”：
https://www.invisiblehandsdeliver.com/
● 全国：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u/0/d/1uP49OQGhosfBN4BOYQvyy_Mu3mpCSOYzip13LksC-S8/mobilebasic#h.ep6ylhlann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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