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赏析】 郭冠清：为什么二战之后再没有核战争爆发？——听听刚刚辞世的诺贝尔奖得主谢林56年前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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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冠清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95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谢林辞世
智编导读
美国时间2016年12月13日，2005年诺贝尔奖得主，95岁的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去世了。尽管国内对他的介绍不多，但是他的默式谈判中的 “聚焦点”理论、显示谈判中的“可信承诺”战略、冷战背景下的“恐怖平衡”思想，已被广泛运用或被无数实践所证明。如果你想成为一位谈判高手亦或博弈论大师，那就读一下他的里程碑著作《冲突的战略》吧！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二战之后再没有核战争爆发亦或想弄明白大国之间的博弈战略，那就一同领略下这位 非数理博弈大师的风采吧！
博弈论的出现给经济学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以至于“当代最后一位经济学全才”保罗•萨缪尔森不无夸张地说道：“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然而,要想对于博弈论这样一个从应用数学中逐渐演化出来的学科“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也并非容易，高深复杂的数学理论工具会使一个非专业人士望而却步。博弈论研究中对高等数学近似走火入魔的应用可以从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纳什(John Nash)、泽尔腾(Reinhard Selten)、海萨尼(John Harsanyi)三位博弈理论大师的著作中清晰可见。不过，托马斯•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研究却是一个例外。他抛弃数学工具来研究博弈论，完全依靠逻辑的力量展现思想的深度和广度，通过一个个娓娓动听的博弈故事，帮助人们理解现实世界中合作与冲突的问题，诸如为什么美国不在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前苏联不在阿富汗和埃及事件中使用核武器？为什么谈判者限制自己的某些选择反而会增强其谈判地位，而赋予一方更多的自由决策权则可能伤害该参与人的利益？为什么两个失散的人会不约而同走向同一个地方？等等。为表彰谢林在博弈论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尤其是在增加人们对合作和冲突问题的突出贡献，2005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84岁高龄的谢林诺贝尔经济学奖。
谢林1921年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在没有传奇色彩记录中度过了自己的幼年时光，于1944年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世界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继续在文学天地中漫步，并于1948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这段文学学习经历为他日后生动有趣的讲解博弈论故事创造了条件。文学的想象力没有压制住这位思想活跃大师对其它学科学习的热情，他还是进入了经济学殿堂，并于1951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读书期间，谢林与众不同的才能开始展现。据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回忆，他的思想 “比别的同学和教授们深几个层次”。197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缪尔森也说：“时间磨不平他的创造力，他的路数总是变幻无穷。”
博士毕业后，谢林就职于美国财政部，参与过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并担任过杜鲁门政府政策顾问。这些政府的经历为他日后思考国际政治和军事策略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背景。1953年他离开政府部门，走进耶鲁大学，开始了长达50多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生涯。1958年因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谈判”一文而成名的他被聘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后来由于他在国际政治问题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又被聘为哈佛大学肯尼迪研究生院兼职政治经济学教授，并获得了哈佛大学退休名誉教授的称号。1990年，他在哈佛大学退休后，又被邀请到马里兰大学经济学系和公共政策学院担任校际教授，继续从事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有趣的是，名不见经传的马里兰大学因聘请了一位年长、退休的哈佛大学教授，为该校争得了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风光昭显。
谢林一生获得过众多的荣誉。1991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协会主席，1992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1995年当选为东方经济协会主席。此外，他还是政治经济学领域著名的“弗兰克•赛德曼奖”的获得者和“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获得者。
谢林在半世纪之前研究博弈论时侯，博弈论尚处于它的早期发展阶段。1950年，纳什在理性人假设下，提出了著名的“纳什均衡”概念，不仅将冯•诺依曼在数学领域开创的博弈论引入经济学领域，而且也将博弈的视野从合作性博弈拓宽到非合作性博弈。当时，数学家塔克的案例 “囚犯的困境”在传播博弈论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下面我们通过“囚犯困境”这一经典案例一同进入博弈论领域。
“囚犯困境”讲述的是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杀，财务被盗的故事。警方抓住两个嫌疑犯，并从他们的住处搜出被害人家中被盗的财务。但是来个嫌疑犯只承认盗窃不承认杀人。聪明的检察官给他们出了一道难题，让他们自己选择：如果单独坦白杀人的罪行，揭露同伴罪行的，只判三个月的监禁，但同伴要判刑十年；如果两人都坦白交代，两人都要判五年刑；如果两人都不坦白，两人都判一年刑。
显然最好的策略是双方都不坦白，结果大家都只被判刑一年。但是，两人都选择了坦白，各被判五年刑，这就是“纳什均衡”，也称为非合作均衡。因为按照理性人假设，不管同伙如何选择，自己选择坦白就是最好的策略，因为如果同伙选择了不坦白，自己选择坦白，只判三个月的监禁，如果同伙选择了坦白，自己选择坦白判五年刑，而选择不坦白要判十年刑。“纳什均衡”的结论让人寻思：个人理性导致了集体非理性。
谢林没有受到当时博弈论发展现状和数学方法的限制，从颠覆理性人假说和反叛数学方法的滥用入手，开始了冲突与合作问题的研究。在他看来，在双方或多方相互影响的情势之下，博弈是不可能通过建立模型来表述，进而加以研究的，因为决策主体的期望和行为无法通过纯粹的逻辑和数学推导而得到。混合动机博弈的决定因素，与其说是数学的，不如说是经验的，即参与人在选择博弈战略时，不仅有数学上的考虑，也有创造声誉、沿袭传统、建立自信、显示大度等许多非数学因素。基于这样更接近现实的观察，谢林开创了非数学博弈理论这一新的领域。谢林的研究尽管非主流非传统，常常以局外人或批评者的面貌出现，但是博弈论的发展极大受到谢林的影响。博弈论理论大师泽尔腾和海萨尼正是在谢林的批评下发展了非合作博弈论，他们主要著作思想来源上都贴上了谢林的标签，只是由于建立了严格的博弈论数理模型，使他们比谢林早11年登上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领奖的舞台。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宾塞（Michael Spence）的“信号博弈”和“市场细分”的灵感自称来源于谢林。他的被泽尔腾系统化的“可置信威胁”学说，引出了2004年诺贝尔奖得主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和普里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的工作。谢林的研究还深深影响了国际政治等实践领域，比如，世界令人吃惊的度过了没有核袭击的60多年或许就是谢林的最大贡献，再如，我国全国人大通过的《反国家分裂法》或许就是受到谢林启发而制定的。谢林从非合作、非零和的角度构建的冲突和谈判策略框架，不仅适合于军事领域，而且也适合于小到大人对小孩管教策略等众多领域。在《冲突的战略》发表之后，他陆续发表了涉及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包括军事战略和军备控制、能源和环境政策、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团体犯罪、外交援助和国际贸易、冲突和讨价还价理论、种族隔离和种族融合、军事计划、健康政策、烟草制品和毒品走私政策以及与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相关的伦理学问题等。读谢林的著作是一种享受，那里没有复杂的数学，只有一个个浅显易懂的故事和令人震惊的分析。比如，他在另一部代表作《微观动机与宏观行动》（1978年出版）中，通过讲述“交通事故后每一个汽车司机观看10秒钟最后导致堵车10几分钟”的故事来说明“个体的动机如何集结成宏观行为”的。
谢林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1960年出版的《冲突的战略》一书中。在该书中，他发展的重要思想是关于“可信承诺”在冲突或谈判中的重要作用。谢林通过事例和逻辑分析提出了他的被后来学者称之为的“谢林定理”，即 “在冲突或谈判的场合，如果博弈一方能够以可信和可观察的方式限制自己的某些选择权力反而会增强其谈判地位，而赋予一方更多的自由决策权则可能伤害该参与人的利益”，或者简单地说就是“主动约束自己随意性和自主性反而会增强自我主动性”。这一看似矛盾的结论成立的奥妙在于，有些策略行为会像项羽破釜沉舟一样，通过自断后路从而使自己的承诺变成足以令对手相信的“可信承诺”，反而收到了比自留后路更好的效果。这正好与“欲将取之，必先与之”、“置之死地而后生”、“背水一战”的中国智慧不谋而合。相反，父母因不同意子女与他们不满意的人谈恋爱提出断绝关系就是一个“不可信承诺”，由于缺乏有效的显示威胁可实施的信号机制，结果可能是子女与心爱人结婚，父母与子女重归于好。对于在国家层面如何实施“可信承诺”，谢林多次提到了合约或立法形式确立可信承诺的意义。战后美国获悉日本要把领土割让给前苏联的消息后，公开发布了其与日本早期签定的日本领土问题上不经过美国同意没有权力割让的协议，以“可信的承诺”成功阻止了该事件的发生。
在《冲突的战略》中，谢林的 “聚焦点”理论也包含深刻的见解和思想。他把博弈结果理解为博弈参与人相互预期对方可能采取什么策略的“聚焦点”，认为基于共享经验、文化或认知的默契的“预期判断”一般会成为“纳什均衡”点。“聚焦点”理论已成为博弈论讨论参与人如何达成一致或理性预期的一种经典解释。例如，一对夫妇在拥挤的百货商场失散，事先也没有约定见面的地方，但是他们还是可能找到对方，因为双方都会选择他们预期对方可能选择的地方。同样，两个在火车上没有约定地方下车的情侣，或许也会基于博弈场景和交往的经验，选择同一地方下车。在谢林看来，两个数学家在混合动机博弈中选择了一般人可能不选择的策略，与其说是基于数学，不如说是基于对博弈参与者的另一方为数学家会如何选择的预期判断做出的选择而已。在《冲突的战略》中，谢林选择了许多生动的“聚焦点”理论的案例,并利用“聚焦点”理论解释了为什么交战双方有时会达成不使用毒气和核武器的“有限战争”的默契等战略问题，同时，也揭示了现实世界“多重均衡”可能存在的原因。
谢林在《冲突的战略》中另一个经典的见解是关于“恐怖平衡”的思想，其“反制的能力比对抗攻击的能力更有用，不确定的反制比确定的反制更有效”的见解常常被认为是他的最大贡献。谢林认为，冷战中，美苏双方要保持有利的位置，既不是“先发制人”，也不是拥有强大的“第一次打击能力”，而是要拥有足以将对方摧毁的“第二次报复”能力，以实现“恐怖平衡”，其思想与我国古代交换人质的思想类似。在谢林看来，军事技术的进步足以使双方将彼此国家的性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就如同一切可能的人质交换。与一般军事保密的见解相反，谢林指出，为了达到威慑效果，博弈的一方必须向对手保持一定的透明度。但是，如何避免“误解侵袭”的发生呢？谢林设想了一场“意外战争”：前苏联拥有一种发射核弹的自动装置，但美国不知道，这种先进装置没能起到威慑作用，于是两国爆发战争。受他这一思想的启发，1970年代美苏开通两国首脑热线电话，彼此增进了对对方的了解，战争的危险性便降低了。
在众多专业人士眼里，谢林无疑是非数理博弈理论领域的先驱，其代表作《冲突的战略》被公认为冲突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展现了他将博弈论作为社会科学的统一分析框架所具有的远见卓识。正当许多人对于这位非主流非传统的学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持怀疑态度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维纳什•迪克西特却说，谢林早就该获得这个奖项了，他期待这一天已经有15年到20年了。 政治学家如雷蒙•阿隆早就意识到《冲突战略》经典地位，一遍遍地在课堂上讲授它，过了四十年，它才得到经济学界的承认。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谢林的学生迈克尔•斯彭斯 （Michael Spence）也非常感叹的讲道：“一旦谢林讲一个事情每个人也都会跟着讲，这对科学和社会学来说，无疑是最好的事情”。1988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将其评为“杰出资深会员”时，评论道： “谢林关于社会关系的理论以及他对该理论多方面的应用源于他富有成效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有着异于常人的天赋，这使得他能切实涉及到有着相同或不同利益的参与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本质，并能具体而生动地把这种本质描述出来”。诺贝尔评奖委员对他的评价是：“谢林，这位自称‘周游不定的经济学家’，被证明是一位非常杰出、具有开创性的探险者。”
一、 显示谈判中的“可信承诺”战略
在双方可以通过语言或行动进行沟通的冲突或谈判（谢林称之为“显示谈判”），谈判主体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自己对彼此预期判断的影响。如何改变对方的预期判断，使我们在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呢？谢林的分析与一般人猜测的相反，那就是约束自己的自由，限制自己的选择权力。咋一听起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更多的选择自由总是意味着更多的机动性，即使最差的情况，你可以保留不用，为何限制它呢？事实上，限制了自己的选择自由，就等于把自己在冲突或谈判中的结果展示给了对方，从而使对方的预期判断向着自己有利的方向转换。“置于死地而后生”是一个经典案例。砸毁唯一可以逃跑的桥梁，可以向敌人传递你视死如归的决心，改变敌人的预期判断。在这里，砸毁桥梁限制了自由选择权力，反而达到了遏制敌人进攻战略目的。这一被称为“可信承诺”的战略，是《冲突的战略》最重要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如果博弈一方能够以可信和可观察的方式限制自己的某些选择权力反而会增强其谈判地位，而赋予一方更多的自由决策权则可能伤害该参与人的利益。
但是，如何才能使一个承诺变成可信承诺呢？或者，如何才能让博弈参与者相信一件事呢？谢林认为，“向一个人证明一件事正确比向其证明一件事错误要容易得多。要证明自己健康，我们只需找来一位合格的医生作证即可。要证明自己成本和收入情况，我们只需让一个人查查经过国家税务局或一个信誉良好的会计公司审计过的账本”（第21页）。有效传递信息的常见例子是国家之间的谈判。代表国家利益参加谈判的代表都知道，在谈判正式开始之前，设法发明各种声明制造“可信承诺”气氛很重要。一旦这种造势活动成功并将某种信息传达给谈判对手，那么，最初的谈判立场似乎看起来更像是终极结果。相反，如果缺乏有效的显示威胁可实施的信号机制，就无法实施“可信承诺”战略。父母因不同意子女与他们不满意的人谈恋爱提出断绝关系就是一个“不可信承诺”。
谢林非常强调实施真实的威胁对于“可信承诺”的重要性。威胁主体付诸行动的决心和意志是实施真实威胁的关键，相反，如果一方只进行口头上的自杀式报复威胁而没有实际行动，将变成“不可信承诺”。一个司机已经加速行驶并且无法刹车就是给另一位司机实施让路的真实威胁，法律上的“最后的机会”也是实施真实威胁的“可信承诺”。为了保证威胁的威慑力，谢林还提出了化整为零的实施威胁战略方法，即将一个威胁的实施划分成若干阶段，通过前期阶段的实施向对方证明其实施威胁的决心。
以合约或立法形式限制自由选择的权力对于确定可信承诺具有重要的意义。上文提到的《反国家分裂法》就是我国在两岸谈判僵局中采取的一种具有“可信承诺”的案例。这个法案的通过以立法的形式向世界做出了“可信承诺”，限制了大陆在突发事件下的回旋余地，也消除了人们对台湾宣布独立之后我国采取什么立场的猜疑和侥幸的心里，使我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谈判地位大大增强。相反，在近期发生的菲律宾、越南和日本挑衅我国南海领域的事件之后，由于我国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却变得很被动。同样，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就不是一个具有“可信承诺”的硬预算约束，因为政府控制了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在企业亏损之后政府无法不给予救助。
二、默式谈判中的 “聚焦点”理论
对于双方信息沟通不完全或者根本无法进行沟通的冲突或谈判（谢林称之为“默式谈判”），因信息无法有效地传递给对方，“可信承诺”失去了作用，于是，我们自然要问，在默式谈判中，谢林这位博弈大师还能给我们新的思想启迪吗？谢林认为，“在完全冲突的战略（零和博弈）研究领域，传统博弈理论表现出了其独特的洞察力，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第73页），然而，对于双方信息沟通不完全或者根本无法进行沟通的默式谈判，在冲突与利益共存的行为战略（非零和博弈）研究方面，传统博弈理论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有借鉴意义的理论。谢林认为，只要双方存在共同的利益，就往往能出现多重“纳什均衡”结果。他把博弈结果理解为博弈参与人相互预期对方可能采取什么策略的“聚焦点”，认为基于共享经验、文化或认知的默契的“预期判断”一般会成为“纳什均衡”点。默式谈判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诸如有限战争问题、司法管辖权问题、交通堵车时的情景，甚至包括与一个从未打过招呼的邻居相处等。
在谢林看来，在博弈双方利益共同时，双方将基于 “预期的判断”，通过努力实现共同利益。除了在拥挤的百货商场失散的夫妻往往能找到对方的案例外，谢林多次使用了两个空降兵寻找对方以获救的案例。在缺乏事前约定和无法联系的情况下，两个空降兵或许将通过研究随身携带的地图找到对方可能选择的标识点回合，或许一个空降兵想到对方曾经无意说过万一空降后将选择哪些地方求生来获得启发等等，这些都可能变成获救的线索，只要找到双方可以默契的“关键点”，两个空降兵就可以获救。尽管这些“关键点”不一定找到，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答案来源于双方的直觉而非逻辑思维推理，或许来源于相似事物之间的类比经验、先例、偶然巧遇、对称性、审美观或几何原理。博弈的数学属性有助于某些博弈选手预期判断某些结果，例如如果两个选手本身就是数学博弈的理论家，他们可能会认识到这一点，并受到具有数学属性的潜在解决方案的影响，但是它们和其它方法一样也涉及到同样的影响双方预期协同的心理机制。
即使博弈双方存在利益冲突，双方也会抛开分歧，努力寻找彼此的共识。在上述空降兵的案例中，如果双方降落于住宅的同一侧，虽然二者经过长距离跋涉终于在住宅会合的距离可能远远超过显示谈判中的理想距离，但是，他们仍然会选择在住宅会合，尽管距离住宅较近的一方比较远的一方赢得了优势。为了验证他的聚焦点理论，谢林列举了10个问卷的调查情况，结果表明，博弈双方为了实现共同利益，确实会寻求彼此间的共识。在战争中，为了避免两败俱伤，一条小小的河流可能是实现协作的关键点，成为双方部队停火的分界线，一个小小的默契可能使毁灭性战争变成有限战争。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出现“毒气战”、朝鲜战争中 “三八线”成为战争双方对峙界限、台湾海峡成为国共两党政权僵持对立的天然屏障等都说明默式谈判中“协调预期判断”的思想并非天方夜谭，而是具有积极意义。
在默式谈判中，拥有更多的信息也许是一件坏事，不知道反而更好。有一个经典博弈模型叫“性别之战”。夫妻双方讨论晚上娱乐安排，丈夫喜欢看足球，妻子喜欢看芭蕾。但与其各看各的，还不如陪着对方一起看，那么，双方应该如何博弈呢？主流博弈论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麻烦，谢林倒给出一种方便的解法。妻子可以在下班前给丈夫打个电话，告诉他，自己一下班就去看芭蕾，然后赶在丈夫反应过来之前挂掉电话。虽只是不费力气地告诉丈夫自己的决定，但只要马上截断继续沟通的渠道，就可以使丈夫乖乖地陪着看芭蕾。不用威胁，不用利诱，只要轻轻地把消息告诉对方，这就是信息的威力。在很多场合下，策略地屏蔽信息、变得“无知”可能是增强自己谈判地位的一条捷径。
三、冷战背景下的“恐怖平衡”思想
为什么美国不在50年代的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使用核武器？为什么前苏联不在1973年的埃及事件和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中使用核武器？是什么力量使世界令人吃惊的度过了没有核袭击的60多年？谢林提出了“当双方都拥有可以彻底消灭对方力量时，冲突将转向有限战争或和平”的“恐怖平衡”思想。谢林认为，冷战中，美苏双方处于一种有重叠共识的博弈格局，那就是，美苏两个大国不愿意使用核武器，这对自己没有好处，也会遭到对方更恐怖的报复。维持平衡而又紧张的局面，气势上压着对方但不付诸行动，这才是符合双方各自利益的。于是问题变成了，不是“如何使用核武器”而是“如何使对方相信你将如何使用核武器”而必定造成对方无法接受的损失的一个新的问题。 “双方确保摧毁”的威慑状态本身则是诱导双方去寻求共同利益，以避免两败俱伤。有感于谢林的精辟见解，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评价说，谢林的“反制的能力比对抗攻击的能力更有用，不确定的反制比确定的反制更有效”的见解 “已经证明与化解冲突和努力避免战争有着相当大关联”。
为了更好地研究冷战中的现代战争，谢林创造性地将战争划分为第一级的战争和第二级的战争。他认为，只有第一级的战争才需要暴力，需要血腥，这是最原始最野蛮的活动。现代人常用更高级的游戏活动来决定胜负，比如谈判、威慑、沟通、心理战等等。第一级的战争对双方都很残酷，双方都不愿意面对，但又必须展开竞争，于是战争往往不见硝烟就已短兵相接。
在谢林看来，拥有足以将对方摧毁的“第二次报复”能力以实现“恐怖平衡”的思想，不过是古代的人质交换机制在现代的翻版。在古代，人们为了表明自己履行诺言的决心，往往将人质交给自己不信任的敌人，而在现代，尽管敌对两国可能距之千里，但是军事技术的进步足以使双方将彼此国家的性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只要一方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摧毁侵犯国，以回敬对方的进攻，那么，“恐怖平衡”就如同一切可能的人质交换一样。
谢林的“恐怖平衡”思想确实影响了美国的国际政治机制，也使世界从核恐惧中走出，不过，仍然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那就是，假设美国没有侵略前苏联的意图，而前苏联人却误认为美国会进攻他们，应该如何呢？谢林设想了一场“意外战争”：前苏联拥有一种发射核弹的自动装置，但美国不知道，这种先进装置没能起到威慑作用，于是两国爆发战争。乔治(Peter George)的小说“红色警报”形象地描述了前苏联报复美国袭击而采取新式核武器毁灭美国的情景。受谢林这一思想的启发，1970年美苏开通两国首脑热线电话，彼此增进了对对方的了解，战争的危险性随之降低。
谢林对于现代战争的深邃理解和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的积极影响，尤其是他的“恐怖平衡”思想，本来可以使他再度走向诺贝尔奖殿堂，只是，他将获得的不再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是诺贝尔和平奖。可惜的是，就在昨天，一个仍然弥漫着战争烽烟的日子里，95岁的他悄悄地离开了我们！那就让我们拿起他的战略武器，来对付一个疯子（可能还不如骗子）即将领导的霸权帝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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