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动态】 乔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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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榛  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来源： 《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11期

乔榛  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作者介绍

乔榛（1964—），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省特聘教授（龙江学者），兼任全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理事等学术职务。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50多篇，出版《〈资本论〉选读与当代应用》《低碳经济下的中国工业结构调整》《中国地方政府规制改革研究》等学术著作5部。获得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内容提要：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实践可以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基础。中国改革开放后探索出来的生产力发展道路、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最终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不曾有过的实践，而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实践下中国取得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少有的成果。这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典型事实，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通过揭示其中包含的经济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找到一条新的途径。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  科学理论

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对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理论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是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兴起，它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辩护的产物；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是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进行深刻反思的理论成果。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开始关注自己命运时发展起来的，是为无产阶级指明方向的理论革命。经济学理论演进对时代的依赖，或时代发展为经济学理论演进提供的现实基础，永远是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主线。当下的中国正在引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方向，这一时代特征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现实基础。一个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潮流正在中国兴起。本文就是要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基础。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和理论构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被作为意识形态，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绝对主流经济学。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兴起的社会主义改革浪潮，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改变。苏联解体后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启动经济改革时聘请了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新秀——杰弗里·萨克斯为设计师。他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为俄罗斯设计了一套所谓的“休克疗法”，从而将西方经济学作为设计经济改革模式的理论基础。我国在1978年虽然也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但我们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实行的改革，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并未改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改革中仍发挥着指导作用。不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引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一方面为推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需要运用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另一方面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使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受到挑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进入21世纪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成为一个令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担忧的现象（刘国光，2005）。为什么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会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不断下降？对此，无论是从理论出发加以分析，还是从实践角度进行观察，都可以找到一些原因。如西方经济学大量被引进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长期的封闭性研究不能很好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许多年轻的优秀教师不愿意投入精力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等等。难道真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失去了活力，不能适应我们改革的形势吗？过去基于表面现象，好像对这一问题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理解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将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通过有计划地组织生产解决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从而把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计划经济。现在我们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运行体制的预期似乎有所偏差，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分析是科学的，而对社会主义的分析无法得到准确验证。但是，随着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进行的改革不断深入并取得越来越突出的经济成效，这使西方经济学最终无法在中国改革实践中印证其理论解释力，同时也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的科学理论，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增强了人们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信心。

中国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已有不少研究，但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谈话和指示，一个以中国改革开放经验为基础重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潮流正在形成。2014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1]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2015年12月18-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3]这就向中国经济学界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即在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实践基础上形成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显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围绕这一问题国内经济学界已开始构想。有人认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需要不断拓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理解的视域，深入挖掘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经济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丰富的理论滋养。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理论等运用到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当中（顾海良，2016）。也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成果，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提炼和概括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要认识到社会主义现阶段所面对的发展生产力问题，具体要从生产关系和经济运行两个层面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包括构建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经济制度分析和经济运行分析的创新理论（洪银兴，2016）。还有人把改革开放后几代领导人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形成的经济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论、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论、新的发展理念的思想，等等（王伟光，2016）。

这些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初步构想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局面，而最终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仍将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界长期要面对的任务。不过，在逐步完善这一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对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基础，而且就其内容来说，不仅包括中国自身发展的现实，而且也应该发掘中国发展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现实。

二、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生产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出发点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在分析生产、消费、分配、交换这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总体时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4]物质资料生产的水平，即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然而，世界各国生产力发展始终不平衡，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生产力发展在世界各国之间的不平衡更加明显。一些国家率先开启工业化进程，并引领生产力发展的趋势，而其他工业化启动缓慢、甚至与工业化隔绝的国家，生产力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与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自此，人类社会发展中形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即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

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增长成为这些国家最突出的任务。为此，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用其所谓的标准经济学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提供理论指导，并形成发展经济学这样一门新学科。然而，发展经济学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依然如故，许多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这意味着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探索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生产力不仅有发展经济学指向的道路，而且还有同样属于落后国家，但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来发展自己经济的实践。作为这些国家的代表首先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俄国革命胜利后，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生产要素有计划配置为手段，根据用按劳分配的原则来分配消费资料的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苏联发展经济的道路。应该说，在这条道路上苏联取得了经济发展的重大成效，实现了用最短时间赶超发达国家的奇迹。到1938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占到世界国民收入总额的8.3%，超过联邦德国（7.4%）和英国（6.9%），仅次于美国（32.5%）（陈明山，1988），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的社会主义实践自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实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事实根据，同样，社会主义后来的发展挫折也使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着考验。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出来的基本取向是，开始一段时间表现出良好的经济绩效，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取得的成绩，以及新中国建立后恢复国民经济期间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所取得的经济上的成功，都证明了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实现了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经济增长年均达到9.34%。[5]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间的延长，这种体制的问题越来越多，最终导致国民经济困难，改革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如苏联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其经济进入长达15年“停滞时期”（吴敬琏，2004）。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的生产效率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经历长达15年的负增长。中国在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后，经济增长出现了巨大波动。1958年，经济增长速度高达21.3%，但1960、1961、1962年，连续三年出现经济负增长，最低速度达到-27.3%。[6]这种经济困难的局面与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有着密切关系（吴敬琏，2004）。因此，选择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摆脱经济困难局面的出路。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应该采取怎样的路径？实现的目标是什么？这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采用“激进式改革”方式，把曾经的“标准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苏联解体后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按照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标准进行自己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方式，通过逐步市场化的路径，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践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创造了一系列的“奇迹”（林毅夫等，1994）。

中国改革开放最突出的成就便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开创了一条落后国家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道路，因而蕴含了经济学发展的巨大资源。创建一种经济学，首先需要确定其研究的出发点，也就是研究围绕的中心。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的生产力巨大发展，特别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下所获得的成功，包含了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新的经验，也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新的规律。这不能用西方经济学解释，也不能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而只能创建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后开创的生产力发展道路，自然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出发点。

中国所开创的生产力发展道路，是在遵循生产力发展逻辑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路径。发展生产力是人类社会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从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看，发展生产力首先是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并且使生产要素不断提质和升级，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在很长时间里的首选；其次是使生产出来的产品顺利实现，这是人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后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最后是建立一种有效激活生产要素和配置生产要素以及协调整体经济的制度，这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但发展程度不同的永久性课题。依据这样一种逻辑来梳理我国改革开放后生产力快速进步的事实，可以发现，我国新的经济发展道路把发展生产力的逻辑最大程度地变成了现实。我国改革开放后走出的发展生产力新路把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其发展前景更令人震惊，按照许多机构和研究者的预测，中国在21世纪的20年代就可以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此形成的落后国家发展生产力新路是过去任何国家在追求生产力进步中不曾有过的。对这样的一条落后国家发展生产力的新路进行理论概括自然是经济学难得的课题，也是经济学创新难得的机会。

中国改革开放后之所以能够实现一个经济增长的“奇迹”，所走的道路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根据中国国情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这条道路归纳起来有三个特征：（1）对经济体制的渐进式改革。经济制度好坏的一个标准是看它能容纳多大的生产力。一种新的制度取代旧的制度可以扩大生产力的容量，而一种制度在保持其基本属性的前提下通过不断改革也可以拓展容纳生产力的空间。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选择的是一条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改革道路，这样道路由于有利于社会稳定，并且可以持续释放发展空间，因而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2）拓展生产力容量的特殊性。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形成了一个不断拓展生产力发展空间的路径，而且在拓展生产力容量方面也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中国以其非常优越的条件实现了对世界成熟生产力的最大程度的承接（乔榛，2015）。（3）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生产力发展不仅取决于速度的快慢，更重要的是增长的可持续，而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必须保持社会的稳定。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过一个快速增长期，但很多国家因为无法化解快速增长引起的社会矛盾陷入社会动荡，结果使实现的增长化为无有。中国改革开放后之所以能够实现持续高速增长，不仅是因为找到了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使这种增长有了更大的韧性。

中国开创的生产力发展道路使一个落后国家迅速地提高了生产力，而且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这无疑是经济学研究难得的现实基础，也是我们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出发点。

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着力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物质生产或生产力出发，而马克思确立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1867）。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确立的这一研究对象简化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且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成为一个标准的说法。不过，当下中国经济学界对这一传统说法有着不同的理解。我们在这里不去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关注物质生产或生产力时，选择了生产关系的着力点，或者说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研究生产力的。因此，当我们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必须把研究的着力点放到生产关系或其最核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上。

生产资料所有制属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它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前提。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曾有过漫长的公有制经历，但进入文明社会后却长期为私有制所主导。近代以后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则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其基本经济制度的。这一资本主义私有制推动了商品经济以及分工的发展，进而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一个巨大空间。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初发展状况时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又产生它的另一面，“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8]。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资本人格化使最大程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成为其唯一目的，如此形成的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自身难以克服的社会对立和社会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失衡，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这两方面特性造成了人们对它认识的分歧。一方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并认为私有制是人类社会最合理的一种制度，只有在这种制度下，自由市场经济才得以运行，经济的繁荣发展才成为可能。但是，无论他们在理论上怎样完善，都一次又一次地被现实的实践所证伪，自由主义经济学除了在理论上满足其逻辑的完美性之外，很难在现实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看到其“身影”。另一方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其自身具有的矛盾。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最终不仅会造成生产出现失序的状态，而且还会为自己培育起“掘墓人”。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必须为生产资料社会占有所代替，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才能够被克服，并且可以过渡到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社会。

社会主义制度使生产资料公有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不仅有其历史的逻辑，即人类社会最初实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在被私有制代替后最终一定会在一种更高的形态下实现公有制的回归，而且这种公有制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出现的问题，即严重的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失衡或经济危机。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后，虽然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也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经济基础，但是，这种以单一公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设计最终没有使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彻底摆脱贫困的面貌，相反，经历了一定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经济却变得越来越困难。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的改革突破了传统的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纯粹追求，而逐步建立起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结构。这种所有制结构突破了在某种社会形态下构建一种理想所有制的逻辑，而选择了一种多种所有制融合的所有制结构。对所有制的这种选择，首先是一种经济演进的自然结果。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形成的社会形态越来越复杂，很难用一种单一的标准对这种日益复杂的社会加以概括。融合不同制度因素而确立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基本的趋势。中国在探索改革的道路上遵循的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朴素逻辑，但正是这样的逻辑使自然演进的经济规律得以体现，从而反映了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我们就是根据实践提出的问题，一步步地推进改革。在传统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下，逐步引入非公有制经济，先是个体经济，后是私营经济；先是港澳台资本，后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这种不断推进、逐步适应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混合经济形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颇具优势的制度基础。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我们选择的所有制演进的道路，西方经济学家是不认同的或不看好的，但我们就是在构建这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制度过程中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正是在这种持续高速增长中，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创造了一个“经济增长的奇迹”（林毅夫等，1994）。

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不断进行的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基本经济制度保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生产力出发，最终着眼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研究了资本关系演进的逻辑，发现了资本关系包含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该把中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作为其现实着力点，研究这种生产关系具有的历史必然性，并发现这种生产关系包含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机制。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落脚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建设性的经济学。它的一个基本任务是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经济理论支持。而这必须要研究经济运行层面的机制，或经济体制。中国改革开放后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不仅改革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又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成就，也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体制保证。

经济体制是现实社会实现经济运行的一种制度安排。就其典型形态来说，近代以来所有国家实行的经济体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市场经济体制，另一种是计划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而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主要经济体制。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经济学为这一体制提供了最好的解释。他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也达到最大化。自此，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基本是在这一信条下展开的。在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经历中，一方面我们确实看到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制带来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自由市场体制所带来的经济问题和社会冲突。而资本主义社会在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始终为后面的结果所困扰。处于受压迫的工人阶级起来与资产阶级相对抗，资产阶级也在周期发生的经济危机中经受巨大考验，许多怀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不断地对这一社会进行批判。这样的情形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完满的，变革这种经济体制无疑是一种实现社会进步的选择。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变革这一体制的底线是在继续坚持自由市场体制的基础上允许国家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加以干预。但马克思主义者却看到了一个更加理想的社会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困境，这一理想的社会便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一社会形态下，实现经济运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配置资源不再是自由市场，而是国家计划。

计划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国家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后选择的一种标准的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完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借助行政手段实施这一计划。这种体制运行从根本上解决了自由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克服了资本主义为经济危机所困扰的问题。但是，这种体制带来的两个新问题是，如何实现计划的科学性？如何很好地落实制定的计划？事实上，计划经济体制在解决这两个问题方面并不成功，因此导致的国民经济运行中不断出现失误，并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经济体制改革便是对这种状况的一种反映。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国家在选择改革的道路上并不相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开的药方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只有中国选择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中国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后并不为人们所接受，一些受困于所谓标准经济学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无法结合的，而另一些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人们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只能走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但中国并没有为这些学说和标准所动摇，而是基于中国的国情选定了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推动市场化取向改革。实践证明，我们选择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前面陈述的中国改革成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了最好的注脚。对于这样一种新的体制该如何看待？是只有中国才能够实行的经济体制，还是中国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找到了一个新体制？在我看来，后者更好地反映了这一体制的意义，甚至在进一步抽象的基础上可以找到落后国家发展生产力的一般规律。对于这样的一种体制创新，留给经济学的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要以此为现实基础，发现其蕴含的经济规律，并将其上升为一种经济学说。这种经济学说既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也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这样一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要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学体系，这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充分展开，也需要一批中国经济学者进行不懈的探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为直接的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蕴含的运行机制有效性揭示出来，并以此为根据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学体系。

五、结论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现实提出的一种理论需求，或者说，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充分的现实基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发现这种现实中所包含的经济发展规律。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解决的是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下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这需要一种成功的经验来作为发现落后国家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典型事实。正像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是借助了英国的典型事实一样，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成功也可以成为发现落后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规律的典型事实。因此，总结中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验并发现其内在规律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出发点。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有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因的，生产关系也是其重要的研究对象。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着力的生产关系不再是传统社会主义所坚持的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这种所有制结构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即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只有在一种简单的社会形态下才可能存在，当社会形态发展到较高阶段后，社会越来越复杂的现实体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一定是多样的、相互补充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无疑是这种趋势的一种表现。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其建设性特征决定了它必须建构一个完整而高效的经济运行体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目标，也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主要内容。为此，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规律，并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和进行逻辑梳理，是最终形成系统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落脚点。

总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迫切而艰巨的任务。要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首先需要深刻理解作为这一理论基础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经验，并把它概括为一种典型事实。只有在这一工作得到充分展开后，才可能构建起一个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注：

①《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强调更好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4年7月9日。

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③《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光明日报》2015年12月22日。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6页。

⑤⑥《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⑦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注：

刘国光，2005：《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研究》第10期。

顾海良，2016：《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经济研究》第1期。

洪银兴，2016：《以创新的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经济研究》第4期。

王伟光，2016：《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经济研究》第3期。

陈明山，1988：《苏联的世界经济地位》，《国际研究参考》第2期。

吴敬琏，2004：《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

乔榛，2015：《从生产力水平到生产力容量：一种解释经济增长的新视角》，《当代经济研究》第12期。

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林毅夫 蔡昉 李周，199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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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稿：林盼、董丽霞    审校：郭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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