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热点
触底的东北经济：复兴试验与产业政策
东北经济已经触底回升
东北地区是我国最早建立的重工业基地，曾经集中了我国的制造业全部优势，是共和国工业的“长子”，但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失速”，东北三省成了国内各省区经济增速“垫底”的省份。
“到底了，就有机会往上走了”
东北经济的振兴受到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最近，《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署名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的报道，以沈阳的经济复兴试验来探究东北经济走出困境的路径。
报道说，集中了大量重工业的整个东北地区，都面临着被远远甩在后面的风险。该工业区的衰落让北京面临一个类似困扰华盛顿数十年的棘手问题：如何重振那些处境困难的地区。
中国沈阳——路旁成排庞大的棕色砖体工厂曾是这座粗砺城市的中坚。如今，它们变得过时、多余，这里也成了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地区之一。
然而，一段较短的车程之外，一个新落成的工业园给了人们乐观的理由。去年，沈阳普祺工业科技集团董事长刘奇在这里创办了一座投资1800万美元的工厂，配备了嗡嗡作响的机器人，为德国车企宝马（BMW）生产零件。这座工厂和它创造的200多个工作岗位，只是中国政府为了振兴人口800万的沈阳、以现代制造业和创业公司取代举步维艰的国有企业计划的一小部分。“到底了，就有机会往上走了，”46岁的刘奇说。
能否实现振兴不仅会影响沈阳的未来，还会对中国的整体经济带来潜在影响。沈阳的困难代表着一个普遍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效益不佳、债台高筑的工厂太多了。如果北京无法对这些日渐衰败的企业进行彻底改革，并重振依赖于它们的群体，沈阳及周边地区——以及其他类似地区——可能会严重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
在美国中西部城镇那样的地方，沈阳的故事可能听上去并不陌生，它们也经历着重要行业的衰落或离去。在中国经济的繁荣时期，大量工厂、道路和房屋得以兴建，沈阳的重工业企业迅速发展，其中很多都是国有企业。大量财富涌入沈阳新建的公寓楼和大型购物中心。这里现在依然有一种工业气息，市中心的写字楼被设计成了几近统一的浅褐色调，和厂区匹配。
但随着中国的投资热潮褪去，去年，沈阳作为辽宁的省会城市，经济出现2.5%的负增长。在习惯了看似无限增长的中国，这个数字令人震惊。在预计会推动中国未来增长的高科技和服务企业发展上，其他大城市走在了沈阳的前面。
集中了大量重工业的整个东北地区，都面临着被远远甩在后面的风险。该工业区的衰落让北京面临一个类似困扰华盛顿数十年的棘手问题：如何重振那些处境困难的地区。
在美国，特朗普总统计划提高监管效率、削减企业税并重谈贸易协定，让工厂的工作岗位重新回到陷入困境的城镇。国家出面干预，试图以此刺激国内经济的情况在全球并不少见。但中国官员采取的方式，事必躬亲的程度要高得多——在中国事情往往都是这样。他们利用大量优惠措施和各种计划，试图吸引投资，进行企业升级。
沈阳是一个重要的试验场。为了扶持高科技企业，它成立了一个700万美元的基金，并承诺向一些科技公司提供3万美元的奖励，还提出降低优先领域公司的企业税率。
刘奇的工厂开在中德沈阳装备制造产业园里。产业园于2015年年底正式成立，以吸引先进的机器人、汽车零部件和其他工业领域的生产。政府为来这里办厂的企业提供30%的土地优惠、更高的监管效率和其他一些好处。普祺集团现在正在谈判，争取获得租金减免和廉价土地，供现在这家工厂以及未来的投资使用。
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张砚瓒说，自开园以来，已有140多家工厂完工或在建，总共吸引了近60亿美元的投资。“我们希望这个产业园能成为其他地方的榜样，”他说。市政府机构也通过提供补贴，努力说服本地的大学毕业生在沈阳创业。这项行动集中在一条快餐店和计算机店铺林立的购物步行街。2015年，这里被命名为创业创新大街。
在这里一栋办公楼的顶层是一家名为梧桐谷的孵化器企业，由两名出生于沈阳的商人创办。其中一间屋子是一家咖啡馆，起步阶段的创业者或是一边喝着卡布奇诺一边交流意见，或是浏览满架的商业书籍。隔壁，公用办公室里一张桌子的月租金是300元。这家孵化器企业现在有100多名成员，不久后它还将在沈阳开设第二间办公室。
“沈阳的发展不像北京和深圳那么快，但如果真的擅长自己的业务，创业公司在这里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生意伙伴马可一起创办梧桐谷的洪启凡说道。
沈阳的纳税人正在为这项行动贡献自己的力量。一些创业者有资格申请补贴住房，房租相当于每月30美元。今年，梧桐谷获得了中央和市政府发放的价值逾7万美元的现金。地方官员也帮助该孵化器的创始人通过谈判，使得总部的租金低于市场价。
25岁的沈阳本地人陶秋晨最近刚在梧桐谷租了一张桌子。他成立了一家名为红磨坊企业管理的派对策划公司。在不到一年时间里，陶秋晨已经雇佣了20名员工。这在一定程度上多亏了地方政府，后者支付了他创业时从银行获得的2.4万美元贷款的利息。政府项目“肯定对经济有帮助”，他说。
但和北京、杭州等热点城市相比，创业创新大街仍然相形见绌。坐落在东部的杭州不仅工资水平更高，而且整片地区都是创业中心。此外，入住梧桐谷的创业者抱怨沈阳缺少风险投资和人才。
沈阳的其他举措制造的声势似乎比带来的生意多。4月，一个省级自由贸易区设立了沈阳片区。在这里，公司可享受繁琐手续减少、土地价格优惠和其他一些好处。自贸片区的办公室设在一个巨大的、有圆柱的大厅，像是《星际迷航》（Star Trek）的场景。数十名商人和它们的代理正在排队注册公司。但自贸区的规定不要求这些商人在这里开办实质性的企业。沈阳附近一家农业公司的负责人田家玮注册了一家进出口公司，但不打算开设办公室或招聘员工。“我不确定能享受什么税收减免优惠，但我不想错过机会，”他说。
更麻烦的是：沈阳的刺激计划并非独一无二。“中国的每个省市都有鼓励投资和创业的政策，”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说。“如果东北各市只是做一样的事情，他们就无法与已经走在它们前面的那些地方竞争。”结果就是，即使官员行动积极，中国也可能会发现重振陷入困境的工业城市的难度，完全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样。“沈阳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前述工厂老板刘奇说。“就像烧在地上的草一样，会长回来，只是现在看不见。”
东北经济出低谷 数据证实非衰退
2017年8月19日，在长春举行的由东北大学联合东北三省四市政府共同举办的“2017东北振兴论坛”上，与会专家对东北经济取得了诸多共识：一、新一轮东北全面振兴取得令人振奋的进展，但全面振兴仍然任重道远；二、以科技创新驱动东北经济转型升级；三、建立东北大都市圈，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四、鼓励对口省市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合作办“特区”，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尽快取得重大突破；五、以增强国企活力为目标加快东北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六、东北民营经济须摆脱依附、做大做强；七、深入融入“一带一路”，提高东北开放水平。
据报道，论坛力邀到知名经济专家、东北科研机构、新经济企业领袖等千余人与会。周建平在开幕致辞上指出，到今年7月已有20多个国家部委和单位研究出台了支持东北振兴发展的政策举措和方案，实施了60多项专项支持政策。
国家发改委振兴司司长周建平指出，当前东北经济正逐步走出谷底，处于触底趋稳过程中。其中，吉林、黑龙江两省今年上半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分别增长了6.3%和6.5%，辽宁经济状况也较去年好转。与会专家认为，东北经济企稳回升，正在走出谷底，东北全面振兴取得实实在在的新进展，但同时，东北仍面临“体制病、结构病、生产方式病”的症结，走出困境任重道远。
周建平引用今年上半年东北经济的部分数字，说明此间的积极变化。今年上半年，东北新登记企业数量同比增长19.2%，增速居全国四大板块之首。其中，截至6月底，中国（辽宁）自贸区的新注册企业数达8817家，注册资本达1207亿元人民币。
同期发布的东北振兴指数研究报告则从政府治理、企业优化、区域开放、产业发展、创新创业、社会民生六个维度来考察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动态变化。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副院长、东北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凯在发布此次振兴指数报告时直言，东北地区的振兴指数从2011年的44.67增长到2015年的49.03，呈现稳中有进的态势，但仍低于全国在这一阶段从46.05增至52.36的平均水平，相对落后状态依然存在。他续称，稳中有进和相对落后是东北全面振兴的总体态势，但东北增速放缓，并非经济学上的衰退，“唱衰东北并没有根据”。
国企改革一直是东北振兴的重头戏，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中国东北振兴研究员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常修泽指出，振兴东北时要慎言国企做大做强，东北7076家国企中近一半处于非盈利面，并非所有国企都要做大而强，其中的“殭尸企业”就应斩掉，进而鼓励“国有经济做优做活，民营经济做大做强”。
如何认识振兴东北的产业政策选择
林毅夫团队：东北经济要破局还得从产业基础出发
据《21世纪经济报道》，8月21日，林毅夫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团队，为吉林转型升级开出新药方，发布了30多万字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报告发布后，引发了诸多讨论和争议。
8月31日，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课题研究执行负责人付才辉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回应核心质疑。付才辉认为，报告确实不是从体制论出发，而是从由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出发，东北经济要破局还得从产业基础出发。另外，他从多个方面分析他对吉林GDP增长率回“8”冲“10”有信心的几大原因。
《21世纪》：目前外界质疑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发展轻工业的产业建议质疑；二是认为报告只谈了产业政策，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制度问题。你怎么看？
付才辉：我浏览了一下各方对《吉林报告》争议的焦点，我觉得主要是集中在“发展的结构论”与“改革的体制论”上。如果是从发展的结构论出发的，争论的焦点是东北要不要再补轻工业短板。反对者大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赶超思维，认为轻工业太低端。
如果是从改革的体制论出发，争论的焦点是我们没有以体制改革作为分析的出发点。的确，我们的报告不是从体制论出发，而是从由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出发。
我认为，体制不是第一位的，因为体制是内生的，而且是在发展中解决的，而不是解决了体制问题，产业发展就会自发产生，也不是只发展不需要解决体制问题。诚如大家所言，东北确实存在很多体制机制问题，但这些问题全国也都存在，并非东北独有。
不论是计划经济时代东北的体制还是现阶段东北的体制，其实都是内生于其经济基础的，要破局还得从产业基础出发，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另一方面要使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迅速发展成吉林的竞争优势。我在报告中开门见山地引用了吉林大学赵儒默教授的观点：东北经济困境，在经济基础方面是“产业缺位”，在上层建筑方面是“体制固化”。“产业缺位”不仅直接造成东北经济的脆弱，而且也是“体制固化”形成的根本原因。
制度究竟是不是第一位的，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报告开篇在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时，就交待了这一理论问题。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言，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要有三个来源：中国的实践经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其中，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因此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应该不完全一样。但是，这一点认识在西方主流理论里是基本没有的，其理论经常把西方的制度和条件作为暗含的前提。
现代经济学中的宏观、金融、财政等领域的理论也直接把发达国家的相关经济制度作为暗含的前提，在运用于发展中国家时，通常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不同。
《吉林报告》所运用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正是基于上述三个来源，当然就不会认为制度是第一位的了。作为制度环境一部分的营商环境是内生于发展战略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前提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作用则在于完善软硬基础设施和对先行者外部性进行补偿，这样营商环境必然会好。反之，如果是赶超战略，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其生存靠政府扭曲要素价格或给予市场垄断权，营商环境就会差。
过去实施赶超战略。随着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了自生能力。这时，就要深化改革，取消各种扭曲。这种务实渐进的改革方式，是我国在总体营商环境不佳的状况下，经济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吉林省有不少地方通过这种改革方式破茧重生。比如我走访过的通化市，曾是闻名东北的“钢铁城”，当年的通钢事件是改革的反面例子，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通化利用其中药材的优势，确定实施“医药城”发展战略，现在已经赫赫有名。
《21世纪》：报告中提到，吉林省目前完全可能挖掘出1.2-3.6个百分点的新增长点，吉林省的经济增长完全有潜力回“8”冲“10”。这在目前东北经济形势下，是否太过于乐观？
付才辉：尽管近期吉林省以及其所在的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势头不及全国，但它们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是向好的。吉林省1996年人均GDP为5178元，位列全国第13位；2015年人均GDP为51086元，位列第12位。因此，可以看到，相对于全国所有兄弟省市而言，至少吉林省并没有如舆论所说的那样“衰退”。吉林省近20年来的相对发展速度超过17个省份，低于13个省份。更重要的是，目前吉林省有较大的后发优势增长空间，2015年吉林省的人均GDP只有天津市的47.32%。
只要吉林省能够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利用好后发优势，就完全能够实现其经济增长潜力。与吉林省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湖北省与重庆市就实现了高增长。2015年吉林省的人均GDP与湖北省和重庆市相当，但2016年湖北省的GDP增长率为8.1%，重庆市的GDP增长率为10.7%，而吉林省只有6.9%。这说明，即便是以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湖北省和重庆市作为参照系，吉林省目前完全可能挖掘出1.2-3.6个百分点的新增长点。因此，吉林省的经济增长率完全有潜力回“8”冲“10”。
然而，经济增长的潜力不等于经济增长的现实，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转型升级，挖掘潜力。然而，遗憾的是，吉林省经济发展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与东北地区一样，即，没有遵循比较优势型发展战略，这妨碍了对其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挖掘。
根据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目前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浙江是40.27%，而吉林省只有区区5.73%。这说明吉林省目前的制造业结构对就业的吸纳能力非常弱，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正好可以补上这个短板，是破除目前东北劳动力外流的根本之策。
轻纺业尤其是需要民营企业去大发展的，目前吉林的民企数量并不多。吉林可以通过大力发展轻工业来促进民营企业发展。针对吉林省各大产业集群中企业数目较少，很多产业还是国企尤其是央企“一柱擎天”的问题，我们在报告中专门有章节阐述打造五大产业集群。
只有在民营企业非常发达的地方，才能激活民间商业氛围，在一个由少数大型国企主导的地方，别指望商业氛围和营商环境能有多好。历史上的赶超战略导致轻工业集群和相应商业网络缺失。东北的轻纺产业集群和农业加工产业，以及与之配套的轻工业，是一切发展的基础。
事实上，近年来，吉林省在东北三省中之所以经济形势相对表现好，主要就是得益于包括食品、医药以及纺织等轻工业的快速发展。吉林省的轻工业占工业的比重由2003年的最低点19.88%持续上升到2015年的32.32%，提升了近13个百分点。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告诉我们，他很高兴吉林省的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最近超过一汽的产值。我们不能说汽车工业对吉林省不重要，而是要说明吉林的产业结构开始逐步步入良性。
除了补轻工业的短板之外，吉林省还必须淋漓尽致地扬长。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长”是其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以及长期沉淀的技术与人力资本。首先，受益于东北平原的自然禀赋条件，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以中药为主体的医药行业，成为吉林省产业结构中的长板产业。因此，大农业和大健康产业是吉林省首选的两个具有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的主导产业。其次，受益于吉林省历史的积累，汽车产业、石化能源、装备制造业成为支柱性的工业长板产业。再次，得益于吉林省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较高的人力资本与科技实力，健康、文旅与创意以及研发产业成为支柱性的（消费性和生产性）服务业长板产业。
因此，基于吉林省的潜在比较优势，我们认为，可以用五大万亿量级的产业集群谱系来统领吉林省未来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大农业产业集群、大健康产业集群、现代轻纺产业集群、现代装备产业集群、“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
吉林省如果按照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恶补轻纺产业集群的短板，按照不同类型的产业狠抓因势利导，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联合发力，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后发优势，一手培育本地企业一手抓招商引资，填满这五大万亿量级的产业集群，那么吉林省经济增长率重回两位数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21世纪》：东北似乎对外来资本尤其是外资的吸引力不足，你认为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是什么？
付才辉：我想到了“卢卡斯之谜”。主流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资本的回报率高，资本应该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但诺奖得主卢卡斯发现，在现实中，资本是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对此现象，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投资的资本回报率会低，资本就会外逃到发达国家。反之，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资本的回报率高，不仅不会外逃，而且还会有资本流入。因此，我认为，发展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使投资回报率提高，才是吸引外来投资的根本。
我去年冬天调研通化的时候，很多山东的药企在通化大手笔投资，令我印象深刻，改变了东北营商环境差刻板印象。2016年，通化市全年实际引进外省资金930.9亿元，比上年增长12.1%。通化市就是吉林省通过向潜在比较优势产业集群转型获得成功的典型案例。20多年来，通化医药健康产业年均增速28%，最近5年年均增速也保持在21%以上。
振兴东北离不开合理产业政策
西班牙对外银行研究部亚洲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夏乐最近为FT中文网撰稿，就东北振兴应选择合理的产业政策问题作了分析。
夏乐指出，“吉林转型报告”认为，吉林省经济发展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与东北地区一样，即发展战略违背比较优势型发展战略，这妨碍了对其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挖掘。报告指出，对于吉林而言，符合比较优势的工业化必须遵循先轻工业后重工业的顺序。“吉林转型报告”特别建议吉林打造五大具体产业集群来实现未来经济结构转型，包括大农业产业集群、大健康产业集群、现代轻纺产业集群、现代装备产业集群以及以新能源、新材料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
夏乐认为，“吉林转型报告”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在某种程度上这份报告代表着吉林省有关部门面对经济困境寻求自救的努力。
东北经济存在两个重要的“症状”。首先，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不是所谓经济突然“坍塌”的问题，而是长期经济增长相对乏力的问题。之前官方数字虚高造成快速发展的假象，而近几年政府挤压经济数据中的水分形成糟糕的统计数字，很大程度上是在为之前数字造假的买单。其次，近两年东北经济的确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暴露出当地产业单一的问题。特别由于传统产业在东北地区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东北经济受到的周期性冲击要比其他地区严重。
至少从症状上来看，东北的确需要引入一些新产业来丰富产业结构，在促进长期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地应对经济周期冲击。从这个角度来讲，东北经济的振兴的确需要在产业政策上做文章，“吉林转型报告”建议的引入和承接新产业的大方向应该说没有问题。
目前对于“吉林转型报告”的批评中有一类反对意见在社会上得到很多共鸣。这类意见从根本上反对利用产业政策进行振兴东北经济的思路，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应当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良好投资、经营环境的维护者，政府亲自下场扶植特定行业、企业的行为有越俎代庖之嫌。
夏乐认为，这样的思路可能更适合解决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面临的经济问题。在这些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应当来自于市场导向的创新，而政府的确应当安心于本职工作，做好公共服务和创造良好投资环境，让企业在市场中自行寻找发展方向。
但是东北地区面临的经济问题则不同，它本质上是一个产业相对单一的经济落后地区赶超的问题。事实上，过去几年中我国的其它内陆省份也不乏快速发展的成功例子。而在这些例子中，由政府牵头的产业政策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例如四川和重庆着力培育的电子设备制造产业以及贵州的大数据产业等等。从借鉴其它地区成功经验来讲，恐怕东北地区的经济振兴也需要政府在产业规划和引入新产业方面多动脑筋，多做工作。
目前世界范围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产业政策，并希望利用其实现赶超发展。据笔者所知，主要服务于拉美地区发展的国际多边机构美洲开发银行，也渐渐开始接受政府通过适当产业政策促进长期发展的概念。美洲开发银行也在不断总结一些拉美国家成功的产业扶植经验，并介绍给本地区的其它国家借鉴。总而言之，对于这些产业政策在国内和海外的成功经验，我们不应当视而不见，至少在实践上不能贸然否定成功产业政策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政府重视产业政策并非意味着就可以忽视公共服务和对投资环境的维护，恰恰相反，产业政策的成功极为依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良好的投资环境。这也是美洲开发银行在其政策实践中所总结出的经验。以“吉林转型报告”中提出的轻纺行业为例，根据2013年的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纺织行业国有化成分占比不到4%。因此引入和承接轻纺行业必然会涉及大量的民间投资，没有良好的公共服务水平和投资环境，报告中建议的政策难以在实践中落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意味着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水平和投资环境也是产业政策的一部分。而目前专家学者对于地方政府如何提高服务水平和创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建议，都可以作为产业政策的有益补充。
夏乐同时认为，若想振兴东北经济，除了地方政府自救的努力，中央政府也需要作出更多的配合。东北经济一个广受诟病的症结在于民营经济发展受到抑制，特别是法制环境对民营经济的保护不足够。然而对民营经济歧视和挤压并非是东北地区特有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年中，“国进民退”的现象在全国的很多地方出现。而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是互相竞争又互相模仿学习，这种模仿学习既可能带来正面的进步，也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因此，在改善对民营经济的保护，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方面，中央政府责无旁贷。
东北经济的投资环境的实质性改善离不开保护民营经济全国大环境的形成。在此方面，中央政府的工作仍有待改善，特别是在纠正部分地区涉及民营企业的冤假错案方面，中央政府需要作出更多努力。
东北经济发展面临的另一个障碍也需要中央政府的介入。由于人口外流以及老龄化现象，东北地区企业的社保缴费率在全国相比，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这严重削弱当地企业的竞争能力，也降低外来企业的投资兴趣。这种按省统筹的退休养老金制度对东北这样历史负担较为严重的区域来讲并不公平，特别是在东北年轻人口外流严重的情况下，它严重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能力。
年轻人离开东北地区工作，但是家里退休的父母却碍于退休金领取和医疗保障的问题，无法前往自己儿女的工作所在地与其长期同住。这样的情况对于东北地区的财政和这些退休人员本身来讲，都是沉重的负担。因此，由中央政府牵头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个人可携带的退休养老金系统，对于减轻东北地区财政负担，在全国范围内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有着积极意义。 （完）
（整理、编写、责任编辑：王砚峰）