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快讯（作者：林盼）2017年6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北京密云绿化基地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培训班”。经济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围绕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问题，作了专题演讲。经济研究所全体同仁参加活动。
高培勇在演讲中首先指出，智库研究凸显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大趋势。他援引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到的如何更好发挥哲学社会科学作用的“五个迫切需要”论断，以及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四十周年贺信中要求社科院成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的思想库”，认为这些表述证明，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对中国社科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李文海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历史学是一门具有重大社会功能的学科。要充分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就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探索历史的真实，把握历史的真实。把握历史的真实愈深刻，历史学的知识功能、借鉴功能和指导功能发挥得就愈充分。”历史学尚且讲求“以史鉴今”，作为实用性颇强的致用之学，经济学就更应当紧贴实际需求。目前经济学研究方面，供求的不相匹配，“货不对路”的情况比比皆是，研究成果普遍与实际有一段距离，不够充分而有效。因此，经济学研究急需一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优化资源配置格局，减少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着力提升供给质量。
高培勇进而指出，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并非互不搭界，两者均有“致用”的性质，这从中央文件中多次要求研究回答“党和国家所关心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表述中可见一斑。理论研究同样属于智库研究的一部分，大方向是一样的，区别只是与实践之间的距离。现在很多改革部署没有落地或打折扣，不少领域必须采取“非常手段”才能推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改革的上下共识没有达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理论研究者的“失职”。目前急需解决的就是如何从理论层面将中央的决策讲清楚、说明白。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提出了多种新概念，例如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等，有多少人把这些新概念吃透？诸如新常态与旧常态的差别到底在哪里？仅仅在口头上表达学习的意涵，在实际工作中却“穿新鞋走老路”，这种情况必须要有所改变。现实研究要有理论支撑，现在出现的各种“乱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要从理论层面加以解释。因此，智库建设首先要做的就是搞好学术、提高理论水平，智库不是点子公司，不知学术为何物者办不好智库，只有在了解事实、理论梳理的基础上，方能拿出合适的解决方案。
关于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的差异性，高培勇从四个方面进行说明。首先，智库要求“专业界限、专家身份”，特别忌讳“跨界”。学术研究有一个论证和采纳的过程，有“隔离地带”，因而“跨界”的行为尚可接受；智库则强调专业属性，由于智库贴近决策层，“人命关天”，因此非由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不可。其次，智库要有严格周密的研究调查过程，不能坐而论道，也不能隔岸观火，要求专家更加贴近决策、贴近现实。其三，智库讲究供需的直接对接，随时把成果交给需求者，随时与需求者沟通，了解其具体需要，这就要求专家直接触摸而非间接揣摩。“对口跟踪”的办法，或许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其四，理论研究可以居家研究、可以单打独斗，智库研究则须协调作战，必须要“主动出击”，必须要形成“集团军”，这样才能提高智库在重大决策中的影响力和参与程度。
高培勇还论述了经济研究所在智库问题上面对的挑战。他以担任所长以来的观察体会，认为经济研究所仍然存在一种相对偏好理论研究、轻视智库研究的现象。不少研究人员将智库研究与理论研究对立起来，认为智库只是某些研究室同仁的事，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研究成果的作用首先要看其是否有用、能用、管用，即使是看似非常理论性的问题，同样会对中央的决策成效产生影响。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这些表述的意义究竟为何，值得各位研究人员细加思考。同时，研究人员要有职业意识、产品意识，作为经济研究领域的从业者，无论是做智库研究还是做学术研究，这都是一份工作，而非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的业余爱好，必须要提供满足社会需求的经济分析成果，要对研究成果“终身保质”。作为产品提供的经济研究成果应当以有用、能用、管用为标准，立足于自身的专长，做出有影响力的成果，并向需要送达的地方和人加以“推销”。此外，研究人员应当有担当意识，要有为人民做学问的使命感。学问并不是个人偏好或兴趣，而是要将做学问视作一项同党和人民利益相关的事业。作为经济所人，应当以服务于党和国家的经济决策为己任，着力研究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高培勇着重强调，经济研究所拥有智库研究的独到优势，那就是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共居一所，建构在“两学两史”基础上的以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史学为主线索的三个学科板块，恰好同时形成了三个支撑点。经济研究所作为全国经济研究的“国家队”，数据来源充裕、研究团队结构合理，这些优势需要发扬光大。
高培勇最后表示，一个学者的成长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开始从写学术论文开始做起；逐步有了积累之后，开始写专著；随后又会在专著的基础上形成教材；最后就是“指点江山”，对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写政策分析、研究报告。所以，就学者的学术人生而言，智库研究算是其发展的最高阶段。未来四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2018）、建国七十周年和经济研究所建所九十周年（2019）、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2021）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将纷至沓来。如何以饱满的斗志和杰出的成果向这些庆典献礼，这是摆在每一位经济所人面前需要认真思考、慎重抉择且躲不过、绕不开的重要课题。时不我待，从今天做起，做好智库研究和学术研究工作，这是经济研究所当仁不让、义不容辞的天职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