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 王立胜、聂家华：论毛泽东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思想 ——以《论持久战》为中心的思考

【理论探索】王立胜、聂家华：论毛泽东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思想 ——以《论持久战》为中心的思考

2016-12-26 王立胜聂家华 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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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聂家华曲阜师范大学

来源：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微信公众号

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

作者介绍
王立胜（1963—），山东莒南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理事长、主席，兼任中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主要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疆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研究。出版《现代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农村研究的中度视野》《中国农村现代化：思路与出路》《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等著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学动态》《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哲学》等报刊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人民网、光明网等全文转载，获得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等荣誉。
聂家华，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论持久战》既是一部军事和哲学论著,也是一部政治学论著。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意义、主体、客体、目的和方式方法。阐述了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实践艺术,揭示了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深厚哲学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而进行政治动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一整套有效的政治动员内容和方法。
关键词：毛泽东；政治动员；政治参与；《论持久战》

“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战胜国内外强大对手建立新中国，通过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这均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和全国人民的广泛政治参与。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历史，也是一部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史。
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日常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政治生活的显著特征。基于长期的县域党政领导工作经验，笔者也深切体会到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在推动基层党政工作中的重要性。愚意以为，政治动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重视政治动员的作用和学会政治动员的艺术，以激励广大群众的政治参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动员经验和动员政治参与的艺术，并注重理论总结，《论持久战》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著作。
一、《论持久战》是一部关于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问题的重要政治学著作
在以往的研究中，《论持久战》多被视为军事著作或哲学著作。一是认为《论持久战》是一部军事著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中就指出：“《论持久战》是毛泽东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后的又一篇最重要的军事著作，这篇著作进一步坚定了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也指出：“《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它最吸引人们注意的，是那种宏远的战略眼光和冷静的分析头脑，在战争最初阶段就富有远见地指明了战争的整个趋势和发展过程。这在当时没有别人能够做到。”
二是认为《论持久战》既是一部军事著作，又是一部哲学著作。庄福龄提出，“《论持久战》既是一部杰出的马列主义军事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马列主义哲学著作。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能动的反映论和对立统一规律等学说，作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挥，通篇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光辉范例。……也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和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丰富和发展。”杨超、毕剑横也持此论：“《论持久战》是一部系统的军事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是一部哲学思想和军事思想水乳交融的科学著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也断言，《论持久战》“是指导全国抗战的军事理论纲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具体情况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隐含了对《论持久战》是军事著作和哲学著作的肯定。
三是认为《论持久战》是一部哲学著作。杨春贵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体系的初步形成。其后，毛泽东在指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实践中，进一步把哲学思想与军事理论、战争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写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军事著作，使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在内容上得到全面的展开，在体系上日臻完善。”雍涛强调：“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是整个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中最有特色、最精彩、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基本观点体现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著作以及关于历次重大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中。”
上述不同观点是研究者立足不同学科对《论持久战》进行解读的合乎学科逻辑的结论。对于一种经典文献，读者的学科背景和主观认识框架自然会规范阅读的角度和尺度，得出符合自身学科逻辑的结论是自然的事情。只有从不同的学科对这部著作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才能更全面的认识和把握其丰富的思想内涵。笔者打算从政治学的视野来观察和思考《论持久战》，特别是从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角度来进行解读。在现有的相关成果中，不乏类似角度的研究。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就明确表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批判了对于抗日战争的各种错误认识，因而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这里的“逻辑力量”“思想武装”即是对其政治动员作用的概括，“信心和决心”则是对其政治参与作用的总结。对此，胡绳讲的更明确具体：“《论持久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不仅指明了必须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景，并且提出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中不断削弱敌方的优势、生长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当抗日战争开始不久，许多人对战争将如何发展还不甚明了的时候，《论持久战》在人们面前那样清晰而有说服力地描绘出战争发展全过程的完整蓝图，回答了人们头脑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一篇论文具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历史上是少有的。”这里不仅直接地使用了“动员人民群众”的概念，而且用了“强大的说服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两个“力量”的说法，这两个“力量”实际上是表达了《论持久战》对人民群众参与全面抗战的动员力量。
“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都是典型的政治行为，但政治动员的行动路线是自上而下的，而政治参与的行为方式则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其实是一个实践过程，政治动员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或者动员更多的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其实质是最大限度地动员更多的人参与自己主导的政治过程。所以，政治学界对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作出互设性释义，“高度政治动员”其实是政治参与的一种特殊模式，在我们的议题中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就是一个实践过程。
正是因为《论持久战》的政治动员作用，才激发了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抗日战争的激情和热情。众多有志之士是因为读了毛泽东的这部著作才毅然决然地走向了抗日战场。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的一段叙述可以典型地说明这个问题。他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是在山西抗战前线读到的。这本书当时给前线战士带来的兴奋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没有亲身经历、体验过的人是难以想象出来的。抗战初期，因为平型关、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许多人盲目乐观，以为抗战不要太久就会胜利结束。但接着打了许多败仗，日本长驱直入，很多城市沦陷了。在前线，我们亲知国民党那些杂牌军确实腐败的不得了，而我们游击队的力量又还比较弱小。抗战的前途究竟如何？使大家感到困惑，存在着许多思想问题。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出来，给大家指明了前途，使我们豁然开朗，解除了困惑，那种兴奋的心情是难于言表的。这本书以其理论力量一下子征服了我们，它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的基本要素，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发展的两种可能性中什么是优势的可能性，中国人将如何通过持久战来最后获得胜利。记得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完全被吸引住，一口气就读完了，后来又反复地读。《论持久战》特别使我感受到理论的威力，它以理论的彻底性和严密性来说服人，完整地体现了辩证思维的逻辑进程。可以说，这本书是继《资本论》之后，运用辩证逻辑的典范。”冯契以其亲身经历和体验确证了这部著作在当时所起到的政治动员作用和由此激发的积极参与热情。
二、《论持久战》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理论体系
“政治动员就是国家、政党、社会组织或个人等动员主体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而通过一定的策略、手段和方法来引导动员客体接受和认同动员主体权威并进行特定指向政治参与行为的过程。”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政治动员的意义、主体、客体、目的和方法，为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而进行政治动员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指导。
《论持久战》专设一节论述政治动员问题，其标题就是《抗日的政治动员》。
政治动员的必要性：政治动员“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毛泽东通过总结抗日战争前和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何谓政治动员：“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毛泽东论述道：“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
动员的方法和步骤：靠干部的宣传和“经常的运动”。毛泽东说：“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没有明确论述政治动员的主体和客体是什么，但透过文本我们可以读出毛泽东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明确思想。
第一，抗日战争政治动员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广大干部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众多政治组织中，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全面抗战路线的，也就是主张人民战争路线的。政治动员就是要动员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只有坚持人民抗战路线，才能逻辑地推导出政治动员的必要性。
1937年11月12日，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明确点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抗战路线的根本原则差异，这个根本差异就是要不要动员群众的参与。“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虽然也是民族战争，虽然也带着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的。”“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的人民战争，实行人民战争路线，必然要进行广泛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以激励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
第二，抗日战争政治动员的客体是军队和人民。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通过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得出结论：“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朱德总结说：“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总括地说，就是人民军队的路线，就是人民战争的路线。这正是使抗战胜利的路线。”
基于这些基本的思想，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和日本两国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实际情况，明确地指出，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实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激发全体军民的抗战热情。对于军队的动员，毛泽东指出：虽然现代化的技术条件非常重要，但“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对于动员人民，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
三、《论持久战》概括了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实践艺术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不仅系统论述了政治动员的基本理论，而且将这些基本理论运用于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把基本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每一项实践中都体现了高超的政治动员艺术，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动员的实践经验。
第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广泛的政治动员。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适应中国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这是一种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也是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进行的最广泛的政治动员，是一种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激励中国人民广泛政治参与的特殊动员形式。
正如毛泽东所言：“为要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只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这是唯一无二的方针。”[13]523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明确无误地告诉中国的军队和人民，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和方法步骤，就是为了号召全中国人民坚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并以各种方式参与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民族战争。他在文章的结尾处斩钉截铁地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同时，毛泽东论述了中国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毛泽东通过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认真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的各种矛盾，既坚持在抗日总目标的前提下的互相联合，保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统一性，又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践中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成功地实施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正如毛泽东总结指出的：“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执行了毛泽东既联合又斗争的政治策略，才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才最广泛地动员了全国军队和人民积极参与抗日战争，才最终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从这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以及实践艺术，也充分地展示了他的政治动员的实践艺术。
第二，抗日游击战略是以人民广泛和深度参与为根本特征的军事战略。古今中外的游击战都属于战术问题，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它却具有了战略地位，这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一大创造。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13]405之所以把游击战争放在战略的观点上来考察，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抗日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游击战就是植根于人民之中的战争。而游击战是与根据地密不可分的。在毛泽东看来，没有根据地的游击战就是流寇主义，“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游击战争之所以与根据地分不开，正是因为根据地就是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
建立根据地就是对根据地人民的最广泛最深刻的政治动员，同时，进行游击战争的过程也就是人民群众广泛政治参与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指出：“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的建立起来。在这“三个基本条件”中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是发动民众。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有十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四个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思想。指出；“和建立根据地不可分离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要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组织民众团体；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要从这种斗争中去肃清公开的或隐藏的汉奸势力；要做到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原来有中国政权未被敌人破坏的，则在广大民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去改造它和巩固它；原来的中国政权已被敌人破坏了的，则在广大民众努力的基础之上去恢复它。这个政权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它应该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反动派作斗争。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和自下而上的群众政治参与的一种军事实践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实践艺术的最精到的表现。
第三，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体现了政治动员的实践智慧。人民军队是人民战争的物质基础，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战争，更没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人民战争的胜利。早在红军创立的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人民军队建设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重军队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来自于人们，服务于人民。“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在这里毛泽东在阐述人民军队建军宗旨的前提下概括地点明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简要地说就是：“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和瓦解敌军”。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把是否坚持这三大原则看成是根本态度问题：“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因为只有坚持这三大原则，才能实现“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才能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由此可见，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自始至终是以广泛的政治动员为理论前提的，这是由人民军队的本质所规定了的。
第四，人民战争实行的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显现了政治动员的基本实践机制。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为人民军队确立了正规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从组织上解决了正规武装与地方武装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动员各种政治力量参与人民战争的一种实践机制，从体制机制上确保了中国革命胜利所必须的最大限度地动员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这种三结合的体制机制就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和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在战争实践中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指出：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实行了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充分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这三种力量的配置中，三者之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正规军是人民军队的骨干力量，地方武装和民兵则是两翼，三者相互联系相互配合，虽然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主力兵团担负着对主要敌人的作战任务，可以随时进行超地方的作战，地方兵团则是介于主力兵团和民兵之间的人民武装，它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当然，地方兵团是主力兵团的有力助手和准备军，可以配合主力兵团作战，随着形势的发展，还可以转化为主力兵团。民兵是正规军的强大后备力量，是正规军的有力助手，在抗日战争中，全国广大民兵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创造了像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以及水上游击战等各种各样的巧妙的战法，有力地袭击了日寇，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的作战。武装斗争当然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但是武装斗争离不开非武装斗争的配合。“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比如，动员人民参军，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等等。这些非武装组织还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尤其是全力克服经济方面的困难，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总之，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这样，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真正地把广大群众动员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具有无比威力的战斗整体，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力量。
四、《论持久战》揭示了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哲学根据
毛泽东关于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思想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胜利必定是中国的，其必然胜利的最深厚的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只要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地参与抗日战争，就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不仅清楚地说明了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政治动员和人民群众广泛政治参与的重要性，还探讨了其实现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第一，兵民是胜利之本：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重要性。
毛泽东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于指导抗日战争，把相信人民群众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作为抗日战争的基点，明确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概念，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这个论断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抗日战争这种战争实践语境中的话语转换，是为广泛深入的进行政治动员、实现人民群众大规模政治参与所必须的中国化话语体系创造性转换。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抗日战争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当然是进行战争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参与态度和参与程度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战争的性质、人心向背。中外历史证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人民群众起来自己解放自己的伟大事业，人民群众始终发挥主体作用。“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是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集中体现，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哲学总结。历史证明，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群众发挥主体作用的结果，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得出的结论：“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从人与武器的关系来论证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性。他指出：“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这就是他强调“人力和人心”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所讲的“人力”是指人在战争中所发挥的战争实践中的战斗力，这包括人的体力、技术能力等各个物理和生理的力量。“人心”则是指人在战争中所发挥作用的精神方面的力量，这包括参战人员的思想力、心理力、意志力还有士兵的士气等各个方面的力量。毛泽东在人民军队建设过程中非常注重精神素质的培养，他对我们的人民军队有一个精神方面的评价：“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毛泽东所谓的政治动员，也就是动员“人力和人心”，所谓的政治参与归根结底是人力和人心的参与。
第二，历史主体具有“自觉的能动性”：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可能性。
在抗日战争中，政治动员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这种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是否可能呢？毛泽东的答案是明确的，实践也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性。这里的基本哲学根据是人类具有“自觉的能动性”。
虽然说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来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去争取去努力就不会出现。毛泽东对什么是自觉的能动性进行了定义式的论述：“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种人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现于战争中”。进而，毛泽东把这种自觉能动性的理论运用于对抗日战争的分析，指出：“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认为，战争中主观和客观是战争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的基本矛盾。战争的客观决定人们的主观，人们的主观又能够能动地正确地反映客观，反映客观越准确，意味着对客观规律的把握越到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就越充分，反过来，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也影响把握客观规律的程度。“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在毛泽东看来，“主观的努力”和“自觉的能动性”是同等程度的概念，作为人的主观方面，其程度的高低决定政治参与的程度，而这种主观努力的程度又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程度。我们这里要说明的是，人类所具有的“主观的努力”和“自觉的能动性”，为政治动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第三，战争中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张力：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现实性。众所周知，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战争力量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辩证统一。其中物质力量是基础，这是战争问题上的唯物论。但精神力量也会影响物质力量的发挥，有时甚至其决定性作用，这是战争问题上的辩证法。在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尤其是在指导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毛泽东非常注意研究和科学智慧地处理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辩证关系。他对抗日战争过程中政治动员问题的重视其重要哲学根据也在于此。“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五、几点思考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阐述的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思想，在历经时空转换后的当代中国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第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其实践主体仍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在这一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政党组织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和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都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广泛的政治动员，增强人民群众的信心，激发人民群众执行中央各项政策的积极性。在政治动员中，要紧紧围绕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正当的物质要求，为他们的政治参与持久的动力。
第二，在毛泽东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思想中，群众运动是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主要表现为完成政治经济社会目标而进行的动员式政治参与。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党往往是通过这种“动员式参与”，实现党和政府的动员目标。“动员式参与往往以意识形态为号召，以功能性社团、政党等民众团体作为凝聚民众、动员政治支持的手段，以组织化渠道和舆论宣传媒体取得公众的认可和支持，使其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和感召力”。实践证明，群众运动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特定时空范围内可能有效，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有其弊端。正如邓小平所言，“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动员的社会基础出现结构性变化，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形式也必须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要求我们适时调整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形式，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探索适应新形势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方式，探索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新形式新常态。
第三，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和真正自觉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动员的真正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也是推动人民群众广泛政治参与的根本基点。毛泽东说：“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欲速则不达’，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原载《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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