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不知道的张伯驹 I 周笃文皓首忆恩师
再过几个月（2022年2月26日），就到了恩师张伯驹先生辞世40周年的日子。为纪念这位为守护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杰出贡献的文化巨人和诗词泰斗，周口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周口师范学院张伯驹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丛碧千秋》一书，编者以我与伯老渊源有自，邀我为序。
1934年生，湖南汨罗人。中国新闻学院教授。从事古典文学研究40余年，于宋词、文学训诂之学致力尤深。所撰《敦煌王之古帖唐临本考》《世纪诗新解》《屈氏封地考略》《高力士与李白》等文，皆开径自行，颇具影响力。早年师从张伯驹、夏承焘先生研习辞章创作，著有《影珠书屋吟稿》《周笃文诗词论丛》《宋词》《宋百家词选》《金元明清词选》《宋词三百首》《天风阁词选》及《全宋词评注》等。并曾参与创建中国韵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辞赋杂志、中华吟诵学会等。历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事长等职。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诗词大会学术顾问，诗词中国杰出贡献奖和聂绀弩杯年度诗坛人物的获得者。所撰《雁栖湖会都赋》已刻碑于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
几十年后回想起来，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些方面能够取得一些成就，是由于得到了老辈们对我的帮助和指导。这里第一个就是张伯驹先生，第二个就是夏承焘先生。夏承焘先生还是张伯驹先生给我推荐的。
我是怎么知道张伯驹先生的呢？是我的老师刘盼遂教授介绍的。刘盼遂教授是清华大学考试的第一名，他和钱锺书是一块儿考的，他的名次比钱锺书的高，是清华研究院极负盛名的学者，人称“两脚书柜”，是位文献学大家，在中国文化方面也是一流的专家。在刘盼遂先生给我们研究班讲课的时候，当时正好是曹雪芹去世200周年，故宫办了个展览，他说这个值得一看，并说这个展主要是曹雪芹的背景材料，真正属于曹雪芹的东西只有一件，就是那款端砚——脂砚斋的脂砚。但是这个砚台是谁的呢？是他的朋友张伯驹先生的。于是他就把张伯驹细细给我讲了一遍，讲他怎么漂亮，讲他怎么爱戏，讲他怎么会写作，讲了许多。那是1962年，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下了一个决心：北京竟还有这等人物，诗词那么好，我一定要去拜见他。可是那个时候的张先生在东北吉林长春，见不着。等到了1972年，尚老告诉我伯驹回来了，问我去不去，我说马上走，于是我就到了后海南沿26号张家院子。
那个院子是很美的，但是给塞进了五家人家。一个小院子塞进了五家人家，还剩下三间房，假山上一间，下面两间，显得很局促。我去了以后，因为尚养中先生先前讲过我，大概夸奖了一下，张伯驹先生看年轻人来了，感兴趣，就问我学习什么，搞些什么，发表了什么。我就讲我的老师是谁谁谁，特别提到了河南的刘盼遂先生。
伯驹先生觉得孺子可教，师母也很喜欢我。吃完饭临走的时候，潘师母跟我说：“周先生，有空你常来，你看伯老的眼睛也不大好，你帮他磨磨砚、撑撑纸不好吗？”我当然是满口答应。然后每个礼拜六就到那儿去。这么一来，从1972年，我就在他一点一滴的帮助和影响下慢慢开窍了。他给我介绍了当时他所认识的顶级人物，第一个介绍的是吴则虞先生，那是真正的国学大师。张伯驹先生说我在国学方面还需要提高，后来我就按照他的意见去拜访了吴则虞先生。吴先生也很高兴，留我吃饭。等到我回家以后，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伯驹先生：“昨日笃文兄到访，气宇轩昂，佳士也，一生低首服湘人，今又见斯人矣。有诗为赠：‘去年一病叹支离，学变深惭六译师。事有启予周氏子，安排旧谊养“新知”。’”老北京有一句话，肩膀齐是兄弟，老少三辈兄弟，其实他是我长一辈了，他也称我“笃文兄”。我也不知道怎么，我当时可能状态好，见到老前辈敢说，就说我气宇轩昂。“一生低首服湘人”，他说一辈子最崇拜的是湖南人，今又见到湖南人了。把我捧在这儿，我头都晕了。后来我就在他老人家的指导下学训诂之学，他的训诂之学天下闻名。安徽吴氏是世代书香，他家里头出过好多大官。我在倒霉的时候结识了张伯驹、吴则虞这两个大佬，我还不是太蠢，老人就很喜欢我。而且一个个给我介绍文坛学者，所以当代文坛学界这些顶级大佬，除了极少数，我都有过联系或者请教过。
在这种情况下，算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成长机会。张老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大人物，是我梦寐以求想结识的大人物。张先生说你要搞词，就要找夏承焘先生。他亲自写信告诉夏先生，而且把我的作品也附在信里头。夏先生一看，很快就给我回信了，一是因为张伯驹的关系，二是因为知道我在中医学院。他身体不好，患有癌症。师母是《文汇报》高级记者，就对我说：“笃文先生，你在中医研究院请人看病有没有问题？”我说没问题。她说夏老来能不能安排，我说没有问题，住院毫无问题。于是乎他就在1975年9月1号上午从杭州来到北京，我当天下午就去看他了。他到了北京之后，我是第一个来拜见的。那个时候我也出了点书，便带来点作品给他。他一看非常喜欢。因此我就由诗词界的顶级大家张伯驹先生的学生转为国学大师夏承焘先生的学生。这都是在困难时期，在多难的时候，我们能结上这份缘不容易，这是上天的保佑。
从此以后，在这些老人的耳提面命下，我的路子就走得比较正了，发表的文章就比较多了。当然我是在1965年开始在《光明日报》上发文章的，发了好多文章，有一篇就是谈艺术上的拙。我说艺术上的巧大家都欣赏，艺术上的拙也值得欣赏。这个文章当时反响还不错。
夏老来北京后，他的儿子说：“我爸爸在杭州的时候被管得呜呼哀哉，日子过得那么苦，你们这里的人怎么会这么快乐呢？”我觉得这只是我们那个小圈子，不是整个北京都能够那么快乐。我们那个小圈子的大佬、学界名流，自得其乐，诗词唱和、游春游夏，一有好风景，一有好时候，我们必得出游，这样就培养了灵性，培养了诗心和才情。
就这样，歪打正着我就走进了诗词这个圈里。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协助张伯驹先生和夏承焘先生创立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尤其是诗，从虞舜开始就有诗。由夏老、张伯驹先生，还有周汝昌先生联名写信给文化部部长。那封信是我送上去的，当时本来是张伯驹先生递信，一个下雪的天气，外面又很冷，当时的文化部下设统战部，部长王莲芬看见一个不俗的老人在这里等着，便问:“您干什么呀？有什么事？您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叫张伯驹，要见你们的部长。”王部长一听张伯驹大名，如雷贯耳，说您赶紧进来，然后说您不要去亲自递信了，这封信我给您转了，以后就让您的学生来办。于是张伯驹先生就给王莲芬女士写了信，把我介绍给了王莲芬，所以以后张伯驹先生和文化部的联系都是我来跑。就这样，以张伯驹先生为首，当然还有几位大家，发动起以后，由文化部支持，由我来回联络，到1982年底就成立了中国韵文学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创纪录的。现在的诗坛如此活跃，有这样繁荣的景象，和中国韵文学会的成立，和《中华诗词》杂志的创办，以及以后到处都有的诗词学会是有很大关系的。
夏老在北京12年，他留下的诗作是他全部诗作的将近一半。所以他的儿子就纳闷，他在杭州写不了多少诗词，为什么到北京就写了呢？北京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宽松，是我们小圈子宽松。有这样一个环境，就促使了中国韵文学会的成立，中华诗词协会的成立也是和这个有关系的。伯驹先生等老人家对韵文学会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我作为一个晚生后辈，能够追随老人们促成此事，倍感荣幸。
斗转星移，我现在已到垂垂暮年了，但心里还是想为弘扬恩师伯老先生的学术和精神多做些事情。不久前，辽海出版社出版《翰墨留青：张伯驹致周笃文书函谈艺录》一书，将当年伯老写给我的六十二封信，内有三十七八首未传之诗词公之于世，完成了一桩心愿。去年11月底，我从大西南贵阳出发，迢迢数千里，赶到伯老家乡知名学府周口师范学院，参加该院张伯驹研究中心举办的“全国首届张伯驹学术研讨会”。29日上午，我与参会人员一起，冒着弥天大雾，驱车一百多里，赶到张伯驹先生的故乡项城市秣陵镇，瞻仰恩师故居。据介绍，秣陵历史很久，为南北朝东魏时在项城境内侨置之秣陵县。这里从明初至20世纪50年代，为项城县治所在地，四周有城墙，内有县衙、孔庙、书院等。时过境迁，如今这些古建早已不见了，伯驹先生家当年的深宅大院也不见了，现仅在该镇中心位置的一所小学里，还保留有一座孤零零的青砖青瓦小楼，三间两层。小楼内空空荡荡，光线昏暗，行人都在外边观看照相。我从小屋内攀着窄梯上到二楼，此时此刻，站在这里，心中真是浮想联翩，想笃文何幸，能在八十又七之年，亲手摸到了、亲眼看到了恩师家的故宅旧院，虽一草一木，足慰平生矣！在回周口的路上，难耐起伏心潮，成诗三首，特附序末，以见当时心境。
项 城 吟
一
八七龄翁掉臂行，项城秋色最澄清。
扶筇未减寻芳兴，长记传衣授业情。
二
浓雾弥天掉臂行，长风拂面荡诗情。
中州公子遗风远，六合三才满赞声。
三
项城太昊圣人墟，节义千秋德不孤。
奋起丛公真国士，神光凛凛耀天衢。
最后还要特别讲一下，周口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周口师范学院张伯驹研究中心编印的这本《丛碧千秋》，收文90余篇，多为作者亲历亲见亲闻之事，内容真实，史料性强，为读者提供了一册不可多得的学习研究张伯驹，发扬张伯驹精神的好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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