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漫谈】 余向华：萧条背景下两届经济学诺奖“矛盾”的政策意味

【经济漫谈】余向华：萧条背景下两届经济学诺奖“矛盾”的政策意味

2017-02-03 余向华 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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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向华，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经济学家茶座微信公众号

萧条背景下两届经济学诺奖
“矛盾”的政策意味
如果将2008年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和2011年得主中的托马斯·萨金特联系起来，会发现这种授奖对萧条时期现实政策的强烈意味。
一、政策意味解读的意义
尽管诺奖评奖委员会申明其授奖依据，主要是考虑候选人以往的学术贡献及其所经历的时间检验，而与授奖时下的现实形势关系不大。不过，面对萧条的持续，从经济学的现实关怀出发，撇开技术性细节，解读萧条时期的历次诺奖授予的政策意味，还是很有意义。
因为以“人类幸福”为念的经济学，不仅是科学理性运思下的理论科学，更是一门经世致用、充满现实关怀的应用科学。这绝非主张经济学研究都必须急功近利地对实践指手画脚，而是说，由于经济学所研究的是最具普遍性的世俗利益问题，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对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和政府的政策实践均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而现代经济学，经由旨在表彰“对人类幸福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发现”诺贝尔奖之背书，走出了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徘徊状态，获得了一种新的权威性来扩张其相关思想的影响力，扩大了其“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态势。而政策影响，可以说是经济学经世致用的最典型体现，也是其思想力量的重大标志，正如首届经济学诺奖得主丁伯根所言，“人类幸福会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而经济政策则依靠经济学形成了它的洞察力”。所以，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力量之大，常常超出常人意料之外⋯⋯许多实行家自认为不受任何学说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因此，为彰显经济思想的力量，实践其经世致用的本性，非常有必要阐明其政策意味。
而就理论对政策的影响力而言，也许跳过深奥的技术细节，直指其背后所遮蔽的思想性结论，才是政府和民众更加关心的，也是经济理论能够真正掌握受众从而发挥影响力进而落实其经世致用本质的真正要素。因此，非技术性的解读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从政策意味角度解读的可能性问题
这种解读，是削足适履、无中生有，还是题中应有之意的深度呈现呢？
直接看来，克鲁格曼和萨金特的主要成果技术性都很强。克鲁格曼2008年获奖贡献是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等方面的贡献。而萨金特2011年获奖，则似乎更彰显了诺奖评选标准的典型技术导向：萨金特展示了如何用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来分析经济政策的永久性调整，主要用于研究家庭和公司调整它们预期与同时期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关系。但如果仅停留于技术层面，那么，与以往那些计量经济学之类的技术性获奖就别无二致。而鉴于近年来全球经济萧条之现实大背景下，各国寻求应对萧条的思想指导和政策药方的努力，如果仅孤立地、技术性地去看待两者获奖，就容易遮蔽其思想要旨，难以彰显经济学的现实价值，有脱离现实主战场之嫌。
纵观2006年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的历次诺奖，似乎都可体悟出其中蕴含着的对萧条现实的鲜明政策意味。比如，2006年费尔普斯获奖理由是其在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方面的贡献，“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长期和短期影响关系的理解”，对“经济学研究和经济政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2007年的赫维奇、马斯金和迈尔森，获奖贡献是非对称信息下的机制设计理论，该理论正是帮助政府和企业识别和提升市场机制有效性的重大理论；2009年的威廉姆斯和奥斯特罗姆，获奖理由是公共资源和公司边界等“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凸显治理机制的重要性，而本次危机的引发，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治理的失灵首当其冲；2010年的戴蒙德、莫滕森和皮萨里季斯，获奖理由是对“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问题的分析，这更具有鲜明的萧条时期关键问题指向性；2012年，罗斯及沙普利获奖理由是“在稳定配置理论及市场设计实践上所作出的贡献”，这种基于主体自由和理性选择的博弈实验基础上的市场设计理论，同样传递了自由市场机制取向及其有效性条件等政策意味。
而将2008年得主克鲁格曼和2011年得主萨金特联系起来，会发现这种萧条时期现实意味更加强烈。萨金特获奖理由中直接说的是结构性宏观计量之实证分析，但细看其颁奖词，强调的重点实际上落在政策分析上，即在宏观经济政策对失业率、增长率、通胀率、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的效应，以及理性预期在其间的动态因果联系方面的研究贡献。如果说奖励的只是其研究这些问题所用的实证方法，而居然对这种方法所承载并着力证明的思想毫不关注，这显然有点买椟还珠，不可想象。
当然，获奖理由的技术考虑也可落在对“预期”的研究贡献上，颁奖词中提到预期之处甚多，尤其强调预期与经济活动的动态互因是造成政策结论差异的关键。萨金特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在相关理论的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为预期的分析和实证提供了一种有着微观基础的结构宏观计量分析框架。不过，1995年理性预期学派掌门人卢卡斯获奖已因“预期”研究，2006年费尔普斯获奖也有很重的“预期”因素，甚至2004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获奖贡献中的时间动态一致性分析，也与“预期”密切相关。如果继续将萨金特的获奖归结为“预期”研究，似乎有“预期”过度之嫌。而预期的重要，正是因为其在政策和经济活动间的动态因果关系方面起关键勾连作用。因此，强调获奖的政策意味实际上也可以将预期因素包括进去。实际上，颁奖词中还专门提到“萨金特还提出了具有直接政策相关性的重要研究点”。在新闻发表会上，评审委员会已明确点到政策影响问题，说其研究在“经济学如何对于国家政策带来影响”方面，“都非常经典”。
另外，萨金特所撰写的《动态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等教材，都已是欧美大学研究生宏观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其技术性贡献之外的思想影响力，更是不能不考虑的。正如萨缪尔森所说，“假如我能够为这个国家写作经济学教科书的话，我才不关心是谁起草一个国家的法律。”
三、两种矛盾性的政策意味？
萨金特与2008年克鲁格曼，两人同为研究经济萧条的专家，但风格不同，基本观点和主张差异甚大。克鲁格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仅有精深的专业论文、在《纽约时报》等上的专栏文章也纷至迭出。而萨金特则属典型的学院派，数理风格严谨。最重要的是，他们分属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对立的两大主流派系中的代表人物，政策主张几乎全然相反：克鲁格曼属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非均衡，主张政府干预，并且在本次萧条时期，一直呼吁奥巴马政府实行积极的政策刺激经济，呼吁凯恩斯主义的萧条经济学回归；萨金特则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强调市场内在均衡，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放任，萨金特等通过政策无效理论与对通货膨胀的实证中，试图宣布凯恩斯主义终结。颁奖声明中专门提及萨金特研究了二战后许多国家推行高通胀政策应对萧条，最后导致的系统性回退调整。
在克鲁格曼获奖后的次年，这位成功预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新凯恩斯主义重要代表，曾经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演讲。他认为，主张政府干预无效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及基于“有效市场理论”的金融经济学，对本次危机发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并宣称，以数理模型见长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导下的近30年的宏观经济学，华美的数学外衣包裹之下，实际上是种沉闷的科学，“往好了说是基本没用，往坏了说根本就是有害”，这30年来中整个宏观经济学处于“黑暗时代”。因此，经济学界掀起了重大争议。理性预期领袖卢卡斯为此在《经济学人》杂志上专门撰文“为沉闷科学辩护”，批评上述“讥责”为“无稽之谈”。克鲁格曼随后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经济学为什么错得这么离谱》，进一步对卢卡斯和萨金特等所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展开批判，呼吁回归凯恩斯主义。
这样看来，萧条的发生、诺奖背书的克鲁格曼式批判，似乎都预示着理性预期学派所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行将终结。而富于戏剧性的是，此争论余音未了，2011年的诺奖居然就授予了萨金特这位主张政府干预无效的理性预期学派另一位领袖人物。
在对待政府干预态度上如此对立的两位宏观经济学家，在急需宏观经济思想指导的大萧条年代，相隔未久先后获得这一经济学最高荣誉，这种矛盾性着实有令人费解之处。如果说，面对全球经济萧条背景下各国都在努力寻求拯救良方的事实，在萧条正式发生的2008年，因预测萧条而闻名且强力主张政府干预以应对危机的克鲁格曼获奖，从政策上很自然也很容易理解的话，那么，在全球各国纷纷干预经济而未见成效、全球经济正面临二次探底的2011年，认为政府干预失灵主张自由放任的理性预期学派人物再度获奖，就似乎有点“不合时宜”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不过，诺奖委员会在对两人获奖理由的选择上倒是很相似，都打的是技术性贡献这种擦边球。克鲁格曼是因为其在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等方面所作的贡献，而萨金特则是“用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来分析经济政策的永久性调整”这种实证分析贡献。当泡沫破裂全球萧条拉开序幕时，预见萧条并主张回归凯恩斯干预主义的新凯恩斯主义代表者克鲁格曼获奖；而当全球经济干预政策效果迟迟难现时，强调主体理性和预期，认为政策失灵、主张回归古典自由放任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代表者萨金特获奖。在特定时期以特定方式选择特定的人，由此可以间接推想，或许这正是萧条时期诺奖传递某种特定政策意味的方式，意在凭借诺奖的影响力对全球经济形势表达某种观点，对萧条经济治理传递某种政策理念。
四、萧条持续背景下理性预期理论获奖的政策意味
当前，各国政府千方百计采取凯恩斯干预主义政策应对萧条，而萧条阴影持续不散。或许，基于萨金特等所代表的理性预期思想，重新审视萧条的根源和干预的理论基础，能够对萧条应对带来一些新的认识。透过实证分析技术细节的遮蔽，其经济政策思想大致可用几个关键词串联起来：作为微观基础的理性预期，作为跨期联系的动态因果，作为政策主张的宏观政策效应观。
首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激励相容。应对萧条，不能仅仅盯着政府如何加大干预力度，或许，恢复市场本身的自组织机能更为根本。因为，政策的微观基础是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的人及其活动。理性意味着都是自身目标优化的追求者，都会为此去收集和利用自身掌握的各种信息和知识，从而对相关政策和未来状况做出无系统性偏差的预期来指导自身行动。这些理性行动自组织下的市场秩序，是最终决定政策效应的根本。如果宏观政策与这些微观秩序不相容，将会扰乱民众预期，破坏市场自组织机能，最终陷入失灵。
其次，政策的制定需要立体性的思维。应该综合考虑横向和纵向的一般均衡趋势，制定系统化的、时间动态一致的政策。理性预期注重的不是马歇尔式的局部均衡，而是一般均衡。不仅包括同一时间维度上各市场、各类主体的一般均衡，而且，由于预期的跨期协调作用，会将不同时间层面的经济活动与政策拉入同一个时间层面来博弈互动，因此还必须同时考虑不同时间层面的主体活动与政策间的跨时动态一般均衡，以保证政策的时间动态一致性。如果只注重局部的、短期的干预效应，忽视全面的长期的动态一致性，相机抉择的盲动主义，会造出对预期的扰乱和市场自组织机能的破坏，则政策最终将会失灵甚至反噬。
再次，稳定预期即稳定信念。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与政策接收者的民众，其相互间预期的协调共识才是更重要的。民众的理性预期和主体行为与政府政策间的动态因果关系对政策效应有着根本性影响。在预期引发的跨时协调博弈中，如果双方的预期无法达成共识，则很难实现跨时均衡，预期引发的动态因果会使经济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中，引发经济的波动。为此，应该在时间动态一致的基础上保持政策的透明性、系统性和稳定性，引导相互理性预期的政府和民众之间，达成预期的共识一致，建立信任和信心。
最后，面对外生的冲击，政策介入即便是必要的，也不能过度夸大政府介入对“市场缺陷”的修复能力、过度强调介入的相机盲动。因为经济体系具有内在的自我调节和修复机能，而政府介入本身也是一种引发预期调整的冲击，任何系统性变化都会影响预期，形成新的动态因果。即便都是基于公益公利，相机决策的政策盲动性介入，难以踏准民众预期调整的节奏，也缺乏跨时的动态一致性，会破坏原已达成的预期共识，延缓均衡的动态调整。
（来源《经济学家茶座》第63辑，内容未经编辑。作者：余向华，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