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冠清：“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争论”的反思
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持续高增长，似乎说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容问题”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命题，其实不然。我们尚不能证明在突破“贫困陷阱”阶段的高速增长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容的某些特征就一定在突破“中等收入阶段”或者更远的阶段能够有效。苏联在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以两位数增长最终解体的事例为此做了很好的注解。即便苏联的计划经济从1929-1985年能够以官方接近9%的平均增长速度增长（西方估计为4.2%），也由于苏联的计划经济在理论上存在着米塞斯称之为“理论核算”问题，不可能永久的持续下去。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回答社会主义是否与市场经济相容这一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并以国际可交流的语言揭示中国道路。近期由马云关于“大数据技术可以使计划经济更多一些”的演讲引发的回归计划经济的思潮也迫切需要我们回答：为什么在非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中计划经济在理论上不能解决“理性核算”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理性核算”问题？要解决这一包括资源配置效率和激励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问题的“理性核算”难题，我们需要重新反思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争论”，为现阶段我国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问题指明改革方向。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争论始于米塞斯1920年的著名论文（1920），经过20世纪30年代，延续到40年代。米塞斯认为，一旦废除私有制和市场之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为它缺乏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形成的“货币价格”这一最基本的计算尺度。一批经济学家相继加入到对这一观点的讨论之中。支持米塞斯的主要有哈耶克、罗宾斯。而反对米塞斯观点的学者却有两类。一类被称之为“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主要人物有迪金森、泰勒、兰格等。他们以一般均衡理论的思路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认为中央计划机关可以通过“试错法”来找到“正确的均衡价格”，从而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另一类反对者是以多布为主要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坚决反对把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之中。这类观点认为，计划经济，正是通过理性的社会计划来创造出一种秩序，取代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才显示出其优越性的。哈耶克通过发展米塞斯的观点，对上述批评米塞斯的两类观点做出反击。他认为，这两类观点都是以“社会计划者”拥有完美的知识的假设为基础的，而这种假设是完全错误的，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知识的分散化，也没有考虑到许多个人的有关“特定时空的知识”具有默会的性质；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问题也不是像兰格等人所想的那样如何确定和计算出“正确的均衡价格”的问题，而是如何建立能有效地利用个人分散化的、“默会的”知识的激励制度问题；更何况，市场价格的本质在于发现、传递和储存信息，而中央计划机关根本就没有这种功能。
到20世纪40年代末，争论似乎已经结束。学界普遍认为，兰格模式代表了胜利的一方，其实不然。从50年代到80年代，正当西方经济学界的公开争论趋于平静的时候，伴随着苏联和东欧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努力，在这些国家中，争论以“计划经济与市场之间关系”的形式再次出现。有趣的是：这次争论的主角却是在主张引入市场机制来完善计划经济的“兰格们”和主张“正统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多布们”之间爆发的。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原来倡导“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理论家开始结合社会主义改革历史来直接反思米塞斯们与兰格们的争论，并且几乎一致地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给予肯定（以科尔奈的评价最为典型）。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家也对这场争论进行重新评价，得出的结论与科尔奈基本相同。不同的是：由于奥地利学派的直接批判对象——“苏联模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经济学家的反思主要转化为对新奥地利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在市场和价格理论方面的差异的解读上。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学界，与20世纪3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大争论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文献日益增多，但直接以此为专题的单独的研究甚少，且对这场争论本身的评论，几乎都停留在是否有参考价值的层次上。更为严重的是，这类研究和评论没有正确理解争论双方就“经济核算问题”所作的不同假设，因而，误解了这场争论在理论上的某些重要性质。
首先，国内的学者基本上是站在兰格等“社会主义经济同情者”的立场来评论这场争论的，不仅对兰格模式的新古典主义性质缺乏清醒的认识，也对哈耶克等人的批评是否言之成理，缺少实事求是的评判。兰格等人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实为“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虽然这种思想曾经给社会主义能容纳市场机制提供过粗糙的理论根据，那也仅仅起到一种启蒙的作用。事实上，它不可能为转轨经济提供良好的理论指南。相比之下，不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事后证明：哈耶克等人对市场运行的理解要远比兰格等人更准确和深刻。兰格模式以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本身就染上了后者的所有缺陷。而这些缺陷正是转轨经济最应重视的问题。兰格模式及其追随者还值得重视的思想，也就只剩下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市场社会主义如何在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寻求平衡？而这正是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也是他们思想最富有魅力之处。
其次，国内的学者仅仅把这场争论视为一个经济思想史上的事件，认为这场争论的意义仅在于讨论了把市场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可能性，没有充分考虑到公开争论之后各方对自己的论点的进一步发展、反思、甚至于改变。对其他西方学者对争论所进行的周期性的不断反思，也缺乏清晰的了解，而这类反思经常运用了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实质上，这场争论最为深刻而又往往被忽视的内容在于对市场的两种理解方式之间的重大差异。米塞斯、哈耶克等人把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动态的竞争性过程，其中，通过价格的形成过程，分散化的知识得以传播到经济的各个角落，促成生产计划和消费计划的协调；同时，竞争充当着发现分散化的知识的作用。而兰格等人对市场的理解却是基于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假设市场参与者具有完全知识，这种分析框架根本无法用于说明市场的动态特征、市场如何协调经济等问题。我们将把这场争论拓展到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有关“计划经济与市场之间关系”的争论，把后者视为“争论原型的再现”，并对这一争论过程作了较为系统的分类描述和清理，包括论战各方观点的完善过程、对这场争论的主流评价的转变过程等，使我们对这场争论的性质和理论成果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在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大争论重新反思和梳理的基础上，我们将结合经济史对苏东实践和中国道路从“理性核算”的角度进行研究。初步研究发现，以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和中央专业部委的垂直管理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由于专业部委既无法通过改变产业分布来追逐更高的资本收益，也无法通过对资本收益计算和资产调整回避对下属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而且对这种模式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也难以解决这个问题。而具有“条块分割”历史沉淀的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却不同，由于地区间的竞争和公有制以外多种经济成分存在，使得地方政府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国有资产组合，并依据资本收益动态调整国有资产组合，从而成功破解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难题。
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是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从不相容到逐渐相容的历史，尤其是通过20世纪末的国企战略重组逐步形成的新型国有制实现形式更进一步解决了社会主义“理性核算”的难题。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竞争性行业，由于多种所有制的存在，重组后国企可以利用外在的市场价格信号进行经营，实现与市场经济兼容。在具有赶超战略亟须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国企起到市场经济的引领者和稳定器的作用，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的意义上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同时，通过制度设计安排，我国可以在战略性产业引入混合所有制或建立相互竞争的同类型国企来解决“理性核算”的难题。
尽管我国经过近40年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实践已经否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制度不可能相容的观点，对米塞斯提出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理性核算”难题、对哈耶克提出的“把社会主义与竞争性市场融合起来的结果，不过是件赝品而已”观点，从实践上进行了有利的挑战，但是，从理论上回答社会主义是否与市场经济相容问题仍然是一个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我们试图以马克思经典理论为基础，借助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经济史的研究成果，用国际可交流语言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并努力解决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从理论上回答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容性问题；二是如果现实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存在一定的不相容问题，有没有可行的平衡路径使二者更进一步相容，或者说能否以最小的成本促使二者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