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深刻把握国家经济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化调整，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突出问题的有力举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用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切实把市场与政府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重要。
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以来，一直被各界进行广泛地诠释、演绎和各种解读，尤其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别是政府的功能定位问题。现代市场经济中，不可能没有政府的作用，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不是政府市场谁多谁少的数学计算，而是应聚焦如何“更好发挥而不是更多发挥政府作用”。
从过往的历程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但是每一次面临经济风险时，政府总是当机立断作出重大战略调整，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新方向和新动力，使中国经济“逢凶化吉”、“化险为夷”。每当面临重大经济问题时，中国政府总是能总揽全局，相机抉择。我国政府对于全球经济形势变化的判断富有前瞻性和敏感性，既能以全球视野聚焦中国问题，又能以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谋篇布局中国经济发展，兼顾当前与长远利益，及时捕捉各种机遇和挑战，相机把握深化改革推进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和市场复杂程度越来越高，但政府始终保持对市场经济的高度调控能力。
与此相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过度市场化、自由化，政府职能不断受侵蚀、被削弱，从而丧失对现代经济的调控和治理能力；同样，一些发展中国家深受西方理论影响，从而使自身发展落入西方潜在的发展陷阱不能自拔，政府变成软政府，丧失了发展的诸多优势和良机。而另一些学习和借鉴中国经验的发展中国家，却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让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引起世界关注。
过去几年里，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尝试推出了众多的结构性改革举措，但是改革的进程和成效并不显著。究其原因，从表面上看是许多国家缺乏结构性改革的信心，而内在实质则是西方国家的政府职能无力承担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好，回旋空间大，以及对经济发展具备的宏观调控能力，中国率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成为结构性改革的实践者和引领者，不但给世界经济调整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更贡献了中国智慧，体现了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中国担当。
然而，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有一种误解，认为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都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所造成的，把经济失衡的恶果归结为政府投资驱动和粗放型增长。甚至有人简单地认为，产能过剩是政府干预造成的，政府干预什么，什么就过剩。按照这种逻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完全让市场机制自动发挥作用，而且只有依靠市场才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达到市场“自动出清”，从而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这是典型的经济学教科书逻辑。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多次证明，任何基于经济学教科书的逻辑都容易形成对中国经济的误判。事实上，发展中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发展得到解决，存量中的矛盾与问题，可以通过增量解决。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越来越市场化。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首先，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所提出来的近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五大重点任务。而完成这五大重点任务，离不开政府的作为。但政府的这种作为，是在市场决定性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与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向一致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逻辑在于让市场运行更顺畅，政府调控更加有效。政府通过顶层设计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的作用体现在问题导向和发展导向上，不能把政府宏观调控简单化地理解为政府干预。政府的作用是正面的和积极的，市场起决定作用是政府作用的直接体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尊重和充分利用市场规律，又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正在于既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可以更好地解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问题，从而减少无效、低效供给，为有效供给腾出市场空间，进而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整体跃升。
第二，在推动产业升级中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产业升级不是简单的新产业替代旧产业，它需要一个演进过程，不能只是通过市场简单出清，实行“休克疗法”，就能自动实现产业升级。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优化现有供给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提供新产品新服务，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这些任务单纯依靠市场力量不仅无法完成，而且周期很长。在需求不足的约束下，压缩产能并不可能提升经济增长率。相反，压缩产能可能导致一些企业倒闭，引发坏账表面化等问题，结果可能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收缩，经济扩张速度下降。再者，去库存的源头是消费的增长。我国居民消费增长速度一直较高，在不改变结构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消费的潜力和空间有限。未来10-20年，着力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加速城市化进程，是通过调结构来增加消费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新进城市人口的消费能力有限，政府需要通过一定的优惠政策释放消费潜力。比如，可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政府用举债方式收购二、三线城市的过剩房产，以低价向中低收入人群出售或出租，在增加社会福利的同时实现去库存和去杠杆。
第三，在投资引领中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经济转型，没有政府投资必然导致经济因需求不足陷入困境。通过政府投资可以扶持、引导经济结构优化，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现在要减少的是政府短期性、刺激性无效投资，政府短期刺激性投资和长期结构性调整投资可以有政策区别，但是不加区别地不投资或者少投资，就会阻碍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实现。事实上，只要政府投资推动中国经济升级，进而带动实体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问题能迎刃而解。因此，看待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一定要动态地看、长远地看。
当前，保持一定的投资水平，既有基础，也有必要，关键是要淘汰落后产能，优化投资结构。面对社会急需的一些公共服务遇到的资金瓶颈，政府可以通过推广PPP模式，吸引私人资本投向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效率。我国的投资潜力还非常大。我国目前的人均资本拥有量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仍然可以通过资本积累保持经济增长速度，鼓励政府适度合理有效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集中于沿海9个省市，而中西部地区发展仍然滞后。我国不仅存在整体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而且还存在着国内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的赶超以及全面小康应对的新农村建设。三者叠加，意味着我国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因此，增加合理有效投资维持未来10年到15年的增长，是可以实现的。此外，我国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的基础设施仍然很薄弱，政府作用的空间还很大，可以有更大作为。
第四，强化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现在的产能过剩，更主要的是区域经济发展中没有形成合理的分工。地方政府在分税体制下出于对地方财政的考虑，往往存在“见利就上”、“一哄而上”的短期化行为，只有地方利益观，没有大局观，区域经济产业同质化严重，形成重复布局、重复建设。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必然会触及一些地方、部门或个人的利益，历史欠账多、改革任务重的地区经济发展会出现更多困难，如何凝聚共识、协力攻坚挺过阵痛期，闯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路子，是对地方政府改革能力的严峻考验。
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地方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空间会更大，关键是地方政府需要有长远的大局观念。不考虑长远就是不作为，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是要求地方政府对当地长期发展负责，对地方政府责任心提出了更高要求。全国一盘棋，中央与地方齐心，地方政府要有看齐意识，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形成合力，克服分散用力、各自为政，乱作为的现象。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调研时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达地区要有新作为，欠发达地区也要有新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