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Chat ID Intro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动态 点击标题下「蓝色微信名」可快速关注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7卷2期 智编导读  本文将工人力量的变化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当中，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视角，考察了劳资间相对权力变化可能作用于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机制。其中，工人力量对劳动生产率的矛盾关系表现为，抑制工人力量以降低剩余价值生产的不确定和调动工人主动性推动技术创新之间的矛盾；工人权力对利润率的关系表现为，削弱工人议价力提高利润份额和改善对工人的分配促进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冲突。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剩余劳动力条件、劳动力再生产与就业体制变革共同塑造了工人力量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变化。参考社会学研究对工人力量类型的划分，本文寻找适当指标构建出工人力量变化的指数。经验分析显示，工人力量的相对下降对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起到了推动作用，也通过工资份额的下降作用于利润率的增长，曾经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这一作用机制正在受到工人力量上升和全球性生产相对过剩的挑战。当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不应再复制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利润修复”路径。 一、引言 劳动与资本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经济增长必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劳动与资本力量的对比作用于给定技术条件下剩余价值生产的实际过程，并且决定了劳资间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比例，进而影响剩余价值实现和资本积累的实际过程。因此在一些当代西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的视野中，特定的劳资关系制度安排，直接塑造了一定时期资本积累体制的运行模式，并由此引入了以劳资相对力量演变为基础关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和实证研究。 在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实践的代表性研究中，资本深化和人口红利被视为支持增长最关键的要素投入条件，但是其中的作用机制基本上限定在新古典与刘易斯的结合，即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抑制了资本深化所可能导致的边际报酬递减，使得劳动生产率可以随着资本深化持续提升；以及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增加经济剩余，通过高储蓄加快资本积累。[1]在要素投入之外，所谓全要素生产率的部分主要指由经济体制转型推升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及由技术进步与管理革新带动的微观生产效率。研究者普遍认为，随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由投资增长带动的资本劳动比的提升难以进一步推动劳动生产率水平，改善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微观生产效率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2]。 需要注意的是，在大量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研究中，资本与劳动仅仅是作为要素条件被观察的，这就不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意义上，劳资间对抗与妥协关系的复杂性使得剩余价值生产过程本身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在马克思那里，依托于足够规训的产业后备军队伍的构建，才能在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同时，保证劳动生产率更快的增长，从而获取剩余价值率乃至利润率水平的上升。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红利发生作用的机制等价于对资本积累有利的产业后备军条件，它不仅意指自然的劳动人口年龄结构，也包括制度和技术对劳动力供给条件的再创造，事实上反映了劳动与资本间的相对权力变化，是可以被资本积累的制度环境再创造的。如果不考虑中国改革进程中劳资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之于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仅将资本和劳动的投入视为自然的要素条件或成本优势，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完备的。例如，在经验研究中，资本深化表现为过往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卢荻，2015[3]）。但是，就规模以上工业部门的数据来看，资本技术构成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并非完全同步，例如，在1985-1995年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本技术构成（K/L）的平均增长率为7.73%，而劳动生产率（Y/L）的平均增速仅为2.61%；在1996-2007年间，同类部门 K/L的平均增速上升至10.22%，Y/L的增速则达到了17.69%。这一转变多被视为市场化改革“红利”的释放，使得要素配置更为合理、企业间竞争关系增强并带动持续的技术进步等。[4]但不应忽视的是，转折时点恰对应着中国改革过程中就业关系加速向市场化与灵活化转变，劳动与资本相对力量的变化可能增强了资本任意调配和裁减工人的能力，也保证了工人对资本意志的执行和对新技术与组织类型的无条件接受，从而带动人均产出的上升。 由于数据的局限性，中国宏观层面的劳动生产率计算多数是以增加值/就业人数的方法获得的，而非采用劳动时间的投入，这样就可能部分掩盖由超剥削或劳动强度提升所引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尽管学界对于中国改革进程中劳动关系演变是否作用于经济增长一直有所关注，但是由于缺乏对劳资关系变化过程的直接和客观度量，也就难以明确刻画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而这恰是本研究着力于突破的。 本文的具体研究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我们分析从战后黄金年代到新自由主义时期，工人力量的变化如何对应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体制变迁的典型特征，并梳理出工人力量作用于生产和分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同时说明考察上述历史经验和研究模型，对于分析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实践与未来趋势的意义。其次，综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关于工人力量构成的研究，寻找能够代表中国工人力量变化的指标，勾勒出改革进程中工人力量变化的轨迹。第三，考察中国劳工力量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以这样的研究视角进入：如果对GDP增长做一项简单的分解，即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就业人口增长之和。其中劳动生产率增长是GDP增长的主要原因，1978-2013年间中国GDP增长的85%可以归因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90年代至今劳动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是达到93%左右。故而，从生产层面来讲，相对于劳动供给条件的作用，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因，考察工人力量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我们主要从生产面也就是工人力量是否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入手。与之呼应，从分配角度来看，工人议价能力可能作用于实际工资水平，如果快速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可与较慢增长的实际工资率相配合，就能带来工资份额的下降，推动利润率的提升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积累。我们探寻改革的不同阶段中利润率变化如何反映了劳资间相对力量的变化，进而尝试寻找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源泉。 实证分析中，我们使用的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排除第一和第三产业是因为其中有大量不适用于劳资关系分析的就业类型，工业部门更能代表性地反映劳资间相对权力的变化；同时就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影响因素而言，即使考虑产业比重变动和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产业内的纯生产率效益依然是劳动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高帆，2007[5]）。因此，集中关注工业部门劳资关系变化作用下的增长过程，对于分析改革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增长有足够的代表性，并且更具可操作性。 二、工人力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历史经验和理论机制 在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研究模型中，劳资间的交易关系被称为“竞争性交换”（Bowles,Gintis,1993[6]; 鲍尔斯等，2011[7]），交易对象和违约行为都无法被准确认定，交易的结果只能依赖于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资本想要使得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最大化，当劳工力量相对更弱时（工人的失业成本越大，保留工资越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控制力越强），资本就越容易实现高生产率和低工资率的组合，而这取决于适宜的劳动力供给条件和劳资关系制度安排。 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重组和福特主义劳动过程加速扩散，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看来，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其意义不仅在于为资本积累创造了更高的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也提供了由增长的雇佣人员组成的规模更大的消费市场，加速了剩余价值实现，奠定了战后黄金年代快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8]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外，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也将这一时期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归结为刘易斯模型在发达国家的表现，劳动力供给作为包容性变量（permissivefactor），是支持高利润份额和高投资率的必备条件。当劳动力供给达到极限，无法满足经济体更多的需求时，工资势必会上涨，利润率、投资以及增长的表现无法再达到过去的高峰。[9] 除了劳动力供给的增长，一系列同样重要的关于劳资间权力划分的制度安排，促成了劳动生产率对实际工资比值的扩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积累。就此金德尔伯格也给出过有力的证据：50年代，德国工会着力吸纳更多的会员入会，是要让新生的无产阶级服从工会的规矩，帮助资本稳定劳动力的供给；同时，工会规定了实际工资增长只与物价同步，保证慢于劳动生产率增长。[10]在伊藤诚的叙述中，日本的情况与之相似，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这类典型的日本式劳动管理模式，正是以工人运动被驯服，工会只要求保持实际工资一定比例的上升为前提的。这些制度在当时确保了资本权威不被挑战，相对剩余价值的持续增长可以维持。[11]50年代，德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劳动份额占国内总产出的比重（60.1%）甚至低于战前经济危机时期(61.9%)。[12]而在日本1955-70年，工人实际工资上升了2.29倍，劳动生产率则上升了3.99倍。[13]美国的情况也并不例外，在二战后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中，尽管劳资间的协议规定了实际工资可以伴随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以工人放弃在车间的控制权为前提，并且绝不能妨碍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事实也的确如此，1950-1970美国非农私人部门实际工资对劳动生产率的比例下降了12.5%。[14]故而，曼德尔也将战后黄金年代冠名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大跃进时期。[15] 70年代起，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和实际工资增速提高的现象，使利润率和经济增速有所下降。原因被主要归结为黄金年代劳动供给优势条件趋于消失，劳资间妥协使得劳工力量上升，工资上涨对利润造成了威胁，却无视过去20多年的相对剩余价值积累和投资扩张事实上使得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一触即发。[16]修复利润的措施被指向了削弱劳工力量等新自由主义的方案，结果是使得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率差距进一步拉开。但是如何消化这一部分不断膨胀的剩余呢？在没有成规模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性投资机会的前提下，我们看到了资本流向后发国家试图完成对利润的空间修复过程，却逐步堆积起全球市场上更为显著的产能过剩；资本积累金融化的兴起；以及四处游离的过剩资本去构造和炒作新的商品形式。为了缓解劳动者实际收入增长停滞和产能过剩，降低利率增加消费信贷，和做大资产泡沫利用财富效应的做法，结果使得投资进一步过剩和市场风险提高。显然，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对70年代经济衰退的修复方案奠定了2008的经济危机。 在上述资本积累体制变迁的历史进程背后，事实上隐含了工人力量变化对于资本获利而言难以调和的矛盾，我们可以从工人力量对劳动生产率和对利润率各自存在的正、反两方面作用去观察。 （1）工人力量与劳动生产率的正、反关系 在劳动榨取模型（鲍尔斯等，2011[17]）和劳动生产率的社会模型中（Weisskopf,et al.，1983[18]；Bowles,et al. 1991[19])，劳工力量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韦斯科普夫等人发现，相比较主要考虑资本投入、技术进步的主流模型，加入了劳资关系因素的劳动生产率的社会模型对于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取得了更好的解释效果。黄金年代后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力量的逐步增长，导致资本在车间中的控制权威降低和劳动强度下降，这为劳动生产率的持续进步设置了障碍；失业成本降低、实际工资上升也威胁到了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的积累。然而，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瓦解工人力量重塑资本权威的做法，尽管帮助利润率得以一定的修复，却并没有为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提供动力。这就涉及工人力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 在对“冲突性”与“合作性”劳动关系的比较历史研究中，Gorden(1996)分析了1980-1990年代中期两类国家不同的经济增长路径。一类以美国为代表，被称为“冲突性”经济体，典型特征是通过抑制工人力量、降低劳动成本，以对工人的威胁去获取竞争优势；另一类以日、德为代表，被称为“合作性”经济体，以赋予工人一定权力，劳资间的信任与合作启动增长。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后，前一类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显著地低于后一类国家。[20]Gorden将原因归结为，当资本想要通过削弱劳工力量重塑资本权威的同时，却忽略了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对生产率的正面作用。而促进工人积极参与度的恰是那些推动工人力量提升的制度因素（包括：工人对生产率增长成果的分享；稳定工作的保障；对劳动者个体权益的保护等）。研究者Buchele和Christiansen（1999）将Gorden的工作又推进一步，考察了15个发达国家的工人力量与其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工人力量的有效制度保障（集体议价权、就业保护、社会保障）表现为合作性的劳动管理关系，会激励工人对技术和组织创新做出正的贡献，从而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21]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在技术范式稳定的条件下，工人力量的下降通过提升生产过程中资本的控制力，增强劳动强度，将能提升单位劳动的净产出。然而，如果生产技术的改进以及进一步的产品创新，不是完全脱离于工人的操作经验，而要依托于工人经验的累积和反馈，那么一味抑制工人力量就是限制他们的合作行为，从而取消了由劳动者的积极参与推动生产率提升的可能性。这就使得在原有技术范式的创新潜能发挥怠尽的情况下，冲突性的劳资关系只会加剧经济体的停滞。 （2）工人力量与利润率的正、反关系 工人力量作用于工资和利润的机制，包含这样三个层次：首先，阶级斗争影响实际工资水平。在马克思对于劳动力价值决定的论述中，特定社会与历史条件下必须的生活资料范围与数量一定程度上是由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力所决定的，这一观点在加拿大学者莱博维奇那里得到了更充分的阐述。[22]并且在资本积累的实际过程中，劳动力不同于其他受一般供求规律支配价格的商品，其供给和需求本身就会受到劳资间长期斗争关系的影响。[23]两种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直接影响到了工人最终获得的实际工资水平。 其次，工人力量影响工资份额。当工人力量越弱时，劳动生产率可能通过劳动强度的增加而增长；与此同时，工人力量弱限制了阶级斗争要求实际工资上涨的空间，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工资份额的下降。例如，李怡乐、孟捷（2014）对中国劳动力商品化程度与劳动份额关系的研究发现，由于劳动力商品化程度反映劳动力再生产对于市场的依赖程度，奠定了工人与资本谈判的物质基础，工人不受市场支配的生存能力越强，就越可能索要到更高的工资，因此工人市场议价力下降的时期同时也是工资份额明显下降的时期。[24] 第三，工人力量对利润率的影响存在三种不同的机制。首先，直观上看，工人议价能力提高将直接增加总产出中的工资份额，相应地减少利润份额。在对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下降的研究中，“利润挤压论”是一种代表性的观点，即认为在传统福特制生产方式促进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潜能趋于耗尽的同时，战后黄金年代工人阶级形成的较强的议价能力却使工资保持在相对高位，致使产出中的利润份额下降[25]，也就是说工人力量与利润率成反比。其次，尽管劳工力量提升可能直接使利润份额减少，但是考虑到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情况又会发生变化。如果工人议价能力提高，收入增加可以带动剩余价值迅速实现，从而使得产能利用率提高，而后者与利润率成正比，这就意味着工资份额的提高与利润率之间并非始终是相对立的，二者可能间共同上升。但是，这一机制发挥作用，要求产能利用率本身对于工人工资变化是灵敏的，如果产能由外部需求支撑，或者一段时期内过剩产能主要出现在非消费品行业，则工人工资变化与产能利用率之间不会有如此灵敏的关系。此外，有时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面对工人议价能力和涨薪诉求的提升，资本在没有更好的应对方法的前提下，故意闲置一部分产能来增强工人所面临的失业威胁，达到抑制实际工资上涨的目的，这时出现的结果是工人阶级被打压下来，然而利润率也没有得到恢复，即工人议价力和资本利润率同时下跌。[26] 总之，工人力量与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间矛盾性的作用机制反映了：资本主义难以长期处理好运用冲突性的劳动管理体制提升劳动强度获取更多剩余，和创建合作性的劳动管理体制推动劳动生产率可持续上升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寄托于失业威胁以减少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之不确定性的诉求，和改善分配以加速剩余价值实现提升资本使用效率之间的矛盾。 那么，上述历史现象和理论模型对于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历程是否有借鉴意义呢？在战后黄金年代的经济增长历程中，有利的劳动力供给条件和制度化的劳资关系安排是重要的解释变量，而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人口红利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关注；当前我们对中国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经济增速下滑的预期与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历有相似之处。回顾这段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理解过往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未来趋势和避免改革误区都是有必要的。与此同时，尽管人口红利的作用引起了学界关注，但是多数研究只是在人口年龄结构的意义上去考察其作用，较少将工人力量变化视为一种可被资本积累制度再创造的人口红利，并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有研究中，学者Piovani(2014)基于劳动榨取模型，分析了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工人力量被削弱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正向作用。她是将工资份额视为工人力量的代理变量，发现相比较资本深化的作用，工资份额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影响；而工资份额本身会受到各类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作用。[27]这里，尽管Piovani关注到了工人力量之于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但是这份研究更为直接处理的是劳资关系之于收入分配的作用。以下，我们就将对中国的工人力量本身到底是如何变化的做直接的解析。 三、中国工人力量的定义与衡量 上文所述激进政治经济学对于劳工力量之于宏观经济影响的系列研究文献，大多是以工人的失业成本作为工人力量最主要的度量指标，观察其对劳动强度，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水平的影响（Weisskopf,1983；Bowles et al.,1989）。劳动力的失业成本是指失去工作给工人带来的收入损失。直观看来，失业成本受到工人的现行工资、失业金水平和预期寻找新工作所需要花费时间的共同影响。更全面的，总失业成本还应考虑工人新、旧工资间的差额以及与就业相关联的福利资格的获取。与失业成本相比，一般的失业率水平只是工作稀缺性的相对指标，未能考虑失业者的替代性收入来源（例如，家庭的其他收入，社会福利，信贷支持等），以及前、后两份工资水平的差异等（Schor;Bowles,1987）[28]，而这些因素恰是工人相对资本的独立性、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和产业后备军内部竞争性的重要表现。 然而，如果要依照鲍尔斯等人对失业成本的计算方法测度中国工人的失业成本，存在一些重要的微观调查数据的缺失。例如，寻找新工作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和新、旧工资间的差异。我们仅能获知较长时间段内工人工资与非工资收入的差，作为失业成本的近似度量，无疑这将降低这一指标作为工人力量完全替代的可信度。同时，对于中国而言，改革进程中劳动法规的设定和执行力度直接影响制度化的劳资间权利划分；社会福利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为工人提供市场外的生存空间，限定了工人与资本“不合作”的能力范围；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再生产环境支持了低成本、高灵活性的半无产阶级化农民工劳动力供给；公有制与非公有经济间的劳动关系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因素共同对塑造工人的力量了产生了更本质的影响，理应进入到过中国工人力量变化的度量当中。因此，本文尝试构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条件和相关制度演变的指标，以记录工人力量的长期变化。 能够对我们的研究提供支持的是，赖特（2000）[29]与西尔芙（2003）[30]等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者对工人各种类型的议价能力的讨论。我们可在他们的基础上寻找适用于中国经济现实的、影响工人议价能力的具体指标。 工人阶级的力量包含组织力量和结构力量两种类型。前者是由工人组织能动性发挥创造出的工资议价和争取其他与就业相关权益的能力。组织力量一般表现为工人组织和集体谈判制度的覆盖范围。就中国而言，我们可以选取工会组织的覆盖率为衡量指标。当前尽管中国工会组织在工资议价上的主动作用有限，但是工会组织覆盖率的变化至少反映了改革进程中受劳动法规约束的劳动关系的比例变化，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工人抵御完全由资本控制的生产和分配过程。 结构力量意指工人在劳动力市场和生产过程中的特定位置赋予他们的与资本谈判的能力，具体包含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工人的市场议价力，反映劳动力市场上工人（及其技能）的稀缺性程度，以及劳动力再生产制度所提供给的工人可脱离劳动力市场生存的空间。中国改革进程中，可被长期观测的市场议价力影响因素包括：（1）城市工人与农民工的失业成本，等于两类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与其他非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社会保障收入）的差值，总体上反映了工资性收入在维持中国劳动力再生产当中的作用，失业成本越高意味着工人脱离资本生存的空间越狭小。（2）城镇单位就业工人工资与农民工工资的比例，也可视为正规就业人员与非正规就业人员工资比的近似，体现了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条件。这一比值越大意味着工人一旦落入次级劳动力市场的损失就越大，不仅提升了正规部门中监督者的监督效率，同时也抑制了正规部门就业者索要更高工资的能力。（3）城镇非正规就业的比重。反映产业后备军的储备状况，是影响员工易于被替换程度的指标，并且可以反映与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比例。（4）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去商品化程度，综合反映工人们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第二类指标是车间议价力，反映了基于技术和生产组织特征，工人合作行为对劳动过程平稳运行的作用，从而挑战完全由资本掌控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较为理想的观测途径是考察一定时期主导的技术类型和公司组织结构，能否赋予工人们运用自身所处的生产地位与资本进行谈判的能力。但是，由于缺乏宏观层面的理想指标，我们仅选择国有企业就业人员比重作为近似，这是因为一般意义上国有企业的劳动制度较多保留了社会主义合作性劳动管理体制的特征，工人终身就业的比例更高，这可能为工人预留了更多的空间与管理者就劳动过程的组织展开一定协商。表1给出了工人的各种类型的议价能力，我们选取的衡量指标及其在1981-2012年间的变化趋势。 通过对上述指标做主成分分析，求得工人力量变化的总趋势。由于失业成本等指标与工人力量之间是反向的关系，为保持所有影响因素作用方向一致，实际计算中我们将其他与工人议价力可能正相关的指标全转化为负相关，最终求得工人议价力负指数（即指数上升，工人力量下降）。数据KMO检验值（0.591）和Barlett球形检验结果（sig为 0.000），基本拒绝了变量间的独立性假设，可以使用主成分分析。各变量共同度至少在85%以上，表明原数据信息可以较好地由主成分来替代。表2方差贡献率显示可以提取到两个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这两个主成分的方差累计达到了92.5%，根据其对应的方差贡献率和输出的主成分得分，我们计算得到1981-2012年间中国工人总议价力变化的指数和变动轨迹。图1即工人力量变化趋势图，指数越大工人的议价能力越低。 图1显示：工人力量下降显著的年份除1989-1990之间外，还集中在1993-2006的长时段当中，2007年起工人力量的下降趋于停止，总体平稳状态下工人力量略有上升。这一变化与市场化进程中就业体制转变、农民工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再生产制度变化的总体趋势大体是一致的，事实上体现了劳动与资本相对权力关系的再造。 回顾表1中提及的部分指标，其变动展示了中国工人力量变化的内在逻辑。例如：①19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是中国工会组织覆盖率下降的时期，改革中新兴的工人阶级尚难以利用集体组织和调动集体力量，与资本形成有效的对话或抗争；2008年以后新生代农民工工潮频发，显示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能力事实上正在提升，尽管这种能力尚未得到法律的规范与保障。[31]②城市工人与农民工的工资比例在1992-2008经历长期上涨，2009年起开始下降。这一指标越大，则面向城市工人的工作岗位（或者有较强稳定性和劳动法规约束的正规就业岗位）越稀缺，工人们对这些岗位的竞争越激烈，资本借此可以对工人形成的控制力越强；而当农民工工资相对城市工人工资的增速提升，上述指标下降时，意味着可供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人口减少，资本凭借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条件和劳动力再生产环境差异，所能获取的成本优势和控制力所有减弱。③非正规就业比重（最快速的上涨集中在1994-2004年之间，2005-2010平稳上升，随后下降），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等指标都经历过大致相仿的时间趋势。总之，90年代起加快的经济改革增强了企业市场活力，然而在与市场机制相适应的劳动法规和社保制度尚未出台的阶段，就业关系非正规化，工人失业成本剧增极大限度地抑制了市场议价能力。以此同时，这一阶段中国以世界工厂的身份步入全球分工体系，社会主义合作型的劳动管理实践被迅速淹没，[32]而跨国工厂中低端制造去技能化的劳动实践也在限制工人的车间议价力。 总之，90年代以后推动资本积累快速进行的制度环境客观上制造了工人力量的相对下降，并与自然的劳动年龄人口条件一同形成了广义的人口红利。这一情境随2008年劳工三法的出台，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减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进而趋于转变。那么，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工人力量变化是否也标示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特征呢？ 四、工人力量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关系 （一）工人力量变化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图2给出了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变化，最稳定的长期增长发生在1996-2007年之间，2008年受到全球经济局势的影响有所下降，2009-2010呈现回升但是增速低于过去。需要注意的是因2011年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标准调整，使得我们估算到的劳动生产率由于涉及企业规模的提升和就业人数的减少，相比过往样本可能放大了实际的劳动生产率变化，但总体而言2008-2012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远低于过去十多年间的平均水平（见后文表6）。 以劳动生产率的社会模型为基础，[33]我们引入工人力量变化，考察这一变量在1981-2012年间是否对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模型（1）控制了传统生产率研究模型主要关注的资本密集度（K）和劳动者受教育水平(edu)，同时加入工人力量变化(Powerloss)和产能利用率水平(cu)。加入产能利用率水平是因为在经济相对萧条、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可能会有生产工人与固定资本存量的闲置，这将使得实际产出低于真实的技术水平，有必要控制由宏观经济波动引起的劳动生产率变化。 （1） 其中，y表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实际劳动生产率，是历年实际增加值（名义值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折算）与就业人员数之比。资本密集度k表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本存量与雇佣人数之比，资本存量数据参考单豪杰、师博（2008）计算的1978年基期存量和折旧率[34]，采用永续盘存法逐年推算出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本存量，并以历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为2012年不变价格。教育水平edu以历年大专以上学历毕业人数来表示，粗略控制劳动者技能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产能利用率的计算参考袁捷敏（2013）的方法，将每年实际产出外推到最大产出规模，二者相比得到产能利用率水平。[35]除powerloss是以上文测算的指数表示工人力量下降外，其他各变量皆为对数形式。单位根检验显示模型中所涉及的各变量皆为一阶单整， (1)式OLS残参项t值为-4.922，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小于MacKinnon(1991)给出的多变量协整检验的临界值(-4.4765)，说明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且Johansen检验显示变量间有三组协整关系，格兰杰检验表明工人力量、人均资本、产能利用率变化是劳动生产率的格兰杰因。我们可以用OLS回归观察出变量间的关系。 表5汇报了引入AR(1)较好地消除了误差项一阶自相关之后的回归结果：在控制资本密集度、产能利用率和教育水平变化后，工人力量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其中，资本密集度成每上升1%（1996-2007年资本密集度年均增长率为10%），劳动生产率上升0.86%；工人力量每下降0.1个单位（1996-2007年工人力量亦下降年均下降0.1个单位），劳动生产率上升2.2%。这意味着在资本密集度变化所体现的技术变革发生作用的同时，90年代中期以来工人力量的下降可能通过提升劳动强度，推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二）工人力量变化与工资份额和利润率动态  如前文所述，工人力量与工资份额间的关系表现更为直观，工人力量下降通过降低议价能力和提升劳动强度，使得实际工资下降而劳动生产率提升，进而导致工资份额降低和利润份额上升。图3给出了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资份额的变化，这一指标在1996至2007年之间呈现出长期的稳定下降。 相比较工资份额，利润率指标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国内外市场的竞争环境和税收制度变革等都会显著地影响实际利润率。为了集中关注劳资关系之于利润率的作用，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使用韦斯科普夫的利润率分解方法[36]，集中考察资本利润率与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率、产能利用率、资本构成几个指标间的关系，探究改革进程中劳资关系变化作用于利润率变化的可能途径，进而发掘当前阶段维系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面临的矛盾。 公式（2）是韦斯科普夫的利润率公式，这里的利润率可以看作全部剩余价值与资本存量之比的扩展利润率，工资份额为利润份额的反面；对工资份额和潜在产出-资本比分子与分母同时除以就业人数L，则w表示实际工资，y表示劳动生产率，CU表示产能利用率，表示潜在劳动生产率，表示资本密集度，下文计算中以上指标皆为去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值[37]。我们对资本利润率公式求变化率，得到(3)式。[38] 推动利润率变化的因素包括：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实际工资增长率的差额，也就是利润份额的变化；产能利用率的变化率；以及潜在劳动生产率变化与资本密集度变化率的差，即资本密集度上升能否推动劳动生产率更快的增长。根据图4利润率变化的典型趋势，我们将改革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表6给出了各阶段利润率及其影响指标的增长率均值。需要说明的是，图4和表6汇报的资本利润率仅为企业净利润率（排除了税收和利息支出），数值上净利润率及其变化率不等于（2）和（3）式中各变量直接计算得到的结果，但是不影响我们对于变化趋势的考察和基本的研究目标。[39] 表6关于工业企业的利润率变化阶段表现为以下： （1）利润率回升阶段（1978-1984）。改革之初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在原有生产力基础上逐步释放了生产活力，此时与效益相挂钩的工资制度改革还未起步，使得劳动生产率增速大于工资增速，利润份额稳步上升。政府开始支持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帮助乡镇企业低成本发展，城镇部门也开始尝试在集体、个体经济中增加就业渠道。但总体而言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尚未启动，各类影响工人力量变化的制度因素没有发生实质变化。 （2）利润率波动下降阶段（1985-1997）。除个别年份利润率的短暂回升之外，这一时段的利润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1985-1991年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甚至为负，直到1992年之后恢复正增长，且从1996年起劳动生产率增速才有了全面提升。与此相对照，工资增长率依然保持平缓上升，使得这段时间利润份额平均增长率甚至为负，而工资份额基本保持在30%以上。这一时期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相关的制度变革总体而言是较为缓慢的，国有企业尚未全面削减单位制的福利供给体系，没有将减员增效作为主要的恢复效率和利润的举措；而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也在放松和限制之间反复转换。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就业不足现象抑制了对劳动力更充分的使用，产能闲置的现象表现较为明显。总的来说，这一时期通过产业后备军队伍再造以推动劳动生产率上升和恢复利润率的机制尚未全面建立。同期资本密集度的提升未能对劳动生产率起到推进作用，反而通过产出资本比的下降进一步抑制了利润率水平。 （3）利润率高速上涨阶段（1998-2007）。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1998年国企下岗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峰，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大潮也随之到来。与劳动力被更为合理、充分配置相对应的是，就业关系的市场化和灵活化迅速推行，工人力量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得以出现。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利润率增长在经历了1998年的短暂下降之后，呈现了全面恢复的态势。由于劳动生产率飞速增长的带动，这一时期的实际工资增速也远高于过往，但是二者间却呈现出越来越大的缺口，工资份额从1997年的31.2%下降至2007年的19.6%，这一情景与前文所述，战后德国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期的历史极为相似。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工资率增长之间扩大的差额即可以用于资本积累的大量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密集度不断上升，同时带动了劳动生产率更迅速的增长，结果是产出资本比保持较高的正增长率。随着中国加入WTO，海外市场全面拓展，低单位劳动成本的中国制造优势发挥，2000-2007年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年平均在10%以上[40]，这使得产能利用率水平在此期间也表现出正增长。总之，上述阶段中利润率的各种影响指标都在向着对其有利的方向发展，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最有力的时期。 （4）利润率增速明显减缓阶段（2008-2012）。劳动生产率低于过去十年的平均值，实际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工资份额明显回升。如第三部分所示，随着劳动力供给数量优势减弱，劳动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优化，新生代工人权利意识增强，劳工力量停止下降甚至出现略微恢复趋势。这意味着凭借削弱劳工力量和超剥削获取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的空间已被压缩，资本深化难以推动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产出资本比下降。2008危机之后，受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净出口对GDP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跌至-6.2%[41]，这也使得中国工业企业中的产能过剩问题更为显现。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比较第三和第四阶段，1998到2007的十年区间中工资份额下降并未带来产能利用率平均变化率的下降，反倒是08年之后随工资份额上升产能利用率呈负的变化，这看似反驳了工人收入改善可能加速剩余价值实现并使利润率提高的假设，似乎引向的都是反对增加劳动者收入的结论。然而，如上所述第三阶段产能利用率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外需扩张作为支持的；对于08年以来实际工资上涨和外需缩水背景下的产能利用率下降，不应将原因简单指向当前国内工资过高威胁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而是应该在全球性的生产过剩背景下，拓展国内消费的空间，并且寻找创新性的投资增长点。 综上，工业企业利润率变化的动态显示：利润份额是改革总过程和各阶段中利润率变化最重要的原因。不考虑市场竞争环境、税制改革和原材料价格变动等其他因素，过去近三十年间，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工人力量的相对弱化提升了资本在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的主导权，在有更多新价值被创造出来的同时，属于劳动的部分相对降低，剩余价值率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差距长期拉大所提供的膨胀的剩余，事实上也推动了我们更为“任性的”投资和资本积累，制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最近几年出现了劳动生产率增速低于实际工资增速的情况，劳动供给条件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议价能力的提高的确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关键因素。2008年前后伴随《劳动合同法》出台和其他一系列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的落实，中国经济与社会已然形成了对先前快速市场化改革的一次“反向运动”，[42]削弱了资本过去的超剥削能力。我们处在一个调整的时点上，通过收入分配的改善、劳动关系的和谐化，扩大内需市场、并促使劳动生产率提升打破超剥削走向更为可持续的增长。调整的过程的确可能对当前资本利润率形成一定威胁，并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 那么，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回顾前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以及工人力量对于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各自存在的矛盾机制，这些都意味着简单重复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瓦解工人力量恢复利润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恢复利润率的资本积累体制并不等价于恢复经济增长，甚至对于长期增长动力而言是有破坏性的。[43]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秉持资本逻辑，尽管可以重新拉开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的差距，但是与剩余价值率增长和利润率增长相伴随的经济增长停滞和金融化却成为资本主义的长期状态[44]。对于中国而言，抑制工人工资合理增长降低生产成本，并不能帮助我们重新拓宽外需市场和吸引更多外资，因为标准化产品的产能过剩是长期困扰全球资本积累体系的固有问题，反而可能进一步挤压中国的内需市场；一味通过消费信贷或资产膨胀的刺激也将加剧金融市场上的风险，特别是误导资金流向。面对外需缩水、投资效率低，创新性投资增长点不足等影响增长的急迫问题，更为合理的做法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内，鼓励实际工资水平提升减少日渐凸显的产能过剩，构建更为和谐的劳资关系，寻求劳动力生产率可以持续增长的源泉，使之真正来源于劳动者创造性的发挥。 五、结语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中，劳资间相对权力的变化塑造了资本积累体制和经济增长的典型特征，如何形成劳资间权力的适度划分以减少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矛盾始终是资本主义难以真正解决的问题，这也在宏观指标上表现为工人力量对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存在的复杂影响机制。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工人的力量在各类制度因素的作用下不断变化。本研究分别考察了作为经济增长最重要动因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工人力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利润率动态反映出的工人力量影响分配格局和中国经济增长实践。在过往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中，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建立在工人权力被抑制的前提下，这也保证了劳动生产率相对工资率更快的增长即利润份额的上升，在产品需求大量依靠海外市场支撑的时期，利润率可以保持稳定上升。但是随着劳动供需条件变化和社会保护运动出现，工人力量的增长抑制了过往劳动生产率增长所依托的额“超剥削”路径，同时全球市场萎缩带来的产能利用率下降进一步抑制利润率增长。在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和理解资本积累体制良性运转必要条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要促成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健康增长，应当发挥出工人力量对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的正面作用，以合作性的劳动关系促进生产创新，以合理的分配格局减少生产过剩，使得市场上不断形成新的有生命力的投资和消费增长点。 注： [1]蔡昉：“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经济研究》2013（11）。 [2]蔡昉：“中国经济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中国社会科学》2013（1）。 [3]卢荻：“重塑‘中国模式’”，《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1）。 [4]张军，陈诗一，Gary H .Jefferson：“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经济研究》2009（7）。 [5]高帆：“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其因素分解”，《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4）。 [6]Bowles,S., and H. Gintis.,” The revenge of homo economicus: Contested exchange and therevival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993,7(1). [7]鲍尔斯等：《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治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孟捷：“战后黄金年代是怎样形成的？——对两种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5）。 [9] Kindleberger, C.P., Europe’s Postwar Growth: The Role of LaborSupp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pp.4. [10Ibid.pp.165. [11]Itoh,M.,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Japanese Capitalism, London: Macmillan, 1990,pp.145-148. [12] Mandel, E.,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1975)1999], pp.169. [13] Itoh, M.,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and JapaneseCapitalism, London: Macmillan, 1990，pp.149-150. [14] Brenner, et al., Regulationapproach: theory and history, New LeftReview,1991, No.188, p.94. [15] Mandel,E., Late Capitalism, London: Verso,[(1975)1999], pp.178. [16] Brenner R.,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the AdvancedCapitalist Economies from Long Boom to Long Downturn, 1945-2005.London:verso, 2006. [17]鲍尔斯等：《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治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8]Weisskopf.,“Hearts and Minds: A social Model of U.S. Productivity Growth”,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83(3). [19] Bowles, S., et al., After the Wasteland, New York: M.E.Sharpe, 1991. [20] Gordon, D.M., Fat and Mean, New York: The FreePress,1996. [21]Buchele，Christiansen.,“Labor Relation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1999,31(1). [22]迈克尔•莱博维奇：《超越——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3]David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The 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1982,p51. [24]李怡乐，孟捷：“中国劳动力商品化程度的变动及其对劳动者报酬的影响”，《经济学家》，2014（12）。 [25]参见BrennerR.,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the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from Long Boom to Long Downturn,1945-2005. London:verso, 2006对此类观点的综述。 [26]参见Bowles,Gorden,Weisskopf,. “ Business Ascendancy and Economic Impasse: A StructuralRetrospective on Conservative Economics, 1979-87”,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89,3(1)对80年代保守主义经济学之于美国经济影响的研究。 [27]Piovani,C., “Class Power and China's Productivity Miracle: Applying the LaborExtraction Model to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1980-2007”,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14, 46（3）. [28] Schor,J., S.Bowles.“Employment Rents and the Incidence of Strik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87 November. [29]Wright,E.,“Working-classpower, Capitalist-class Interests, and Class Compromi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105(4). [30] Silver, B., Forces ofLabor. Workers’Movements andGlobalization since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1]李怡乐，罗远航：“工人议价力之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2008年以来中国工人议价力变化初探”，《财经科学》，2014（5）。 [32]玛丽·加拉格尔：《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 [33]Weisskopf., “Hearts and Minds: A socialModel of U.S. Productivity Growth”, Brookings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83(3). [34]单豪杰、师博：“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 1978- 2006”，《产业经济研究》，2008（6）。 [35]测算方法参考袁捷敏，“产能和产能利用率新测算方法及其应用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该方法假设工业部门增加值呈指数增长，则有 ，求得实际产出对时间的回归，因产能产出永远大于实际产出，通过在回归式常数项中加入最大残差项，将实际产出外推至最大产出边界，得到历年产能产出值，进而求得产能利用率。本计算方法比较简洁，假设了某一期产能利用率可达到100%，且计算结果数值根据样本区间变化有较大差异，故而具体数值并无实际参考意义；但同时该方法可以较好地完成对长时间段内产能利用率变化趋势的基本估算（而本研究只是控制产能利用率变化之于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可以满足分析的要求，且该方法计算结果与中国经验现实比较接近，得出的结果与其他研究计算出的特定年份中的产能利用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例如：以2008为分界点，2001-2007产能利用率呈总体上升趋势，随后波动下滑，董敏杰、梁永梅、张其仔，“中国产能利用率：行业比较、地区差距及影响因素”，《经济研究》，2015（1）。 [36]Weisskopf, “MarxianCrisis Theory and the Rate of Profit in the Post war U. S. Economy”, CambridgeJournal of Economics,1979,3(4). [37]工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存量分别根据消费者物价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转换为不变价格。分析当中不再专门考虑不同商品类型价格变化差异对利润率的影响。 [38]谢富胜、李安、朱安东：“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和1975-2008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中国社会科学》2010(5)。 [39]包含税收的利润率和不包含税收的利润率变化趋势几乎是完全一致。工业企业利息支出数据仅在2000年之后才有稳定记录，在鲁保林（2014）的估算中，包含了税收、利息和管理人员非劳动收入的扩展利润率与净利润率变化趋势也是基本一致的。此处我们不关注非生产因素对净利润率的影响，不再专门区分。鲁保林：“中国工业部门利润率动态：1981-2009”，《海派经济学》，2014,12(2). [40]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41]同上。 [42]参见孟捷、李怡乐，“改革以来劳动力商品化和雇佣关系的发展——波兰尼和马克思的视角”，《开放时代》2013（5）。 [43]参见Wolfson,M.H., and D.M. Kotz,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Theory’, in T. McDonough, et al, eds,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Social Structural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 CUP, 2010. [44]孟捷，“新自由主义积累体制的矛盾与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学术月刊》，2012（9）。 推荐阅读 【理论探索】 沈越：中国经济学建设与中国实践 【理论探索】 韩文龙、刘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新进展（下） 【理论探索】 任保平：“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理论探索】 刘刚、张晓姗：中国高增长的“半城市化”调节模式 【经济探索】 郭冠清：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命题的重新解读   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  ∣ 长按关注  感觉不错，请点赞 ↓↓  Reward 长按二维码向我转账 受苹果公司新规定影响，微信 iOS 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可通过二维码转账支持公众号。 Scan QR Code via WeChat to follow Official Accou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