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话题】 高培勇：三任总理都问计的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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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高培勇
智编导读
1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其中，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建议，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大减税降费力度。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现年58岁的高培勇教授不但受邀向温家宝、李克强提建议，还曾给朱镕基讲课。此外，他还先后三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学习担任主讲人。
高培勇是国内财税理论研究与财税政策分析方面的权威。199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2003年至2011年，先后担任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党委书记等职务。2011年12月，财贸所更名为财经战略研究院，高培勇担任院长职务。2016年12月，高培勇出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
高培勇出席会议
向李克强建议降低企业税负和政府支出同步
据中新社报道称，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在参加李克强总理召开的座谈会的发言中援引大量数据表示，中国宏观税负情况与欧美国家相差不大，但企业负担确实相对较高。
他对征求意见稿中关于今年要减轻企业税负的表述表示认可：“我非常赞同报告中的一段内容，就是政府将继续推动减税降费，但减税的来源不是增加赤字，而是同步降低企业税负和政府支出。”
高培勇出席座谈会现场
他的话得到了总理的认同。李克强说：“的确，我们各种明目的‘费’太多，以及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确实要进一步加快减轻企业负担。”
总理当即明确表示，今年国务院将专门对此开展督查。“一定要按规矩征收税费，不在清单里的税费决不能收。要通过刚性措施切实降低企业非税负担，削减税费征收的弹性空间。”
减税降费的空间来自哪里？李克强很笃定地说，政府要真正与企业“同甘共苦”，真正过“紧日子”。
“没有企业的发展，最终都是竭泽而渔。”总理要求，进一步压缩一般性公共支出，进一步提高支出效率。
“‘压’出来的钱用到哪儿呢？就是要用来给企业减轻负担！”总理说。
他6年前就曾向温家宝建议继续减税
这已经不是高培勇第一次受邀进入中南海，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发表意见。
据国务院网站消息，2011年1月20日至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征求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当时，任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的高培勇在会上表示，要继续实施结构性减税，财政支出更多向民生、“三农”和促进结构调整的领域倾斜。
高培勇出席座谈会
温家宝在座谈会上讲了话。他感谢专家学者等社会各界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他说，大家畅所欲言，建言献策，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好《报告》稿、《纲要》稿和改进政府工作都有很大帮助，国务院将认真研究、吸收。
他说，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是做好政府工作的重要前提。要健全重大事项决策的规则和程序，进一步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国务院在作出重大决策前，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专家学者、基层群众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归根到底，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做出的每一项决策，最高检验标准就是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答应不答应。只有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切实按照人民的意愿办事，我们的政府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20年前给朱镕基讲过课
除了参加国务院座谈会提建议，高培勇还曾给朱镕基讲过课。
据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的《环球人物》杂志报道，1997年4月16日，高培勇第一次走进中南海。“高培勇同志，今天听你讲课的可能是你教学生涯中官阶最高的一批学生。但官阶高不等于学问高，论税收知识，我们都得听你的。别担心，尽管放开讲。”朱镕基的话让高培勇从容了许多。
没有讲稿，甚至没有打印好的提纲，像平时在学校上课一样，高培勇只带了一份手写的提纲。“看来今天我们要做笔记了。”朱镕基严肃地说。
高培勇很快进入了状态。始料不及的是，朱镕基开始发问：“你说中国的债务依存度已达到57.77%，我手上的数字却只有25%上下，你是如何算出来的？”高培勇微微愣了一下，旋即给出了答复。
高培勇出席座谈会
过了一会儿，听高培勇讲到税收“缺位”和各种收费“越位”所带来的问题，朱镕基又问：“你描述的情况很严峻，提出的问题很尖锐。是不是确切？”虽然心里有点发毛，但来不及多想，高培勇带着一种学者“认死理”的本能回答道：“这是通过典型调查得到的数字，应当是确切的。”朱镕基点了点头。
接下去，高培勇的状态渐入佳境，不仅思维清晰，语言也生动起来。这期间，朱镕基又有几次发问，但都面带笑容。其他领导或频频点头，或忙着做笔记。
不知不觉，时间到了，拟定的内容也讲完了。
“高培勇教授讲得很好。他结合我国实际，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使我们很受启发。讲课中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对高培勇的课，朱镕基做了这样的评价。
2011年3月，财政部主管的《中国财经报》刊发专访文章《高培勇：紧扣时代的脉搏》。
文章称，1959年1月，高培勇出生于天津市塘沽区一个普通小学教师家庭。高培勇从小跟随姥姥生活，姥姥身上所秉承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品质，对高培勇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
1967年春，高培勇走进学校，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写本书，成为文学家，曾是高培勇那时的一个梦想。初中毕业后，高培勇进船厂做了一名工人，梦寐以求的是，有一天能作为工农兵学员走进大学。
1977年恢复高考。虽然只读到初中，虽然复习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高培勇还是牢牢抓住了这个机会。缺少数理化基础，就选文科。觉得经济是门对国家发展有点实用的学科，又常见政府部门挂着财政局的牌子，知道国家有个财政部，便认定财政应该比较重要。于是，高培勇成了天津财经学院财政学专业的一名学生。
高培勇研究员在中国社科院财经院讲话
在77级的学生中，19岁的高培勇是个典型的“小字辈”。当大多数同学进入政府机关或大型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时候，高培勇毫不犹豫地报考了硕士研究生，开始步入经济学研究的行列。
硕士毕业后，高培勇服从分配留在天津财院做了一名教员。以后则报考人民大学王传纶教授的博士生，并在取得学位后，成为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的一名教师。2003年春天，调任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2016年12月21日，高培勇调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
报道称，采访高培勇，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字，忙。在他的办公室里，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武汉大学财政金融中心……各种文件袋摆了一地，一一记录着他的仆仆风尘。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个多小时里，电话声、敲门声不绝于耳。
难怪高培勇的妻子说，一辈子不忙的人少见，但像高培勇这样从来都忙的人更少见。高培勇却说，每当解决了一个问题，尤其自己的辛劳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作用，那种喜悦不是安逸的生活所能比拟的。
很想问问高培勇在生活中他是怎样一个人，终于没有说出口。谦逊、平易？他却说：“我哪儿有不平易的资本。”
他的一位研究生回忆道，“1997年6月我应约去他在人大的办公室谈我的硕士论文，给他带了一个水杯，他坚决回绝，非要等我答辩结束后再给他才行；1998年他作为东方之子接受央视东方时空采访，节目在全国播出时我打电话祝贺，他却一笑了之，表示不必过分看重和关心。”
他的另一位研究生表示，高老师在生活上非常随意，从吃上就可以看出来：爱吃醋溜白菜和醋溜土豆。
关于降低企业税负的最新观点
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跑路”的消息持续刷屏，引发了人们减税降费的关注。
2016年12月29日，接受新华网采访时，高培勇说：“所有人都热衷于减税降费，但是殊不知不管是税还是费，从来都是和政府支出绑在一起的，我们总要问你拿什么去减费降税？”
高培勇表示，如按照此办法展开分析，政府支出不变，税收和收费减少，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是财政赤字的扩大，而财政赤字扩大是必须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去弥补的。
这位深耕财税领域研究30多年的专家表示，未来减税可能是第一位的，但减税必须与减支捆绑操作，只有把减税和减少支出同时考虑在内，才能够实现降成本的政策。
2016年12月2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2016”上，高培勇表示，从宏观税负，即企业和个人所交的税总和来看，中国的宏观税负不比欧美国家高。但是，中国90%的税收是落在企业身上的，这是导致企业税负重的原因。
与中国不同，欧洲国家大体上55%是个人缴纳的税收。要把企业税降下来，首先需要改变税制结构。但问题是：“我们更多的百姓愿不愿意改这样一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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