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新刊】 苏剑：“新常态”与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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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剑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作者介绍 苏剑（1966-），陕西咸阳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学术委员。兼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副主席、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等学术职务。出版《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内外失衡下的中国宏观调控》等著作十余部，在《光明日报》《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金融研究》“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China Economist”等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曾先后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财政学会财政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学术荣誉。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释放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从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口红利也同样是“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口红利体现在劳动力供给充足、国民储蓄率稳步提高、年轻人比例较高、劳动力配置效率较好四个方面，有效的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即将进入人口负债期，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形势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的增长受到抑制，为了应对新的人口形势，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转向鼓励生育已经迫在眉睫。
关键词： 经济新常态；人口红利；人口负债；计划生育政策；鼓励生育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这是目前学术界基本达成的共识。那么，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根源是什么？面对“新常态”，中国的人口政策该如何选择？
本文试图回答这几个问题，将首先论述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最近35年高速增长的贡献，然后指出人口形势的变化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根源之一，最后讨论人口政策的调整，建议我国立即彻底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并转而鼓励生育。
一、人口红利是最近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十多年高速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经济增长的神话。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部分原因被归功于 “人口红利”。事实上，“人口红利”不单发生在中国，也同样发生在东亚，作为“东亚奇迹”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被普遍接受。
人口红利指的是经济体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的一种人口结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整体的生产性较强、社会负担率较低、储蓄水平高，这些都从不同方面对一国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其实质是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个国家要经历三种人口状态：（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首先经历第一种状态，然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卫生水平的改善，死亡率会急剧下降，从而进入第二个状态；随后，出生率也会快速降低，从而进入第三种状态。一般而言，每一个国家都会经历这三个状态，一个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程度会依次经历这三个阶段。人口红利就发生在第二个阶段。此时，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的时点不同，就出现了从高少儿抚养比到高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再到高老年抚养比三个阶段的不同人口特征，而人口红利就出现在第二阶段。此时，人口中工作年龄人口比重较大，社会抚养率较低，国民储蓄率较高[1]。
从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实现的“东亚奇迹”都发生在人口红利期。中国也不例外，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进入了人口红利期，实现了连续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不亚于“东亚奇迹”的经济增长神话。当然，造成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还有许多，比如经济改革等，但人口红利显然是重要因素之一。
人口红利通过以下渠道促进经济增长。
首先，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增长率较高，这直接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提高。人口红利与劳动力供给直接联系，在人口红利期，经济中存在更多的适龄劳动人口，导致劳动力供给增加较快，而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之一，更多的劳动力进入生产会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其次，人口红利有利于国民储蓄的提高。在人口红利期，社会抚养比较低，这就提高了储蓄率和投资率，有利于资本形成，从而带来潜在增长率的增长。
第三，人口红利期年轻人比例较高，而年轻人是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所以经济的技术进步率也会较高。
第四，在发展中国家，还存在跟人口红利相关的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影响。一般来说，当发展中国家处于人口红利期时，经济的高速发展往往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大量的劳动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农业部门进入工业部门，使得劳动力资源被配置到效率更好的部门中，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人口形势与经济的“新常态”：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
易富贤和苏剑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2015-2080年的人口展望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们考虑了中国人口变动的5种可能性，本文只考虑其中最可能出现的情形，即他们报告中的低方案 。按照他们的估计，在低方案下，中国的总人口将从2010年的12.67亿减少到2080年的7.35亿，减少42%[2]，如图1 所示。
图1 2000-2080年中国的人口
他们的预测跟其他研究者的成果差异较大：一是他们认为中国的人口峰值不可能超过14亿；二是峰值到来的时间比其他人的预测要早十几年。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峰值大概在2035年前后才会到来，他们认为中国的人口峰值很快就会到来。
中国的劳动力形势更为严峻。根据他们的估计，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在2015年到达峰值9.24亿，2080年的时候降到3.39亿，如图2所示。
图2 2011-2080年中国20-64岁人口数
65年时间，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减少了2/3，绝对数将减少近6个亿；平均每年减少900万，年均增长率为-1.54%。如果中国产出的劳动力弹性是0.5，那就意味着每年的潜在增长率因此一项就会下降近0.8个百分点；随着以后中国劳动力越来越短缺，中国产出的劳动力弹性将会逐步提高，如果达到美国的水平0.7，仅受此项影响，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将下降1.1个百分点。在中国经济金融“新常态”的情况下，1.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下降幅度是非常显著的。试想，2014年中国政府为了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维持在7.5%左右，使出了浑身解数，最后还是差0.1个百分点。
与劳动力数量的减少相应，中国的社会抚养比将迅速提高，如图3 所示。中国的社会抚养比2014年最低，为31.9%，到2080年将高达53.9%。
图3 2011-2080年中国抚养比
因此，随着中国人口形势的变化，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迅速消失，并进入人口负债期。在这一时期，工作年龄人口的比重下降，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储蓄率下降，社会养老负担将越来越严重，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大幅度下滑。
中国严重的劳动力锐减和老龄化形势，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对中国经济必将产生重要影响。在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人口负债期，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抑制中国经济的增长[3]。实际上，近年来的“民工荒”、劳动力工资快速上涨、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等现象无一不跟中国的劳动力形势密切相关。
三、面对“新常态”，中国需要立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并转向鼓励生育
面对如此严重的人口和劳动力形势，中国应该立即彻底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并转向鼓励生育。虽然有人一直担心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会导致人口爆炸，但“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实际上，经过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很可能已经不受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也就是说，中国新的生育文化和观念已经形成，目前这个极低的生育率很可能是老百姓的自然选择，而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最近一些网站对中国人生育愿望的调查显示，中国人的生育愿望已经很低。面对“如果放开二胎政策，你愿意生第二个孩子吗？”这个问题，60%的人选择“不生”，只有27%的人选择 “生”；在被问及“如果不打算生二胎，原因是什么？”时，80%的人选择“养育成本”太高。
如果担心立即彻底放开二胎会导致人口爆炸，可以采取“小步快走”的方式调整人口政策。比如，可以先在一些省份放开试点，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然后看情况逐步向全国推广；也可以按照育龄妇女的年龄设计政策，比如对30岁以上的妇女先放开。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只要调整就会有进展。这次“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就是一次非常好的探试，它的效果打破了所谓的主流人口学家“人口失控”的恐吓，让所有人都认识到了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
为了应对未来的人口新形势，我们不仅应该立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还应该尽快转向鼓励生育。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将是中国经济以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没有了人就什么都做不成，鼓励生育已经迫在眉睫。
（来源《人口与社会》2015年第2期）
注：
[1] 黄伊星.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综述[J].商,2014(20):39-40.
[2] 易富贤,苏剑.从单独二孩实践看生育意愿和人口政策：2015-2080年中国人口形势展望[J].中国发展观察,2014(12):60-76.
[3] 郭晗,任保平.人口红利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当代财经,2014(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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